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洋务运动
[编译者按语﹕以下是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秘书长艾克麦莱丁'伊赫桑诺格鲁教授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末期社会改革的回顾文章﹐题目是“从奥斯曼帝国吸取历史教训”(Lessons from the Ottoman Empire)。 这是历史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伊斯兰世界和土耳其的现代演变过程。]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集团﹐在二百年前开始了洋务运动﹐向欧洲国家学习现代技术﹑社会管理和教育制度。 但是﹐那次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却没有获得成功的后果﹐因为着重于技术引进﹐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教训﹐缺少这个环节﹐任何国家都不会进入科学的现代化社会。
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改良运动﹐或洋务运动﹐所缺少的环节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文化研究。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的进程中﹐遇到了现代黎明时刻﹐但是晚了一步﹐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当代发展中的国家应当引以为鉴。
军事和教育的改革
奥斯曼帝国在公元十四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延续发展了六百年﹐在原先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以及广阔的中亚土地上﹐留下了土耳其人的足迹。 在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特别是在帝国初建的早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奥斯曼帝国的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为世人所羡慕﹐如全面发展的医院﹑治疗和保健系统﹑开矿﹑冶炼和军事技术。 在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建立了技术领先的天文观象台﹐全市有三百多处书院﹐当时称为“麦德拉赛”﹐吸引全世界的留学生在不同的学术中心研究各种学问﹐如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宗教学。
到了公元十七世纪﹐帝国根据从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发来的报告﹐以及当时学者们翻译的文献﹐发现欧洲出现了文化大跃进高潮﹐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在全面进步和迅速发展。 奥斯曼帝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怎样从欧洲新文化运动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例如﹐欧洲出现了先进的武器﹐如步枪和大炮。 帝国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建立了制造新式军械的工厂﹐并且从英国﹑法国和荷兰﹐高薪聘请了新式武器专家﹐帮助他们研制和培训。
帝国政府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先进的火器﹐而且新式战术和高效益的军队体制。 在土耳其境内建立了多处现代新军训练基地﹐进行综合军事培训﹐如作战技术﹑战地医疗﹑军事指挥。 在训练基地﹐聘用了欧洲国家的军事顾问﹐以及归信伊斯兰的欧洲人军官﹐讲授现代军事战略和技术﹐组织日常训练。
除了军事技术的引进﹐奥斯曼帝国也从欧洲引进了现代学堂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全部教育体系。 在十七世纪之前﹐土耳其的教学方法一直保持古代的学徒制度﹐各类学问和技术﹐都由个人师傅传授给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几个徒弟﹐是随意型的学制﹐可长可短﹐什么时候出师由师傅说了算。 然后﹐师傅发给学成者每人一份文书﹐证明他有资格充当师傅﹐向他的学徒传授从先辈师傅那里学来的看家本领。 每个书院都有一个师傅系谱﹐一代一代向前辈推﹐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那一代。 这是古代伊斯兰世界教育体制中的普遍习惯﹐至今还保留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某些地区。
欧洲的教育模式与伊斯兰世界传统迥然不同﹐是新式教育﹐教材和管理方法都不一样﹐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基督教人居住区逐渐开始﹐多数是传教士办的学校。 帝国政府看到了这种欧式教育的长处﹐决定采用﹐最早开始的是医学专业﹐逐步向普通教育推广﹐自办新式教育可以减少教会在土耳其的影响﹐也可以加快培养人才。 在新式学堂里﹐学生按年龄分班﹐教师分专业教学﹐每门课程有教学进度﹐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每学年分阶段考试。 为了全部改造旧式教育﹐帝国政府选派年轻教师出国留学﹐选学各种专业﹐学成回国担任新学堂教师。 第一批留学生四名年轻人﹐于1830年赴法国学习军事﹔九年后﹐又选派三十六名留学生到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学习机械工程。
忽视深入研究
土耳其官员们看到欧洲科技新成果﹐各种奇技淫巧使他们眼花缭乱﹐渴望把欧洲的新技术全部搬进土耳其﹐并且政府组织力量对欧洲新技术进行研究。 奥斯曼帝国只看到美轮美奂的空中楼阁﹐而忽略了社会全面发展的文化基础﹐所以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洋务运动的成果不显著﹐引进了各种西方的技术新花样﹐而本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没有产生社会进步的整体气氛。
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新科学和技术的概念没有转变﹐土耳其词典中没有“科学”(science)这个词语﹐而人们用“巧匠”(fen)这个词﹐表达对新产品的称呼。 他们看到新产品感慨不已﹐思考怎么模仿和制造﹐而不去深究其原理和创造的思路。 就如同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外国引进新设计图纸和制造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加工厂﹐而不可能发展更多的创新和发明。 当年的土耳其人把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只认为是人家能工巧匠多﹐手艺高超﹐而没有从社会进步的意义去思考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体制﹐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充份发挥出来。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773年成立了第一所帝国海军工程学院﹐是奥斯曼帝国现代科学和教育的先驱。 课程设置四年﹐分阶段学习数学﹑天文学﹑弹道学﹑几何学﹑水的力学﹐都是单项和孤立的学科﹐很明显﹐只看重实用技术的操作。 课程中不设置总体概念的物理﹑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甚至连冶金学都没有﹐说明对思维方式的提高不够重视。
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对欧洲新技术探索中﹐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只停留在观察和模仿阶段﹐没有懂得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欧洲留学归国的学子们﹐一再向政府提议应当提倡科学的思考和研究﹐这些不见实效的抽象学问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有些觉悟﹐政府同意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附属专业研究中心。
当代的科学发展政策也不完备﹐普遍认为只要引进人才﹐或者培训技术人员﹐就能出成果﹐自动进入现代化。 因为从国外购买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必须内行人才能操作﹐这就是最现实的成果﹐否则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治国方向﹐永远也不可能造就一个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先进国家。
奥斯曼帝国在其末期面临着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强势﹐虽有穷追不舍的迫切感﹐但走过了二百年洋务运动的曲折道路﹐迄今回想起来﹐应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集团﹐在二百年前开始了洋务运动﹐向欧洲国家学习现代技术﹑社会管理和教育制度。 但是﹐那次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却没有获得成功的后果﹐因为着重于技术引进﹐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教训﹐缺少这个环节﹐任何国家都不会进入科学的现代化社会。
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改良运动﹐或洋务运动﹐所缺少的环节是对社会问题的探索与文化研究。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的进程中﹐遇到了现代黎明时刻﹐但是晚了一步﹐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当代发展中的国家应当引以为鉴。
军事和教育的改革
奥斯曼帝国在公元十四世纪就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延续发展了六百年﹐在原先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以及广阔的中亚土地上﹐留下了土耳其人的足迹。 在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特别是在帝国初建的早期。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奥斯曼帝国的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为世人所羡慕﹐如全面发展的医院﹑治疗和保健系统﹑开矿﹑冶炼和军事技术。 在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建立了技术领先的天文观象台﹐全市有三百多处书院﹐当时称为“麦德拉赛”﹐吸引全世界的留学生在不同的学术中心研究各种学问﹐如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宗教学。
到了公元十七世纪﹐帝国根据从驻欧洲各国的使节发来的报告﹐以及当时学者们翻译的文献﹐发现欧洲出现了文化大跃进高潮﹐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在全面进步和迅速发展。 奥斯曼帝国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研究怎样从欧洲新文化运动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例如﹐欧洲出现了先进的武器﹐如步枪和大炮。 帝国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建立了制造新式军械的工厂﹐并且从英国﹑法国和荷兰﹐高薪聘请了新式武器专家﹐帮助他们研制和培训。
帝国政府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先进的火器﹐而且新式战术和高效益的军队体制。 在土耳其境内建立了多处现代新军训练基地﹐进行综合军事培训﹐如作战技术﹑战地医疗﹑军事指挥。 在训练基地﹐聘用了欧洲国家的军事顾问﹐以及归信伊斯兰的欧洲人军官﹐讲授现代军事战略和技术﹐组织日常训练。
除了军事技术的引进﹐奥斯曼帝国也从欧洲引进了现代学堂教育制度﹐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全部教育体系。 在十七世纪之前﹐土耳其的教学方法一直保持古代的学徒制度﹐各类学问和技术﹐都由个人师傅传授给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几个徒弟﹐是随意型的学制﹐可长可短﹐什么时候出师由师傅说了算。 然后﹐师傅发给学成者每人一份文书﹐证明他有资格充当师傅﹐向他的学徒传授从先辈师傅那里学来的看家本领。 每个书院都有一个师傅系谱﹐一代一代向前辈推﹐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那一代。 这是古代伊斯兰世界教育体制中的普遍习惯﹐至今还保留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某些地区。
欧洲的教育模式与伊斯兰世界传统迥然不同﹐是新式教育﹐教材和管理方法都不一样﹐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基督教人居住区逐渐开始﹐多数是传教士办的学校。 帝国政府看到了这种欧式教育的长处﹐决定采用﹐最早开始的是医学专业﹐逐步向普通教育推广﹐自办新式教育可以减少教会在土耳其的影响﹐也可以加快培养人才。 在新式学堂里﹐学生按年龄分班﹐教师分专业教学﹐每门课程有教学进度﹐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每学年分阶段考试。 为了全部改造旧式教育﹐帝国政府选派年轻教师出国留学﹐选学各种专业﹐学成回国担任新学堂教师。 第一批留学生四名年轻人﹐于1830年赴法国学习军事﹔九年后﹐又选派三十六名留学生到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学习机械工程。
忽视深入研究
土耳其官员们看到欧洲科技新成果﹐各种奇技淫巧使他们眼花缭乱﹐渴望把欧洲的新技术全部搬进土耳其﹐并且政府组织力量对欧洲新技术进行研究。 奥斯曼帝国只看到美轮美奂的空中楼阁﹐而忽略了社会全面发展的文化基础﹐所以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中﹐洋务运动的成果不显著﹐引进了各种西方的技术新花样﹐而本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没有产生社会进步的整体气氛。
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对新科学和技术的概念没有转变﹐土耳其词典中没有“科学”(science)这个词语﹐而人们用“巧匠”(fen)这个词﹐表达对新产品的称呼。 他们看到新产品感慨不已﹐思考怎么模仿和制造﹐而不去深究其原理和创造的思路。 就如同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外国引进新设计图纸和制造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加工厂﹐而不可能发展更多的创新和发明。 当年的土耳其人把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只认为是人家能工巧匠多﹐手艺高超﹐而没有从社会进步的意义去思考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体制﹐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充份发挥出来。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773年成立了第一所帝国海军工程学院﹐是奥斯曼帝国现代科学和教育的先驱。 课程设置四年﹐分阶段学习数学﹑天文学﹑弹道学﹑几何学﹑水的力学﹐都是单项和孤立的学科﹐很明显﹐只看重实用技术的操作。 课程中不设置总体概念的物理﹑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甚至连冶金学都没有﹐说明对思维方式的提高不够重视。
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对欧洲新技术探索中﹐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只停留在观察和模仿阶段﹐没有懂得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从欧洲留学归国的学子们﹐一再向政府提议应当提倡科学的思考和研究﹐这些不见实效的抽象学问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有些觉悟﹐政府同意建立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附属专业研究中心。
当代的科学发展政策也不完备﹐普遍认为只要引进人才﹐或者培训技术人员﹐就能出成果﹐自动进入现代化。 因为从国外购买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必须内行人才能操作﹐这就是最现实的成果﹐否则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治国方向﹐永远也不可能造就一个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先进国家。
奥斯曼帝国在其末期面临着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强势﹐虽有穷追不舍的迫切感﹐但走过了二百年洋务运动的曲折道路﹐迄今回想起来﹐应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