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回族报刊与回族社会浅析

　　二十世纪初是整个世界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伴随着这次历史性的转折，民族觉醒，民族主义高涨，亚洲各地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的人民相继掀起了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唤醒民族意识为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列宁曾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知识分子是民族思想的宝库，就如有人评论“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回族知识分子和开明宗教人士在历史巨变的时代，积极倡导维新思想，并身体力行完成着自己的使命，改良宗教，发展文化教育，在整个回族穆斯林社会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这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自觉运动，回族穆斯林在此时开始了全民族的由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的转变，回族报刊的兴起正是回族人民文化自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近代报刊兴起的重要历史意义

  回族报刊是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有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有人甚至认为，传播不仅是形成社会与文化的要件，更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动力。美国传播学者丹尼尔﹒勒纳也认为：“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充当了伟大的倍增器的作用，是能够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态度传播得更快更远的一种工具。”②韦尔伯﹒施拉姆则认为：“大众传媒在历史上对国家发展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们是伟大的增值者，可使人类信息增值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这一切表明，回族报刊作为社会意识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的关系。一方面，报刊利用自身的特殊优势，传播信息、教育回胞、组织回胞、引导舆论、在新旧理念的碰撞中促进本民族社会的先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回族报刊主要从事的是精神文化生产，它是社会文化、社会意识的最敏感的神经。客观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报刊上得到体现，社会的大氛围、先进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也必然影响和制约着回族报刊的发展。近代社会的中国，使近代回族报刊和回族社会的现代化意识都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的历程，他们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这种交互关系推动着回族社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

　　回族穆斯林意识到言论对这场文化觉醒运动的喉舌作用，于是先进的回族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以阐发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沟通文化，传达各地回族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现。回族穆斯林创办报纸刊物，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旗，宣传改良宗教、普及教育、振兴回族的进步思想。清朝末年，就有《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醒时白话报》、《醒回篇》等一批回族人创办的报刊正式出版。这些回族穆斯林所办的刊物数量多、内容新、势头盛，截至1949年，相继发行的回族报刊达200多种，这些回族报刊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与主题，“阐发教义、提倡教育、沟通文化、传达消息”，抗战时期则增加了对抗战宣传责任，“抗战救国”成了回族报刊的宣传主旋律。由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清末最有影响的回族期刊《醒回篇》，办刊宗旨是提倡教育普及及改良宗教以适应新的形势。云南回教俱进会创办的《清真铎报》的宗旨是“希望各位教胞更进一步精诚团结起来，以爱宗教之热诚爱国家，一致奋起，各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同时使教外的同胞，认识回教的真相与特色，而排除回汉原有隔膜与误会，使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二、近代回族社会有影响的报人和报刊

　　近代回族社会，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回族报人和一批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兄弟是最早的回族报人，早期著名的有有“四大回族报纸”和“天津三刘”的称号。

　　1、丁宝臣与《正宗爱国报》

　　（1）丁宝臣（1875－1913）回族，祖籍浙江绍兴，清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德外马甸西村，名国珍，字宝臣，经名“萨利赫”，以字行。清末民初著名社会评论家、爱国报人。丁氏居德胜门外西村，至宝臣时已是7代，父丁善恩，是清末马甸清真寺之首事掌教之一。宝臣排行第二，5岁过继于伯父——著名中医丁德恩为子。父、叔二人，均经、汉、医兼通，事业发达，德高望中，好善乐施，使丁宝臣少年时代就习经熟文，思想开展，志向远大。丁宝臣幼年曾先后从王友三、马梅斋、马玉麟诸回族开明大阿訇攻读阿文，达到能读、会写，并可对话交流的程度，可以说丁宝臣“家学”深厚，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民族宗教教育。

　　近代中国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萧条不济、主权上不能独立，在这样一个国力甚微，人民困苦的社会当中，惨痛的现实告诉他们就是如果要脱离苦难的惟一希望，就是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探索着救国救民的发展方向道路。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又是比较渺小的，要选择一副救国救民的“良药”，还得量力而行。古人云：“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丁宝臣决定要办报，要正大光明，要办一张正宗的爱国报纸，以笔为旗唤醒民众。1906年11月，丁宝臣在王子贞、杨曼青以及其丁子瑜的支持下，首创《正宗爱国报》。后来丁竹园受叔父丁庆三的点拨和“开通风气，热心爱国”的宣传文化影响，决定选择了弃医从文，参与其事。

　　（2）《正宗爱国报》

　　从创刊之日起，丁宝臣为这张《正宗爱国报》日夜操劳，不但宣传了正宗的爱国思想，还创造了办报八年，行销北方数省的业绩。丁宝臣办报八年，在清末民初爱国办报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正宗爱国报》是清末民初出现的综合性日报。

　　《正宗爱国报》是第一张视角向下，贴近百姓、贴近社会，站在贫苦人立场上说话的报纸。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四件事，列为办报的“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内容。④《正宗爱国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近代最早由回族人主持的报纸，它出版近7年，达2363期，发行最多至4万份，是当时继《京话日报》停刊后，影响最大，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章之一。

　　1913年后，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流，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1913年为农历“癸丑”年），新闻史上时称“癸丑报灾”的重大事件。

　　2.丁竹园与《竹园白话报》

　　（1）丁竹园

  丁竹园（1872——1932），名国瑞，别号竹园，字子良，是清末及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评论家、爱国报人、医生。丁氏世居北京德胜门外西村，从事牛羊行业，至其父、叔这一代，逐渐知识化，经汉医皆通。受到父辈影响，子良幼时也习经攻文，而且对于医学酷爱，颇有造诣。21岁那年，就悬壶于北京德胜门外关厢一带，独立应诊。丁竹园在京行医，对内科、妇科、儿科均为精通。丁竹园医术高明，所以“求诊者,踵相接,门如市”。曾主持创办了以中医为主的医药研究会,开设“敬慎医室”,配制了“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秘制消咳膏”、“红色蜜药”等内外科药多余种。有医著《说疫》、《治痢捷要》、《增补瘟疫》等问世。

　　竹园一生,不满足于“以医济人”,还致力“以言济世”。他目击时艰,深感内优外患,遂为北京、天津一些报纸撰写文章。丁竹园在天津，一边行医，一边关心时事，参与社会活动，抨击时弊，表达个人思想。从1897年起，他先后撰文于《申报》、《大公报》、《中外实报》、《社会教育星期报》、《正宗爱国报》，以及《民兴报》。丁竹园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撰写文章“议论国家切中要害，开导人心言辞诚恳”，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救国情殷”。

　　丁竹园1907年来到天津。当时正值中日停战，“大江以北,尚无新闻报纸，所得见者，只《上海申报》,然亦多由包裹物件及旧纸摊上得来。北京只有黄皮《京报》，……所纪者宫门抄，上谕奏章折子而已，无敢谈时事者”。竹园得出“中国救贫图强，非由助销土货，以白话报纸开通民智”不可的结论。丁竹园在为各报撰稿的同时,更充分地认识到办报的作用“报纸是强国的利器,是社会的前导,是人民的口舌,好处说不尽。”在天津“报纸虽有数种,而白话报尚付网如”的情况下,为“广开风气,增益民智起见”,开始自办《竹园白话报》。利用他创办的《竹园白话报》，其发表了大量的抑恶扬善，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爱民情感的时评、论说、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又多了一块面向大众的园地，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907年，《正宗爱国报》辟专栏所选之亦庄亦谐的“竹园白话”，甚至被“呈御览”，而受到思想趋向开明的光绪之赞许。⑤

　　当时的中国文人，多“以附和时尚为宗，以广奥精深是务，不审利害，不顾是非”。这种封建凝固、僵化的文章风格脱离现实，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竹园一改这种文风，采用“分段落，分节目，另起行法，使阅者醒目而神不倦”。他充分利用“文人多不屑看”的市民阶层语言，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使之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服务。他的文章不拘一格，只求明白清楚。以通俗的文字，犀利的言辞指陈时弊，向人民群众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久为社会所欢迎”。⑥丁竹园又提倡白话文，通俗易懂，深受社会欢迎。

　　（2）《竹园白话报》

  1907年丁竹园创办《竹园白话报》，1908年10月改为《天津竹园报》，此报于1910年停刊，合订28册。他创办的《竹园白话报》，以“广开风气，增益民智”为宗旨。报纸抨击时弊、抑恶扬善，充满为民请命和爱国家爱民族情感的时评、论说以及寓言故事等佳作，文章采用白话文的形式，通俗易懂，面向普通民众，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丁竹园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唤，成了近代中国回族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爱国感情。

  据不完全统计，丁竹园在天津35年间，仅1924年开始成集的24本《竹园丛话》中，就收入其作品626篇，达到百万余言。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教育、卫生、历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建筑、体育、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几乎谈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他为人们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近代回族史留下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丁氏弟兄办报的评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报人同出一门，所受家训相同，习性相近，从事相同的新闻职业，业务上互相帮助提携，在同一领域里创造出相当卓著的成绩而成为一时之最。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这些兄弟报人，由于所处历史时段特殊，风云际会，谱写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篇章。他们是中国新闻业早期的开拓者和中坚力量，因其特有的家庭关系，更因为他们各自卓有成效的新闻业绩而在中国新闻史上青史留名，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三、《民兴报》和《醒时白话报》以及“三刘”

　　在当时，与丁氏兄弟创办的两份报纸同时，还有两张回族人创办的报纸问世。刘孟扬的《民兴报》和张子歧的《醒时白话报》。河北通县人张子歧，1906年到营口经商，鉴于营口文化落后、教育不发达的状况，遂决定开办清真学堂。他受到当时民主改良思想的影响，又创办了名为《醒时汇报》的文摘报刊。由于报纸上的文章抨击时政，触犯了权贵，受到当地政府及上层人士的压力，不得不停刊，清真学堂也被迫交出。但张子歧并未因此而改变初衷，1908年，他移居沈阳，在铁萃恒阿訇的帮助下，于1909年正月二十日正式出版《醒时白话报》，自任社长，孙笙普任主笔。张子歧克服了资金困难的压力，使报纸在二十年代进入发展时期。1909年，天津的回族知识分子刘孟扬创办《民兴报》。《民兴报》和丁竹园、丁宝臣兄弟的《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以及张子歧的《醒时白话报》，虽然是面向全社会的综合性报纸，但创办者均为回族人，关于回族伊斯兰教方面的报道也极多，因此在当时号称中国新闻界“四大回族报纸。”京津地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回族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从此，京津两地两张爱国报纸互为支撑，遥相呼应。

　　从清末民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报界就有回族“三刘”之称，即刘孟扬、刘霎岚和刘髯公，他们作为回族知识分子和中国先进的报业人士一直活跃在中国新闻界。

　　刘孟扬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是清末秀才，主张改良，鼓吹君主立宪。1902年任天津《大公报》第二任主笔；1905年任《商报》主笔，在这些报纸上发表文章积极倡导改良思想，提倡君主立宪。1909年刘孟扬创办《兴民报》，之后于1911年4月创办《白话晚报》；同年12月创办《白话晨报》，其大力提倡白话文，为文学和文字的改良运动呐喊助威；1916年9月他又创办了《天津午报》。刘孟扬利用报纸激烈抨击袁世凯的复辟行径，对社会不良现象亦有所鞭挞。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从政，热心于公益事业，曾任天津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回教联合会会长等职。

　　刘霏岚是天津实业家、新闻出版家。他经营中西制药药厂、育仁堂药店、泰兴银号、同和福化学染料厂、天宝戏院等实业。1923年投资购买成套设备，创办《评报》，自任社长，聘请高辑五、徐雅松等经办，不久增办《时报》，这两份报纸发行量最高时达四、五万份之多。1934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发表题为《蒋中正中而不正，不能扶正;张学良学而不良，不如从良》的评论，遭南京政府查封。复刊后改名《平报》，“评”改为“平”以讽喻当朝。1937年天津沦陷后自动停办。

　　1924年，刘髯公与段松坡、薛月楼等合办《新天津报》，他任社长并撰写社论，敢于抨击时政，此报在北方销量很大，日发行量达万分。1928年增办《新天津晓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周刊）、《新人月刊》、《文艺报》（三日刊）等。1930年《新天津报》抨击天津《黄报》诬蔑回族的文章，迫使《黄报》停刊。1937年天津沦陷前夕，《新天津报》发表慷慨悲愤的抗日社论后，刘髯公创办的所有报纸停刊。天津报界回族“三刘”所办报纸虽然不是专门的回族伊斯兰报刊，但他们的回族人身份使得其创办的报刊对回族伊斯兰方面的报道较多，他们不仅在回族史上而且在中国报刊新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回族报人大力宣传拯救民族、兴旺民族的道理，他们忧国忧民，抨击时弊，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一代回族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回族先进分子始终坚守着“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的信仰，把宗教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除了上述中国新闻报刊史上著名的回族人物外，还有一大批回族伊斯兰教刊物涌现出来，散发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态势，根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已达到200种回族报刊。在清末民国时期，在近三百种回族伊斯兰杂志中，回族报刊办刊时间有长有短、发行量有大有小，在“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社区分布着，发出了回族人民的声音，是回族文化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占光荣的一页。

　　四、近代回族报刊的社会影响

　　综上所述，编辑出版回族报刊，是这一时期回族进步人士和优秀知识分子的一项主要任务，受到整个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和推动，回族报刊也彰显出回族的文化生命力和民族自信心。回族报刊是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实践中重要的一页，是回族文化史上一朵奇葩，积极地推动回族伊斯兰维新运动的发展。回族报刊主张发展文化教育，开发民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的回族知识分子倡导主办回族报刊，客观上促进了回族各项社会事业的向前发展。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觉醒下的一场民族文化自觉运动。回族先民自唐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而成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一员。在回族文化史上，已经掀起了几次的文化高潮。例如，在明末清初时掀起了以“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他们发起的这次文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意在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宗教教义。这次运动之后，虽然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译著，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丰富了回族文化。这次以回族报刊兴起为例的文化运动和倡导宗教改良，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全民族的社会文化教育的文化运动，只是振兴整个民族过程中的第一步。

　　２、是一场具有爱国爱教的文化自觉运动。回族社会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断发展壮大，伊斯兰教和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斯兰从初入中原以来就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抗相融合，回族文化是包含了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绝不可能撇开伊斯兰宗教教育，而进行单纯的宗教文化教育，其中也加入了爱国主义的元素。所以，回族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提出了以改良宗教，阐扬伊斯兰文化，普及民族教育为宗旨的口号，同时也提出来“爱国爱教”的口号。

　　３、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１９１７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近代报刊迅速兴起。在它的影响下，回族报刊也迅速发展，构成了这次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回族报刊积极提倡宗教改良，倡导现代教育制，号召回民学习现代各类科学知识；也在报刊上有力地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制度，阐扬民族精神，发扬伊斯兰固有的优秀文化。天津回族丁竹园、丁宝臣兄弟创办的《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等刊物，都以犀利的笔锋，大胆地揭露当时的黑暗社会“省省冗员多，省省捐税重”。大部分报刊上除了倡导发展文化教育外，还鼓励回族青年开阔视野，积极进取，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联系在一起，同各族人民一道，团结互助，不但要拯救自己的民族，而且还要振兴自己的国家。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４、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等多种原因，回族报刊的兴起，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样，在兴起的初期也暴露出脱离群众的弱点，而且仅局限于东部文化较发达城市中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阶层，只是到了三四十年代，才开始深入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初是回族报刊的起步时期，后来逐渐发展，出现了《月华》等著名的期刊。

　　回族报刊的兴起是一次回族历史文化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落后的回族社会有了自己的舆论工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推动了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提倡宗教改良，新式的现代教育制，丰富了回族文化；部分扭转了回族对汉文化的盲目排斥，回族社会紧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48页，1972年版。

 　②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

　 ③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顾领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一1949)，下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⑥张巨龄：《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⑦李兴华、冯金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上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⑧雷晓静：《中国近现代回族伊斯兰教报刊的兴起》，载《回族研究》1997年第1期。

　 ⑨敬军：《试论民国初期报刊发展的内外原因》，载《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