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送我助听器
马德涵先生，又名马德咸，字向治，回族，1868年农历正月初三(清同治七年)生于古都西安，祖籍南京。其父马玉坤(堃)是位中医大夫，被人们誉为“看时症的好手”，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任太平军遵王赖文光、扶王陈得才部的随军医生，1864年随陈得才入陕，定居西安。落户后专门为穷苦百姓看病，因此与穷苦大众关系密切，逝世后丧葬全系贫苦乡亲凑钱营办。 德涵先生由于家贫，没有钱上学，他就跟父亲学习文化知识，勤于读书，爱好诗词、书画，因为经常与劳苦大众交往，再加上父亲的教育，德涵先生从小就养成了刚正不阿、不畏强暴、急公好义、勇敢坚强的性格。
满清黑暗的统治，使民不聊生，1892年马德涵考入武备学校后欲有所作为，“即随同妹夫白云鹤去四川任私人秘书幕僚等职十余年”。在四川期间，德涵学习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高等美术学校，使自己原有的绘画水平有很大长进，后又任混成旅教练官。1906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成立，在军学两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大量发展会员，马德涵满怀一腔报国的热情，经学校进步青年侯宝斋(帮富)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因而看到了一些进步的书刊，接触了一些热心救国的人士。这时的德涵还热心回族教育事业，身为穆斯林，在成都市创办的清真学校任董事及监学，使回民子弟能入学读书，而后又任四川省东乡县把总之职，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当时，满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更加残酷地镇压劳苦大众。为了借用外债，签订了出卖路权的合同，打着“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幌子，实际上把铁路权卖给了美、英、法、德四国，对此全国人民纷纷反对。1911年(清宣统三年)5月以后，湘、鄂、粤、川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夺取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的路权而激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其中以四川的运动参加群众最多，规模也最大。
在保路运动开始时，德涵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表示了他对保路运动的决心和态度，并担任保路同志会交际部部长，参加游行、呼口号，散发传单，向群众演讲，揭露满清的罪恶，并且与罗伦、蒲殿俊等人来往甚密，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保路同志会组织成立过程中，秘密的哥老会会员开始公开活动，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也不断渗透到群众中，7月15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同志会负责人罗伦、蒲殿俊等人，并血腥镇压请愿的群众。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四川总督署撤销，四川军政府成立，德涵又任参军。这时，德涵先生的胞弟马友师在辛亥陕西起义胜利后，参加了马玉贵部下的回民骑兵队，任骑兵队队长，清军反扑礼泉时，这个骑兵队与清军激战，马友师牺牲。为此，德涵之母函促德涵速回西安料理丧事，德涵请假从四川回到西安，安置好一切之后，接到甘肃省督军马安良的邀请电谕，任德涵为甘肃省传习所主任，随后德涵又赴甘肃等地寻求发展。
痛斥日寇侵略成立救国同盟会
在甘肃、青海的10多年里，马德涵还任甘肃省政府咨议，1923年任甘肃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兴办教育，并在书画上已有名气，热心作画卖画。后来德涵又受青海西宁镇总兵马麒的邀请，任“宁海军”教练官，同时兼任马步青的家庭教师。由于这样的身份，促使德涵与回民军队上层人物马安良、马福祥、马锡武等人关系较熟。德涵在他后来的自传中写道：“与马安良建议整军办法未成，我就了几处工作，凡与回民马氏各人物我都有建议他们的内容。”介绍四川人民护路运动的情况，宣传同盟会的救国思想。
1928年(民国十七年)，马德涵因母亲年迈多病，膝下无人，自己也一耳失聪，年已六旬的他便携家眷回到了西安，甘于清贫，一直赁屋而居，“没干伪蒋邦事”，以绘画卖画维持生计。解放后，组织鉴定也写道：“于回民军队马步青、马安良、白九皋等人左右，直至60多岁才退居西安，对国民党不满。”
德涵先生擅长画山水画，对回族大画家米芾父子的山水画技法尤为喜爱，曾在一幅扇面上题诗说：“平生好学米家法，云烟缥缈了不差。”扇面点墨成山，山下溪上搭一小桥，桥上一人披蓑戴笠作雨中行状，全局以淡墨点染，小树亭阁均在云烟笼罩中依稀隐现，意境超逸。德涵先生在甘肃时，曾与吉鸿昌将军相交，过往甚密。1926年，马鸿逵、冯玉祥率国民军解西安城之围，吉鸿昌将军时任该军旅长，驻扎渭华一带。吉鸿昌西安的寓所在红埠街，德涵先生长女艳贞，当时年十六七岁，因吉将军与德涵交好，常常到吉鸿昌的寓所看望吉夫人。吉夫人参加西安妇女运动时，也常常带艳贞去参加，使其受到不少爱国主义教育。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西年馑，关中出现小冰河期，天降黑霜，地冻尺余，西安周围13个县的灾民大量涌入城关，啼饥号寒，惨不忍睹。当时城镇回族经济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农业歉收，回民小吃即断了食品加工的原料供给；农民破产，又断了食品销售的主要顾客群。因而，西安城内许多以传统小食品生意谋生的回族贫民亦沦为灾民，缺衣断食的达40%以上。马德涵和回族知名人士冯瑞生、白楚珍、米三等倡议组织陕西回民救灾会，“忙于回坊救灾事宜”，在西安市化觉巷、小皮院、洒金桥3个清真寺设粥场赈济回族灾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消息传来，德涵先生借回民礼拜完毕还未散开之际，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众慷慨陈词，痛斥日寇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随即与回民小学教师乌光焕等人组织成立了西安第一个抗日民族组织——西安回民救国同盟会(两个月后改为陕西省回民抗日救国会)，德涵任会长，附近回民参加的有五六百之多，并吸收一些满、汉朋友参加。该会的主要活动是游行抗议，抵制日货，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并印刷传单，画漫画(德涵先生亲自画的有《觉悟》、《雄狮》等作品)，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爱国思想，还通电声援东北将领马占山率部抗击日寇的正义行动。
生死置之度外营救蒙难西路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不久，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到西安。在此之前，我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共两万余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奉命进入河西走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战4个多月，终因主、客观多方面原因造成失败。除400多人经党中央营救到达新疆外，近万名指战员为国捐躯，逾万名指战员被俘，其中包括我军高级将领……周恩来到西安后，一方面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奔忙，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
西安事变后，在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下，许多回族知名人士为抗日救亡运动挺身而出，吴鸿宾、马德涵、马绍常、马宪民、韩勋臣、马品章、丁志勤和张牧(杨虎城的秘书)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救亡联合会(一说中国回教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西北回民联合会)，其宗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张、杨的义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要任务是搞示威游行，动员回族各界人士支持抗日。杨虎城每月给这个组织提供200块钱的办公费(共提供了两个月)，还曾打算让该组织联络西北五马，共同抗日。当时，德涵还参加了在西安桥梓口天安客桟召开的回族知名人士座谈会，会后在1936年12月17日的《西京日报》上向全国回族人民发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并督催白崇禧和国民党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国民党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青、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国民党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甘肃省陇东交通司令马锡武等当时的军阀，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并希望派员来西安参加救亡运动，通电后马锡武派了一个名为毛跃庭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据马宪民先生回忆，1937年2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还曾在西北绥靖公署(杨虎城的办公地)会见了吴鸿宾和马宪民，热情评价了回族救亡联合会的工作。
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积极地组织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准备在西安回民中物色一位和马家军有联系的人去河西沟通关系。后通过著名民主人士杜丞斌先生和张文彬(周恩来的秘书)与住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吴鸿宾同志取得了联系。
吴鸿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周恩来时，周恩来向吴鸿宾谈到西路军在河西处境不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特别是营救被包围在黄番寺的500余名红军指战员，只要马家军队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交枪和平解决。周恩来之所以对这500余名红军特别关心，是估计其中有我军的高级干部(吴当时并不知道)。接着，周恩来同志就让吴鸿宾和张文彬商量，在回民中找一个关系可靠能向那边谈上话并传达我们意思的人，关键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这些人的生命。经过反复考虑，吴鸿宾想到了和他有交往的马德涵先生。
吴鸿宾与马德涵关系较熟，深知德涵先生曾在甘肃教书，为人正直，政治上可以信赖，且与马麟熟识，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遂连夜走访了德涵先生，告以有几个朋友在张掖被马家军所围，想让他找马步青疏通一下，先生满口答应。次日，吴向张文彬作了汇报，张让吴转告德涵先生这件事是周恩来同志委托的。吴再次去找德涵，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并转告了周恩来殷切嘱托之意。德涵先生当即慨然应诺，并兴奋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花甲已过，此事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人所共知，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这次蒙他对我如此信赖，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而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
接着，周恩来把德涵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研究办法，告诉德涵说：“只要把人(指红军)放了，我党可以赠马家军三千杆枪、几十万银元。”另外，周恩来还委托德涵给马家军高级官员赠送厚礼。并指示说，德涵先生年龄大了，耳朵又不便(耳朵聋了)，要派个人一路上好好照顾。经过商议，吴鸿宾找到了一位至交——甘肃回族商人马宪民。当时马宪民来西安收卖货账，且与德涵认识，让他陪同德涵先生前往。临行前，党组织告诉德涵，到凉州(武威)后，去北门外海藏寺找一个地下党同志，并告诉了这个同志的穿戴特征和接头暗语，叫马德涵把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河西战况以及和马步青谈判的情况告诉他，他会发电报告诉西安的党组织。
1937年2月16日晨，周恩来送了马德涵、马宪民、张文彬3人一千块银元做路费，买了3张西安至兰州的欧亚商机飞机票(一张票180元)，剩余的钱给马步青等人准备了些礼物。临走时组织上又派人送来了500元大洋做盘缠。2月底，马德涵先生以71岁的高龄与马宪民、张文彬二人下午4时安抵兰州，住在东门外云发栈。第二天，德涵先生找青海驻兰办事处，自称因为10年前与兰州商人立过合同，他们买了飞机票接他来兰州的，想借机会看看马步芳他们，并以个人办画展为名，要去凉州见马步青军长。办事处于是用电话向武威联系，马步青答应说欢迎德涵先生前往。德涵先生随即和马宪民、张文彬携带着礼品乘汽车，坐了两天到了武威。由于有师生之谊，事先又通了电话，所以到武威后一切顺利，马步青招待甚殷。德涵先生住在交际处南厅，到了晚间10点钟，马步青与德涵闲谈，德涵先生向马步青讲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意义，然后谈到了张掖一带西路军的情况，马步青说已打散了，俘虏了不少人，德涵先生劝告马步青要优待俘虏，不要虐待，等共产党派代表前来商量善后。
马步青起初态度很强硬，问道：“你是共产党，还把代表当了？”马德涵说：“我先是同盟会的人，没有效能，如今我是无党派人士，凡有义事，我就排解，现在国共合作，通力抗日，内战合好，力量大了，何愁把倭奴不能消灭？然后把中国不良政治改好，人民的幸福无穷，我也享几天幸福，这是我爱国爱教的意义。若防我是共产党奸细，不听我的忠谏，你与你弟(指马步芳)把我杀了……咱们是宗教弟兄，你父子待我知己，我才敢与你畅谈时务。我比你大几十岁，读了些书，游了十几省，总比你阅历多……我在西安听见了好消息，周恩来说过愿送你们三千杆枪，几十万银元，只要把人放了……”德涵先生从教义和抗日形势谈起，一直谈到深夜两点钟，马步青才向德涵告辞，若有所思地回到了司令部。
德涵先生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第二天早上，利用赴宴的机会，将张文彬和马宪民引见给马步青。席间，谈到了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马步青也为之动容，认为很多方面对不起延安。张文彬这才正式出面，与马步青研究了西路军的改编问题和生活问题，目的是不让杀害红军，生活上给予照顾。马步青迫于形势，答应可以解决，并口头表示将如数释放被俘红军，愿将自己改编红军组建的工兵团和童子军遣送西安，还亲自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由马德涵带着去见张掖驻军韩起功(当时凉州地区由骑五师马步青管辖，甘州地区由一百师三百旅韩起功管辖)，另一封是给马步芳写的，由张文彬带着去青海西宁进行营救活动。当时，马德涵由马宪民陪同，乘车赶往张掖去见韩起功，准备营救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500余名红军指战员。韩见是上司介绍来的，颇为客气，他告诉马德涵说：“黄番寺被围的红军已被解除武装，对人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往青海去了。”与此同时，张文彬找到了马绍常，并见了马步芳，据说马步芳也口头拥护西安事变国共抗日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实际上对共产党仍有戒心)。马德涵先生把在河西的活动情况，都及时通过凉州地下党向西安作了汇报。
机智安排宴席八千红军得回归
在河西的几天里，《凉州日报》还刊登了优待俘虏的决定，德涵便暗自把这张报寄到西安八办。利用自己既合法又特殊的身份，德涵还在张掖、凉州扣押所和医院看望了被押红军和红军伤员。后来德涵还多次与马步青交谈，马步青对德涵的意见表示同意，并决定把德涵留在武威当土药征收局局长。德涵先生以马麟就要从天房(指麦加)回到西安与他商量事情为由，婉言谢绝了，答应以后再来，其实这是德涵先生的脱身之计。马步青给德涵400元，以表师生之谊。
一周后，马德涵和马宪民乘飞机返回了西安，随后张文彬也从青海赶了回来。由于周恩来已回到延安，张文彬便去延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马德涵先生远途跋涉、不辞劳苦西行河西表示感谢。因为这次河西之行，在营救西路军工作上起到了一个缓和作用，目的已经达到。
1937年4月，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从天方朝觐西归，路过西安，下榻在桥梓口天安栈，并准备停留几天，随行的还有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等人。
得知这一情况后，吴鸿宾和张文彬觉得这是搞好统战工作的一个好机会。，能了解到南京政府的一些情况，并对进一步营救西路军会有帮助。由于德涵与马麟熟识，吴鸿宾把这一想法向德涵讲了，德涵先生便利用拜访的机会把吴鸿宾介绍给了马麟。马麟虽为青海省主席，便并未掌握实权，且为人比较开明，周恩来考虑到会对营救西路军有帮助，便决定与马麟相见。但马麟作为青海省主席，去七贤庄拜访周恩来不现实，周恩来到马麟的住处去见马麟也不好，对马麟的处境不利。最后决定以马德涵和吴鸿宾的名义在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宴请马麟，让马麟和周恩来在宴席上相见，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马德涵和吴鸿宾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梓口著名的清真餐馆天锡楼包了一桌宴席，叫到西羊市街49号马德涵先生的住所。当时马德涵住的是他的一位挚友、回族爱国民主人士、曾在甘肃等地做过县长的马子健的房子（马子健当时不在家，一说周恩来原是想以马子健的名义宴请马麟的）。这一天，周恩来、张文彬先马麟而来，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你介绍一位朋友--”他指了指刚刚步入室内的周恩来：“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一听吃了一惊，神情有些不安，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直趋前来的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周恩来显得自然而随便，与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喧后，大家边吃边谈，马麟向周恩来提了一些关于抗日的问题，周恩来很扼要地把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向马麟作了说明。马麟对周恩来言简意凡骸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话，马麟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最后，周恩来希望他回青海后能阻止马步青对被俘红军的屠杀政策，优待并送还青海的红四军人员。马麟表示尽力而为，“已允回甘清查洪（红）军多多送回延安”。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由于事先和房东作了安排，厅院安静，绝少干扰。
散席后，周恩来与马麟握手道别。由于这次相见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事后，吴鸿宾听取马麟的反映，马麟伸出大拇指，说：“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钦佩的。”
当时马麟到西安后，还在小皮院清真寺举行过欢迎会。马麟给杨虎城送了藏红花等礼物，杨虎城宴请了一回马麟。周恩来也曾通过马德涵希望能参加欢迎会，但“马麟再四不敢周代表的驾”，只好作罢。后来，吴鸿宾奉周恩来的指示想去西宁了解被俘红军的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马德涵便再次把吴鸿宾保荐于马麟，希望能在西宁给吴找个事做，马麟随即当面吩咐谭克敏给马步芳写信，推荐了吴鸿宾。吴带着马麟的信，去西宁与马绍常取得了联系，见了马步芳，进一步了解了西路军被俘的情况，并不时地把暗中获得的情况通过信件告诉德涵，同时由德涵转交西安八办。回到兰州后，吴还向当时兰州八办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作了汇报。
在德涵极力营救西路军的过程中，我党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尽力营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原来的2.18万西路军指战员，除近半数在河西战役中壮烈牺牲，1千余名流落甘、青、宁三省区外，剩余的绝大多数被俘红军约有8000余名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中，其中有秦基伟等同志。
为了感谢马德涵先生对革命所作的贡献，1938年夏，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特地送给德涵先生一副德国制造的助听器（德涵先生由于耳聋，周恩来同他谈话有时要借助于书写）。德涵先生爱不释手，一直用到去世，1971年被政府收藏，曾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同志也曾委托周恩来给马德涵赠送了一条毛毯，一块粗毛呢，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表示谢意。马德涵也委托周恩来给毛泽东、朱德赠送了自己的书画。解放后，党和政府送给德涵先生一块面积为6分地的一小院房子供他使用。周恩来总理对马德涵先生的生活、健康更是十分关心，陕西的同志去北京开会，周恩来有机会就托他们代问德涵好。因德涵先生生活有些困难，周总理还让政府给他寄过钱。
马德涵先生从河西返回西安后，一直同党保持联系，“按月去到办事处与周子健处长谈时事”，并从八路军办事处带回延安的报刊、宣传品，把党的信息传递到回族群众中去，与先后两任八办的处长伍云甫、周子健都很熟悉。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马德涵与在西安从事救亡工作的共产党人张含辉、李连壁、王维祺等人交往密切，并在回族青年中做工作，介绍马廉敬、米春发、安德真、马德宏、乌光昭等人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送往云阳抗日干部训练班受训。以后，随着日本侵华空军滥炸西安的事接连发生，马德涵又积极协助马图轩、马生金、马士年、马存祥等人组建西安回民救护团，以清真寺为单位各设分团，救济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难民。陕西回救救国协会成立时，马德涵被选为理事，并在其他回族民间进步组织中担任委员。据西安八办的工作报告中记载，仅此1938年上半年，马德涵先生还先后介绍过6名回、汉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该报告还报马德涵先生列入左倾文化人名单之中。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马德涵先生意志坚定，几次写信问候周恩来，而且还推荐了自己的大儿子马葵、二儿子马毅、三儿子马铎、四儿子马灿“愿效力于共产”。抗战时，1938年7月，德涵还和杨静仁、鲜维俊二人一起去汉口。当时德涵之子马毅也从广西桂林成达师范赶到汉口，一同见了周恩来，交谈了两次，并合影留念。周恩来还给了德涵一笔钱，并写名片把马毅介绍给当时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同志，马毅就在其下属六处三科做绘画练习生，为抗日宣传服务。不久，德涵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他同孩子们快回西安，武汉告急。第二天，德涵携其大儿、二儿返回了西安。
抗日战争中，除与八办联系外，德涵先生还经常与著名人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敷仁同志来往，常为李敷仁办的《老百姓》报撰稿。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德涵与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秦风日报》主笔、著名社会学家关梦觉、著名文艺理论家、教授郑伯奇等人交往密切，为推动陕西民主运动的发展尽了努力。1945年9月，国民党特务砸毁了进步报刊《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联合版的报社，德涵和马子健不顾特务迫害，前往报社慰问，谴责国民党特务分子暴行。事后，该报曾刊登启事，表示感谢。
1946年，原西安一中毕业生王维祺（曾任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时在西安做地下工作，在发展民盟组织时，曾向杜斌丞介绍了马德涵、马子健二先生参加民盟。那时的杜斌丞先生作为民盟负责人，与周恩来有过密切的往来，反动派更是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祝绍周窃居西安时，经常派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在杜先生的周围监视，杜先生无形中就失去了自由。然而德涵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经常以卖画为名，到王家巷看望杜先生，令杜先生万分感激。有一次德涵先生刚从杜先生家出来，就又被特务挡住了，特务盘问道：“你上次来是卖画，这次来又为啥？”“上次来杜先生说不要一般的山水，要一张雪景，你看。”说着，随手从袖筒里拿出一张雪景图来……过了不久，杜先生就被特务杀害了。
由于德涵先生与西安八办关系密切，又与许多进步人士常有往来，所以日益受到特务的监视。为了摆脱特务的陷害，最后德涵先生竟携家眷隐居在城南八里村，隔几天又迁到别的村子。特务打探他的下落，邻居们说去兰州了。就这样，德涵先生硬是在城外住了好长时间，饿了，没有钱，便把所带衣物卖掉……在西安解放前夕，马德涵先生四处奔走，宣传回民群众不要听信谎言，积极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5月20日天刚亮，他便打着小旗，“呼回民大众烧水欢迎”，在北门外迎来了解放军，号召“回汉同胞都团结起来参加欢迎大会”，并在庆祝西安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会上发言，坚决拥护“进军大西北，解放大西北，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表达了回族人民的心声。
1949年6月初，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与马继援部率军反攻，此时正值扶眉战役前夕，古城西安和咸阳等地国民党分子乘机谣传说解放军要将西安回民斩尽杀绝，马家军要为回民报仇，回民要里应外合等等，使城内的回汉群众都人心惶惶。为了粉碎谣言，也为了使我军能顺利地开赴西北战场，马德涵、马屏甫分别在清真寺召开回民大会，宣传党的英明和民族宗教政策，揭露了谣言本质。马德涵、马屏甫、金启祥、马师端等回族知名人士50余人还参加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召集的西安市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联合写了《西安穆斯林告马军官兵书》，共印数万份，由我第一野战军在扶眉前线广为散发，西安广播电台向甘、宁、青等地广播，并刊登在1949年6月27日的《群众日报》（即《陕西日报》前身，创办于延安）第一版上，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据说马德涵、马屏甫、金启祥还联名写信给马鸿逵，并在咸阳张贴安民告示，劝说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德涵还单独会见过马鸿宾，劝他弃暗投明。此外，《群众日报》上还刊登有马德涵先生拥护新政协，望速建民主联合政府的发言，题为《马德涵先生代表回族希望速建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回民团结起来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德涵先生身为虔诚的穆斯林，对回族教育事业十分热心，除了早年在四川、甘肃等地兴办过回民教育之外，回到西安后还多次开办过回民女子小学、清真寺夜校等民间学堂，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当时的学生在回忆德涵办学的情况时说：“开学那天，马德涵在清真寺的殿沿前讲话道：‘无轨电车要跑，柏油马路要修，咱们回民没有文化不行。’”
德涵热心教门，多次担任清真寺社头，为解除回族之间的教派之争也出了不少力，多次给清真寺书写匾额。清真寺内现有“精诚团结，开诚布公”的匾额，就是纪念民国23年（1935年）合坊所写。当时新老教为经典中的事经常发生殴打事件，反动军阀也企图利用这一矛盾，后来由德涵和马青山、金启祥三人出面多次调解，使双方群众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加强了民族团结，这匾额便是民族团结的开端。
在当地回族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两件事。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到王家巷找杜斌丞先生，走在路上遇到特务盯梢，周恩来急中生智，来到小皮院清真寺，这时正是中午1点多，马德涵与宝文德阿訇准备做礼拜，三人相互打了一下招呼，周恩来用手向后一拐（礼拜中的一个动作），他俩便明白了，于是给周恩来带上了阿訇的衣帽，让周恩来装成阿訇，三人在那儿读“古兰经”。特务来到寺里寻了一会儿，没有见到，就退了出去，德涵与宝文德便从寺的另一端将周恩来安全地送了出来，摆脱了特务。还有一次，特务把周恩来紧紧盯到了北院门，周恩来便乘机钻进了西羊市街，躲到了马德涵的住处。因德涵当时住的是曾当过县长的马子健（也是一位回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房子，特务不敢轻意搜查，只好在外边等，马德涵便让周恩来换了衣服从后边走了出去。据说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德涵先生还曾在西安西北城角玉祥门内的广仁寺（属喇嘛寺）与周恩来同志会过面。此类史实皆出自口碑史料，似乎是野史，但事出有因。笔者在小时候因与德涵家是邻居，甚至还听过周恩来是德涵的义子的传闻。虽不可信，但可以想见德涵与周恩来关系的密切。
作为一个普通的回族公民，一个自觉的爱国民主人士，马德涵先生曾经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尊重和厚爱。解放后，德涵先生历任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民盟委员、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市民委副主任、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委员等职，他的国画作品曾参加1953年的全国美展，还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的展出。
周恩来总理对马德涵先生的生活一直十分关心，几次路经西安都邀见德涵先生。1954年7月，周恩来从日内瓦回国时，曾在西安人民大厦亲切接见了德涵先生，并将他营救西路军的事迹向当时陕西省省长赵寿山等人作了介绍，说：“赵省长，马老有什么困难，请给予解决。”临上飞机前，总理紧握德涵先生的手说：“今后有什么事就告诉赵寿山，他能给我把话捎到。”1957年，周总理陪同阿富汗国王马亨德拉参观西安时，让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赵伯平、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方仲如专车将马德涵接往他下榻的西安人民大厦亲切会见。临走时，周总理又亲自由六楼送至一楼。这情景在西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被传为佳话。此外，凡是陕西的回族同志去北京开会，周总理总是让代问德涵好。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马平甫说过：“总理对马老印象太好了！太深刻了！我去北京开人代会，周总理知道我是西安回族代表时，没有放开握着的手就问：‘马德涵先生还健在吗？’我回答：‘托总理的福，他还健在。’总理微笑着说：‘好！好！马代表回去代我问候。’”当时西安市民委的羊军同志去北京开会时，周总理也让他代问德涵好。据德涵先生的小儿子马毅说，新中国刚成立时，总理还将德涵接到北京，安排吃、住，回西安时还赠送了钱和其他的东西。
1958年3月，马德涵先生病重住院，省、市有关领导多次到医院探望。5月20日他病故后，省、市领导还参加了吊唁活动，并送葬到墓地。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挽幛上写着“帮助革命精神虽死犹生”，陕西省民委的挽幛是“民族大家庭失去一份力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挽幛写的是“共事方长胡遽逝世”。当时的省长赵寿山等省、市主要领导也以个人名义向德涵先生送了挽幛。
德涵先生以91岁的高龄与世长辞。1978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在给陕西省委统战部的指示中说：“马德涵先生1937年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委托，同马步青（马德涵先生给他教过书）谈判，释放了我西路军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也一直同党保持联系，做了一定的工作。”
马德涵先生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种不同社会。早在清末，他就在四川成都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任保路同志会交际部部长，后任参军。民国成立后，他前往甘肃等地任职，热心教书、作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先生挺身而出，组织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活动。西安事变后，先生以70岁的高龄，肩负周恩来同志的重托，为营救西路军远走河西走廊，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一直与我党保持联系，与社会民主进步人士关系密切，在西安回族群众中进行了不少宣传工作，并推荐了不少回汉进步青年去学习革命理论。为了摆脱特务的陷害，先生还曾隐居乡村。西安解放时，德涵尽管已年过八十，但仍满怀信心地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城，后来又在西安回族地区做了许多民族工作，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可见，德涵先生的一生是鞠躬尽瘁、致力于爱国民主活动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