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3) 文学与新闻传播领域经由《庄子》与《楚辞》的汪洋恣睢，唐诗、宋词的雄奇精巧，到明清小说的宏构，再到现代长篇小说的饱满，当代文学的百花齐放，中国文学给世界文学的园林提供了万紫千红的奇葩。这簇簇花朵中就有回族作家的精心耕耘之作。回族文学，简言之，“即回族人民的文学，是回族人民群众口头和书面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是回族人民心血的结晶，是回族人民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①]。回族作家们以汉语汉文为创作载体，表达着自己的独特声音。在古代文坛上，回族作家创作相对沉寂，但在现代尤其是当代文坛，回族作家群实力渐强，他们的创作在文学界以及读者群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既有被文学史撰写者们归为“回族文化派”类型 “寻根文学”代表，并以创作力倡当代中国文坛“人文精神”的严肃作家张承志；又有曾重印三十多次，发行达百万册的畅销作品《穆斯林的葬礼》；更有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骏马奖”等奖项记录的优秀作品。可以说回族儿女为祖国文学百花园献上了自己的厚礼，如他们在其他各个领域所做的贡献一样。
如果以主流文学史作为衡量作家、作品的尺度或框架，那么张承志、白先勇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可回避的存在。白先勇因为身居台湾的历史原因和空间距离，其作品近年来才被逐渐选入，而张承志的名字则在任何当代文学史选本上都能找到。石舒清崛起较晚，然而他的创作幽微深刻，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学”里专门介绍了他。而霍达则以展现北京回族生活侧面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以及报告文学《国殇》等在读者中享有不衰的声誉。
不止的行者：张承志
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出生于北京。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方民族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现为自由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黑骏马》、《北方的河》分别获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另获若干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金牧场》入选“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迄今为止出版著作（单行本）约60部，代表作品有：《心灵史》（长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清洁的精神》（散文集）、《谁是胜者》（散文集）、《文明的入门》（散文集）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出版。
张承志是一个热情、固执、追求极至的人，仿佛是一个不断寻找精神家园的游子。幼年丧父的经历使他潜意识里就有一种寻觅强壮雄健精神支撑的意识。马丽蓉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里把张承志的人生轨迹分为：崇拜他人（追随世俗权威）、寄情他物（投入自然山水怀抱）、寻找自我（寻溯母族宗教）、解读人性（融入民族文化）四个阶段。在崇拜世俗权威的少年激情消散后，他找到了蒙古草原及自然山水作为精神栖居地，如他自己所说：“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②]由此开始了他第一个阶段的创作。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黑骏马》、《金牧场》、《北方的河》等。《黑骏马》讲述了草原母亲“奶奶”以及“索米娅”两代女人一生操劳的命运与坚忍的生活，吟咏了母亲、生命，也揭示了草原生活的本质：“在由生命维系着的生存环境里，草原女人本能的母性意识常常压抑、甚至屏弃着一切正常的女性意愿。她们常常以无私、宽柔的胸襟消纳一切，自然也包括爱情了。草原特有的风水制就的自然法规，谁也无法违背。也许正因为女性的操劳与牺牲，生命载体的草原常被视为母亲了”。[③] 走出草原后的张承志把自己投入了祖国山河的怀抱。在《北方的河》中，他把黄河看作具有伟岸精神品格的父亲，主人公扑向黄河、征服黄河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作者寻求精神庇护和情感认同心理的外在投射。“自然体现了它的价值暗示，它以独特的品格和魅力无言地折服了那个桀骜不驯的征服者，并让他那颗满怀激情、热望、理想、追求的心灵在自然的怀抱里获得宁静和谐的生命启示。可以说，自然是张承志在浮躁不宁的精神状态下找到的暂时最佳的心灵栖止的归宿”。[④]
接下来，张承志顺着自己的民族血缘以及母族文化根系，终于找到了安放心灵的殿堂。其创作也相应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回归母族宗教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以及《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从‘说不清的’《残月》到‘较说得清的’《西省暗杀考》再到‘完全说得清的’《心灵史》”，[⑤] 显示了他对母族文化由寻觅而认识最终皈依的心理轨迹。可以说《心灵史》的出现，完成了他文化意义上的认祖归宗。《心灵史》被认为“具有浓郁的史诗品格”，[⑥] 是“挖掘这种宗教的信仰者们的心灵史、人格史”。[⑦] 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高度肯定了《心灵史》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心灵史》放在出现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之后并且延续至今的某种整体文化格局考察，便不难掂出它的份量。张承志是在后理想主义时代高举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是在‘立场’几乎不存在的多元也是多疑时代更加沉稳地守住‘立场’的信徒……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象《心灵史》那样为理想为信仰笑骂歌哭，那么我至少要在文学终极的内在含义上规定文学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⑧]
后《心灵史》阶段的说法是张承志本人在1993年提出的：“在我的所谓‘后《心灵史》’阶段，我盼我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清洁的精神·后记》）。1991年写完《心灵史》之后，他停止了小说创作，致力于文学散文及学术随笔的写作。在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思考了许多重大的文化命题，如时代、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正义、人道、美等，并把母族文化以及中国文化放在异文化的参照背景下，来关注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创作有散文集《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一册山河》、《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等。他一直不懈地追求一种内清外洁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追求实现“人性之大美”，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面独特的旗帜，获得了主流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张承志具有浓郁回族风格的作品，乃是回族奉献给中国汉语文坛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从他的一些作品来看，张承志观察世界、体味人生的角度、方法乃至思维方式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视野更开阔了，价值追求更人性化更普世化了，方法更多样了，态度变平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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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承志：《错开的花》中《小阿克利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第16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第7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⑤]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第18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朱栋林、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8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⑦]朱栋林、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8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⑧]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选自萧夏林主编《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第137-138页，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一、 汉语文坛 独领风骚（2）
思乡客白先勇
白先勇，1937年生于广西南宁，系前国民党著名将领白崇禧之子，台湾当代著名作家。1965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部任教中国语文。1958年首次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金大奶奶》，此后创作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连连。迄今为止的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除了散文、论文、杂文以及改编的戏剧、电影脚本外，共发表短篇小说36篇，长篇小说1部，在世界华文文坛享有盛誉，被誉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家”。200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白先勇文集》，首次将他的文学作品全面介绍给大陆读者。国内已经出版了袁良骏、刘俊、王玲玲等论述他的专著，中央电视台也专门制作了白先勇的个人专题节目。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发表处女作到赴美前夕。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回忆少年生活，主观色彩较浓，较多地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涉世未深，对现实不满的文学新人，其作品不免带有自伤自怜的色彩。《玉卿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叙述了年轻寡妇玉卿嫂杀死情人庆生然后自戕的悲剧，体现了白先勇“对人难以把握的内心激情的充分感受认知”。[⑨] 中期：留学美国期间。留学期间白先勇创作了一系列以留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结集为《纽约客》出版。由于人生阅历的深广，白先勇在小说中渗透了对民族、文化、中西价值观念的严肃思考。《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作品写出了浪迹天涯的中国留学生“无根”的痛苦，字里行间显示了作者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后期，也即成熟期：自《永远的尹雪艳》面世之后的创作。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为代表。收在《台北人》中的14篇小说几乎篇篇都是精品，它们奠定了白先勇作为优秀小说家的地位。
《台北人》每篇独立成章，各篇之间又有内在联系，虽然题材不同，但大多数描写的是从祖国大陆去台湾的上流社会人物的没落以及怆然失望的心态。作者把这部小说集定名为《台北人》，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客居台湾的“台北人”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对他们没落的命运表现出悲悯和哀悼，从而充分揭示出“今不如昔”的感时伤怀主题。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世上有许多作品由于不同的原因可以轰传一时，但能够被公认对下一代作家有普遍的熏陶濡养意义，并长久被人们虔诚记忆的作品却很少很少，《台北人》显然已成为其中的一部”。[⑩] 台湾评论者欧阳子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为三个层次：“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她认为“《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个层次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缘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保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11] 因此，白先勇的小说关照着个人、民族、文化的盛衰起落，“他以他的小说倾吐对这个世界的爱，他以他的小说表达了对人类尤其是中华民族的终极关怀。他在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中看到了毁灭性的力量在诱惑这个世界想深渊走去。可能一切都会渐渐地失去它的光彩。于是，他感慨、叹息、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叹息”。[12] 白先勇作品所展示的悲悯情怀，时间和空间上的乡愁，以及对于逝去时代的感伤、古典文化的向往，成为现代华语文坛上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和思想意义。
注释：
[⑨]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第137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⑩]余秋雨：选自白先勇著《白先勇文集2·台北人》封底，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11]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选自白先勇著《白先勇文集2卷·台北人》，195-196页，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12]施建伟：《“世界华文文学”大文学圈中的港台作家》，选自王玲玲、徐浮明著《最后的贵族·白先勇传》序，团结出版社，2001年版。
短篇王石舒清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现为宁夏作家协会主席。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迄今为止已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短篇小说集《苦土》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4年卷），并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首届宁夏青年文学艺术奖；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入选《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2001年，以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2004年小说集《伏天》入选“短篇王”文丛，并获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目前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四部：《苦土》、《开花的院子》、《暗处的力量》、《伏天》。
小说《清水里的刀子》以回族老人马子善在女人“无常”（去世）后对生死的冥思感悟为书写内容，借助西海固回族民间传说——如果举意端正，那么献牲的牛会在饮用的清水里看到一把刀子，自此不吃不喝，保持清洁的内里，展开了小说的叙述。在马子善、儿子、老牛对待生命不同态度的参照、对比中，提供了一种如老牛那般清洁、顺从、坦然的理想生命态度，具有浓郁的宗教情怀。《清水里的刀子》凭借其独特的民族宗教气质而在“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三十五篇参评作品中以全票通过进入初评，此后又以总票数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这一中国文坛短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评奖组专家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死亡’在浓厚的宗教背景中得到关照，心灵在生存之外获得安放”。[13] 2003年，《名作欣赏》期刊又专门刊发了十篇赏析该作的评论性文章，给予了多方解读和高度评价。学者帅震认为“清水里的刀子”是一个神秘而又圣洁的生命意象：“它承载了一种终极理想的文化功能，有限的生命在这里升华为超越个体形态的精神。它见证着神性的高贵，暗示着信仰在生命中无可替代的位置，生命必须有所皈依”。[14] 何希凡教授更是把它置于哲学的层面和民族精神的空间，“作家渗透于宗教仪式上的哲学思考却让我们能够超越小说所设定的时空范畴，不仅站在时间的门槛上重新审视个体生命的死亡与诞生，而且也以更为阔大的空间视野来关注与探寻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问题”。[15]
石舒清敏感、内向，具有细腻的艺术体验，他的短篇小说每每精选一个生活瞬间，一些被别的作家忽略的生活碎片，加以放大，加以精雕细刻，暗示出深邃的意味。著名作家张贤亮认为他“非常善于写细微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16] 石舒清深爱着自己的民族和生息之处西海固。因此，他的笔触满怀情感的伸向乡土回族生活。“描写回族民众宗教生活、情感及追求心灵洁净的作品，是石舒清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大多是上乘的、优秀的……在对这类人群的描写中，石舒清直接抵达了某种本质，诸如生命、死亡等，却并不剥离日常生活及人物自身的丰富性”。[17]《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上这样评价他：“他的小说非常含蓄，而笔触直透回回人隐秘的内心底蕴。从某种意义上说，石舒清的全部小说，都是回族心理剖析小说。他每每精确地挑出回族人内心深藏不露的最独特的东西……他是西北乡土上成长起来的最出色的回族小说家之一”。[18] 石舒清坚定地立足西海固的乡土中，书写着人类的温情与自尊，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充盈他的笔端。他尽情地挥洒对乡土、童真、母亲的赞美——西海固在地理上是贫瘠的，在精神上确是富足的，这恰恰是都市的繁华和喧嚣中缺失的东西。《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李敬泽非常赞赏的评价：“石舒清却怀着坚定的自尊书写着‘吾土吾民’，那不仅是一片皲裂的大地，那还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在天人之际自有不可轻薄的庄重”。[19] 石舒清作品的意义，正是在于他给趋于浮华、物化的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这样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
[13]《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评奖侧记》，《人民文学》，2001/10。
[14]帅震：《朝圣者的路——解读石舒清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赏》，2003/5。
[15]何希凡：《宗教仪式下的人性与神性——读石舒清小说〈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赏》，2003/1。
[16]张贤亮：“西北三棵树系列”序；选自石舒清著《暗处的力量》序1，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7]白草：《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暗处的力量〉阅读散记》，《回族文学》，2002/1。
[18]丁帆主编：《中国西部文学史》，第3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敬泽：《遥想远方——宁夏“三棵树”》，选自石舒清著《暗处的力量》序2，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 版。
一、 汉语文坛 独领风骚（4）
不让须眉的霍达
霍达，女，1945出生于北京，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理事。迄今著有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500万字。作品有英、法、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译本及港、台出版的中文繁体字版。霍达虽然是一位女作家，但却推崇一种亦文亦史的文风，具有不让须眉的气概。
霍达是一位多方位高产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第一，影视剧创作。她创作了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尤其擅长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出版有《霍达电影剧本选》。第二，报告文学创作。她的报告文学直面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如《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保护消费者杯个人最高奖，《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卫生题材文学题材文学一等奖，《小巷匹夫》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第三，小说创作。霍达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著有《穆斯林的葬礼》、《红尘》、《补天裂》等。而其中尤以涉及北京回族生活侧面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著名，该书在描述了一个回族家庭两代人的悲剧性爱情的同时，也展现了旧北京回族生活的某些画面。该小说虽然在表现回族深层文化方面尚有的缺撼，但已经成为最为普及化的涉及回族历史及其文化的一部书，不少读者从这里开始了解了回族文化的一些侧面。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不仅获得了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矛盾文学奖”，而且创造了重印几十版、发行上百万册的畅销奇迹，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二、 天南地北 异彩纷呈
除了上述几位最为著名的回族作家以外，回族还拥有一支跨越千年历史、遍布中华大地的文学队伍，这是回族对祖国的不可忽视的贡献。回回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灿烂文化的民族。自它在中华沃土扎根之日起，其文学就应运而生了。早在唐代，回回先民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到了元代，则涌现了一大批回回诗人和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优秀作品，昂首登上了元代文坛。明清时期至现代时期，回族文学创作渐为式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日益显著，队伍逐渐壮大，天南地北，形成了地域性的创作群体，促进了回族文学的繁荣态势。回族文学是回族人民民族生活的绚丽花朵和果实，是回族人民智慧的火花和回族作家心血的结晶，是回族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祖国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族古代文学创作源远流长。有作品传世的最早的回回文学家，是唐五代的李珣，他著有诗词集《琼瑶集》。《花间集》、《尊前集》共存录其词作50余首，为唐五代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词人之一，《历代词人考略》论及他词作的特点是“以清胜”，“以质胜”，且“下开北宋人体格”。他的妹妹李舜玹也是五代时期著名的女词人，有作品传世。在元代文坛，回回作家异军突起，大显身手，赢得了各族文人学士的齐声赞叹，选编《元诗选》的顾嗣立称赞他们：“涵养既深，异才并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元代回回诗人、大画家高克恭的山水田园诗，以其精美、雅致的格调，诗画交融的意境而令人涵咏不已，曾被视为“名人所作”、“文物之英”而“刊布天下”。元代杰出的诗词大家，回回人萨都剌，他的诗作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堪称一代“诗史”，被誉为“犹天马行空，步骤不凡”，“修本朝家范”；他的词作以高度的概括，雄浑的意境，瑰丽的想象而获得“元词之冠”的美称。以诗、词、散曲“三杰”而闻名于世的马九皋，他的散曲，无论叹世、唱归、怀古、写景、咏物、缘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前人将他与马致远合称“二马”，认为他俩是“并世名家”，“卓然作手”。其他的回回诗人，如遒贤、泰不华、丁野夫、伯笃鲁丁、沙班、伯颜子中、哲马鲁丁、别里沙、掌机沙等，如同群星耀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回回散曲家不忽木、阿里耀卿、玉元鼎、兰楚芳、孟昉、沐仲易等，更以自己的艺术创作，有力得推动了元散曲这个新兴文艺形式的发展。明代，随着对汉文化的更多接受，“回而兼儒”的人物日益增加，元末明初的回回诗人丁鹤年著有诗集《海巢集》、《哀思集》、《方外集》、《方外续集》等，他以自己充满亡国之痛、沦落之音的作品，反映了身处动乱之中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苦闷，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了元明之际回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明代杰出的回回人李贽，不但是中国思想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提出了以“童心说”为内核的文艺主张，并热心文学批评事业，是我国最早评点长篇小说的理论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另有海瑞、金大车、金大舆、马欢等人不辍创作。清代，回族文学的发展遭遇了严重的困难，这一时期虽没有突出的大家，但亦呈现为一种齐头并进的整体态势。清初身怀诗、书、画三艺的马世俊，著有诗集《匡庵文集》，与其长兄马世杰并称江右“二马”。诗词兼赡的丁澎，青年时就才华毕露，被称为“西泠十子”之一。另还有孙鹏、马之龙、沙琛、丁炜等人的诗作、散文，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现代回族小说家白平阶、沙陆墟，诗人沙蕾，文学翻译家马宗融、纳训、纳忠，戏剧文学家薛恩厚、李超等，也为回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宗融（1892—1949年），四川成都人，回族，曾赴德、日、法国留学。1933年回国定居后，积极投身进步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新文学运动，从事著述与翻译，与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关系密切，先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台湾大学教授。多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担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五位常务理事之一。他倡议并发起组织了有上百位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文化研究会”，促成了著名作家老舍与宋之的合写表现回汉人民团结抗日的话剧《国家至上》。马宗融对祖国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翻译领域。他是我国较早译介法国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翻译家之一。在法国文学方面，他翻译过斯汤达、雨果、波特莱尔、左拉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名家名作，并撰文介绍过莫里哀、左拉、雨果、巴尔扎克等作家及作品。在阿拉伯文学方面，他是最早介绍并节译阿拉伯“悬诗”的人。学界对他的译文评价很高：“他在文艺界是知名之士，就说所译屠格涅夫的《春潮》吧，乃是一本示范的译品，达到了信达雅的水准的”。[20] 他撰写的《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阿拉伯文学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等论文，也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评介研究浪漫主义文学和阿拉伯文学的重要文章。另外。他对中国现代回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肇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是发起和倡导研究中国回族文学和文化的先驱者之一，更是促进和推动研究抗战时期回族文艺的第一人，为推动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沙陆墟，回族，191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幼时家贫，他半工半读，得以成材。二十岁即为《人报》副刊编辑，并先后担任《闽北日报》、《南方日报》、《民主报》、《大江南报》、《江东日报》的编辑、主编、总编及社长。1946年，他的长篇通俗小说《潘巧云》在报上连载，并出单行本，一时之间，“纸贵洛阳，不胫而走”。[21] 1982年，他的《粉墨江湖》问世，轰动一时，名气象迅雷一般响了起来。从此以后，他的创作象山洪暴发那样，一泻千里。迄今他已经创作了十七部长篇通俗小说，共422万字。沙陆墟的小说多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重塑中国历史人物、反映江南梨园艺人的艰辛生活，其作品被人们称为：“江南社会生活的风俗画”。[22] 他的小说通俗而不庸俗、传奇而不离奇，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对我国通俗文学、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了很大贡献。
古代乃至现代回族作家创作大多尽力向主流文化靠拢，不具有民族特征，直到1944年回族诗人姚欣则创作了诗歌《扎白头巾的妈妈》，开了回族诗人摹写回族生活、抒发回族情感的先河；而云南回族作家白平阶写于1945年的《古树繁花》，则成为回族文学史上以回族生活与情感为题材的第一部小说。真正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回族文学创作应该是新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回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回族作家具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他们深情地书写自己所熟悉的回族人民的生活与信仰，不仅向各族人民展现了回族独特的民族习俗和以汉语为主体结合阿拉伯、波斯语的民族语言系统，而且为人们提供了回族人因追求洁净信仰而呈现出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这一时期，回族作家队伍日渐壮大，他们从祖国的东南西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他们中既有宝刀不老的文坛宿将，也有正当盛年的中年骨干；既有英姿飒爽的女中英豪，也有意气风发的文坛新秀。他们各具专长、勤奋耕耘。以宁夏、甘肃、云南、新疆、山东等地的回族作家群为主体，杂糅其他散居地的回族作家，形成了一支门类齐全、阵容整齐、多层次、多梯队的回族文学大军。
宁夏回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来陆续出现了高深、丁一波、马知遥、马治中、查舜、马乐群、杨少青、于秀兰、贾羽、马宇桢、平原、莫叹等作家，并出现了以石舒清为代表的“西海固回族作家群”以及“同心回族作家群”。“西海固”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回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养育了以石舒清为代表包括拜学英、左侧统、泾河、古原、单永珍、马存贤、马金莲等一批已经成熟起来和正在走向成熟的回族作家，形成了“西海固回族作家群。”同心作为宁夏境内回族人口最多、比例最高的一个县，近年来形成了一个以李进祥、马占祥、民冰、马剑龙等为成员的同心回族作家群。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在文坛获得了好评，为祖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甘肃陇原上的回族文学继赵之洵大型舞剧《丝路花雨》之后，近年来颇为活跃，涌现了赵之洵、马步斗、李栋林、吴季康、买鸿昌、杨光荣、张杏莲、敏彦文等一批回族作家，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创作实践的多样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吴季康的短篇小说《有那样一排白杨》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一等奖。马步斗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梁沟传奇》是回族文学史上描写民族生活的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省区优秀图书奖和甘肃省第三届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奖。在甘肃回族聚居地临夏回族自治州，则形成了以李栋林、陕海青、高志俊、马琴妙等回族作家组成的临夏回族作家群。
在云南这片神奇的红土地上，较早就盛开着回族文学之花。跨越两个时代的白平阶、马瑞麟在解放前就有作品发表。新时期以来，涌现了马明康、白山、马开尧、马连凯、王瑞康、马丽芳等回族作家。老诗人马瑞麟从1948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河》起，迄今为止已出版诗集9部及其他散文集、叙事长诗、儿童传记文学、随笔、论文集多部。他勤于耕耘，创作颇丰，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老诗人，还是一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和诗歌理论研究的专家。
新疆回族作家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白练的带动下，出现了杨峰、师歌、马康健、姚金海、李明、鞠莹等回族作家。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创办的《回族文学》是全国唯一以回族文学命名的文学刊物，为中国文坛提供了一份独具回族风味的礼物，促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白练是新疆回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196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掐线》，由于第一次描写新回族人民的生活，立刻引起新疆文坛的关注并获好评。1978年，白练发表了小说《尕文化》，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被选入《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新疆三十年短篇小说选》等丛书。1981年发表短篇小说《朋友》，荣获“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作家杨峰的散文集《托克马克之恋》，于2002年获得了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山东是回族散居地，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回族儿女深受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马瑞芳、杨英国、王延辉、王树理、陈玉霞等老中青结合颇具实力的回族作家队伍。马瑞芳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除出版有多部研究《聊斋志异》的专著以外，她还出版有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多部。她的散文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引起文坛的关注，代表作《煎饼花儿》曾获首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一等奖；《学海见闻录》获全国纪实散文奖；《琴弦上的追求》获第四届全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其散文四次获《散文》月刊全国奖。她的长篇小说《黑眼睛·蓝眼睛》、《天眼》成功地摹写了当代大学校园生活，被誉为“新儒林系列”。
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也形成了回族作家大分小集中的分布状态，还有不少回族作家散居全国各地，他们同样为祖国文学的繁荣献上自己的厚礼。散居地作家主要有：现居北京的马德俊、高深、张宝坤、马国超、唐英超等；黑龙江的已故作家韩统良；辽宁的诗人阿拜；陕西的老作家冯福宽；现居内蒙古的郝文波以及四川的木斧，上海的沙叶新、陈村、马忠静等。
老诗人马德俊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穆斯林的彩虹》，填补了回族文学叙事史诗的空白。老诗人高深、阿拜、木斧都著述甚丰，曾取得斐然的成就。木斧曾任诗刊《指向》、《七月》主编，出版诗集7部及评论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多部。短篇小说《汪瞎子改行》受到读者好评，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少数民族作品选》；《木斧诗选》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而回族剧作家沙叶新与小说家陈村都曾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过反响，是载入当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沙叶新在60年代就发表了一系列剧作，“成为话剧界引人瞩目的作家”。[23] 1979年，他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后，在观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之后，他编写的话剧《陈毅市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陈村创作颇丰，他的中篇小说《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堪称先锋文学的代表作。
[20]毛一波：《记马宗融——〈前尘琐记〉之九》，选自李存光、李树江主编的《马宗融专集》，第3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1]虞国胜：《研讨会开幕词》，选自宁夏回族文学研究所等主编的《沙陆墟创作研究》，第4页，宁夏人民出 版社，1990年版。
[22]转引自李树江：《沙陆墟创作研究》序，宁夏回族文学研究所等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3]朱栋林、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5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三、 报刊荧屏 才人辈出（1）
回族十分重视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其中之一就是报刊出版业。民国时期，回族民间的报刊出版达到了鼎盛时期，先后出现了数百种报刊杂志，涌现了不少报刊界的拓荒者和知名人士。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回族精英活跃在新闻传播界，为新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了很多为人民群众所熟知和喜爱的新闻界人物。
人民记者穆青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公仆焦裕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报道焦裕禄事迹的人就是新中国新闻界的“旗舰人物”、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穆青。
延安，这片红色的山川，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和光辉历程，正是从这里，穆青迈出了他新闻生涯的第一步。穆青（1921—2003年），祖籍河南，出生于安徽，原名穆亚才。正当民族危亡之际，1937年底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38年到八路军一二○师做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年9月，穆青毕业走进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窑洞。第二天，他和另外一位年轻记者去采访模范工人赵占魁。20多天后，随着《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等报道，赵占魁的名字传遍了整个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在解放区轰轰烈烈开展，持续数年之久。穆青也因此在新闻战线崭露头角。
抗战胜利后，穆青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平津战役后，他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从“赵占魁”开始，一个个凸现着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典型人物从穆青的笔端跃然纸上：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拼命大干的“铁人”王进喜、一辈子为绿化荒山默默奉献的“老坚决”潘从正、百折不挠的植棉模范吴吉昌、为建设红旗渠不怕流血牺牲的任羊成，当然，最成功的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6年2月7日上午10时，新华社播发了穆青和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公仆形象，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和一份份报纸传遍全国各地，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30多年以后，穆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一直主张记者应该拥有激情。我完成一些新闻作品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激动的过程。比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人物通讯，在采写过程中，我记不清被感动得多少次流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我觉得不报道出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
作为一名记者和新闻界的领导，穆青既具备记者的敏锐，也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气息。1978年3月，新华社播发穆青和陆拂为、廖由滨合写的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媒介上公开否定“文革”的第一篇作品。1978年11月15日夜，穆青等新华社领导毅然拍板决定，播发《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电讯，这则只有239个字的消息如石破天惊，被称为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历史进程的标志。粉碎“四人帮”后，穆青先后任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1982年4月起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1992年底卸任。他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以后，暮年的穆青仍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准确地把握到了祖国前进的脉搏。1992年1月初，穆青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与胡国华、王志纲合作采写了新闻力作《风帆起珠江》，以生动雄辩的事实，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以广东的巨大变化为改革开放“正名”。为什么穆青总是能站在时代的潮头，总能准确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他自己的一番话也许道出了内在的缘由：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关心大局，把握大局，要时时刻刻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穆青终其一生贴近群众、服务人民。以浓墨重彩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把千百万普通群众中蕴藏的这种精神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这是穆青新闻生涯的内在动力。他喜欢写人物通讯，一生写过许多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人物报道。这些作品的主角，几乎全是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其中多数是鲜少出现于报章的中国农民。这使得他无愧于“人民记者”的称号，被誉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旗舰人物、‘三贴近’的典范”。
2003年10月11日，穆青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新闻事业。几年以后，张严平著《穆青传》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中华读书报》在对该书的介绍中提到：“穆青是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20世纪新闻史的写照与奇迹”。
除了穆青这位德高望重的新中国新闻界巨擘，在全国各地新闻界还活跃着众多的回族儿女。如ChinaBBS.com网站总裁兼总编辑、前《环球》杂志总编辑、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资深评论员和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就是出生于宁夏吴忠的回族人。还有拉萨回族马宁轩，曾历任新华社西藏分社记者、《西藏日报》社记者、编辑、副总编，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等职务。
央视回族主持人
电视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而中国电视媒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又当属中央电视台了。中央电视台也有不少著名的回族主持人和幕后工作人员。其中，全国观众熟知和喜爱的几位主要的央视回族主持人有海霞、撒贝宁、和晶、马昕、李霞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里第一次有了直播新闻节目主持人。担任首播的是全台年龄最小、台龄最短的播音员海霞。海霞出生在郑州的一个回族家庭，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她曾先后任中央电视台一套《早间新闻》、《晚间新闻》、《滚动新闻》、《现在播报》的播音员。海霞的成功依赖于她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四年的扎实基础，来中央电视台各档新闻栏目长达数年的历练，还有她特有的气质：她的镜头感觉和状态之好，令人叹服——无论台下有多疲惫多劳累，只要面对镜头，海霞永远是神采飞扬，光彩照人。海霞这种为电视而生的兴奋状态，一直令圈内许多同行暗生羡慕，也得到了媒体和观众的一直认可。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今日说法”栏目，也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相信多数人对其主持人撒贝宁并不陌生。而看过中央电视台“荣事达杯”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的人，也许更忘不了那个最终夺得大赛金奖的撒贝宁。“撒”也是回族特有的姓氏。撒贝宁出生广西湛江，成长在湖北武汉，1994年，他被保送上北京大学法学院。1998年6月，撒贝宁被保送为研究生，同时又被《今日说法》栏目选为主持人，他的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特别是大学生们的喜爱。第二年时，他就获得了全国电视法制栏目主持人比赛一等奖；并且参加了“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最终夺冠。年底获得2000年中国电视榜年度新人奖，2001年5月又获得首届全国大学生电视节最具潜质主持人奖，2001年12月央视十佳主持人网上评选中荣获首届央视十佳主持人。
平静沉稳、笑意迷人的和晶是来自新疆的回族女性，边疆的泉水浇灌了她永远求新、不惧攀登的独特气质。她步入荧屏是在上海，后又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在崔永元的名字与《实话实说》已经密不可分的时候，她接替崔永元担当《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2年9月4日，和晶站在了《实话实说》的演播室。几年过去，观众已经接受了她，她主持的《实话实说》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央视五套《体育新闻》的回族主持人马昕是祖籍湖南、出生于宁夏银川市的。她1994年7月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1995年5月进入中央电视台，担任《体育新闻》及新闻专题性节目的播音主持工作。强档娱乐节目主持人李霞，一位来自新疆的回族女孩，曾任亚洲区中文频道MTV《天簌村》主持人，1999年7月任《中国娱乐报道》（现更名《娱乐现场》）、《海外娱乐现场》第一任主持人，也深受青年观众的喜爱。
在央视幕后工作的无名英雄中，也有不少的回族人。如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的高峰，是北京回族，于2002年度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此外还有强档娱乐节目《幸运52》的策划人哈文、戏曲频道的李纯博等。这些优秀回族儿女的参与，给中国电视媒体增添了亮色。在各地方媒体中，还活跃着更多的回族儿女，他们都在为祖国的新闻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其实，不仅是在当代的新闻传播界活动着这么多的回族精英，在现代新闻业刚刚开始起步的清末、民国时期，回族人在这一领域也有重要的贡献。
天津是一个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诞生了一批早期的现代知识分子。解放前的五、六十年间，上百份报纸在天津交替登场，涌现了大批新闻事业的先驱者，其中有几位重要的回族报人，即被称为“天津报界回族三刘”的刘梦扬、刘髯公和刘霁岚。刘梦扬（1877-1943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著名女革命者刘清扬的哥哥。他于1902年应邀任著名的天津早期报纸《大公报》的主笔。辛亥革命后他创办《白话晚报》、《白话晨报》、《天津午报》等，推行白话文。刘髯公（1893-1938年）则被列为“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之一。1924年 9月，他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合伙，创办了四开报纸《新天津报》，他任社长，段任副经理，薛任协理兼报纸主笔。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偏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该报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群众。在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间，这份报纸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甚众的老百姓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新天津画报》等附属报刊，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一时间，《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
在上海也出现了著名的回族报人和学者伍特公和沙善余。伍特公（1886—1963年），江苏南京人。1905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因家贫辍学。1907年进上海《申报》任英文编译员。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清真董事会成立，任董事。民国元年（1912年）兼任路透社上海分社译员，负责将英文电稿译成中文，供中文报刊选用。当代报刊上的一些专用名词如“列宁”、“布尔什维克”，“希特勒”、“罗斯福”、“甘地”、“尼赫鲁”等都出于他的译笔。1939年任上海《申报》总主笔，因发表《回教与抗战》等多篇动员穆斯林抗日救亡的社评，被敌伪列入通缉名单。抗战胜利后，一度到上海《正言报》工作，1947年任法新社英文翻译，同时为上海各报提供国内外英文报刊重要文章的译稿。沙善余（1879—1968年），生于苏州。1903年，随尚贤堂李佳白专修英文，后任助教。1905年，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宣传抵制美货，被李佳白辞退，至复旦公学执教英文。后发起组织上海清真商团，任团长，率队攻打江南制造局。民国元年（1912年）任山东高等学堂教务长、校长。1914年，拒受袁世凯“诏封三品正授校长”，愤而返沪，任《神州日报》、《申报》编辑，兼路透通讯社译员与华商纱厂联合会秘书等职。他与哈德成、伍特公合译《古兰经》有前三卷，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上发表。
除了这些在主流新闻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外，民国时期的回族民间报刊风起云涌，其繁荣程度也是空前的。根据统计，从1904年到1949年间创办的回族民间报刊有133种之多。[24] 其中1904年丁宝臣在北京创办《正宗爱国报》，其兄丁竹园于1907年在天津开办《竹园白话报》；以及1908年由来自全国14个省、包括留学日本东京的36名回族学生发起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创办《醒回篇》刊物，这些在当时是最具代表性的回族报刊。这一时期回族民间报刊在主题上宣传伊斯兰教、振兴民族，同时又大都渗透着抗日救国等内容。这些报刊既标志着回族的民族性的觉醒，推动了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24]雷晓静：《中国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教报刊的崛起》，《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1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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