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在中国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当今世界各地流传的经籍版本，均以它的“定本”(即“奥斯曼本”)为蓝本而印制的。该定本约完成于公元651年，此前虽说有阿布·伯克尔的汇集本，然而它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所谓“开皇七年，圣命其臣塞尔帝斡歌士等赍奉天经三十册传入中国……遂遍于天下”的说法(《天方圣教序》)，似不足信。因为开皇七年(587)时，伊斯兰教尚未建立，这时就把它传入中国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唐太宗“梦与圣人接……乃遣使者数辈至其国。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锁勒(章——引者)一百一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真教寺碑记》)。此说与《古兰经》自身成册的史实不符。可以设想的是：伊斯兰教历的第31年，即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 (644—656年在位)遣使来华，朝贡通好之后，《古兰经》的某些段落或经文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传入中国。至于作为一本经籍的 《古兰经》，传入中国的时间显然比这时要晚。
    根据《古兰经》的定本，它共有30卷、114章、6200余节经文。中国早年的一些碑文或著作中，所谓“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干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法”的说法(《广东通志》)，所谓“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的说法，甚至马注(约1640一约1711)、刘智 (约1662一约1730)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经文为6666段(见《清真指南》卷八、《天方至圣实录》卷首)，都是不确切的。马以愚在《中国回教吏鉴》中提到，明朝的茅元仪(《武备志》)和罗曰裂(《咸宾录》)均称《古兰经》为“佛经”。直到清时，虽以译音相称，如称之为“润尔罕”(《西域闻见录》)、“库鲁安”(《西域水道记》)，仍不十分贴切。这说明《古兰经》在当时流传不广，对它的了解不多，人们关于《古兰经》的知识是欠缺的。
    事实上，《古兰经》在中国正式刊印以前，它的流通最主要的形式是在穆斯林中通过口耳相传而记诵经文。“古兰”一词由阿拉伯文QuR’an音译而成。该词的原义是“涌读”，其经文是供穆斯林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诵读用的。是普通穆斯林来说，他们只要会口诵一些常用的经文，适应宗教生活的需要就可以了。只有那些被称之为“海里法”的清真寺学员，在学经的过程中，边学习、边抄录，最后把抄录的经文装订成册以供日后诵读之需。今天我们在一些清真寺中，在一些穆斯林的家中仍可看到这类早年的抄本。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牛街清真寺(北京)、东四清真寺(北京)收藏的抄本极为珍贵。东四清真寺的藏本是元延祜五年(1318)抄录的，距今已有600余年之久。这在国内可能已是现存最早的抄本之一了。
    清同治元年(1862)，云南杜文秀(1827—1872)以《宝命真经》之名颁印阿拉伯文《古兰经》，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木刻本。其后有马联元(1841—1895)主持刻印的《古兰经》。
    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汉文或其他民族语文的译本问世。这可能与人们注重诵读而忽视对经文含义的理解有关。马注谈到康熙十八年(1679)曾在蠡城(河北境内)“诏寺人能讲(《古兰经》)者来”，其后“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1682)，“西域国臣以天经进”，康熙再次“谕礼部侍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结果来的“乃教领之能诵而不能讲者”(《清真指南·进经疏》)。就是说，有的“阿訇仅能粗讲大意，其深微亦莫晓”(《西域闻见录》)。正如杨仲明阿訇所说的，“天经义谛，我国历来仅听口传，讲说纵或作始有伦．，然小言詹詹，究远难行。况讹以袭谬，久之致多莫解。此又亲自经见之实况”(《古兰经大义》例言)。可见，至少到本世纪的20、30年代，这种以口传心授或以记忆为特征的传统教学方法并没有多少改变。
    在译经问题上，教内历来有人主张《古兰经》是安拉以阿拉伯文“降示”的神圣经典，反对用其他文字翻译经文，以免亵渎圣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使一般穆斯林理解经文的真谛奥义，以民族语文讲经、解经、进而译经，势在必行。
约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上半叶，中国穆斯林学者在这一时期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是“抽译”或意译。马注所说的“篡籍真经，抽译切要”，“词虽粗陋，意本真经”，“言本天经，字用东上”(《清真指南》)，是这一时期《古兰经》翻译状况的真实写照。刘智在他的著作中也只是节译或引用经文，没有专门从事翻译活动。
    约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 一些穆斯林学者从事了经文的选译活动，出现了《古兰经》选译本。这类选译本可能是在称为“赫听”(或“赫帖”、或“亥听”、或“亥台”、或“亥帖”、或“孩听”、或“黑听”等)的《古兰经》的各种选本基础上再进行翻译的。最初，这类选本除了汉文名称外，其经文全是阿拉伯文，没有任何翻译。它通常包括以下一些章节：首章、第2章l、2、163、255、256、257、 285、286等节、第3章8、9、16、26、27等节、第9章128、129节以及第36、37、86、87、93、94、102、103、105、106、107、108、109、110、 111、112、113、114等章。1875年的《赫听》和没有注明出版年代的《赫听真经》，可能属于此类选本。以后对“赫听”进行翻译而有选译本。选译本包括汉语音译本和汉文注释本。音译本除选用经文的原文外，还相应地对所选用的经文子以译音；以汉语拼读阿拉伯文经文，形成汉文阿拉伯文的对音本。显然，此类选本中尽管对经文作一些简单注释，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供那些并不掌握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较差)、但能认识汉文的穆斯林直接诵读使用。注释的选译本系供穆斯林理解经文含义用的，在经文的注释中，甚至在译文中使用一些经堂用语。这一时期译经中的经堂语，对以后的译经活动有一定影响。属于此类选译本的有马联元的《孩听译解》(1874)、余海亭的《汉字赫听》(1882)、马玉书的《经汉注解赫听》(前言写于 1886年，简称《注解赫听》)、杨仲明的《亥帖译音》(1919)和《亥帖注解》(1921)、马魁麟和畅德元的《宝命真经》(1919)和李廷相的《天经译解》(1924)。
    约从20世纪的20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通译本。最早问世的是李铁铮的《可兰经》(1927年北平)。该译本据坂本健一的日译本并参以路德维尔的英译本转译而成。其后有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上海)，它始于1928年经过数年最终完成。该译本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创作。参加翻译工作的还有李虞宸、薛子明、樊抗甫等人，译经过程中同样参照了日、英文的译本。以上两个译本被认为是“教外人士”的作品，而不受穆斯林的欢迎。在穆斯林中，首先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王静斋。他最初的译本《古兰经译解》(甲本， 1932年北平)是以文言文和经堂语直译的；第二个译本(即乙本)改为白话文直译并附以注释，1942年在宁夏石印出版；1946年在上海出了第三个译本(即丙本)，除对前所译经文予以修订外，还详加注释并增附说。其后有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1943年，北平)、杨仲明的《古兰经大义》(1947年，北平)。这几个版本的译文中夹有经堂用语，被认为仍很“艰涩”，一般读者难以从中深究经文含义，或仅译经文大意，使读者难获经文全貌。遂后则有时子周、马坚、仝道章、林松等人的译本问世。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 (1958年，台北)系据英译本译出后，由定中明、熊振宗、常子萱等人校以阿拉伯文原文，以语体文形式出版，但“译文仍多欠流畅”。马坚的译本《古兰经》址在抗日战争时期完成通译工作后，1958年在北京出版了《古兰经·上》；以后义对泽稿几经修润，终于[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国内最为通行的版本。沙特阿拉伯以该译本为据，于1986年发行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对照本，向世界各地穆斯林赠送。林松的《古兰经韵译》(1988年，北小)是以带韵散文体的汉译文。仝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释本，1989年，南京)在泽文后还增以附录，读者可按词目查询经文内容，同时它对阿拉伯语读音做了简介，这是该译本的——大特点。周仲羲的《古兰经译释》1990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以后在国内一部分人中流传。除了汉文通译本外，还有买买提赛来的维吾尔文《古兰经》译本(1986年，北京)。
    《古兰经》是伊斯主教的基础及其教法的首要渊源。它在伊斯兰教中的神圣地位，不仅为穆斯林所公认，而且受到世人的尊重。它的经文被人们以不同的文体雕刻或书写在石板或木板上，并被镶嵌在醒目的地方(如大殿的四周墙壁、拱顶)，或是作为匾额悬挂在各种宗教建筑的内外，这往往成为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建筑的重要装饰；在一些穆斯林家庭的居室内，悬挂绣有《古兰经》的经文的挂毯，或是悬挂、张贴中国传统形式的、写有经文的经字画(如中堂、横披、条屏、条幅、对联等)，同样是居室的一种装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