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历史

　　（一）农业

　　回回人在到达中国时，最初大都被分别编入“回回军”、“西域亲军”、“哈刺鲁军”、“阿儿浑军”、“探马赤军”等各军中，并参加了灭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战役。此后随着统一全国的实现，又相继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过着“屯驻牧养”、兵农合一的生活；或随地入社，被置为“编民”，取得与汉族农民同样的资格，从事农业耕作。今甘肃河西、宁夏、新疆、云南、河南、山东等地，都是当年回回军兵士屯驻耕种的重要区域。例如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各地回回炮手“悉令赴南京（开封）屯田”；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令“给滕竭儿（今新疆阜康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1297年（元大德元年），“徙襄阳屯田合刺鲁军于南阳”，每户给田150亩。1322年（元至治二年），元英宗硕德八刺下诏：“免回回人屯戍河西者银税”。屯田活动的展开，为回回民族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4世纪后期，明代元而兴，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例如1371年（明洪武四年），徐达令原住在北京附近的故元遗民（山后民）35800余户分散于各地卫府；不久，又将在战争中掳获的“沙漠遗民”32800余户迁至北平屯田；1384年（洪武十七年），令已入京卫的北平降卒，悉放为民屯田。上述遗民和降卒中，除部分为蒙古人外，实际上包括部分回回人在内。因为居住在北京、北京附近及其以北地区的回回人数量很多，明朝初年并未将他们与真正的蒙古人严格加以区分开。又如洪武初年归附朋朝的西域人薛都尔丁，他在被封为土司后，即受命率部众屯驻于碾伯、巴州、米拉沟（今青海省民和县内）一带耕牧。今民和、乐都一带回族，就有部分为其后裔。

　　也有故元官员后裔，为躲避明政府扰害，隐姓埋名，投奔于僻远地区从事耕作的。例如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流布各省，其中就有不少后改事耕作。据说福建陈埭乡，就是由其后裔蕃衍而来的。

　　14世纪晚期，明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防，曾从各地征调大量人力到西北地区屯田，其中也包括大量回民，例如洪武至永乐年间，从江左（今江苏省等地）、海泗（今安徽省北部）一带，派人移居西宁、乐都、贵德等地。尔后青海东部出现的众多回回村寨，就是由上述移民建立起来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明朝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鼓励也有一定关系。15世纪以前，在甘肃河西、平凉，宁夏固原、灵州等地，广大回回人民，大多数都从事畜牧业。殷实之家，马匹成群，牛羊上万。但后来都逐渐改事农业或农牧兼营。有的还与当地汉族人民一道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如河西的“回回渠”，宁夏的“满达刺渠”、“纳忠闸”和“哈三闸”，就是汉、回两族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见证。

　　18—19世纪时，因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曾一度遭到较严重的破坏，但从全局看，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生产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诚如前引毕源所奏，“人口更为稠密”，“回民大半耕种、畜牧”。

　　回回人民因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其耕作技术大体上与汉族人民差不多。所谓“今居眼习俗，久同华族”，就是上述论断的有力佐证。他们以牛犁耕，引水灌田，注意选育良种、适时耕作和施肥。农作物则因所处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稻米、小麦、玉米、高梁、瓜果、蔬菜以及豆类等。

　　从事农业的回回人，绝大多数都兼营商业、手工业或畜牧业。即使有较多土地的富裕农民、富农和地主，往往也不例外。单纯经营农业的极少。据调查，滇南沙甸村解放前有900余户人家，几乎没有一家单纯依靠耕种为生的。每户差不多都养着几头牛，一二匹马，或替客商转运货物，或养鸡鸭往个旧出卖，也有组织马帮走边区的。另据永建回族自治县永胜乡回辉登村调查材料，该地在解放前就有60％的农民是以营商（商贩）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30％农户半农半商。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只占10％左右。

（二）手工业

　　手工业在回回民族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回回工匠在元代是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的。最初他们中大多数都在官营作坊中从事建筑、纺织、兵器、制革、制金银器等各种劳作。只有少数被分配给各级王公贵族、后妃为奴。据《元史·哈散纳传》载，窝阔台在位时，哈散纳就受命统率阿儿浑军、并回回工匠3000户驻荨麻林（今张家口市西洗马林堡），设局织造“纳失失”（丝织品）。尔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县）纳失失局建立，又以西域织绮文工300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派前来的各族工匠，继续织造该织品。元初，官手工业局设“撒答刺欺”提举司时，忽必烈命扎马刺丁率领工匠织造撒答刺欺和丝绸。从1298年（大德二年）到1328年（泰定五年），元政府又征诸路各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室宫殿、皇帝影堂织造地毯。“回回剪绒毯”，就是当时一种质量精良的地毯。

　　从事兵器制作的人也很多。忽必烈统治（1260—1294）初年，为发兵进攻南宋，就曾征炮匠于西域。伊利汗阿八哈遣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入朝。二人都是当时西域有名的制炮工匠。所造回回炮能发射75.5公斤巨石，较中国原有抛石机优良，在夺取襄阳、潭州、静州等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朝政府为发展回回炮，还专门设立回回炮手总管府，以加强对回回军匠的管理。

　　1279年（至元十六年），又调集蒙古、回回、汉以及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至大都，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

　　在建筑方面，很多回回工匠还参加过漠北地区城市以及大都的建设。据载，窝阔台兴工建造和林城时，曾役使各族工匠1500余人，其中回回工匠有500多人，内置有宫殿、官员邸舍、仓库、街区和寺庙，历时10余年始竣工。此外，窝阔台在和林迤北迦坚茶寒湖建造的扫邻城（春猎行宫）、于城南置设的图苏湖城（迎驾殿）也是由回回工匠建筑的。回回著名建筑家也黑迭儿丁在其担任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时，还同张柔共同负责创修大都宫城，凡“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词，宿卫之舍……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簷”，皆逐一加以筹理，从而为北京故宫建筑奠定了基础。据说他还主持创修大都琼华岛（今北海）工程，历时3年而成。

　　明朝代元而兴，原有的回回人和回回工匠大都归附于明朝。于是原来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工作的工匠，大都成为个体工匠或转入其它行业。随着明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回回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具有回回民族特色的手工业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回回民族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

　　1.制香业。制香业是和回回传统的香料贸易业相联系的。福建泉州蒲家，自元以来就一直从事制香行业。明初时因受迫害，逃亡永春、德化等地。但在到达永春、德化后，仍然继续经营制香业。如蒲氏14世孙蒲世茂在永春创置的香浦室，一直延续至解放以后。北京的“香儿李家”，其祖传制香业，据说也有数百年的历史。

　　2.制革业。制革也是回回人的传统手工业，最初主要集中于西北河州和张家川两地。此后又逐步发展至河南省周口、朱仙镇、孟县桑坡，山东省济宁，甘肃省平凉等地。从业人数既多，技术力量也极雄厚。据说河南省的制革和皮毛生产，差不多全为回回人所垄断。而河南的制革，又以桑坡最有名。俗有“人知桑坡，而不知孟县”之说。

　　3.制药业。回回医药，元代就已驰名遐迩。

　　1270年（元至元七年），元政府在大都就设有“广惠司”，专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为诸宿卫士治病。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又设“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影响之大，不难窥其一斑。在陕西、山西和江浙一带，从元、明以来，民间还出现过不少靠卖药为生的人。如丁鹤年，一生颠沛流离，为谋生存，就“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又如屯田于钧州的回回人，也有不少经营制药业的。据传云南孙继鲁家族，就是一个医药世家。其子创置的“万松草堂”药店，直到近代，还以秘制丸、散、膏丹闻名。北京王回回膏药、金回回膏药、马思远药锭，扬州夏子恒制作的明眼药、止咳饼、神功救急丸等，都名闻遐迩。常州沙氏，还因善泡制中药，在北京开设许多分店。此外，如洗染、制盐、制皂、磨面加工、铜锡、采矿等也有一定发展。

（三）商业

　　在历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经商闻名。在构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寿庚家族，就是经由海上而达于中国，并以经营香料、珠宝发家而饮誊于中华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积极效忠蒙古贵族，一向备受蒙古贵族眷顾。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大城市，居津要、专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广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心。他们还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特权，经常与国外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或为蒙古王公贵族办“斡脱”，或扑买中原课税。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经商而荣登显要的，如奥都刺合蛮、乌马儿等，就以善营商而分别被授为提领课税官和甘肃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权力谋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马，在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仍滥施权力，“网罗天下大利”。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中统年间（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户，其中就有为数颇多的人，“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生活于四川一带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贾”。他们经营日用百货等各种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业，则几乎为所垄断。

　　14世纪中叶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贵族衰微而丧失政治、经济特权，其传统商业有的被迫收缩，有的被迫停止。但与广大回回人有切身关系的商务如屠宰、皮毛、饮食等行业，则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区内。北京、南京、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广泛分布。一般地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从事珠宝、医药、绸布等的运销。而居住于甘肃、陕西、内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则多经营牛马贩运、以及毛皮、饮食及日用杂货诸业。有的产销兼营，有的专事运销，有的半农半商；也有肩挑叫卖，或零星贸易兼充经纪牙侩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风味食品的经销，更是随处可见。

　　回回商人对边疆贸易也极重视。例如云南回商，就经常出没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区，把粮食、布匹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生产的日用百货，运至各兄弟民族村寨，与其交换毛皮、药材及各种畜产品，再将换得的商品，运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经济交流。

二、回回文化艺术和教育
　　
　　回回民族讲汉语，通用汉文字，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重要学术领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学方面

　　13—14世纪时，蒙古贵族为维护其统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层，也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例如哲马鲁丁，取字“师鲁”，即立志以孔子为师；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是决意通达儒学；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以行之为贵”；阿鲁丁，汉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读文史，研读《大学》、《论语》，“习所谓穷理、克己”，并著《古今历代启蒙》，供童蒙习诵。买闾和哲马鲁丁还因力资兼善学，被分别授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赡思和伯颜，更是嗜儒成痹。赡思年轻时，师从儒学大师学经，至成年时便“邃于经”，其中尤以对“易经”的研究最精深，曾先后撰作《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学外，于天文、地理、钟律、术数、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订河防通议》，还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部综合治理黄河的重要史料。伯颜从6岁时起，即从里儒学《孝经》、《论语》。后受业于进士黄坦。成年时即以“斯文为已任”，“子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对于慕名而来质难的学者，俱“随问随辨，咸解其惑”。曾修辑《六经》，并参与《金史》的纂修。

　　著名思想家李贽，原亦崇尚儒学，并接受过王阳明（王守仁）理学思想的影响，但至54岁后，却以异端自居，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贬斥《六经》、《论语》、《孟子》等书，公开反对封建伦理和纲常名教，严厉批判了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的思想，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学者。

　　（二）文学方面

　　回回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著的。自元及清，人才辈出。享有诗名者就有萨都刺、马九皋（薛超吾）、迺贤、泰不华（达兼善）、伯笃鲁丁（鲁至道）、沐仲易、丁鹤年、孙继鲁、金大车、马继龙、闪继迪、丁澎等数十人。其中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尤推萨都刺、马九皋、泰不华和丁鹤年等人。萨都刺的诗，与唐代李贺的诗很相似，想象丰富，语言清丽，题材广阔，风格清新，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著有《雁门集》。马九皋既是诗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作品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风格“激越慷慨，流丽闲婉。”代表作有《塞鸿秋》、《庆东原》等。泰不华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画家。他为诗格调“宏伟舂容，卓然凌于万物之表”，曾被誉为元末诗人中之卓异者，著有《顾北集》。丁鹤年工于唐诗，尤擅长七言律，因一生清苦，终身不仕。其诗内容多为思乡、忧国、怀亲之作，以寄寓对蒙古贵族衰微的哀思。时人以为其诗格调类杜子美（杜甫），读之足使人感奋激烈，涕泪横流。

　　（三）绘画方面

　　影响较大的有高克恭、丁野夫、丁景鸿等人。高克恭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其诗“不尚钩棘”，意趣天然。擅长作山水画和墨竹，造诣精绝，与赵孟颁齐名。作品以《夜山图》、《秋山暮霭图》为最著名。时人将其诗画比之于唐代王维。丁野夫，原籍西域，后定居钱塘，也是一位擅长山水、人物的著名画家。技法与马远、夏圭相类。小景皆取诗意。丁景鸿是清初著名诗人“西冷十子”丁澎之弟，终生不仕。他不仅善画，还能诗，工书法。世人评其书画：直在李唐、马远之间，草书神俊，处于度羊欣、梁鹄、师宜君以前。

　　（四）天文历算

　　中国旧有历法，因存在某些明显缺点，历代每有改易。蒙古统一中国时，忽必烈因回回“阴阳星历”精妙，遂命扎马刺丁任职司天台。扎马刺丁在职期间，曾根据西域历法进“万年历”（即“回回历”）。西域历因在推测天象方面精确度较高，又“五星纬度”为“中国所无”，其法一度被采用。直至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郭守敬创“授时历”后，始被废止。扎马刺丁在进“万年历”的同时，还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星辰向背。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令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等，为明朝修定历数。

　　1369年（明洪武二年），复令故元司天监官郑阿里等至南京占天象，议历法。次年，又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设天文、刻漏、大统历、回回历四科，以大统历和回回历参照并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大学士吴伯宗又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翻译了回回历、经纬度及天文等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回回历传入中国时，回回数学，如《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等数学典籍也同时传入中国，予中国数学以重要影响。据说郭守敬运用的算弧三角法就可能与回回数学的影响有关。

　　（五）航海术

　　15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为发展与西洋交通，招徕西洋各国商人至中国贸易，派遣回回人郑和率领船队到“西洋”各国访问、联络。郑和为完成朱棣交给的使命，此后曾7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历时28年，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和东非37个国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海岸的麦加，西面至非洲东海岸，从而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新航道。他的第一次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航路，达伽马绕非洲好望角分别早87年和92年，他所绘制的《航海图》是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的海洋图，图中对每条航线的航向、航程和停泊地点等都作出详尽的记录，是一份珍贵的航海资料。曾随郑和一起出使的回回人马欢还写了《瀛涯胜览》，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记载沿途山川景色、风土人情，为研究亚洲各国民情风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经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国时，对宗教教育和宗教学术，一般并不很重视。绝大多数回回人的宗教知识都很贫乏。清真寺中，虽有阿訇、教长和学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陈旧，并无多大成效。直至16世纪中叶后，由于宗教学者胡登洲积极倡导，经堂教育始有较大发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称胡太师，陕西咸阳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时学过儒学。后随同乡高师祖修习伊斯兰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过阿拉伯朝觐圣地。归返后，因目睹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景气，立志兴学，招学子数名于家，半工半读。由于他的影响，自是清真寺设学渐开，并由甘、青、豫、鲁而逐渐推广至全国。办法极简单，以寺内一位阿訇为教师，视一方经济状况而定招生名额。衣、食、住等杂费，俱由教民负责。俟其学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为之穿衣，名为“挂幛”，以示毕业。

　　经堂教育后发展为三级：大学、中学和小学。大学以造就专门宗教人才为宗旨，主要目标是培养教长；中学主要是培养进大学的学生即阿訇，学生称“哈里发”，意为“继承者、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以学经、讲经为主。大学主要讲授《尕最》（《古兰经》注释）、《克俩木》（认主学）、《侯泥》（经注学）和波斯文等；中学讲授《莫勒夫》（文法基础）、《满俩》（词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学作品，着重讲修辞）、《伟尕耶》（伊斯兰教法）。课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没有汉文课程：也不修习普通学校学习的功课。由于其教育方式陈旧，学生多无法适应发展的历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满于陈旧的教育方式，遂发起创办新式学校“回教师范学堂”，改良教法，增设汉文和普通学校所设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素质。在其影响下，不久各地也相继兴起了筹办回民学校的热潮，上海出现伊斯兰教师范，宁夏有中阿中学，北京有成达师范学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学校，予经堂教育以巨大促进。

　　经堂教育的出现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及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职业者和宗教上层对扩大宗教影响的要求与愿望，对广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的兴起

　　随着汉语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广与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相继出现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译作和汉文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又称《米勒沙德》），马伯良的《教款捷要》，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为了阐释伊斯兰教经典，以扩大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不过这些著作，与国外的伊斯兰教论著又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在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时，并不是单纯从伊斯兰教经典中去寻求解答，而是试图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发挥。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与“天方教义”不仅义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奥，可以互相补充。

　　例如王岱舆，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学大师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观点，并将其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其所著《正教真诠》，上卷有“真道”、“人极”、“教道”、“辨异”诸篇；下卷有“人伦”、“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诸篇，俱阐明伦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归真要道》，通篇宣扬明心养性、克己复礼和复命归真的出世思想。

　　刘智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大学者。他15岁后始矢志于学，曾历览儒家的经、史、子、集，又读“天方经”、释藏、道藏及“西洋”书137种，遂“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所至难言者……而却能钩深索隐，以穷其精奥，直使莫载莫破之理，尽昭著于不睹不闻之中；无声无臭之妙，俱显现于鱼跃鸢飞之际”。

　　马注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也是一位通晓儒、释、道诸说的学者。所著《清真指南》内容极丰富，“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未言后世”，凡“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不巨细毕备”。

　　除以上诸书外，马德新的《四典会要》、《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影响也很大。他还把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都译成汉文，对改善寺院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回回人在史学、书法、兵器制造等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兹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