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在中国
《古兰经》共30卷，114章，6236节。麦加86章和麦地那28章，历时下降23年。
《古兰经》共包括77934个词汇，共用了323621个阿拉伯字母。
《古兰经》分长章和短章，长章如《黄牛》章共286节；短章仅3节。
“这《古兰经》不是别的，它是对全世界的教诲。”［68：52］
《古兰经》在全世界已经拥有成百上千的译本，包括七、八十个大中小语种。几乎凡有穆斯林聚居的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伊斯兰社团，有清真寺建筑，就会有用该地区通用的语言翻译的《古兰经》。有些大语种，如英语、法语，近现代相继出现的以及当代争相竞译的版本很多，从十几种到几十种，而且，仍有新译本频频问世。
本文只侧重谈一谈我国翻译《古兰经》的概况，特别是谈汉文译本的若干特色。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很早就传入我国，早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国“遣使朝贡”，被多数史学家认为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前来我国的标志，以这一年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起点。这一年，距穆圣奉命在阿拉伯半岛传教才40多年，离穆圣归真也只有19年。屈指一算，至今已有1356年。1300多年来，伊斯兰教在这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广泛传播。我们从唐、宋朝文献资料中，能够寻找到不少有关伊斯兰教的记载或介绍。然而，《古兰经》的翻译，却起步很晚。尽管伊斯兰教在我国十个民族中有很大发展，而今已拥有穆斯林二千万人，但回顾历程，在千百年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古兰经》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口传面授，阿訇讲解，群众聆听的方式进行，宣传条件简陋，宣讲范围有限。用文字翻译，虽然是广大穆斯林的迫切需要，却迟迟不能实现。明末清初，有些精通阿拉伯文和汉文修养很高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都有极其丰富的译著，但他们也不敢把翻译《古兰经》的计划列入议程。主要是由于这些学者态度特别严肃、认真、谨慎、虔诚，《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是最有权威的最高经典，惟恐曲解误译，走样失真，表达不了原文的微言妙意，自己承担不了误己误人的重任。在他们的著述中，偶尔出现几句用汉语转述《古兰经》的引文，译者也会感到诚惶诚恐。看来，穆斯林学者认真严肃、小心谨慎的态度，是《古兰经》全译本推迟到20世纪才陆续问世的主要原因。从1927年开始，才有《古兰经》汉文全译本的出现，迄今还不到90年。即便如此，也是非穆斯林文人在试探摸索，勇开先河，才打开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翻译的局面。
回顾《古兰经》在我国翻译的历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要概况是：
（1）摘译阶段。即零零星星的片段摘译，出现在17~18世纪（明末清初）几位译著丰富的穆斯林学者如刘智、王岱與、马注等的著述中，其中最长的译文是刘智在《天方至圣实录》中翻译的“开端”章：
世赞归主，化育万物，普慈独慈，执掌公期。吾唯拜主，唯主求助，导吾正路！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祸之者，亦非迷路。
译文仿效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体裁四言体，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庄重严肃，音韵铿锵，节奏和谐，很有特色。可惜像刘智这样的大师，没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古兰经》译文。
（2）选译阶段。即若干中、短章和局部长章片段的选译，主要是根据在我国流传已数百年之久的一个被称为“海特姆·古拉尼”的《古兰经》选本翻译，民间习惯称之为“孩提（或“亥听”）”，又称“18个索来”（实际上有大亥听、小亥听两种选本，都不止18章）。其中最早的汉文译本出现于19世纪末叶，即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在昆明出版的马联元译本，以后，译本连续不断，直到目前还有新译本流传。在全国，这个译本的阿、汉文对照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以至注音本有几十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能朗读或背诵的穆斯林大有人在，他们常在宗教礼仪中“圆经”时集体轮流恭诵。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汉文本，反映了穆斯林群众在不可能学习全部《古兰经》的情况下，对选本的迫切需要。
（3）通译阶段。即自始至终、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翻译全部《古兰经》。穆斯林对通译的探索，大约在19世纪中叶，清代穆斯林著名学者马德新（公元1794~1879年）及其得意门生马安礼曾经发愿举意，要翻译全部《古兰经》，并且已实际动笔尝试。据说已经按照顺序译成20卷（即全经的2/3），但保存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题为《宝命真经直解》。遗稿在马德新归真后将近50年，才在上海刊印了少量样本，目前已不容易搜集到。至于全文通译本，迟至20世纪才接二连三问世，从1927年到1996年约70年间，包括港、台和海外，共有14个汉文通译本出版，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全译本问世。按先后出版次序是：
从译者的身份或经历看，这些汉文通译本的译者，最早摸索开路的是非穆斯林学者铁铮、姬觉弥。相继而起的回族学者中，有在经堂教学第一线的清真寺掌教王静斋（文清）、杨仲明、马振武；有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教授马坚、林松；有海外华裔仝道章、周仲羲；有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社会人士刘锦标、时子周、沈遐淮。至于少数民族译文的译者，买买提赛来是维吾尔族著名学者，哈再孜、马哈什是两位优秀的哈萨克族译者。
从《古兰经》在我国的翻译主要是汉译本的概况看，似乎有几条规律：
（1）穆斯林学者的翻译，是从零星摘译开始，发展到重点选择，往后才敢于顺序通译，有长期的小心翼翼的摸索过程。
（2）全译本的完成，是教外人首先从非阿拉伯文转译，而后刺激并推动穆斯林学者从阿拉伯原文直译。
（3）初期，只刊印汉文单行本，逐渐发展到出版与《古兰经》原文合刊的对照本。
（4）从只翻译《古兰经》原文，发展到附加越来越多的注释。
从译文的体裁和风格看，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译者们作了种种尝试，大致说来，有4种文体，即：①文言体；②白话文；③经堂语；④押韵体。
究竟哪种体裁更好、更适宜呢？对不同的译者本人和读者群众说来，似乎不可笼统地一概而论，也许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也各有利弊，读者可以自己选择，或参照阅读。比如：
文言体——凝练古雅，给人以深奥含蓄之感，但用词过于艰涩冷僻，曲高和寡，不易理解；
白话文——通俗畅达，给人以明白易懂之便，但措辞接近口语过多，咀嚼不出经文古雅的韵味；
经堂语——结构独特，使习听耳熟的父老乡亲觉得亲切有味，但面临中年人及往下的后代对这种语言没机会接触，恐怕人们会对它越来越陌生；
押韵体——顺口悦耳，使距寺院较远的青年人增加阅读兴趣，但为了保持韵脚协调，用词有时就难免顾此失彼，因韵损意。
再从译本的质量和具体情况看，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应该怎样看待或评价这许许多多的译本呢？先说教外人的译本，以铁铮、姬觉弥为例，他们都有向国人介绍外国优秀名著的动机，都有弘扬人类文化遗产的善良愿望，不像早期西方学者那样不怀好意，声称要“批判”《古兰经》。铁铮很赞赏《古兰经》“经文简洁遒劲”，表示要尽可能翻译得“存神，求真”；姬觉弥郑重声明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既重其道，复敬其经”，他的译本“经再三修订，句求简练，文重雅驯”，还特别邀请了李廷相、薛天辉两位精通伊斯兰教义的阿訇参证审查，态度十分友好。更何况由于他们两人勇于开拓，顾虑较少，率先翻译《古兰经》，对小心翼翼的穆斯林学者而言，客观上起到了促发、刺激、推动、鞭策的作用，使他们鼓起勇气，当仁不让，急起直追，担负起译经的重任。当然，教外人的译作，既是从日文、英文本转译，难免会有隔膜，情感上对于经文的分量与重视，不可能象穆斯林那样贴近、深刻；他们又不太熟悉回回人的语汇和用词习惯，译文肯定不尽完善、到位，但也不宜苛求。
至于回族穆斯林的译本，正如马坚教授所说，“见仁见智，各有特色，亦各有价值”，彼此之间总会有截长补短与交流、借鉴之处。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王静斋阿訇的译本。他毕生孜孜不倦，发愤治学，光是《古兰经》，就自始至终、从头到尾翻译过4遍，除第3部手稿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飞机轰炸毁灭外，其余用古汉语、经堂语、白话文翻成的3部天经，都前后出版，向广大穆斯林推出过，习惯上被大家分别称之为“甲种本、乙种本、丙种本”。尤其是《古兰经译解》丙种本，久经锤炼，注解充实，引证丰富，措辞用句与穆斯林乡亲的习惯相互吻合，深受欢迎，海内外和民间纷纷再版、翻印，流传极广泛。
学术界推崇的马坚译本，是孕育过程甚长、准备阶段很久、公开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极广的一部。译者说他“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在注释的时候，不敢牵强、附会、穿凿”，以译者精湛的阿、汉文造诣和海内外享有的威望，深得舆论好评。我国学者的论著中引用《古兰经》语句，大都以马坚译本为依据。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已将《古兰经》的阿拉伯文原本和马坚译文一起，精印成对照本，馈赠前往麦加的朝觐者。
杨仲明（敬修）在北方著名阿訇中素有“杨才子”之美称，他译的《古兰经大义》，用文言体扣紧原文直译，典雅凝练，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可惜只有高度概括、提炼的本经译文，缺乏必要的注疏或解说，有如阳春白雪，不免曲高和寡，一般读者看不懂，望文生畏，汉文水平较低的阿訇们读起来也很费劲。
马振武译本的主要特色是全面整理并反映了几百年来经堂语教学的结晶，译文所用的全部是纯粹的、浓郁的“正宗”经堂语。长期习惯于听阿訇按照传统方式和特殊语言讲经的朵斯提乡亲，会感到津津有味，倍加亲切。此外，译本中还使用了经堂教学中发明创造的一种汉族拼音符号“小儿锦”（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写汉族），记录并保存了眼看逐渐消失、迟早可能废弃的宝贵资料，很有历史文献价值，值得永久珍藏。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参照尤素福·阿里的英文译本翻译，其译文与王静斋的“丙种本”大同小异，但其释文却大不相同。释文达2117条，内容主要采自他认为“注释精辟、领域最多”的英译本，确实很丰富，有不少材料吸取了现代以至当代结合现实研究经文的新成果。
美籍华裔仝道章《〈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是其在新加坡遭遇冤狱的年代，在牢房中着手翻译的，以穆·马·毕克滔氏英译本为蓝本。译文语言朴实，畅达明快，遣词造句，琅琅上口，每章有开篇提示，长章有段落提要。译本后附录的《古兰经详细索引》，是一份呕心沥血编成的详细索引，近8.3千行，约19万字，条分缕析，独具匠心，自有特色，查阅方便，一目了然，读者可以节省大量繁琐查资料的时间。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以带韵脚的散文体试译，读者有音韵铿锵、顺口悦耳、好记易懂的反映，能激发年轻人阅读的兴趣。
有一些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或特殊境遇中活动的社会人士，他们翻译的《古兰经》，固然有其可取的、自身的、文笔流畅的特点，但如前所述，总会存在一些未见得与经文原意相符的情况。问题不一定表现在译文上，而是更多地暴露于注释中。态度端正严肃，阅读仔细用心，感觉灵敏迅速的一些穆斯林，多有强烈反映或反感。例如刘锦标的《可兰经汉译附传》是1943年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出版的，他当时在敌伪统治下担任伪职，国难当头，严重失足，甘当奴才，在其译文的“附传”中，就夹杂着糟粕，散发他的个人牢骚与情绪，为其苟且偷安、媚敌求荣辩护，甚至为帝国主义企图搞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与《古兰经》分清敌友、爱憎鲜明、抵抗侵略的教诲背道而驰。又如周仲羲的译本在译文、编排方面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在释文中却不时宣扬了“阿哈默底亚”观点，特别是在注解第33章《联军》40节时，释文第1935条居然否认穆圣是最后一位先知，鼓吹继穆罕默德之后还会有先知，因而遭到穆斯林的抵制。再如沈遐淮在台湾出版的译本题为《清真溪流》，竟然将他自己乱七八糟的文章同尊贵神圣的《古兰经》并列，与译文装订成一本书。他的文章中还散布了敌视大陆的反动言论，借出版《古兰经》之机，放肆发泄，已经受到海峡两岸穆斯林舆论的谴责。
以上事例表明，虔诚的穆斯林学者翻译和宣传《古兰经》，必须首先参悟经文本身内涵的真谛，必须认真严肃地、不含任何偏见地领会《古兰经》的精髓，必须虚心倾听并接受穆斯林群众的正确批评，不断学习钻研，反复修改译文的错误、漏洞与不足，决不能掉以轻心，自以为是。
汉语，是全世界人口使用最多的大语种，宏观上看，全球普遍流行的、到处通用的似乎是英语，但确实不可忽略有13亿中国公民和众多的海外侨胞、华裔都在使用的汉语。因此，把《古兰经》翻译成汉译本，不仅仅是为中国上千万的操华语穆斯林服务，实际上也是把这部阿拉伯文尊贵的天经，推荐与传送给有十几亿人口能读懂它的国度。从这个角度看，《古兰经》的翻译，下笔落墨，更应该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对于任何语种翻译的《古兰经》，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多么高明出众的译本，都不能取代阿拉伯文原来的经典，都不能与原经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它们只是译者个人学习《古兰经》的心得体会，谁也不敢狂妄地认为自己的或他人的某部译本尽善尽美。因此，当我们听到对任何名家的译本有意见时，也不是对整个译本的否定或贬低。是正常现象，并不奇怪。
我们现在已有汉、维、哈3种文字的《古兰经》共十几种译本，值得欣慰，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和大语种地区出版《古兰经》的数量相对而言，十几种译本不算太多。据我所知，目前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新译本的翻译，有的已经送到出版社、印刷厂，有的正陆续在期刊上连载，还有些穆斯林青年留学生也在国外努力翻译，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我们期待着、企盼着有数量更多，特别是质量更高的、尽可能吸取现、当代《古兰经》研究成果的新译本问世。使我们翻译《古兰经》的水平、质量迈上更高的台阶，与时俱进，作出中国穆斯林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