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文化篇(2) 教育领域

教育，是“教”和“育”的统一，包含着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过程。广义的教育是指人的社会化过程，即人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文化的过程；狭义的教育则仅指学校教育而言。教育在本质上不仅是人的培养和个体的社会化的问题，还在群体意义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就回族而言，回族教育一方面是我国正规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回族教育还包括其它非正规教育的成分，如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回族教育“包含传统的家庭教育、手工业的师徒传授、经堂教育、新式学校教育”等各种形式[①]。学者们还指出，“从内容上讲，回族教育包含道德品质、科学知识、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劳动技能、特种工艺、医药医术等方面的训导、培养和传授。”[②] 总之，回族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些特殊领域对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本章将主要介绍回族教育的这些特殊贡献，而不涉及普通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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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清代）·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②] 朱桂同：“浅谈回族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第76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第二章  教育领域

一、 从经堂到高等学府：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科研的拓荒者

经堂教育是回族独创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教育形式，它不仅为回族社会文化传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师和宗教学者，也在事实上开创了中国最早形式的阿拉伯语教学与研究；并且，从这一古老的民族宗教教育形式中，培养出了当代中国高校阿拉伯语教学的拓荒者马坚、纳忠等人，实现了从经堂到高等学府的对接。

经堂教育的创兴

经堂教育是回族社会的传统的宗教教育制度，其首倡者为明代陕西经师胡登洲（1522-1597年），后人尊称为“胡太师”。他是陕西咸阳渭城人，自幼习伊斯兰教经典及儒书。由于回族的先民多是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到了明代，母语的丧失使得伊斯兰教仅凭家传口授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胡太师有感于“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在家收徒讲学，倡导学习经典。胡登洲倡兴的宗教教育，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吸引各地穆斯林“负笈载道，接踵其门而求学”。他的学生代代相承，分布全国，带动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从其二传弟子开始，教馆从私家移入清真寺，在寺内招徒授经。此一教育制度的创立，对回族社会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意义。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各地因课程内容和教学特点的不同，形成风格各异的学派。早期，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形成精而专的陕西学派。明末清初，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设帐讲学，授徒众多，形成博而熟的山东学派。清代中叶，在马德新、马联元倡导下，云南出现中阿并授的新学派。

经堂教育的宗旨，是为各地清真寺培养经师、阿訇，并对回族传授宗教知识。正式学员称满拉或海里凡，意为学生或接班人，分初、高两级。初级阶段主要学习阿拉伯语语法、简明教义、《古兰经》和圣训选读等。高级阶段要学习阿拉伯语高级语法、修辞学、波斯语、《古兰经》及注释、圣训、教法学、教义学等。学员完成学业后，经讲学阿訇鉴定许可，为他挂幛、穿衣，即获得毕业资格，可以到各地清真寺应聘任职或开学授徒。经堂一般都附设小学，对儿童进行宗教启蒙教育。有的地方还对成年穆斯林进行业余宗教教育。在经堂教育中，形成了一套以汉语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经堂语”，以及一种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小经”，并形成了经堂教育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即通常所称的“十三本经”。因此，经堂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是一种培养宗教人才、普及宗教知识的宗教教育制度，也是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学，同时也是一种涉及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成熟的经堂教材体系

经堂教育的制度化和成熟，集中表现在其教材体系的成熟上。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俗称“十三本经”，又称为“赛拜嘎”经，意为“逾过、竞争”，又引申为“步伐、教程”。就是说这十三部经典一部紧跟一部，如同长途跋涉或赛跑，要想达到终点，必需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因此，这是一套循序渐进的成熟的教材体系。包括：

1．《连五本》，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句法的基础课本。全书共5卷，原名《艾萨苏·欧鲁姆》，意为“基础知识”，编订者为巴基斯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亚特。

2．《遭五·米素巴哈》，意为“挑亮明灯”。是对《连五本》卷5《米素巴哈》的诠释，因此是阿拉伯文基础课教学中承上启下的一本入门书。作者是波斯著名学者艾布·法塔赫·纳司尔丁·穆图勒孜（1143—1213年）。

3．《满俩》，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阿拉伯语法理论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是波斯诗人阿卜杜·拉赫曼·加米（1397—1477年）。本书是对埃及学者伊本·哈吉卜（1175—1249年）所著语法著作《卡非》的诠释。

4．《白亚尼》，意为“阐明”“解释”，是阿拉伯语修辞学名著。作者是中亚呼罗珊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1321—1389）。

5．《阿戛依德》，意为“信仰”，通译“认主学”。作者是欧麦尔·奈赛戛（1068—1142年），主要论述伊斯兰教义学，因此是一本伊斯兰哲学教材。

6．《舍来哈·伟嘎业》，教法学教材，作者是麦哈木德（？—1346），注释者是麦哈木德的孙子率德仑·设里尔，后来又有许多教法学家对其进行了边注。这是中国穆斯林一直沿用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名著。

7．《虎托布》，是对四十段阿拉伯文圣训的波斯文注解。

8．《艾尔白欧》，波斯文本，作者是哈萨谟丁，是对四十段圣训的注解。

9．《米尔萨德》，波斯文本，是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伊朗德黑兰人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

10．《艾什尔吐·来麦尔台》，意为“光上之光”，波斯文本，作者加米。是经堂教学中唯一一部波斯文认主学教材，被中国穆斯林看作认主学的最高理论。该书目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本《光辉的射线》。

11．《海瓦依·米诺哈吉》，即《波斯文法》。书名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道路的方向”或“教程”。是我国清真寺及经堂教育中使用最早的一部基础波斯语法教科书，由山东济宁回族学者、大阿訇常志美（约1610—1670年）用波斯文著成。

12．《古洛斯坦》，意为“花园”“园圃”，是伊斯兰哲理诗著作，经堂教育中波斯文学读本，作者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年）。该书也已出版有汉译本《真境花园》。

13．《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为阐述伊斯兰教教义和立法的最高依据，是伊斯兰信仰学、法学、伦理学以及历史学等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迄今，《古兰经》的汉文译本已经有十几个版本。

可见，这些教材涉及阿拉伯语与波斯语两种语文，大都是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名著，学科领域广泛：从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到宗教哲学、教法学和神秘主义，再到文学和最权威的宗教经典。以这一系统化教材为基础的独特的经堂教育制度，是回族社会对祖国文明宝库的又一独特贡献，并藉此为祖国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既包括下面将谈到的阿拉伯语人才，也包括回族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和著译学者王岱舆、刘智等。
从经堂到高等学府的对接

清末民初，随着整个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回族社会也出现了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传统的经堂教育开始向中阿并授的新式教育转变。在所有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可以说回族在发展现代教育方面是最为进步、最为投入的。回族创办的学校可以分为小学、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三类。在全国各地回族聚居区，回族创办的小学如雨后春笋，多不胜数，这些小学或附属于清真寺，或为隶属于国民教育体系而又具有回族民族特色的学校，是解放后遍布全国的回民小学、民族小学的前身。中学的创办，最著名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西北公学、西宁的昆仑中学、临夏的云亭中学等。其中云南私立明德学校是云南回族第一所包括普通中、小学和阿文专修等三个部分的民族学校，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至今在昆明仍有明德中学。在中等师范学校中，最著名的是创办于济南、后迁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这些学校都为回族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超出了原来经堂教育的范围。

在这些新式教育的基础上，回族社会的阿拉伯语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是中国最早的赴中东留学人员，他们归国后成为我国高等学府中阿拉伯语教学与科研的拓荒者。在这一方面贡献较大的有云南的明德中学、北京的成达师范学校、上海的伊斯兰师范等。1931年，明德中学和上海伊斯兰教师范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纳忠、马坚、林仲明、张有成等四名学生，由教师沙国珍带领，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此后又先后有多批学生赴埃及留学。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成为我国最早的阿拉伯语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教学的开创者马坚和纳忠教授。

1946年，马坚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是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奠基人。此前的中国历史上，阿拉伯语只是回族社会代代相传的宗教语言。而今，阿拉伯语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成为中国人学习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外语，并第一次进入了中国高等学府的讲堂。1946年冬天，成达师范学校阿语专修班的10多名回族学员转入北京大学，成为东语系的第一批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6位教师全部是回族，除马坚外，还有刘麟瑞、王世清、杨有漪、陈克礼、马金鹏。除陈克礼外，其他几位都是早年留学埃及的回族留学生。1949年，北大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二批学员，也全部是回族。1950年的第三届学生以后，才开始有其他民族的学生。

纳忠于1940年回国后，先后在当时的中央大学、云南大学任教，1958年任北京外交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1962年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是北外阿拉伯语教学的奠基人。此外，留学埃及人员中还有云南人林仲明、林兴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为新中国的阿拉伯语教育做出了贡献。

后来，国内又有多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其师资力量大多来自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回族学者在中国大学阿拉伯语教育中的拓荒之功，实在值得大书一笔[③]。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数百年回族经堂教育的积淀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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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详见丁俊：《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史纲》，马明良主编《伊斯兰文化丛书》之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