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族文学的命名

    在这里我首先提出一个问题，《黑骏马》是不是回族文学？

　　这个问题非常可笑，如果放在民间或者文学评论界，他们会说你弱智啊。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没有来由的，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在严肃而认真地讨论着这个问题，甚至为之写下大量的专著，然后得出了结论，《黑骏马》就是回族文学，因为它是回族作家的作品。

　　回族作家的作品被视为回族文学的充分条件，这是学术界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是对民众进行的一场敷衍式的误导。它使我们的文学概念变得含混不清，使我们的文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这种认识在无界限地转移、抄袭、交流的过程中，又形成强大的话语潮流，最终将真相淹没，社会看到的是一个虚假的回族文学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族文学作为一种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仅有的文学行为还远没有形成集群效应，它的作家群的存在还令人怀疑。这让我们的学术界找不到充分的资料和依据来支持命名行为。但学术的功利性却给牵强附会和生拉硬扯提供了动力，于是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判断。二是对于仅有的文学现象，我们缺乏自己的文学评论队伍，这给学术界留下了以非文学的方法论占有资源的空间，而学术并不对文学负责任——我们的学术界流行的是抛弃研究的情感成分和文化内涵，而执着于文本的表面逻辑，而这一懦弱表现既有学术动机的不洁，学术立场的不定，也有对国外前沿观念的功利性的借用——学术在乎的是资料的组合和理论的克隆，也就是话题的自圆其说，甚至为意识形态承担责任的图解和利用。这时，文学的本质和内涵已被远远的抛开。三是一种弱势心理的强迫反应。弱势心理有史以来就像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回族发言人的头顶，反抗这一弱势状态的方式就是对自我的改造和对主流的迎合，反应到文学理论领域就是削足适履地将一些民族的元素削弱，而牵强附会地将一些非民族的元素吸纳进来，以适应学术家的自圆其说。另外，不得不注意的是，这种强迫反应的严重后果是，抹杀本民族的固有特征，稀释并且挤压本民族的固有话语，为以“全球化”为标识的文化殖民提供内部支持。
文学的命名不应该是一场学术行为，而应该是一场文学行为。特别对于回族文学来说，文学现象还在襁袍之中时，学术的先行就像无根之木令人保持质疑。如果企图通过这样的学术行为来培育或引导回族文学现象，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那就是回族文学在它的萌芽时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

　　那么什么才是回族文学？

　　其识别系统的建立应该只有一个标准：关注回族人的有回回民族生活和文化特征的文学。除此之外，便是对回族文学概念的强暴，不管是高水平的蓄意还是低层次的无意。

　　对这一问题进行引伸，会获得一种简单的认识，如果没有回族的文化符号，比如清真寺、男人的礼拜帽、女人的头巾等等，你无法从视觉上确认一个回族人；如果没有对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的关照，你就不能说这是回族的社群生活；如果无视伊斯兰文化对于回族的人格、心理和文化生态的塑造，你就不能说这是回族文化。回族人长期以来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母体与个体的疏离，面临着族群特征的保守与稀释，传统文化的衰落与重构，但所有这一切围绕的核心就是那勿庸置疑的文化特征。

谁在命名着回族文学

　　文学的命名只能由作家及其作品来完成。就像唐诗的命名只能由李白、杜甫们来完成，宋词的命名只能由苏东坡、柳咏、辛弃疾们来完成。同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命名就是由四大名著及其作者来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由鲁迅、沈从文、穆旦们完成的。我们谈论拉美文学，并对其有明确的认识，首先是我们认识了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博尔赫斯及其作品，是他们命名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现象。

　　回族文学是正在启萌的文学现象，在张承志以前，这一文学品类基本上说是不存在的。这一说法不是对以前回族文学作品的否定，而是指他们的作品对回族文学这一概念的贡献微乎其微。张承志启蒙了回族文学，也给了回族文学迄今为止尚无人攀越的高度。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把《黑骏马》是不是回族文学这一可笑而幼稚的问题提出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他的真正以典型的回族为写作对象的作品，《黄泥小屋》、《心灵史》、《西省暗杀考》以及收入《回民的黄土高原》的小说和一系列散文。当然，张承志的作品中有超越回族文化、超越回族意识的内涵，这只能表明张承志个人占有的高度，和他更加宽阔的历史和文化情怀，这一高度是可以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化的概念中考量的。

　　这里我们只讨论他对回族文学的贡献。第一，他是以文明内部的发言者的姿态进入角色的，而且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转换自己一个外来文明者的身分，与回族这一族群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也就是说，他是回族的一分子。这一角色与血统没关系，与户口本的民族栏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心理与文化的溶合，情感的溶合，是信仰的归依。很难想象，如果张承志仅仅是一个涌动着蒙古高原的情感游走在主流文化的旷野中的人，他能书写回族？第二，张承志的回族题材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回族文化特征，这一特征可以被称为“聚居区特征”。什么是“聚居区特征”？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以清真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区特征，回民叫其为“哲玛体”。我想不管充满功利主义的学术界如何理解，在真正的民众中间，在创造和承担了回族文化的社会主体——回回人中间，哲玛体是唯一识别回族文化的标志。张承志之所以能够代表回族文学，就是他所关注是就是哲玛体中的回族人。第三，文学是张承志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而他的文学是对回族外部的发言。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为回族文学争得了一个席位，这个席位因为他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贡献而显得清晰而耀眼。

　　有人甚至说，由于张承志的提升，回族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有了一流的品位。对此，我不以为然。张承志更多的是代表个人的高度，而谈论回族文学则要考量的是集群效应，就是这一文学现象的创作队伍和文化影响力，这一点，往往是让我们不得不惭愧的。石舒清曾经接受我的访问是说过，整个哥伦比亚文学有一个马尔克斯足以说明问题，但我的看法是，整个拉美文学，仅有马尔克斯是不够的。这可能是作家与评论家的认识区别。

　　在张承志之后，石舒清是给回族文学进行着有力的命名行为的重要作家。石舒清比张承志更具感性，也就是文学性。柏拉图曾经以文学是感性事物而对之不屑一顾，但柏拉图对于文学的感性品质的论断却是准确的。我曾在一篇评论中说过，“由于对鲁迅作品的执着的偏爱，石舒清的语言越来越有了鲁迅那种苍凉荒疏的品质，暗藏的热情，悯柔的忧伤，力透纸背的精确和不可复制的隐喻。”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已经跻身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而他的《旱年》、《开花的院子》、《疙瘩山》等作品，都直指回族人的内心，完整而深刻地表现了回族人的心理素质和西海固独有的文化生态。从石舒清身上我们总是看到莽莽生活中美丽的浪花，回族人那不屈不挠的生命激情。这一点我们从其他回族作家身上几乎看不到。

　　从石舒清身上我们看到回族文学的一系列高贵品质：一，文明主体的写作心理。如果说张承志对回族文化是热情的拥抱是主动的溶合，那么石舒清与回族文化之间则是与生俱来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是回族的儿子，而不是亲戚。二，对回族文化的无限热爱。石舒清的身上没有反叛、悖逆的思想，没有出走、脱离的姿态，没有媚俗和自我放逐，甚至没有痛苦和愤怒，他是安静的，恬淡的，这些都是回族文化中传统而古典的精邃对他持续塑造的结果。三、生命理想主义的写作追求。他的《清水里的刀子》、《旱年》、《疙瘩山》以及今年的《拱北》等作品，对于苏菲秘境的探寻，对于生命价值的追问，已经触及到回族人文化心理的深层。

　　在张承志和石舒清之外，对于回族文学的命名处于含糊地带。这一领域可以被称为回族文学的边缘带。边缘带写作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作者的回族身份或作品的回族符号，但作品并不承担回族文化的道义和责任，并不指向回族文化的经典内涵，甚至与回族文化全然无关。以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为例。这部作品虽然运用了大量的回族文化符号，但其写作动机却是非回族文化的，作者的有意误读和曲解，对强势文化的谄媚和讨好，使其远离回族文化的本质和内涵，以叛逆和否定构成小说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假借的是历史的名义。所以，将《穆斯林的葬礼》归于回族文学只能说是牵强附会的攀附，将边缘带写作归于回族文学是对回族文学名义的削弱，甚至抹杀——这一问题在此不作展开讨论了。

　　当然，作家的写作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宏大的人文关怀并非文学写作唯一的方向。但学术和文艺批评应该确立人文的标准，还回族文学以清白和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