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雀“有约” 劳丁尤在
鸟雀“有约” 劳丁尤在
——著名美术教育家丁井文周年祭
阿里·雷公
又是一年的夕阳西下时，还是那几群麻雀，叽叽喳喳落在美术馆那张长椅边，等待一位满头银发、身高魁梧的老人稳步走来，坐在那椅子上，从蓝布兜儿里抓出一把把混合着的大米、小米，撒向它们。麻雀们吃着、飞着、蹦着、叫着，高兴地围在老人的身边，这老人便是享誉当今美术界的画坛伯乐丁井文（艺名劳丁），转眼他离我们一年了，可我们和那群麻雀一样在等他，相约在中国美术馆 ﹉﹉
古人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这在一定道理上说明，在人间世事沧桑中，舍已为人者难，舍弃自己的追求，成全他人难，成全十人、百人更难，成全当代画坛几代人更是难上加难。而丁井文先生用他90载既漫长又短暂的一生，辉煌地全美了他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美术教育家和画家的一生，用他的慧眼，真诚和执着成全了一批批老中青画家，为中国美术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中央美院老教授、著名画家王式廓很早在鲁艺就断言：丁井文在美术创作事业上，是前途不可限量的。这是因为他在延安时期画“朱毛”领袖像，画《张思德》连环画和墙壁宣传画是出了名的。建国初他和王式廓合作的大型油画《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得到徐悲鸿和美术界的广泛赞誉。但自1949年进京接管中央美术学院，任办公室主任及图书馆和国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以及1953年创建中央美院附中，并任校长至1983年离休，丁井文将绝大部分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日日夜夜的教育行政工作中。尤其是他家对面的美院附中，从校园的基建开始，到学生的食宿，从白天学生的专业课到文化课，以及夜间学生被子盖得如何，他都一一作得具细入微，使得学生们的优异成绩引来陈毅、郭沫若、江丰等许多领导人一次次光临，并给予高度赞扬。丁井文这种“小盆栽大树”的教育思想，在他和全体同仁的共同不懈努力下，终于为共和国培养出一批批如：王学仲、周思聪、韩书立、韩美林、金鸿钧、张仁芝、李中贵、王仲、孙克、史国良、郭怡孮、张立辰、金连经等著名艺术家。
教人者，去人之短，成人之长。周思聪的爱人卢沉，考附中时拿着他的习作请教丁井文，丁老看后让他不必考附中，直考美院，结果一考得中，日后也成了中央美院师资的中坚，这充分证实丁老那双伯乐识才的眼力和洞察力。
天津美术学院的王学仲，在中央美院毕业时要去边疆，丁老劝他先到内地一所学院教学发展，一句话，成就了如今的一方宗师，当每每谈起当年，王学仲总要感谢丁老这位指路人。
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从“五·七”干校返回的丁井文，又四处网罗人才，重振美院附中的往日辉煌，直至离休。
1977年，中央美术学院重建国画系，丁井文为主任，他不分门派，不分地域，唯才是用，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和叶浅予等老教授陆续上岗，他又想法子或挖“墙角”，或“迂回运动”，将张立辰、郭怡孮、贾又福等一批有才干的中青年业务尖子弄到美院国画系，不但为美院老中青师资人梯接续奠基，还提高了美院在全国首善之区的定位和份量，为中国美术事业培养人才定鼎乾坤。
画坛的幽默大师黄永玉，解放初从香港奔赴光明，到美院报到，第一个接待他的是丁井文，“欢迎你来美院工作，这里环境很好嘛！嗬嗬……有什么顾虑吗？”丁先生的严肃和那几句话，让他琢磨了几十年，黄先生说：“虽然生活的坑坑洼洼不少，真诚对待我的好人毕竟是多数，尊敬的老丁就是一个。”“我和他交往并不多，朋友们告诉我，他总在暗中顾照着我的政治生命，也许他见过我的档案，也许由于艺术同行的真诚的某种共性，更能体恤千里归来者政治上的幼稚的报国之心。说良心话，除了‘文革’灾难之外，较之许多道德高尚，创作优秀的不幸的同行，我算是幸运之极的人。”黄永玉先生的肺腑之言，是对丁井文先生碑刻式的人格定义，他代表了许多那一代老艺术家的真情表白。
的确，许多美院和附中的学生及老师都敬畏他那张“搞行政的脸”，以及那双睿智而永远是小光圈的眼睛。有一次我和老师黄均说起丁老，黄老说，那时谁见老丁，都敬而远之，怕他叫去有政治上的事，可谁也没听说过丁老整过哪个人的政治。
没有将黄胄调入中央美院，是丁老一生的最大憾事，若干年前，韦江凡先生将远在西北的同学黄胄的一幅创作给徐悲鸿先生看，徐院长慧眼识英才，当即让韦江凡和丁井文想办法将黄胄调进美院。中宣部、文化部、总政治部、军区政治部，结果越是努力，对方越是不放，最终黄胄被调到总政文化部，刚来北京时，人生地不熟，丁老为他引荐了许多美术界好友，还为他联系出版画册，在附中为他开辟画室，为他的创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黄胄也自然成了几步之遥的丁老家的常客，觥筹交错，笔墨交心，黄胄这一时期的许多重点创作都是在附中画室完成的。
“文革”中，由于“三家村村长”邓拓曾撰文赞赏黄胄的“新人物，新笔墨，新境界。”黄胄自然成了黑路线上的黑画家，丁井文夫妇也就成了扶植这位“驴贩子”的“驴前卒”，在某家大报上见诸文字。但丁井文的爱才之心不改，在那人人自危的动荡年代，还胆敢以百元之资，救黄胄于水米无着之中。若干年后，黄胄有次去广州手术，他将女儿唤到床前，动情地说：“咱家有今日，你爸爸有今天，全靠你丁伯伯帮的忙啊！”
“文革”中，“四人帮”一度大批黑画，使一大批艺术家受到批判，优秀的传统中国画受到进一步摧残。大灾过后，文化部为复兴中国画艺术，解放一大批艺术家，组建中国画创作组（中国画研究院前身），丁井文又担纲常务副组长，他对有作为的艺术家逐一注册，从“牛棚”、“农场”、“陶瓷厂”和山林野岭中，将刘海粟、程十发、朱屺瞻、石鲁、何海霞等一大批画坛巨臂调入京城，不但在北京友谊宾馆给他们开辟良好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后移至颐和园），还在创作方法和思想上给众人以启发，让他们解放思想，放胆创新。为此，一批划时代的国宝级艺术珍品问世，并装点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中南海、联合国总部和各大宾馆饭店。在这过程中，丁井文也自然成了这批艺术家的服务者和贴心人。
曾荣获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的当代画僧史国良，也和许多美院及附中的学生一样，称丁老为“老爸爸”，也曾不止一次地说：“没有丁老就没有我史国良。”是丁老的慧眼慈心，将勤奋得近乎入魔的国良纳入视线，老人主动邀他到家中，拿出珍藏的数十幅名画让他观摩，并将多幅精品让他带回临习。中国画创作组成立时，丁老还破格将他带入其中，让他大开眼界受益其极。丁老爱怜这极重画内功的后生，硬逼迫他多读书，以增强他的画外功。为让国良考上“文革”后的第一批美院研究生，丁老为他提供复习材料，还特意请秦岭云和何海霞等名家辅导他，国良不负老人厚望，终以20岁的年龄考入美院研究生班。又在丁老二三十年点滴入微的关怀教诲中，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史国良。
丁老还对许多不相识的业余画家给予过热忱的关爱和支持，一位河南小老乡，慕名敲开他的门，丁老见他山水画得好，又会诗文，便不顾八旬高龄，带他走访何海霞、秦岭云等诸名家，十余年后，小画家立足京城，小有名堂，还加入了中国美协。
一次丁老在某市场见到一位妇女带着儿子卖画，丁老见那画有几分功力，留意在心，第二天再去却找不到了，又过一周，终于寻到，得知那是位有病在家不能上班的业余画家的无奈所为，便约他到家，给他看画、讲画，又给他介绍画廊，这一家生活渐渐好转，丁老喜上眉梢，而今这位蒙恩丁老的人，成了我驻东南亚某国使馆的文化参赞。
为了报答家乡回汉父老的养育之恩，丁老在甥女婿魏则明的帮助下，在家乡博爱县闪拐村捐资20万，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彻底改变了闪拐小学破旧的校舍环境，乡亲们亲切地把它命名为 “井文小学”。他一生帮助了很多人，从没用其通天之路为儿女谋过事，也没给他们留下什么财富，但老人为他们留下了“金不换”的好人缘。
我是1989年为一北京画院的老师写书时，第一次知道“丁井文”这名字。1991年，在王府井的穆斯林大厦举办首届“北京穆斯林书画展”上认识丁老。还是那年，国际广播电台在穆斯林大厦搞社庆，王光英、赛福鼎等中央和国家民委领导，各国使节以及在京的穆斯林代表都出席，我应邀负责接送丁老和另一位局级回族长辈，出于路线安排方便，我先接了丁老，当再接这位局长时，他上车便向我大发了脾气，当车行至国际艺苑时，丁老和颜悦色地对我说：“雷公，咱爷俩还是散着步过去好吧！”车送那位长辈先行了。我们谈笑着来到会场，和在场的杨兆三、薛夫彬等众多书画家合作完一幅六尺画后，丁老又倡议我和杨兆三上场将作品献给电台，以代表老中青三代民族艺术家的心意。这次丁老不以资格名份争高低，既高尚又低调的行为，让我真正认识了他。
我有幸从1978年师从潘絜兹、黄均、俞致贞和刘力上等前辈，但也不止一次认为与井文先生相识恨晚，由于十年浩劫，父遭冤案，牵连着我没了当兵、入团、入党、考学的机会，若早10年认识丁老，我的从艺之路定会少了许多坎坷和周折。丁老也曾慨叹：“是啊，我就曾‘不唯成份论’地破例招收家庭出身不好的王鲁桓入附中，让他受到正规的系统教育，直至成才。但你虽未入美院，也在潘老等人的教导下，工笔画上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了嘛。”十余年来，美术馆有好展览他就打电话让我去参观学习，每次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有关我的报导和消息，他总是打电话来祝贺和鼓励。
丁老不但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我，推荐我，逢人便夸我这自学者如何有才干，还逢人便夸我那自幼爱画的儿子，称“小雷公比大雷公画得好，比我们都厉害。”并像爱惜他所有珍爱过的幼苗，帮我为儿子设计未来。1995年，听说我喜迁新居，他不顾年高，坚持要骑自行车来祝贺，是我执意打车接他来此，当天有《追求》和《乡镇企业报》的两位朋友座陪，回去时老人坚决不让我送，定是坐108电车返回。1998年，我创作的《世纪腾龙》被一企业作了广告，诉讼中，丁老和潘絜兹、黄均、刘力上、刘炳森、雷正民和马德春等老师一道，以书面文字支持我，字里行间浸透着先生对我的肯定、声援和鼓励。
知道我要出国办展，印资料，老人家用老面子向黄苗子先生为我求字“穆民英秀”，以鼓励我这同族后生。
2002年元月13日，我在朝阳区文化馆办“画龙”展，他和潘絜兹、黄均先生一样，不顾年高体弱，冒着严寒早早到场祝贺。
去年初夏，我家乡天津武清区电视台来京，为我拍摄“乡海掬珠”专题片，因我师潘絜兹卧病不语，我请丁老评价几句，老人高兴地在镜头前对我在绘画、书法、学养等方面给予很高评价和期望，而今这片子上的音容与笑貌成了永远的纪念。
2003年2月10日，接到丁老外甥女小琴和魏则明夫妇的电话问候，得知丁老大病出院，在建东苑小区新家调养，我便带上自己画的两幅竹子和一对六尺条幅去看望老人家。
进门见丁老在长子丁宇和甥女小琴等的陪侍下，笔墨凝重地往一幅芭蕉图上添麻雀，他见我来很高兴，我取出为老人撰写的“投笔保家逐寇兴邦沙场宿将，艺园育树扶贤助匠画坛功臣。”他见后连连夸我字好，对联对得也好，以至在临终前，他让亲人转话告我，你的行书很有功力和个人特点，一定要再下些功夫，多向你的同乡书家刘炳森先生请教，日后必成大器。我从心底里感谢丁老的家人转述他的教诲和指引，也定不会辜负老人家的殷切期望。
2003年5月4日，丁井文先生归真（逝世），5日下午14时，我与儿子大羿同丁老的家人和国家民委的老干部刘隆、中央戏剧学院的张秉尧、故宫的李广生等在京部分回族代表，及美院附中的校长和师生代表约30人，在那“非常”时期，按回民风俗在北京回民公墓速、洁、清、静地为丁先生举行了葬礼。没有花圈、没有哀乐，经过洗、念、站、礼，在金子般的黄土中，在白云般的克凡（布）里，老人家安详地结束了他作为回族一员清白而来，清白而去的一生。
丁老病重期间，很多老同事、老朋友和学生纷纷到家中及医院看望和慰问，得知他病逝，很多人到家中问候或电话慰问，丁老的老战友、老上级汪东兴得知此讯，打电话安慰丁老家属，并给予丁先生以极高评价，他说；“丁井文同志是共产党员的楷模，办事认真，对党忠诚，是个大好人，现在我党的许多中青年高级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他那公而忘私，敬业奉献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丁老1914年出生于河南博爱县一个回族世家，祖父是颇有名望的阿訇，丁井文自幼爱画，1931年毕业于河南艺术师专，当过数载美术教师，1938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组织抗日游击队任连指导员，1939年经李先念介绍奔赴延安，1948年在西柏坡任中央警卫团内卫连指导员，1949年随中央机关进京，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家庭美术教师。他完全有条件留中央或中央军委工作，也一定能成为将军，但对美术的酷爱使他在进城前就与汪东兴约法三章，使他能进京后重返美术界。可以说，是他在命运面前选择了绘画，但真正绘画是他晚年的事。也可以说，是共和国的美术事业选择了他，只有他能舍自己而成就他人，是他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事业的大半壁江山，无论用“画坛伯乐”，“画坛功臣”还是“艺苑元勋”，来彰显他的功绩都显不足，丁井文的名字将会铭刻在他的人格丰碑上，永垂青史。
2003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女作家朱晴为这位“老爸爸”撰写的11万字传记，书名“画坛伯乐”由黄苗子先生题写，封面是黄永玉先生为丁老作的漫画像，并由他幽默率真地代序，它分二十八章记述了丁老的一生，其中收录了不少丁老的书画作品，还有许多画坛同好为他的题词，尤其宝贵的是除了各个历史时期与吴作人、启功、华君武、黄胄、黄永玉、力群和美院附中师生的历史照片，还有和毛泽东、王震、乔石等国家领导人的旧照。
丁老是有口皆碑的好人，生前他多次夸我的文章比黄某某老先生还好，但我多少次拿起笔来想表述他一篇，总是没勇气，这是因他的好事作得太多，生怕辜负了他，辜负了自己的崇敬之心，周年之际，为寄哀思，拙笔为此，慰他在天之灵。
望着墙上2003年2月10日丁老弥留之时和我合作的最后一幅，也是唯一的一幅《竹雀图》时，眼前浮现出他慈祥、坚毅与病魔抗争的神情，我们相信定然（缘分），那天老人是得病数月后的第一次动笔，也是我第一次主动请先生合作，是巧合吗？丁老那画上的麻雀或飞、或立，或对望私语，也像与我诉说着老人是如何观察和摹写它们，这使我想起美术馆那群可爱的小麻雀，它们若知丁爷爷为啥“失约”，定会伤心落泪，它们再难见到他了，但它们会在画上永远向世人诉说，诉说着一位受人崇敬的老人，对世间一切真善美的生灵的爱的故事。
2004 年3月5日于京华鹤风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