旅台杂记

组团

    听说 谢老师要组织一个回族旅行团去台湾，我高兴得简直睡不好觉。不知为什么，心里对台湾的穆斯林竟有如此深的牵挂，而台湾那里没有我任何有血缘关系的亲戚。

    尽管现在两岸的关系和缓了许多，赴台的相关政策也宽松多了，但我们还是很低调，不张扬——这是我们给自己定的一个基调。按奉兄的意见就是“完全自愿，不勉强”。

    我们向台湾会馆旅行社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饮食问题，要保证全是清真饭。台湾会馆旅行社的唐总说尽量满足。他们和台湾方面一了解，果然不能尽如人意：全台湾只有台北、高雄和台中有清真饭馆，其他地方没有。唐总说，尽量想办法解决，这样我们就在今年的二月下旬基本确定下来。在不张扬的情况下要组织一个16个人回民的旅游团，也不是个简单的事，托靠真主，到三月初，竟组织了18个人的一个“回民旅游团”，旅行社还为这个团起了个很招眼的名称：“回族大家庭亲情互动赴台旅行团”，这18个人中还有两位汉族教师，能做礼拜的也就11个人。不管怎么着，团是组好了，行程也确定了，为了照顾全体，把原先定的去三个清真寺，削减到了两个：台北和高雄，钱也交了，时间定在3月18日。

    尽管我们很低调，但消息还是被有关方面知道了，对方很关切地询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要不要去送等等。好在就是一次“正式”的旅游，宗教色彩不明显。

 起飞

    我们的飞机是上午11点10分，旅行社要求大家在8点就要到达机场。这样我们就得老早从家里出发。我怕由于兴奋睡不好，就提前服了安眠药，妻子倒兴奋得一夜没睡好。

    到达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时间还早。大家很兴奋，都觉得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旅游，必须留个纪念，于是孙奉公先生把事先做好的绿色横幅亮了出来，大家站好，我拍下了这难忘的一刻。

    办理登机、行李托运、安全检查，一关一关地过，出发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安全带已经系好，飞机加速，起飞的那一刻，我心里确实很激动，这次行程只有短短的八天，我们却企盼了六十年！

    飞机设备很先进，还能显示现在飞到什么地方了，玄窗外是一片云海，过了山东，过了上海，现在是在海上飞行……

    下午两点飞机开始下降，当飞机降落在宝岛的那一刻，我们心底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的教亲们，我们来了，来探望你们了！

    第一天我们被安排在桃园下榻，无法和台湾回教协会的马秘书长见面，只好安排在次日的中午。

“国旗”

    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看到中华民国的标志的表格，突然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那是种什么感觉呢？自己也说不清。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学的时候起，老师就教育我们“五爱”，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就敬礼，几十年一直在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如果看到“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标志，马上就会跟 “敌人”、“罪恶”、“反动”、“仇恨”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到的电影中，凡是帽子上戴着这样标志的人也绝对不是好人。据一位长期扮演国民党军官的电影演员说，像他这样经常饰演反派角色的演员，出国访问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大陆人看到这标识，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精神紧张了，不再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了。将来如果两岸统一了，是用大陆的“五星红旗”呢，还是用中华民国的旗帜，都还是个问题。假若用台湾的旗帜，现在大陆上打江山的“老一辈”肯定难以接受，倒是年轻人会接受，甚至还会拍手；假如让台湾用“五星红旗”，恐怕难以接受的人比例一定会高于大陆。

    两岸互称“匪”时日久矣，这弯儿要转过来还真是要有一段时间哩！

 白将军墓

    3月20日早上，我们来到台北郊区六张篱回教公墓，拜谒为台湾的回教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先贤们。

    我们先来到白崇禧将军的墓前，白将军为台湾穆斯林做了许多实事好事，为繁荣台湾的回教竭尽了后半生的精力，深受台湾回教人的尊敬，他的墓地是当地一位穆民无偿捐赠的。马阿訇带领大家在白将军的墓前作了杜阿宜。在晨风中，我静静地听着马阿訇清晰而纯正的诵经，默默地为白将军祈祷。这位在民族危亡时刻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过的回回民族的英雄人物，过去被大陆称之为“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动头目”，曾被多少大陆天真烂漫的青少年所不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回回。后来当我从老人们嘴里得知白崇禧也是回回时，此前的那种“敌人”的印象一下子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无法跟“恨”联系起来。当然，大陆上早已经还原了白将军的本来面貌。白将军抗日时期的英勇善战，为民族尊严奋斗的形象也出现在银幕上。可以说，大陆在改革开放后，不管是不是基于“统战”的需要，总归还是把抗日时期的国民党将领的业绩如实地告诉给了自己的国民。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博得了人们的赞扬，也彰显了中共方面的大度。相比之下，台湾上层则显得有点“小肚鸡肠”了。

    除了瞻仰白将军的墓以外，我们还依次在谢松涛教授、常子萱伊玛目、张瑞蓂先生等先贤的墓前奉上我们虔诚的杜阿宜。这些在民国三十八年“逃往台湾”的回回人，虽然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无人提及，但总还算是保全了性命，而许多与中共并无“过节”、却因抗日时期参加过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有些瓜葛的回回人，而被整死、整残，其家属也受到牵连，谢老师的父亲谢植伦先生即是一例。谢老先生是“华北铁路工人破坏队”的一个成员，抗日时期还帮助过京西的八路军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给那里的部队送武器和药品，因为这个“破坏队”后来归国民党领导，而受到牵连，北平和平解放后，“反动党团”的头目都要去政府登记，然后送去劳动，谢先生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也得去抬石头修天安门广场，去北海公园挖淤泥。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谢老师一家还要背着“家庭出身”的包袱，更不敢提及曾规劝过父亲一起去台湾的姨父张瑞蓂先生。

    现在，谢老师夫妇站在张瑞蓂姨父的墓前，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啊！

    还要提一件事情，北平解放前夕，白崇禧将军还为北平的回教经学院提供了几百万元法币的资助，这笔钱并非用于“反共”，但因为是白崇禧所赠，于是被官方没收。此事现在还为被披露。白将军若有知，也许会无奈地苦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