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文化篇1

文化篇

回族是一个文化品位较高的民族，自古以来学术大家丰碑如林，科学大师卓绝千古，而今两院院士也不乏其人……

第一章   科学技术领域

科学是指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而技术更多的是指具体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科学技术是随着人类在自然界中求生存的过程而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属于广义上的物质与技术文化的范畴。脱胎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的回族的先民们，在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交融过程中，以其睿智、勤劳的本色，对伊斯兰科技文化的传播、华夏科技文化的丰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 璀璨的回回天文学

回回天文学，脱胎于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即伊斯兰天文学，从时间上看，它上起公元7～8世纪，下至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进入西亚，乃至其后的一段时间。伊斯兰天文学是在继承大量前人科学遗产基础上建立的，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甚至印度的天文学，都是它智慧的源泉。当伊斯兰天文学自成体系后，它又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其他的文明进程。而在这一推动过程中，伊斯兰天文学以回族先民为载体，在和中华文明的交融中，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学。为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和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交融，我们首先梳理一下伊斯兰天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的履历。

伊斯兰天文学向中华的传播，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此时已有不少的穆斯林移居中国，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天文学特别是以伊斯兰天文知识为基础而制定的“回回历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代出现了一种《九执历》，《新唐书》记述：“《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而中国传统历法则以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清代《历代职官表》明确指出：《九执历》是中国“回回星学”之始。

但回回历法在唐代对中华天文学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我们还得看一下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

从中国古代文明确立之时起，“天学”就一直被天子所垄断，是皇家的禁脔。既然天学为天子垄断，很自然，天学机构及其直接象征观象台（类似于现代的天文台，当然功能不一样）也为皇家独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权或个人都不能建立，否则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与现代社会中天文学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属吏都是政府官员；天学机构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通常在地方上没有常设的下属机构和人员。不过这个部门在理论上的品级却一直不太高，最高时在唐代，曾达到三品左右，最低时在五品左右。所以，从天文学知识及其天文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的象征和地位来看，在唐代，来往于伊斯兰世界和中华之间的回族先民——“蕃客”们的天文学知识也只是为己所用了。很少能渗透传播到当政者的天学机构中去。但随着“番客”们的长期留居和身份的置换，伊斯兰天文学也开始逐步影响了中华天学。

据回族《怀宁马氏族谱》记载，

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精通西域历法的阿拉伯人马依泽“应召入中国，修天文”。参与了由司天少监王处讷主持的《应天历》的编撰工作。《应天历》编成并奉诏颁行后，马依泽及他的儿子马额、马怀等留居中国，并长期在宋朝的“司天监”（天文台）中担任重要的职务。马依泽父子把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他的三儿子马忆在军队中任职，把占星术用于军事。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的《武经总要》中就应用了黄道十二宫，即今天我们熟悉的十二星座：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

时至元代，蒙古人对西方发动了多次征战，高原铁蹄在撕裂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另一面，即加速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元代是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最全面最重大贡献的时期。

元朝统治者对于穆斯林天文学家是非常重视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在没有继位之前，就任用了一批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继位，设立司天台，许多回回天文学家就在其中任职。至元八年（1271年），开始设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改为回回司天监，品秩升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年），回回司天监品秩再升为正三品，并于四月设立回回国子监。从《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监共编制有37人，其中监丞以上的负责人有8人，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等五科。札马鲁丁、爱薛、可马剌丁、苫思丁、赡思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任职，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元代穆斯林天文学家对中华天学的贡献主要为：首先，他们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天文仪器从西域带到中国。这些书籍主要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的，内容广泛，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为最多。元世祖忽必烈登位后第七年（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七件，其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这些书籍和天文仪器进一步促进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札马鲁丁等人还亲手制造了许多新颖的天文仪器。至元四年（1267年），札马鲁丁献出自己制作的七种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其次，元代穆斯林编修了较完善的历法。他们修订的历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札马鲁丁的《万年历》，一是可马剌丁的《回回历》。 元代第一次正式颁用的，是札马鲁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之前，《万年历》在中国范围内通用了14年。比《万年历》稍后一些时期的，还有一种《回回历》，它实际上就是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迄今一直使用着的伊斯兰教历。至元十八年《授时历》颁行天下，《万年历》停止使用后很长一段时间，《回回历》也依然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仅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官府印刷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而且科学家郭守敬编制出更先进的《授时历》时，也曾参用了回回历法；穆斯林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群历法段数》7部等天文书，也都成为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回回天文学的直接影响下，经过郭守敬的天才努力，推验出中国历法史上施行最久的《授时历》，它施用了360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历法都要精确。在称颂郭守敬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给这位中国天文学家以最大影响的回回天文学的丰功伟绩。

明代在许多方面都直接继承了元代对回回天文学的态度和待遇，在长达三百年的历史中，对回回天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首先，明政府也为回回天算家设立了专门的天文机构。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司天监外，又置回回司天监；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改名为回回钦天监，下设四科：天文科、漏刻科、大统历科、回回历科。此后不久，又在南京的雨花台建成回回观星台，作为回回钦天监天文工作的附设机构。这种天文机构的设置，直至明终。其次，明政府录用了大批的回回天算人才。如：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征元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11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的祖先，因精于天文历算，洪武中授为钦天监，子孙世受其职。第三，明代回回天文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和科学性比元代强化了。明代所颁行的《大统历》，实际上是承袭元代《授时历》，而《授时历》受回回历法的影响已如前述。在编定《大统历》的过程中，更有回回科学家黑的儿、郑阿里等人先后参加。到后来，由于《大统历》的某些不足，明政府干脆又将《回回历》并入《大统历》，参照使用长达270余年。所以，明代回回对当时天文历法的贡献，实在不可忽视。

而回族对明代天文事业的贡献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洪武年间回汉学者在南京进行的对回回天文历法典籍的翻译介绍工作。此事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太祖朱元璋称赞“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令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人翻译洪武初年得于元都之回回历等“秘藏之书数十百册”。翌年（1383年）五月，《回回天文经》译成，吴伯宗、马沙亦黑分别为本书作序。而马沙亦黑等人也因翻译了这批珍贵的阿拉伯文书籍，被皇帝誉为“不朽之智人”。马沙亦黑等回回大师得到这样崇高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明朝人对伊斯兰历法有了全面的、整体的认识。

当历史演进至清代，回回天文学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暗淡下来。清军入关之初，还设钦天监，内分天文、时宪、漏刻、回回历等四科，可知“回回历”仍在产生一定的作用。康熙八年（1669年），最后一任回族钦天监官员杨光先罢职，清朝废除回回科，专用西洋法。从此，回回历法自元朝起在中国官方行用的历史，便永久地被画上了句号。

总之，自回族先民踏上中华大地的那天起，他们就把在当时较为先进的伊斯兰天文历算知识带入中国，历经沧桑，回族先民始终把自己掌握的天文历算知识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华大家庭，辅助和补充了中国天文历算之不足，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回回天文学在中国的履历也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悠久的回回医药学

因为回族是一个域外各民族和中国许多本土民族在历史中融合而成的民族，所以，我们谈历史上的回回科技贡献时，必须要提到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科学技术，天文学如此，医药学也不例外。

早在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一伊斯兰医学曾居于世界医学的领先位置。伟大的哲学家、医学家伊本·西拿（拉丁文名字为阿维森纳），著成熔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中国医学、阿拉伯医学与哲学于一炉的巨著——《医典》，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和欧洲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兼医学家拉齐，著有《天花与麻疹》，也是一部世界级的医学名著。到公元十二世纪，波斯医学家拉齐斯的十卷医学巨著《综合医学》和阿巴萨德·达维亚的《综合百科全书》问世，更加丰富了伊斯兰医学的内容。

回回医药学是在对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的继承和对中华传统医药学的吸收基础上形成的。对东西方医药学精华的吸收和兼容，决定了它一出生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回回医药学的发展形成是伴随着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友好往来而进行的。

虽然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时，一些西域的药物流通到汉地，但中国同阿拉伯在医药方面的真正交流，始于唐代。公元651年后，中阿搭起了友谊的桥梁，双方通过海路和陆路，在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上进行着频繁往来。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时更多的大食人来到长安，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主要是经商，所贩以香料及药材为多。阿拉伯、波斯与中国的商业贸易规模很大，医药方面的香药进口，有时一宗贸易竟达千斤之巨，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中药的品种。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著有一本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其中乳香、木香、丁香、没药、血竭、肉豆寇等，现今均是中药中常见之药，但当时却主要是由穆斯林商旅带到中国的。从唐代开始，回回先民对香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贡献，如用香药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妆美容、调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当时不仅有香药输入中国，与之同时的一些医疗技术也传入了中国，如《千金翼方·养性》中所记载的“悖散汤”（又名牛乳补虚破气方），本为波斯、大秦医方，曾在朝野间广为流传，对治疗气痢、健运脾胃其效甚佳。

由于宋朝政府的积极招徕，大食商人来中国贸易者日益增多。 阿拉伯地区来中国的船队，运往中国的主要是珠宝和香料两大宗，包括乳香、龙涎香、龙脑、没药、血竭、苏合香油、蔷薇水、珍珠、玛瑙等，其中乳香、龙涎香主要产自大食（阿拉伯）。北宋时侨居在沿海通商城市如广州、泉州和杭州等地的“蕃商”，其聚居区被称为“蕃坊”。在这些“蕃坊”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载入史册的福建蒲氏家族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由于大量香药的引进，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医方药及治疗方法。宋代医方较唐代医方在香药的应用或组方上有明显变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剂局的成药配本，书中以香药命名的医方不下30余种，其中有不少名方，众所周知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牛黄清心丸等便是。苏合香丸中15味药就有13味是进口药，至今苏合香丸对于治疗中风所致的神志不清、牙关紧闭、半身不遂等重症有明显疗效。在中医的这一发展过程中，回回医家及学者功不可没。

元代是回回医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元朝统治者为适应自身生存与军事扩张的需要，对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匠艺人员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回回医药的发展。元廷先后设立了西域医药司、京师医药院、广惠司、大都（今北京）与上都（元之夏都，今内蒙正蓝旗东）回回药物院及回回药物局等六个回回医药专门机构。这些机构的创始者是回回人爱薛，他是唯一在《元史》中立有专传的回回医家，他及其家人在元代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回回医药专门机构外，在太医院、典医监等中国传统的医药机构中，也有许多回回人土担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回回人士在元代医政机构中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全国统一后，中外交通一度极为畅通，出现中外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广泛的民族杂居现象。除在元廷任职外，还有很多回回医生散居中国各地，在民间行医或卖药。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奥斯曼的子孙曾设立豪华的私人医院，聘有回回医生从职。在元人的诗文笔记中，记载着不少赞誊回回神医奇药的篇章，足见回回医药的影响之广泛。

金、元之际医学领域学术活跃，百家争鸣，回回医药文化此时也发展到鼎盛时期，涌现出了集阿拉伯医药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为一体、具有中国回回特色的医药综合性巨著《回回药方》等专著。《回回药方》反映了成书时代中国回医对疾病认识在理论上已较成熟，涉及临床多科，同时在治疗方法上也较丰富。特别是一些外治法及其对骨伤科的论治具备了时代的先进性。另外，元代杰出回回医学家萨谦斋不仅传播回回医药学，还潜心研究中医，写出了十五卷的《瑞竹堂验方》等一些中医名著，这些书主要记载了回回医学家在医疗方面的经验。回回医生忽思慧还将回回医药学与汉、蒙古、女真、维吾尔等民族的医药学和营养学结合起来，写出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集元朝以前中国营养学研究精华而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专著。

 明清时代，回回医药业也很发达，回族名医辈出，创造了不少的丹、丸、膏、散等药剂，为广大民众所采用。如元代回回医生创制的治疗跌打损伤的金丝膏药，疗效极佳，享誉江南。扬州的夏氏成药，即夏氏大明眼药、止咳饼、神功求剂丸等，自元代以来，即在东海沿海一带久负盛名，北京的王回回膏药和马思远药锭均始于元代，经清直到民国年初，享誉数百年。重庆伍舒芳的膏药丸散西南闻名。嘉靖名官孙继鲁之子孙光毅，精通医术，崇祯年间曾被授以太医院院判之职，后辞归里，潜心医术。另外，民间诊所也相继开办，著名的有：北京“鹤年堂”、云南“万松草堂”、四川“伍舒芳草堂”等。 还有近代的著名回族学者和医生丁竹园，主持和创办了以中医为主的中医研究会，使回回医药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

在回回医药学丰厚的基础上，当代也产生了不少回族医药专家。仅举几例。出身于河北保定中医世家的哈荔田（1911-1989年），早年师从国医泰斗施今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便享誉津门，在中医诊治和理论研究上造诣颇深，尤擅长妇科。他提出了“气血动静”的理论，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立了天津首家公立联合诊所，又参与创建天津中医学院，为教育和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华传统医学付出了毕生辛劳。查玉明，1918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市，辽宁省中医科究院主任医师，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确定的全国500位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安迪光，1929年生于河北保定。是当代致力于挖掘回族医药学传统的著名医生之一。他对中医的哲学理论及回族民族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张一体多元化的中国传统医学；认为回回医学是消化吸收、继承古希腊医学的主要内容的阿拉伯医学与古代中医学的融合，是“东西合壁”的产物。金琪漾，1930年生于福建泉州，也是一位回族医药学专家。他曾任福建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和福建中医学院中药系主任、主任药师、教授，从事中药鉴定学、生药学、中药资源学、药用植物学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

回族的医药文化，实际上是继承了古代阿拉伯丰富的医学知识并与中华传统医药学完美结合的产物，它不仅有着科学的医学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临床医疗实践，至今仍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医药学的发展作着独特的贡献。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注重对回族医药传统的研究和开发，占地九十余亩的宁夏伊正回药有限公司已在建设完工，回族医药产业被列入自治区的“十一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当中。甘肃陇西也涌现出“伊真堂”等中药材产业化大型企业，集收购、加工、提炼、批发、外贸于一体，颇具规模。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领域的贡献（1）

回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除了以上比较突出的天文和医药领域以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书的亮点。

先进的回回军事技术

在军事方面，回族先民对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贡献，是从元代发轫的。因为元代蒙古西征，中西交通大开，是大量的回族先民以军士、工匠、商人、学者等各种身份进入中华的最主要时期；同时，元代蒙古军队史无前例的征战也为回族先民所掌握的军事技术提供了用武之地。回族先民在军事方面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兵器制造，突出地表现在造炮技术上。

蒙古骑兵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并不只是靠刀枪，还有“回回炮”和弓箭。在回回巨炮这种超大型投石机投出的巨型弹丸面前，再坚固的城墙和堡垒也能摧毁。史书记载，这种巨炮“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蒙古军队就是靠它，在公元1273年攻下了强攻数年而不克的襄阳城的，所以蒙古军队亦称此炮为“襄阳炮”。我们在肯定回回炮对蒙古军事胜利的贡献时，不得不提两位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

至元初年，元世祖大举伐宋，在襄阳、樊城遭到宋军顽强抵抗。襄樊战役始于至元五年（1268年），元军围城五年，却始终未能攻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遣使到波斯，请来回回制炮专家阿老瓦丁及其弟子亦思马因。至元九年（1272年）十一月，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制成回回炮，奉旨在大都五门前试射成功。并于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以回回炮攻樊城，一举告捷。接着，又靠回回炮射程远、威力大和命中率高的特点，一举结束了相持五年之久的襄阳战役。由于回回炮在当时战争中无与伦比的作用，元政府对回回炮手和军匠的训练、组织、管理极为重视。在攻破襄阳的第二年，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1281年，设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1285年，改都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品秩为正三品。1323年，派遣回回炮手赴河南汝宁、新蔡等地教习炮法。1328年，亦不剌金奉令率所部回回炮手军匠至京师，与马哈马沙的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合并，共同监造回回炮。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元代回回炮手军匠数目可观，规模庞大，在大都（北京）、南京（开封）、江南，到处都有回回炮手军匠的记录。他们以优秀的制炮技术和实践，填补了当时中国兵器史上的一项空白。

随着时代的发展，火药武器出现，明朝时，中国回回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在明末崇祯年间，纂修历法的回回儒士杨志国与工匠陈万全一起研制了一种新式火器及战车，史载“所造火器中，则飞帘苇为矢，体轻及远，且能陷坚，一人背负而发之，一发四十九支，透甲烧陈，莫可遮拦，又价廉工省，钻眼封喉，人马俱毙”；具有连珠火枪威力，就当时而言，无疑是一种先进的轻型火器。所以，到明朝末年，回族匠士已经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在近现代史上，回族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当时救亡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兵器制造工业，涌现出了丁拱辰、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专家。丁拱辰经历过鸦片战争，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他弃商从事兵器研究，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并亲自领导铸炮四十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四川回族刘庆恩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他还曾参加辛亥革命，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回国后，他领导兵器研究工作，终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还制成大炮等多种新式武器，为祖国兵器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领域的贡献（2）

领先的回回航海技术

阿拉伯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之一。早在唐宋时代，回族先民就漂洋过海，历经艰险，从西亚来到华夏大地。而时至明代，征服海洋的重任又历史地落在回回人肩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间先后统率由百余艘大小帆船和二万七千多船员和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三十余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走向远洋的空前壮举。其航海规模之大、航行船只和人数之多、足迹之广，堪称世界远洋航海的千古绝唱。

伟大的航海家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小名三宝，云南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祖父、父亲曾先后赴麦加朝觐。明初，三宝被掳至南京入宫，成了燕王朱棣的侍童。他曾跟随朱棣出征“靖难之役”，充分展示了他的文韬武略，特别是“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之战的获胜，为朱棣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朱棣即帝位后，念三宝跟随左右，屡建战功，便赐他“郑”姓。郑和一生建树颇多，最伟大的成就是以其非凡的组织力和创造力，领导了这次轰轰烈烈的下西洋活动，成为中外航海史上的一代伟人。同时，郑和的航海事业，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瓷器之路”，发展了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华侨在南洋定居、生存、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他的航海活动，也刺激了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航海技术，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除郑和之外，还有一些回族人，他们也都在这空前的航海事业中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人，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次远航。马欢是位有心人，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的同时，他注意采摭各式各样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曰《瀛涯胜览》。该书共计18篇，记述了占城、爪哇等19国，为这几次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郭崇礼，杭州仁和人，与马欢一样，因“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在《瀛涯胜览》的编写中，郭崇礼出力不小，特别是刻版印刷、找人作序，大都得力于他。费信，字公晓，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先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每到一地，即将那里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之事记录下来，以备采纳。在此基础上，他编写了一部名曰《星槎胜览》的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是采辑传译之闻。哈三，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1413年4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请哈三阿訇为之当翻译、作顾问。出访期间，哈三“揄扬威德，西夷震詟”[①]。蒲日和，字贵甫，泉州人，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他曾在元末与金阿里同修泉州清净寺。蒲氏家族为东南地区航海世家，故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第五次下夕阳，先后访问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的国家和地区。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除以上列举的外，在郑和的下西洋船队中还有其他许多不知名姓的穆斯林。他们以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另据《瀛涯胜览》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曾选懂阿拉伯语的七个通事，带麝香、磁器等物到麦加，往返一年，带回各种奇货异宝，并画了一幅《天堂图》。这事实上是组成了一支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团，他们携带回京的《天堂图》真本，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份麦加天房画图了。

回回人郑和统领宝船七下西洋，不仅体现了郑和本人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更体现了回回先民在当时所拥有的航海经验和所掌握的航海技术。追溯历史，在唐中叶以前，往来于南洋的船舶大都是外国船，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西域舶”、“西来夷舶”、“蛮舶”、“蕃舶”等名称屡见不鲜。但是到唐末以后，中国海船的水平已经超越了外国。到了宋元时期，中国海船更是蜚声中外，几乎垄断了中国到南洋之间的航线。中国船舶业的的突飞猛进和回回先民对此行业的贡献分不开。唐宋时的市舶司多由朝廷任命当地军事或行政长官兼任，有时也派宦官赴任。到了元代，市舶司的职务也启用回回人担任，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元世祖招降并重用南宋泉州提举市舶使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并设置海外诸蕃宣慰使与市舶使。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司提举、海外诸蕃宣慰使。蒲寿庚父子掌管海外市舶贸易三十年。元朝政府除在广州、泉州设置市舶司外，又在杭州、澉浦（今海盐）、温州、庆元（今宁波）等海港城市先后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担任市舶司提举的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 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 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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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清净寺碑》。转引自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三、回族在其他科技领域的贡献（3）

回族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中国古陶瓷是在唐代开始输往伊斯兰世界的。元代的景德镇瓷窑为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需要而生产了一些专供外销的青花瓷，这些瓷器有的至今还收藏在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博物馆里，成为稀世珍品。尤其是托普卡布·萨莱博物馆的80件元代青花瓷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37件元代青花瓷器，其纹饰精美华丽，堪称人间瑰宝。从这些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来看，当时输出海外的青花瓷是按订单加工，并精选上乘品质的器物用于出口的。而自明嘉靖时期起，民窑的瓷器已经大量流入西方，这可以说与日趋扩大的海上贸易不无关系。

而在众多的瓷器中，中国的青花瓷成为瓷中极品：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上，鲜艳而又雅致的蓝青色文饰与如玉如冰的釉彩互相映衬，结合得如此完美，其美学内涵一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是对中国陶瓷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最佳阐释。但同时，其用料、器型与图案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的性质，使得青花瓷成为两大文明体系融汇沟通的又一成果和见证。用陶瓷专业的话来定义，青花瓷器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绘和运用钴料，是它的两个基本工艺要素。青花瓷器，据说始于唐，盛于明。唐青花极为罕见。元青花主要是作为外销瓷按照订单加工输出的。明代是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这一鼎盛却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密切的关系。

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陶瓷史》中指出：“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剌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溶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明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景德镇建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为提倡节俭，洪武皇帝改祭天之礼器为瓷器，永乐皇帝则改用瓷器为餐具。明代瓷器遂有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青花瓷成为其中的主流。这期间景德镇官窑所用的青料，历来被认为是由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有时又称为“苏勃泥青”、“苏泥、勃青”，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写的《窥天外乘》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有学者认为“苏麻离”即“索马里”，认为郑和从东非索马里带回了大量乌黑的“苏麻离青”钴矿石。因此，郑和的远航，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海上时代，开创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历史华章，也翻开了中国瓷器烧制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页。虽着航海时代的结束，“苏麻离青”渐渐消失，成化后期的青花开始改用国产的“平等青”，青花瓷器最辉煌的时刻也烟消云散了。

此后一段时间，又有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回青”料主宰了青花瓷的制造。椐《窥天外乘》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宦官）镇云南，得之，以练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都用的是回青。价倍黄金，足以说明这种颜料的贵重；而以“回青”命名，又足以见其原产地是在伊斯兰世界。除青花料外，另外一种来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霁红料”，也对明代瓷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出产自伊斯兰世界的矿物颜料，竟这样在不经意间主宰了中国陶瓷历史的兴衰。

明代的青花瓷器，不仅在用料上直接受益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而且，器型和纹饰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传世的元代青花因其外销的性质，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按照伊斯兰世界的习惯和需要制作的。明代外销或赠送的瓷器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器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盘、扁壶、执壶等。大盘直径通常在40厘米以上，这在中国传统瓷器中很少见，而与中亚、西亚的金属大盘相似。在伊朗的博物馆里，就保存着这样的装饰有阿拉伯文的青花大瓷盘。这显然是适合伊斯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特别生产的。明中叶以后，这些传自伊斯兰式样的瓷器，则被统称为“回器”。明永乐、宣德时期吸收伊斯兰式样的青花瓷器主要有以下九种器型：天球瓶、如意耳葫芦扁瓶、洗口如意耳扁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盘座、直流壶和扁壶，多为模仿伊斯兰式样的铜器的。

在元明青花瓷器上，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标志的装饰纹则更多体现了伊斯兰美术的影响，而与中国传统美术布局简疏、讲究含蓄、强调神似而不注重形似的审美观有所区别。在青花瓷器的发展中，阿拉伯和波斯风格的纹饰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法配合起来，表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通。而在青花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则是明代青花瓷的又一重要特点，可谓是空前绝后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经历了永乐、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诸朝，其中以正德年间的最多。一般认为这与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及明代瓷器大量出口至伊斯兰国家有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明正德瓷器有二十多件。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件明正德阿拉伯文蕃莲折沿盘，盘中则写着阿拉伯文的“洁净”一词。2005年，纽约佳士德拍卖行推出的明正德青花波斯文双耳四方瓶（高26cm）成交价达169.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2万元。

 
除了上述的青花瓷器，著名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与“大食窑”掐丝珐琅工艺有密切的关系。文明的交流结出了累累的硕果：青花瓷、霁红彩、景泰蓝，这些中国陶瓷史上最亮的闪光点，恰恰都来自回族及其先民所带来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而且，这些昔日文明交流的结晶，今日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四 、现代回族院士

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进程加速，“科学”、“ 科学家”、“学会”、“科学院”等科学新名词潮水般出现在报刊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172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6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工程院首批新增216名院士。经过历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科院院士有688人，工程院院士有663人，两院共有院士1351人。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以蒋锡夔为首的至少四位回族科学家凭借已取得的科学成就获得了“院士”的称号，他们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也代表着回族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回族院士蒋锡夔

2003年2月28日，200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在连续空缺四届后，终于打破沉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院士摘取了这项桂冠。

蒋锡夔院士出生于回族世家。祖籍南京，从祖父辈迁到了上海。蒋锡夔的父亲蒋国榜，是当时著名的“回儒”，也是一位爱国者，抗战时曾率家人及亲友缝制棉衣棉被支援淞沪前线，并在上海慷慨办义学、资助孤儿和建造公墓殡舍等。他的母亲冯乌孝，则是浙江女子师范学院首届毕业生。蒋锡夔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

1948年，蒋锡夔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特等荣誉学士的身份，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1952年，他在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即被世界一流的凯洛格公司聘为研究员，作出了多项发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的化合物b—磺内酯，获得美国专利，引起国际化学界的轰动。是年，他才29岁。1955年，在中国政府努力下，蒋锡夔和钱学森、赵忠尧、师昌绪等，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冲破各种障碍，毅然归国的科学家。

回国后，蒋锡夔率领的科学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合成了飞机与导弹必需的材料航天氟橡胶和氟塑料，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由于多有机氟化学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取得的成就，蒋锡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5年以来，蒋院士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中科院的持续支持。1999年和2001年，他们的研究成果两次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8年来，他们发表论文120篇，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上，被国内外引用802次。蒋院士被邀请在国际会议和国外大学研究机构上做研究报告105次，并在国际同行瞩目的美国《化学研究评论》上两次撰文论述工作进展。 经过多年的默默无闻的基础研究，蒋院士终于在2002年以“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蒋锡夔院士的研究项目为理解生命过程与深入探索其奥秘作出了重大贡献。围绕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蒋锡夔率领课题组做的研究是：疏水亲脂相互作用驱动的有机分子簇集和自卷的研究；自由基化学中取代基自旋离域参数的成功建立和应用研究。水是生命之源，在水或水和有机溶剂的混合溶剂中，带有碳氢长链的有机分子间存在着一种弱的相互作用力——疏水亲脂相互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力是导致宇宙间生命现象形成的基本作用力之一，如细胞的形成，蛋白质构象的稳定，生物体内酶功能的体现等等都和它有关。深入了解疏水亲脂相互作用，研究疏水亲脂相互作用驱动的有机分子簇集及相关现象，模拟生命现象中的某些物理和化学变化，对理解生命现象及某些生理、病理过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所以，研究化学反应过程中的中间体自由基，对深入理解生命过程，以及了解与人类疾病、衰老相关的信息同样有着关键性作用。

其他回族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营五零四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位素分离专家刘广均也是一位回族科学家，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1947年就读于天津铃铛阁中学。在老师王效的循循善导下，他对原子知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48年，家境并不好的刘广均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不太容易找事做的基础科学物理学，并于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6年至1958年，他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同位素分离专业。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研组主任，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学会同位素分离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核学会理事长，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刘广均院士长期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工作，曾负责专用设备规模研制、生产的技术工作，参与并组织多项重大技术革新，特别是在专业设备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作上，使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是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专用设备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通过总结设备研制的六大环节，曾大大推动了专用设备研制进程。在分离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专用设备最佳运行条件的三种判据，阐明了浓度干扰在专用设备运行中的传播规律，对实际运行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气体分子运动论方面，提出了建立玻尔兹曼方程的模型方程的一种新的方法，推导出轻微稀薄气体中的熵增量公式，多篇论文发表于美国《流体物理》杂志，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士雯是山东的回族，1933年出生，。她是我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为发展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从医近五十年来，参加过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她曾创下救治482例心血管病人而死亡率为零的成绩，治疗过3000余名（例）老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并获得成功，成为医学史上的奇迹。她率先提出了老年多器官衰竭理论，使我国“老年多器官衰竭综合症”的临床救治成活率由原来的29%提高到现在的59%。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10余项奖，并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还被评为“巾帼建功”标兵、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全军优秀教师，荣立过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她是回族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整个中国科技领域杰出女性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昆虫学家张广学是山东定陶的回族人，1946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农学系，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将我国蚜虫记录从148种推进到1000余种，发表9新属224新种；利用系统演化理论和支序分类学方法突破蚜虫11科分类系统，建立了13科系统；研究世界斑蚜科属间系统演化，创立4亚科分类系统；首次证明中国植物界的科级、属级分别与蚜虫的属、种级平行演化；提出杂草蚜虫演化为作物害虫进而演化为世界危险害虫生物型的重要事实和论断；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种指数、生态自然调控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作为评选马铃薯无病毒原种基地的首要条件，并提出综合防治蚜传病毒方法；首次确定了当归麻口病的病因及用种苗包衣剂防治办法。1991年，张广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让我们理解这些回族院士们深奥的理论和专业术语是困难的。但我们在此需要认识和理解的是，以蒋锡夔为首的四院士是当代回族人民的在科技领域的优秀代表，在他们身上秉承着回族对科学不懈追求的精神，对中国科技事业无私奉献的品质，以及回族在科学技术领域对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优秀历史传统的延续。当然，还有更多的回族科技人才默默奉献在祖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不可能详细统计他们的人数，也不可能一一列举他们的贡献，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并为他们的事业加油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