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

一、回族的特点

回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州县都有分布。要想知道回族对祖国的贡献，首先需要了解回族的特点。

关于回族的特点，我们不想重复以往常见的那些说法，如“回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等等，因为这样可以赞誉任何一个民族，却不能揭示回族所独有的特点，这里，我们试图换一种视角来观察回族，并找出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乍一看来，回族没有鲜艳的服饰，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没有独立的语言，也没有太大的聚居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回族是一个没有鲜明特色的、平淡无奇的民族[2]；其实，只要细心观察，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内涵丰富、非常独特、颇有个性的民族。

第一，回族是中国13亿人口中一部分，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回族人口有 9816805人（五年后的今天已超过1000万人），仅次于壮族而居第二位；同时，回族也是全世界13亿穆斯林中的一部分，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与穆斯林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穆斯林世界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全世界50多个伊斯兰国家和欧美各国的穆斯林在以欣喜的心情和好奇的态度关注着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崛起的同时，也在关注回族这个特殊群体的状况。据此可以判断，回族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民族。

第二，回族是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最独特的民族，是多种族结合、多文化融和的产儿。回族的种族和文化DNA（遗传基因）最复杂，回族既不能说她是外来民族，也不能简单地说她是土生民族，她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在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内外多种民族和种族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纽带，以神州大地为活动平台和载体，通过不断交流、融和，在中华水土的滋养和中华文化的熏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和文化起点比较高、历史相对悠久的独特民族。具体而言，在人种上，回族是在唐代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东来的阿拉伯、波斯[3]商人为基础形成的“藩客”、以及后来蒙古西征、东西交通大开的条件下，大批东来的西域人（既有波斯、阿拉伯人，还有突厥各部人和中亚其他民族的人），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白族、傣族、满族等，不断融和而形成的，只是东西南北不同区域的回族中上述各族的成分所占比例有所不同罢了，这也是现在看来有些回族外表特征突出，而有些并不明显的原因所在[4]。在文化上，回族文化是在伊斯兰文化（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等交流、融和，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只是回族文化不是以上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和叠加，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和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

回族在种族和文化上多元融和的背景使她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备一种固本创新、兼容并蓄的文化禀赋和精神气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既继承了伊斯兰文化的两世兼顾[5]和终极关怀理念，又吸收了汉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厚德载物精神，西方近代文化的工具理性和效率观念，突厥文化的开拓、进取气质，蒙古文化的豪放、大气风格，藏族文化的睿智、豁达风度，形成了一种以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为核心、以汉文化为依托的多元多向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回族文化的结构是一心一体多元多向多层次。这也是回族尽管散居全国各地、身处汉文化的汪洋大海而不被淹没不被同化、生生不息、不断适应、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回族历史上人才辈出、尤其是杰出人才不断涌现的先天条件之一。据此可以判断，回族不是一个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单一的保守偏狭的民族。

第三，回族是我国除了汉族以外分布最广的民族。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青臧高原，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小山村……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全国两千多个县中县县都有或多或少的回族，有所谓“元时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其分布格局就像芝麻饼上的芝麻，星星点点——概括起来就是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

回族的这种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点，表面看来是他们的劣势——很容易出现一盘散沙、离心离德、甚至自生自灭的局面；其实这是他们的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种难得的和无与伦比的资源，是一种历史的馈赠，是任何一种人为的力量难以做到的。首先，这种分布格局为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充实自我、丰富自我提供了地缘优势和便利。生活在祖国各地、天南地北的回族，主动向其周边的民族学习，学习其长处，吸收其优点；如居住在中原和江南的回族学习汉族的优秀文化，农民学习其精耕细作的技术，工人学习其先进的工业技术，知识分子学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6]；与蒙古族和藏族相邻的回族则学习游牧文化的长处，和从事林牧业的技能；居住在海南岛等沿海地区的回族还学习渔业文化，有些甚至成为地地道道的渔民；居住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回族甚至有机会更早地接触近代西方文化，他们办报纸，鼓吹新思想，搞实业，信奉“实业救国论”，成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先驱者之一。其次，这种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点，造就了回族很强的适应性——既能适应各种严酷自然生态环境——从高山到平原，从沙漠到绿洲，从温带大陆性气候到热带亚热带气候，也能适应各种严峻的社会环境，善于与具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人相处，能屈能伸，能进能退，可高可低，可入可出，外圆内方，一切因变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不变的是其核心价值观——敬主、顺圣、爱人，自由、平等、宽容。据此可以判断，回族不是一个画地为牢、自我封闭的民族。
第四，回族是一个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民族。我们通常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游牧民族，那个民族是农耕民族”，而对回族则无法如此简单地加以界定，因为回族从历史上就形成了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7]的特点。从经济结构看，回族既有农业，也有牧业，既有手工业，也有商业，甚至还有渔业、林业，改革开放的今天，回族中也有颇多从事信息产业、国际贸易、金融、现代高科技产业的人才。目前，从各民族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在本民族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回族有其鲜明特点，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的资料，回族从事第一产业的占59.6%，藏族占86.4%，蒙古族占71.1%，维吾尔族占80.4%，汉族占63.0%，全国平均为64.4%，回族低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和全国平均数；回族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8.0%，藏族占3.6%，蒙古族占10.2%，维吾尔族占6.7%，汉族占20.5%，全国平均为19.5%，回族高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而接近于全国平均数；回族从事第三产业的占22.0%，藏族占9.9%，蒙古族占18.4%，维吾尔族占12.4%，汉族占16.3%，全国平均为15.9%，回族高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和全国平均数。在整个第三产业中，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回族占其总人口的13.82%，藏族占2.51%，蒙古族占6.77%，维吾尔族占5.49%，汉族占9.52%，全国平均为9.18%，回族高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和汉族及全国平均数[8]。从职业构成来看，回族既有大量农民，也有相当可观的商人，更多的是亦农亦商，还有牧民、手工业者，近现代还出现了办大型工矿企业的实业家，还有较多的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儒士、诗人、词人、剧作家、医药学家、天文学家、建筑学家到近现代的教育家、报人、学者、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各类经济、金融、外贸高层管理人才、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等；如今从事餐饮、服务业、劳务经济和旅游等行业的则越来越多，正可谓“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各种层次，一应俱全。

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造就了回族思想活跃、思路宽广、做事不死板、不教条，能够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时俱进，适应各种环境，甚至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险恶的处境，根据需要，亦农亦林亦牧亦工亦商亦学亦仕，没有什么过分的乡土观念和农本意识，秉持“普天之下皆乐土”的理念，四海为家，随遇而安，走到哪里，耕耘到哪里，开发到那哪里。这也是回族在历史上特别是清代虽惨遭屠杀、驱赶之灾和奴役之苦，却能够绝处逢生，压而不跨，百折不挠，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

当然，回族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特点以及历史上动荡不安的生活经历对民族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在有些回族身上表现出做事见异思迁、急功近利或浅尝辄止的倾向，缺乏一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恒心。这些弱点与回族的历史遭遇有关——恒心来自于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心”，过去封建专制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更谈不上对私有财产和其他劳动成果的尊重和保护，那种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无法使人做长期打算，只能得过且过。因此，对历史上形成的这种弱点，首先需要正视它，其次需要逐步克服它，关键是本民族自身要做到“文化自觉”，发扬长处，克服短处，而不能讳疾忌医。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回族当中，越来越多的有头脑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时代，特别是包括宪政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等在内的政治文明建设不断进步，私有财产和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护，这些为克服部分回族身上存在的上述弱点，强化长远目标意识和长期奋斗观念提供了客观条件。可以预料，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成熟，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优势将会日益凸显，尤其是对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市化进程，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据此可以判断，回族是一个在神圣世界信仰一神论而在世俗世界却是一个拒绝单一、喜欢丰富多彩的民族。

第五，回族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爱国情很浓的民族。表面看来，回族种族基因和文化基因多元，散居五湖四海，没有独立的语言，没有统一的服饰，且各地回族经济文化发展差异很大，大传统中又有小传统——给人一种一盘散沙的感觉。其实，回族是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民族，她虽然散居各地，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有一种深深植根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深处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发挥着作用的无形的精神纽带和心灵上的高度默契，把全国天南地北的回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声色兰[9]化知己”、“千里远行不持粮”的说法，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和体现。一个回族，无论走到哪里，哪怕背井离乡，凭着一声大家熟悉的问候语——“色兰”，就能找到“知音”和“自己人”，就能一下拉近彼此的距离，消除异乡人的陌生感和孤独感，找到安身之所，获得归宿之感。这就是回族的内聚力的表现。

然而，回族的向心力和内聚力是与他们的爱国情感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回族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回族的载体，是其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正如回族所崇敬的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所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只是回族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她把对祖国的感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回族对祖国的爱是一种深沉爱，她希望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为此，她不遗余力，全力以赴。

且不说回族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辱，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仅就我国清朝末年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所具有的卓越表现，就足以让人感到震撼和钦佩。当时的留日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该刊发刊词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任人宰割，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机状况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回族知识分子高瞻远瞩，胸怀博大，针对同盟会成立之初提出的“革命排满，建立共和”的口号，明确提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主张，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10]接着回族知识分子用回族先辈对祖国的伟大贡献来激励当时的回族青年，说：回族“良臣猛将代不乏人，伟业丰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今者欧风骤，美雨狂，边云急，岁月寒,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援拯苍生”。在一种浓厚的“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的氛围中和一片“排满”、“仇满”的喧闹声中，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民族本位，提倡各民族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同德，一致对外的主张，至今读起来仍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充分表现了百年前回族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当时，同在日本的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受到这一主张的影响，后来，他逐渐摆脱了笼统“排满”的思想，提倡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他对回族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说道：“中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11]据此可以判断，回族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爱国情很浓的民族。

 回族的特点还可以列举一些，但主要就是这些。

明白了回族的上述特点，就容易了解回族对自己的定位、对其他民族的定位、对祖国的定位，就容易理解回族的爱国主义情感何以如此浓烈，回族对祖国的贡献何以如此巨大，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方式何以与众不同。
二、回族的主要历史贡献

回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与各民族一道，为国家的统一和振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政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闭塞、军政关系紧张、民族矛盾尖锐的云南，发挥高超的政治智慧，为国为民，治理、开发云南，为维护祖国西南边陲的稳定，国家政令的畅通，建立了卓越功勋。明代，杰出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率领由近3万人和208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先后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航行10万公里，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蒙巴萨，传播了和平，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他的航行比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20世纪末他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东方唯一的世界航海家。他为国家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明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海瑞，清政廉洁，刚直不阿，敢于对强权和腐败势力说“不”，他有胆有识，犯颜直谏，撰写的著名《治安疏》，洋洋洒洒，矛头直指嘉靖皇帝的过失，史称“天下第一疏”——“清官海瑞”成为千古美谈。“五·四”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马俊以其赤诚的爱国心、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雄辩的口才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他组织、领导天津的罢市、罢课运动，并作为天津代表赴京参加新华门总统府前的请愿，当面义责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迫使北洋政府接受代表们的要求，拒绝签署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他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回族在国家危难之际，总是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马辰在官涌、东涌和攀石洋战役中，奋力剿防，屡建奇功，深得林则徐的的称赞。郑国鸿以浙江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他与其他官兵一道，数次击退英军，最后他与敌人血战六昼夜，身创数十处，壮烈牺牲。消息传来，道光帝“览奏为之坠泪”。在第二鸦片战争中，沙元春以天津镇标右营游击率领士兵进行大沽保卫战，身先士卒，亲燃巨炮，痛击敌舰，击伤敌军百余人，后为敌方炮弹击中，英勇就义。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朝鲜平壤战场上，清高级军官左宝贵，在主帅投降、众将退逃、制高点沦陷的紧急关头，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虽身上数处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长驱直入，直逼中国的心脏北京时，清记名总兵马福禄率领甘军开赴廊坊参加了“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百余名回族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给侵略者以重创；马福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镇定自若，指挥官兵誓死捍卫京城，最后和他的族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等血洒正阳门，全部为国捐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窃据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置国家主权于不顾，已经草签了条约[12]。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13]，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沥胆，沥血以告。”[14]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东北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抗日英雄马本斋司令的率领下，在平汉铁路沿线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转战冀晋鲁豫边区，在六年的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共歼敌3.6万,攻克敌堡、据点数百处,冀中军区曾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铁军”锦旗一面。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回族抗日爱国将士，如著名抗日爱国将军白崇禧于1936年6月就与李宗仁、陈济棠以两广兵力组成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中央对日宣战；抗战期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等身份，参与制订凇沪战役作战计划，协助李宗仁指挥；代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责，指挥武汉保卫战，击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过百，击毁敌机百余架，聚集武汉的我方人员与物资也得以西运；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行营主任，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指挥桂南战役，收复昆仑关。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万多人，虏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台儿庄大捷”被认为是我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第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士气，振奋了全民抗战的信心。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在回族中的影响，出面组织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动员全国回族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而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高级将领叶剑英等保持联系，提倡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保护了一批抗日爱国的文化人和其他进步人士[15]。当抗战处在相持阶段的时候，地处西北边陲，远离战场的青海回族儿女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不但捐款、捐物，而且以马彪师长为代表的河湟健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沙场，令日本兵闻风丧胆。若知详情如何，请看本书政治篇相关章节
在和平时期，回族以出色的理财才能和创造性的劳动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早在南宋时期，回族的先民在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泉州为最大最繁忙的外贸港口，长期由回回人掌管。香料富商蒲寿庚，因理财有方，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类似于今天的海关关长或港务局局长），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中书左丞；其后由另一位回回乌马儿继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回回财政高官，理财有道，管理有方，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珠宝玉器业是唐宋以来回族先民的主要传统行业之一，到明代回族中的富商大贾多操此业，素有“识宝回回”之美誉，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回族珠宝行业经久不衰；民国时期北京最大的珠宝店北京回族常子春所开设。创于元代的白敬宇眼药是回族传统医学中眼科良药，20世纪初建立药厂，进入规模化经营，生产红灵丹、明目丸、牛黄解毒丸等90多种药品，产品远销国内外，1947年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奖；1966年改为“南京第二制药厂”，为国家医药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初，上海回族马晋卿创办了颇具规模的协兴公司，经营牛羊皮张、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材等出口业务和水晶、蓝宝石、燕窝、西洋参、西药材等物资进口，其分号遍布全国，在香港设中转站，在科伦坡设分公司。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在农业方面，回族不但吸取了内地先进农业技术，而且把学到的这些技术传播到边疆和民族地区，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在清代，从华北各省进入东北的回族移民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当地居民“岁易其地，，待雨而耕”的落后耕作方式，使其普遍采用了中原地区“轮作”方式，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回族还促进了各民族间农业技术、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如在藏区发展了蔬菜种植业，为彝区带去了茶叶、木棉以及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在云南和宁夏推广了水稻种植，在新疆发展了苹果和葡萄等园艺业，在傣族地区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回族还搞多种经营，清代陕西回族很多以牧羊为主，大荔沙苑回族聚居地更是“羊冠全省”；宁夏六盘山地区元明时期就是皇家牧场，清代回族对此又有新的发展；甘肃的回族向来有兼营畜牧业的传统。经商是回族的强项。回族先民是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在中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也把两大东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丝绸之路也成了文明交往之路和文化交流之路。自唐代至明清，回族商业不断发展。清代前期和中期，西北一些大中城市如西安、兰州、临夏、西宁、乌鲁木齐、银川、吴忠等地回族商业蓬蓬勃勃。西安以食品、牛羊肉、饭店商为多；兰州、西宁、河州、银川多皮毛商、百货商；乌鲁木齐则多玉石、盐米商。西北回族商业不但活跃了当地市场，而且还沟通和强化了内地与藏区的经济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发挥其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传统优势，并吸收现代的经营理念，充分利用国家开放搞活的政策，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在经济领域成为我国各少数民族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当人们受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的时候，当人们就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等问题争论不休、纠缠不清的时候，回族却没有瞻前顾后，畏畏缩缩，而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率先垂范，抢占了先机，开启了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先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功经验带动了周围观望、犹豫、争论的人们，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确实是了不起的举动。我们决不应简单地以回族的经济规模和回族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衡量回族的经济贡献，相反，应该充分估计到回族在当时特定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和文化氛围中所起到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对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不能单纯以经济眼光，就经济论经济，而应该把它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框架下考量，要分析它所产生的辐射、所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自然，回族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涌现了大批个体工商户[16]、有的甚至办各种企业和公司，成为当地利税大户，这些企业和公司还吸纳了城乡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您若读到本书经济篇相关章节就会对回族经济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改革开放带给回族人民的新的机遇会有新的了解。
在科技文化领域，回族建树更多，文化大师代不乏人，学术大家，丰碑如林。宋代有回回先民马依泽，精于历法，深受宋太宗赏识，授钦天监正。他计算预报日食、月食和五星行度更为准确，并首次将阿拉伯历法中的星期制度引进中国历法。元代，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政府之命建立天文机构回回司天台，进行天文研究，台中还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文献，其中包括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他还主持编撰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大型地理学志书《元一统志》和颇具影响的历法书《万年历》。在建筑学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元代回回建筑大师亦黑迭儿丁，他以其才华和人品赢得忽必烈的信任，1264年，奉命设计修建元大都宫城，历时8年完工。为了充分体现皇帝的地位和权威，他将皇宫安排在全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使之处于全城的中心点，同时为避免城市设计的呆板和单调，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想象力，采取一种非凡的艺术手法，将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与妩媚多姿的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取得一种人工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神奇效果。这是一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设计，正好体现了中国关于帝都建筑的理想：正方形的大城，四面有三座城门；大城的中心，前为朝廷宫阙，后为商业市场；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坛，形成“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他的这种设计为故都北京以后驰名于世奠定了基础。“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阅读”这部“历史”时，不应忘记它的第一作者。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剌，多才多艺，在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均有出众的表现，在诗词方面成就最高。《雁门集》，文笔清新，堪称一部《诗史》。而其词流传更广，其中《满江红·金陵怀古》更是一首传诵已久、脍炙人口的杰作，象“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这样的词句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另一位诗人廼贤的诗很有个性，其中《南城咏古·黄金台》中“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成为千古咏诵的佳句。清代回族学者蒋湘南，博古通今，是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方志学家、思想家、藏书家，被誉为“天下奇才”。回族书画家高克恭（元）、马守贞（明）、改琦（清）等在当时均享有盛誉，其中高克恭名气最大，善画山水竹墨，与著名书画家赵孟頫（tiao）齐名，有“南赵北高”之说。

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既熟谙伊斯兰文化，又有深厚国学根底的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家，如刘智、王岱舆、马注、马德新等，其中刘智成就最高，将伊儒释道四教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达到了当时学术的最高境界，赢得了学界的公认，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教授说刘智“不但在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水平，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不亚于当时的任何一位顶尖人物”[17]。刘智在中国哲学史上、思想史上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的著作成为中华民族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18]

在当代，回族当中也有一些学术大家，马坚和白寿彝就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坚作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不但将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的阿拉伯语引入中国的高校，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而且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赏识，毛泽东爱读他的文章，周恩来还把他当作中东问题与国际政治的顾问，时常征求他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以史学界泰斗闻名于世，他不但是回族的骄傲，而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作为一项宏大学术工程，问世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写信表示祝贺，全国学界给予高度评价。

回族当中还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已故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其中的一位。1949年以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总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1992年任新华社社长。曾任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会长、中国新闻学院院长。1966年他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发表后，引起轰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

回族当中还有艺术大师和两院院士，如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和京剧大师马连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德伦，被誉为“中国交响乐之父”，其雕像与聂耳、冼星海等著名艺术家的雕像一起矗立在北京音乐厅。马连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与菊坛名家如梅兰芳、周信芳等合作演出，声名赫赫，被评为“四大须生”之一。他不但才艺精湛，而且品德高尚，获“德艺双馨”艺术大师称号。喜爱京剧的人，无人不知他的名字，他排演的作品《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成为观众百看不厌的传世之作。

在代表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回族院士也名列其中，他们把自己的超人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是著名化学家蒋锡夔、核工程物理学家刘广均、昆虫学家张广学、医学家王士雯。

 2005年，中国“神舟”六号升空，中国人又一次感到扬眉吐气，而对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中也有回族的身影，中国航天长城集团及其核心企业——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张通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被评为全国航天优秀企业家，连年荣获航天创业荣誉奖、航天奖、航天基金奖。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各族各界所公认，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汉族学者李兴华研究员在对回族的贡献进行全面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指出：“中华文明曾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先头，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宋元以后，显然逐渐放慢了前进的步伐，日渐落到了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的西方文明的后面。这时异域文明成果的再次引进，新的文明生力军诞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假如没有回族及其先民引进的那些天文、历算、工艺知识，没有他们在经商、贸易、航海、西部开发等领域的奉献，没有回族学者在逐渐沉寂的学术领域泛起的浪花，中华文明前进的步伐不知还会放慢多少。”[19]
三、回族在新时期可能的新贡献

回族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其优良传统是需要发扬广大的；然而，回族对祖国的贡献是与过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回族不是一个孤芳自赏、自我陶醉的民族，她希望能够开拓未来，再创辉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做出新的贡献。

而今天，要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就必须超越一族一地的小圈子意识，登高望远，放眼世界，审时度势，把握好新的时代特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认识到我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认识到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此基础上，对自身重新定位，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目标和任务，并找准为祖国做新贡献的恰当的切入点。

综观世界大势便知，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后冷战时期，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20]。但应当清醒地看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要建立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防止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地位提出挑战，使21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它要遏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的在其看来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崛起[21]——手段多种多样，宣扬“中国威胁论”，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而共同防范中国是一种；炮制“中国崩溃论”，企图打击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让中国人服输是一种；进行“文化渗透”，输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青年人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又是一种；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搞所谓“人权”外交又是一种，而打“民族宗教”牌就是其中的一个毒招，需要特别警惕，尤其是包括回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决不能上当。

我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牢牢把握住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时代的主题，充分认识到我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科学发展观，以提高国民生活品质、增强综合国力为目标，及时提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提出两个“和谐”：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以营造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能够顺利实现。

那么，处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背景下的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自然就应该顾大局，识大体，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在新时期，回族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二是经济方面，三是政治方面。
（一）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结构性的贡献，而不是量的增加。中华文化非常博大，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仅《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足以令世人折服；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极其丰厚的文化遗产，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彝族的《阿诗玛》等等，数不胜数；那么，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的贡献就不是在上述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中增加其量，不是再增添一部大型史诗或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头的文献，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深层次的贡献，主要是对华夏传统文化的一种补充、突破、创新。这种补充、突破、创新，不是由回族的几部现成的历史文献来完成，而是通过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综合开发，并结合时代精神，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角和方法，赋予其时代特点，即通过一番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工夫，提炼出新的精华。这些精华恰好是新时期祖国的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甚至是急需的，特别是对增强我国的软实力，具有特殊意义。

回族对祖国在文化上结构性的贡献主要有：

义利统一观  义与利这两个范畴是极富东方色彩的古老概念，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思考和回答的历史，为我们展示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百家争鸣图：从先秦诸子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义轻利”和法家、墨家、管子为代表的“重利轻义”两大派各抒己见，到西汉中期义与利的摩擦碰撞、针锋相对；从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儒家“罕言利”思想的一脉相传和“重义轻利”论的一统天下，到两宋、明请“存天理，灭人欲”的登峰造极的“重义轻利”论的极端发展；及至唐宋以后对“重义轻利”论的反思、批判和“重利轻义”论的时隐时显，二者的争论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然而，这场长达2000多年的“义利之辩”，并没有辩出什么结果，辩论以各种形式还在继续。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义利关系问题经常地、大量地、直接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有时还横亘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成为人们的一种思想或心理障碍，并不但刺激着人们的思维神经，让人无法回避。而回族文化则把义与利协调起来，统一起来，既崇尚义，又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对回族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回族历代学者根据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阐明了义利关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曰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22]也就是说，回族文化也言利、求利，但须以和义为前提，在此前提下，鼓励求利，且多多益善。这样，义利之间就实现了平衡，而不再摇摆不定、让人左右为难了。当前，祖国需要增强综合国力，人民需要提升生活品位，公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保护，在此情况下，回族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观对于克服义利对立思想，放下心理包袱，理直气壮地言利、求利，并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求正当的利，具有重要矫正意义。作为当代中国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尺度，不必再沿用过去的标准，合法的、正当的利益面前，不必自命清高，退避三舍；同样，对非法的、不正当的利益，也不能趋之若骛，如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以同胞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假药来获取钱财，这才是“小人”，甚至是罪人。而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利益的人，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理应大力提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为他们发挥其创造性和聪明才智提供更大的平台，营造更好的氛围。

理欲结合观  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理与欲之间出现了失衡状态。而回族文化则认为，人既非纯洁无暇的天使，也非屈从本能的动物，人就是人——既有本能的需要——这种需要产生“欲”，也有对真善美的向往——这种向往产生“理”，理与欲缺一不可，各有各的位置，不能互相挤占。清初的回族学者刘智在其著作《天方性理·图传》中指出：“人之生也，无嗜欲则不能领略声色嗅味之妙，无功修则不能渐还夫本然之真。”这就是说，造物主创造万物，乃是为人所用，如声色嗅味等人间美好的事物，是要人领略的，否则就愧对人生；但人是万物之灵，不能完全屈从本能，而有所选择，有所超越，有所修炼，如此才能返朴归真，才能使人做到名副其实，不然，就如同行尸走肉了。人欲有多种，如食欲、色欲、名欲、权欲等，是否要满足，一要看是否正当，二要把握好度。关于食欲，回族学者王岱舆说：“大都养生之道，莫大于饮食，天轮日月，大地山河，尽人衣食之仓库；水陆飞行之物，花果草木之精，皆人身体之滋养，当食而不食，有违造化之恩；不当食而食，又属己私之用。”[23]关于性欲，他认为应该通过合法婚姻来满足，不婚不嫁，“上违主命，下背人伦”，“人身之精气，即济则和盛，衰则病，缺一则死，此即当体阴阳不齐之验也，有何况夫妇之缺略哉。常见孤阴寡阳之辈形容枯槁，心意千歧，邪念丛生，失节者多，皆由阴阳失序故耳。所以我教之礼，鳏寡不能独守，宁可明正改节，不可外洁内淫。”[24]显然，这种即不压抑人性、又不放纵人欲的、给人欲以合理定位的思想，比起宋明理学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压制人欲，使人性扭曲的观念要开明通达的多，显得更人性化，对今天处在开放年代的国人处理欲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无启迪，尤其对矫正今天部分国人过分沉湎于声色犬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行为和观念，从而将一个民族宝贵精力、财力用于更有价值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公私兼顾观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文化重公轻私，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公也往往受侵害，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现象，屡见不鲜。历代志士仁人对此有切肤之痛，故大声疾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然而，实践起来，何等困难。因为“大公无私”只能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极少数贤哲管用，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和芸芸众生，则缺乏普遍感召力和约束力。而回族文化则强调公私兼顾，互不侵犯，主张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确保私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和侵犯其他私人权益的行为，被视为非法行为。明代回族思想家李贽针对宋明理学“存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的信条，大胆而响亮的发出“无私则无心”的呼声。他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人的天性指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可见，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臆说也。”[25]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劳动和付出的结果有一个恰当的预测和合理的期待的情况下，才会努力去做，才会认真付出，才会全力以赴。这种观念如果与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特别是与新宪法中有关“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条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法结合起来的话，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生产经营和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荣辱分明观　回族具有强烈的荣辱意识，以造福人群，利人利己为荣，以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为耻；以坚持真理，仗义执言为荣，以见风使舵，丧失原则为耻；以诚实守信，履行诺言为荣，以自欺欺人，背信弃义为耻；以扶危济困，仗义疏财为荣，以为富不仁，恃强凌弱为耻；……。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说：“克己济人，四海可为兄弟。所以同胞不义，对面远如千里；异姓施仁，天涯即是比邻。”[26]此其一；其二，回族文化崇尚实荣，反对虚荣。凡是沽名钓誉者，纵然有无量功德，也被看作假仁假义，从而自取其辱。还是王岱舆说得好，因为“乐名誉者，善寄于人口，……得与不得，在彼而不在我，彼称誉则得，毁诋则失，岂为己有哉”。所以实荣“誉来不惑，毁至不惊，重如金石，遇狂风而不动”；虚荣者则“轻若浮灰，得微息而飞舞。”[27]全无一以贯之的原则和主见，随风而动，随波逐流，其荣乃虚荣也。

不难看出，回族文化在对待和处理诸如义与利、理与欲、公与私荣与辱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远大的目光，避免了偏激与极端，做到了不偏不倚、中正、适度，兼顾了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从而显示出普遍的文化价值和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回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文化上对祖国应有的贡献，毫无疑问还包括具体的贡献，如在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等等领域的贡献。事实上，回族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民族，新时期回族中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数不胜数，如中医药学家，原北京中医研究院副院长赵柄南，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哈献文、国家科委“863”高新技术专家组组长自动化与机器人控制专家谈大龙、原兰州大学副校长、化学家苏致兴、原南开大学数学系主任、数学家定光桂、民盟中央副主席、决策与管理科学专家冯之浚、青年数学家、山东大学校长展涛、青年气象科学家、中国气象科学院院长张人禾、历史学家扬志玖、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家端木正、人口学家马侠、社会学家马戎、京剧艺术家侯喜瑞、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默然、达式常、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国画家张悲鹭、曾杏绯、作家张承志、霍达、石舒清等等。回族还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要高度重视教育，不但需要文化精英（如数万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人员和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一流的专家、学者），而且还需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祖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百千万合格的劳动者以及为数众多、门类齐全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为使祖国成为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回族对祖国经济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经济方面对祖国应有的新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理念方面，二是实际的贡献。

在经济理念方面的新贡献主要有：诸业并举的产业观、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以及合理分配观和适度消费观。

诸业并举的产业观  在回族文化中，既看不到西方“重农学派”以农业否定其他产业和“重商主义”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和视商贾为小民琐事的消极思想；回族文化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扬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士尽其学，农尽其力，工尽其能，贾尽其有”[28]，诸业并举，互相支撑，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种产业观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市化进程[29]，都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民工阶层等，这些阶层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和正在做出特殊贡献，其中回族成员按人口比例来讲，在各少数民族中名列前茅；然而，这些新阶层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约束，面临着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回族文化的上述产业观得到应有重视和借鉴，对解决这个问题将大有裨益。

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    回族文化重视商业贸易，重视流通，不耻于言商，但同时也强调市场的有序化、规范化，强调市场伦理，其核心就是提倡公平交易，反对投机取巧，做到“言语信实，买卖公平，称量度数，不以入加，不以出减，不虚托本利，不谬称好丑，不全己亏人，无讳无匿。”在制假售假泛滥成灾、市场经济秩序亟待整顿、亟待规范的今天，回族文化中公平交易的市场伦理，对当代人不无借鉴价值。

合理分配观  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共鸣，表明了社会对和谐有着强烈的需求。分配不公是当前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之一[30]。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这方面，回族文化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鉴。回族文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资和能力的差异，因此允许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别，不搞平均主义；但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主张通过适当的方式对社会财富实行再分配，让那些智商高、能力强而收入多的人将其部分财产拿出来，解决社会上贫、病、残、愚等弱势群体[31]的生存问题，以便调整贫富悬殊，实现合理分配。回族社区长期以来，以“天课”、“施舍”等多种形式，存在着扶贫帮困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悬殊对社会稳定造成的消极后果。难能可贵的是，清代回族学者马注进一步拓展了“施舍”的领域，将人的智力、精力、爱心、祝福等无形的财富都列入可施的范围，他说：“学施者，继往开来，阐明要道，著述典训，以垂万世，此学施也；财施者，饥则济以食，寒则济以衣，困则周以财，露则授以室，，此财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难，出言解救，遇人痴迷，出言提醒，劝善止恶，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尽瘁天宇，效力讲堂，葺桥修路，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万善之根，理欲之界，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谟民贫不能济，心之所至，功亦如之。”[32]即爱心和善意与钱财的施舍，有同样的功德。其中所谓“学施”正如当今的“文化扶贫”，其意义非常深远。

适度消费观  中华民族向来以勤俭节约而著称于世。然而，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股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正在蔓延，这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源原本比较匮乏的国家而言，其中的隐忧，不言而喻[33]。中央及时提出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号召，正可谓未雨绸缪，全国上下理应积极响应，认真落实。而回族文化中的适度消费理念，对建立节约型社会意义重大。回族文化既反对超前消费，也不提倡过分节俭和吝啬，认为过分节俭和吝啬，如闲置资产，不用于社会财富的流通和增值，会降低消费水平，削弱对生产和供给的刺激，使整个经济停滞不前；但浪费和过度消费不但减少投资比例，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而且还会败坏社会风气，把人们引向腐化堕落，从而丧失民族斗志和忧患意识。浪费和吝啬都不可取，可取的是“既不浪费，又不吝啬，谨守中道。”[34]这种适度消费的理念，对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意义，非同小可，不容忽视。

至于回族对祖国在经济方面实际的贡献，人们感受颇深。首先，回族对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北的开发具有特殊贡献。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西部的大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西部大开发的主体是西部的各族人民，而回族由于其独特的禀赋在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回族的经济是农牧兼营、亦农亦商的“复合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在西北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文化类型复杂的区域起着重要的沟通和联系作用。回族聚落大多沿着中国西部“三大高原—两大经济类型”的边缘或过渡地带断断续续地分布。“三大高原”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两大经济类型”是青藏高原藏族和内蒙古高原蒙古族单一的畜牧业经济、黄土高原以汉族为主的单一的农耕经济。三大高原分布着的规则的两大经济类型呈现出单一性，实际上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尤其是游牧经济是一种脆弱不堪的自然经济，极易受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制约，风雪、疫病等自然灾害都会使成千上万的牲畜死亡，美丽的草原顿时会失去生机。传统的畜牧产品既是游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却满足不了自身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强。而黄土高原粗放而单一的传统的低水平农业，又具有封闭性，虽然盛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但由于封闭保守的观念的障碍，难以与游牧民族互通有无，彼此满足对方的需求。换言之，“三大高原—两种经济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经济互补性很强，但缺少一个通畅的流通渠道和强有力的沟通者。藏族和蒙古族虽然是两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传统上缺乏商品意识，黄土高原上的汉族又有根深蒂固的轻商观念，加之青藏高原高（海拔高）、远（离家数千里）、苦（风餐露宿）、险（险山、险路加泥石流），大都望而却步。因此，两大经济类型互补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具有经商传统和开拓冒险精神的回族的肩上。在历史上，回族上高山，下帐房，不辞劳苦，把内地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带到牧区，而把牧区的畜产品又带回内地，充当了“互补”的使者，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牧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多次考察西北地区以后，对回族的这种沟通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我认为必须有人把提高牧民生活所需要的用品送上高原去换取牧业产品。但不应忘记藏族牧民是居住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和交通十分不便这一事实。商品自己不会走动，要有人去运输，还要有人去出售。这支流通队伍在哪里呢？这次访问临夏，却见到了这支队伍事实上已经形成，而且正在活动，这支队伍主要就是历史上形成的、生活在陇西走廊里的回族。”[35]，到20世纪90年代，“从高原古城西宁到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岸，从藏北万里草原到喜马拉雅山脚下樟木口岸，无处不有回回商人的足迹。”[36]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回族的这一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过去不起眼的皮毛贩运加工以及饮食等各行业中无数的百万、千万、亿万富翁脱颖而出，成为各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其中许多人通过商业资本投资或扩大规模，以商促工，办起了现代工业、商业或加工服务业企业，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如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从传统的食品行业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清真奶食品系列生产经营企业，已成为全国的知名企业。复合型经济结构的优势还使西北回族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经营，在家园以外的广阔天地里获得资源、市场、原料、人才、技术、资金，企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在外”，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鸿沟，从而是使其经济形成了两个特点：一是外向性，即回族经营者走南闯北，异地办厂，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大流通和大整合；二是弥补机制，即经济结构多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农业损了商业补，商业损了工业补；主业损了副业补——东方不亮西方亮，相对于同在西部的其他民族单一的产业结构，有着明显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相继涌现出了北京房山的窦店，天津武清县的周羊庄，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和孟县的桑坡，福建晋江市的陈埭，云南玉溪地区的纳古、大营、峨山、沙甸、大庄，乌鲁木齐市的八家户等一批年产值超亿或数十亿元的回族富裕村和乡（镇）。一批优秀的回族企业家也脱颖而出。在1989年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评选中，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特别奖”的有2人，其中回族1人，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企业家”称号的10人，其中回族4人，获“全国少数民族企业家”称号的77人，其中回族35人。1993年评选出的“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厂长（经理）”共153人，其中回族67人[37]，几乎占据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半壁江山”。至于成千上万名不见经传的回族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以自己的诚实劳动，成为国家光荣的纳税人。总之，回族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无论规模大小，都在为国奉献。

实践证明，回族是一个有经济头脑、有经营才干、有开拓精神的民族，只要进一步落实中央的有关行之有效的政策，给他们创造一种更宽松的环境，搭建一个更大的平台，充分调动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经营特长和聪明才智，他们一定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奇迹，为国家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回族对祖国政治方面的贡献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的新贡献应该包括实际的贡献和理论上的贡献两个方面。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实际的贡献主要包括：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回族深知自己对祖国所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历史上，当祖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关头，回族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今天，在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回族同样会珍惜和保护这来之不易的的大好局面，极力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宪法的尊严。越来越多的回族成员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搞不好，这个国家就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国家用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财力、人力、物力以及注意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政府的开支和民众的税收负担，进而延缓国家的发展，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民族矛盾激化，并演变为冲突，那将使社会分崩离析，国家四分五裂，有可能引发内战及外敌入侵，在动乱和战火中经济建设成果会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会会遭受严重损失，那么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无论哪个民族，都会饱尝民族分裂的苦果。所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法律尊严，就是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这已成为绝大多数回族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从根本上来讲，回族是我国社会中一个稳定的因素，是一个积极的力量，是一个建设的生力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在1988年和1994年两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先进个人总共601名（其中回族103名）和613名（其中回族111名），受表彰的回族先进个人分别占总数的17.13%和18.20%。[38]回族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她是一个接触面很广的民族，所以她在民族团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对民族团结能够做出特殊贡献。

包括宪政建设、法治建设在内的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适应的又一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回族是坚决拥护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她更容易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她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及其更高境界——“和谐社会”有着更强烈的渴望；她更加期盼加快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从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她是信奉“法”的民族，对法律和规则有一种神圣的敬仰和敬畏，大多数人对合法（哈俩里）与非法（哈拉目）的界限分得很清，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不越雷池一步；她同时也拥护以德治国的方略，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人际交往和社会运行成本，提高效率。   

诚然，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政策水平、文化素质、执政能力甚至胸怀、修养等各种因素，当中央的有关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的情况下，回族群众情绪会有些激动；当自己的宗教信仰受到亵渎的时候，回族群众的反应会有些强烈，这说明回族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很执着，对宪法赋予自己的公民权利很看重，而不能把这种现象简单地说成是“回族爱闹事”[39]，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做全面调查，然后慎重定性，依法妥善处理，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同时也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干部是否真正落实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否切实做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否分清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否综合运用了政策的、法律的、教育的手段。因为政治路线制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事实上，就回族的绝大多数而言，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渴望政策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如果社会动荡，由于回族的分布特点和居住格局，他们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这不符合回族的根本利益。了解回族历史的人都知道，回族在历朝历代，最关注、最计较的是其唯主独拜的一神论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是否得到尊重，她把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从而成为她最敏感的神经，甚至当清朝的有些统治者把屠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时，他们也要坚守其信仰，维护其尊严，有所谓“砍头风吹帽，舍命不舍教”的说法。清朝统治时期，回族的多次所谓“回乱”或“反清起义”，实际上反的是践踏其宗教信仰的贪官污吏，而不是朝廷，回族从来没有“坐一朝”的想法，所谓“争教不争国”之说由此而起。“不争国”不是不爱国，而是不谋政权，不争政权，争的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宗教信仰和人格尊严。连清代不堪忍受清朝贪官污吏压迫而起义的回民领袖马化龙也只是把矛头指向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吏，求得一个开明的地方长官，他说：“吾本念经之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于愿足矣。”[40]即他只是希望地方官员能够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存权利，仅此而已，别无所求。最后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诺言，主动与官府议和，当刽子手嘲弄他的诚意时，他坦然面对：“皆道回回爱造反，历代立帝岂回皇？”[41]。今天，宗教信仰自由不但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之一，而且还明确地载入了国家宪法，成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权威。对回族而言，只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和法律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律，他们就会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会更加坚决地拥护中央，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捍卫社会稳定，捍卫民族团结，就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毫不犹豫地、义无返顾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国家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有人担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会助长回族中的宗教极端主义；事实上，宗教极端主义在回族当中几乎没有市场，回族中的绝大多数人历史地选择了伊斯兰教中固有的中和思想，他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宗教信念、宗教功修来达到修身养性、自我完善的目的，而对政治化的宗教和宗教的政治化没有兴趣。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需要毫不动摇地贯彻下去。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回族中的成功实践还可以消解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在中国极少数穆斯林中的影响。
回族在政治方面对祖国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和谐理念和协商政治。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协商政治是公共秩序达到和谐的途径。

和谐理念  什么是政治呢？孙中山先生给予了简洁明了的回答：“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但在“文革”期间，不但把政治实践搞乱了，而且把政治理论也搞乱了，政治成了残酷的、野蛮的化身。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政治文明建设正在稳步推进。那么，什么是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呢？就是和谐的公共秩序。文明的实质，说到底是人对自己的理想本质的追求，即首先使人变成自主的人，其次使人变成自觉的人，最终使人变成自由的人；政治的本质则是如何对待人，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文明就是由合理的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关系、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所构成的政治生活以及五者之间的相互协调；政治的文明化过程，正是人类一直在努力摆脱野蛮，摒弃动物世界中通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过程。所以，政治文明建设所追求的不仅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一种和谐的公共秩序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回族能够为祖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回族文化中有一种和平、和谐的理念。这种理念源于回族的两种主要文化渊源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和。回族文化强调，人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存在，人必然要组成“哲玛提”（群体），要组织一种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必须要有秩序，秩序的建立必须要有规则（法律、道德、习俗等），规则必须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的基础上。何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慈爱？就是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诚相待，公平相处，做到和善、和气、和睦、和平、和谐。回族当中流传极广的两段“圣训”说：“爱人如爱己，方为真信士”。“信士之间相亲相爱相恤，犹如一个躯体，一处受伤，浑身发烧，以至失眠。”强调的是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互爱互助、共生共荣。

回族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不但指回族内部，而且还包括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和谐，提倡慈爱所有的人，清代回族学者马注提出的“四善”说拓宽了善的领域，提升了善的境界，他在其传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要求人们不但要爱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且还要爱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不但要爱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还要爱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全人类；不但爱自己的同类——人，而且还要爱真个大自然，包括一切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和何等开阔的眼界！毫无疑问，这对建立和谐的公共秩序而言，对构建和谐社会而言，是一笔难得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协商政治  和谐的公共秩序是政治文明的追求目标。而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又分为竞争性民主、非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都以社会的多元分化为基础。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初，中国社会分化程度低，而且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所以民主政治的整体运行是非竞争性的。然而，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复杂的大变革，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同时，正在伴随着信息化进程，尤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结构发生了多元分化（一些新的阶层诞生，一些旧的阶层消失；一些阶层的地位提高，一些阶层的地位下降），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也不断发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使非竞争性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及体制资源开始削弱，相反，支撑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体制资源日益强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逆转。问题是，中国民主政治应该选择竞争性民主呢？还是协商性民主呢？中国的国情和其他因素决定了最终选择必然是后者。

竞争性民主虽有一些优势，但成本高，效率低；而协商性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的选择。协商政治就是从民主政治的程序设计出发，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有效的协调体制与协商过程，达成利益表达、利益协调与利益实现，最终达到高度的和谐。换言之，协商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以制度为基本平台，以合作为基本价值，以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协商为基本手段，能够把“民主”和“团结”统一起来，实现党派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界别和谐，进一步促进社会整合，最终建立全面和谐的公共秩序和和谐社会。

回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她能够为协商性民主政治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回族政治文化传统提倡公平、秩序、和谐，强调通过协商追求公平与秩序，通过协调达到和谐，而不是通过激烈的竞争或斗争。被回族尊崇为最高经典而遵循的《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天条：“他们的事务是协商而决定的。”[42]回族内部在历史上虽然纷争不断，但协商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历来有通过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传统。因此，从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来讲，在独裁政治、竞争性民主政治和协商性民主政治等诸多价值偏好中，回族更能够认同和接受协商性民主政治，也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回族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突出，而且，回族按人口比例来讲，新的社会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等）在其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这些人无论从思想的敏锐度，还是从经营活动范围来看，是经济领域最活跃的一支力量，进而也会成为社会领域中较为活跃的因素，随着他们的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营档次的逐步提升，其参政议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这些新的阶层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个人志趣方面与回族社会传统阶层如阿訇、“学董”（今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及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知识分子等等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而基于协商政治理念作出的在宪法基础上的民主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是凝聚上述各阶层力量，集中其智慧，进而为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持续性贡献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也是低成本解决回族和回族地区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最佳途径和方式之一。

综上所述，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她对伟大祖国做出了并正在做出突出的贡献。回族的贡献是持续不断的，从唐宋元时期其先民回回[43]开始，到近代、现代一直到当代，她始终在默默耕耘、不断奉献，本书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重点写回族近代以来的贡献；回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层面到经济领域，再到精神、文化领域，本书分四大模块来写：即文化篇、经济篇、政治篇、精神篇。前三篇平铺直叙，讲回族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具体贡献，最后一篇即精神篇试图潜入回族文化的深处，揭示回族贡献的动因。要想了解详情，请看以下相关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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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总论”部分是对本书内容的提炼和概括，是本书的灵魂，其中有许多新思路、新观点、新视角，没有时间通读全书的读者也可从“总论”中获得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和思路（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阅读本书相关篇章）。“总论”与各个篇章之间看似略有重复，其实有详略之分，各人依自己的需要，既可以读完全书，也可以有所读，有所不读，各取所需。

[2] 这也是很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把回族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总觉得回族无“奇”可言，无“特”可说，无“文章”可做。很显然，这是由于先天文化隔膜、后天缺乏深入了解所导致的认识上的误区。

[3] 波斯人在人种上属于雅里安人（德国日尔曼人也是雅里安人）；阿拉伯人是古老的闪族人的后裔；突厥人属欧罗巴人种与亚洲蒙古人种的过渡和混合类型。

[4] 回族在种族基因方面的详情请参阅王晓燕：《回族的形成是多元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结果》，《民族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两世兼顾”通常与“两世吉庆”联系在一起，意思是回族的绝大多数人既讲现实、务实，追求此岸的正当权益和享受，又不放弃终极关怀和彼岸的永恒幸福。

[6] 明末清初江南回族学者刘智等博览群书，精研儒释道伊四教学理，最终成为学贯东西的学术大家。

[7] 就以地处偏僻、商品经济欠发达的青海农村为例，改革开放不久的1987年，回族农村居民中从事工、商、服务、、建筑等行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3%，而土族为6%，蒙古族为0.7%，藏族为1.2%，汉族为11%。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回族中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工业行业的占本民族总人口的29%，而藏族与蒙古族从事这方面行业的分别占本民族总人口的12%和16%，详见南文渊：《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8]详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78页。

[9] “色兰”系阿拉伯语“色俩目”的缩写，这是一句包括回族在内的全世界穆斯林都通用的表达最高祝福的问候语，意思是“祝你平安！”。“平安”的内涵很丰富，如人身、财产的安全、家庭的安康、尊严的保障、心灵的自由等等。

[10] 王希隆点校：《醒回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转引自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12] 杨效平：《马步芳家族的兴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13] 当时中国邮电按汉字声韵编目，以电报所发日期代日韵目相应的汉字指称相关电文，此封通电代日韵目为“艳”字，故名“艳电”。

[14] 张怀武主编：《近现代回族爱国斗争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15] 关于白崇高禧与抗日战争，详见程思远：《政坛回忆》相关内容，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秀鑫：《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相关内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周瑞海：《白崇高禧将军对抗日的贡献》，《回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6] 个体工商户看起来都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如牛肉面馆等），很不起眼，但其意义不可小视，它为成千上万忙忙碌碌的城市上班族节省了做饭的时间，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位于荒无人烟（如青藏高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边饭馆，为过往的游客、司机以及下基层调研的公务员、学者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再者，这些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不向政府伸手，不要养老保险，不要医疗保险，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大大缓解了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就业压力，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近些年回族在沿海城市开的大小清真饭店和所经营的餐饮业更成为当地一道新的风景线。某种意义上，这也算一种特殊贡献吧！

[17] 详见杜维明在2005年11月19日——22日在银川召开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刘智的《天方典礼》缩写为《天方典礼择要解》后编入其中，可见其份量。

[19] 李兴华：《回族与中华文明》，《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20] 2003年美国的GDP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GDP（33万亿美元）的1/3左右；欧盟为10.4亿美元；日本为4万多亿美元，但作为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已经10多年陷入低谷，赶超美国几乎不可能；俄罗斯为4652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20；印度达5000多亿美元，增速达到8%；中国为1万多亿美元，增速为9%。第三世界由于利益出现多元化，内部开始分化，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活动沉寂，联合反霸力量非常有限。详见冯特君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21] 中国正在崛起的标志很多，如2005年GDP上升至世界第六位、“神舟”六号升空、人民币升值、中国企业跨国收购、赴欧洲等西方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大增等。详见柴尚金；《“中国因素”感言》，《当代世界》2006年第1期。

[22] 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23]王岱舆：《正教真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24] 同上192页。

[25] [明]李贽：《焚书》卷三十二《德业儒臣后论》。

[26] 王岱舆：《正教真詮·友道》。

[27] 王岱舆：《正教真詮·参悟》

[28] 刘智：《天方典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29] 根据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所显示资料，各民族之间的城市化水平非常悬殊，回族的城市化进程高于除了朝鲜族和极个别人口较少民族的其他所有民族。1990年，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39.1%，藏族占.1%，蒙古族占24.5%，维吾尔族15.6%，汉族27.1%，全国平均占26.2%。到2000年，回族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回族市镇合计人口占总人口的45.3%，藏族占12.8%，蒙古族占32.7%，维吾尔族占19.4%，汉族36.9%，全国平均占36.9%。详见马戎：《中国各族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异》，《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第181页。

[30] 据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人民币25000元，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遭受歧视的委屈和被拖欠工资的无奈。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6页。

[31] 中国目前有1亿多老年人，5000多万残疾人，30多万孤儿，15万流浪儿，贫困人口数千万，且每年都有因各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众多灾民。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32] 马注：《清真指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5页。

[33] 据有关专家推算，每创造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能源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日本消耗水平的7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于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中国目前600多个城市中一半城市即300多个城市缺水，每年因缺水造成2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由于缺水，有的城市过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表下沉。详见李锦全：《公平、公正、双赢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第65页。

[34] 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5章第61节。

[35] 费孝通：《临夏行》，《嘹望》，1987年第3期。

[36] 东噶仓·才让加：《近年来回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商贸活动论述》，《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37]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49——1994年），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38] 详见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39] 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应依法处理，毕竟代表不了回族当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40]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十。

[41]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页。

[42] 马坚译《古兰经》第43章第38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43]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回族形成于明代。回族形成之前，一般称之为“回回”；形成之后，也有相当一个时期保留着“回回”这个称谓。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在进行民族识别之后才被统一定名为“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