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阿中文明对话及其缘起

摘要：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历史源远流长，它们在交流中互通有无，相得益彰，影响深远，堪称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佳话。本文旨在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唐朝至明朝期间阿中友好往来的历史进行回顾，以期以史为鉴，继往开来。

关键词：文明对话；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友好交往

作者简介：［苏丹］贾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博士后，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北京100871)，(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讲师史月译介)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3—0016—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佳话，千年来，两大文明互通有无，相得益彰，既发展了科学也繁荣了商业，其卓荦成就泽被世界，影响深远。本文旨在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唐朝至明朝期间阿中友好对话与交流进行回顾，并为今后的友好交往提供历史借鉴。

一、唐朝时期阿中民族间的文明对话

　　
　　阿拉伯半岛连接了地中海与远东的古代商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大食人(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的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人对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起便开辟的连通西亚和东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了然于胸，而大食人也成功开拓了从红海、阿拉伯湾、印度洋，经马来半岛直至中国南部的道路。循着这条古道，各国使节、商贾、学者和旅行家纷至沓来，各色货物及宗教也不断涌入，一切都已就绪，两大文明间绵延千载的精彩对话即将展开。

    伊斯兰教传播前，大食人已在中国侨居，中国文献古籍中关于他们生活状况的记载非常丰富。北魏(公元386～557年)时期的史料表明，曾有为数众多的大食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中国某些城市定居，其中包括今河南洛阳。公元622年即迁徙麦加之前，大食人便已在广州建蕃坊。唐朝(公元618～907年)时期，他们已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包括大食人在内的异国人同当地女子通婚，接受政府管辖。”

    阿拉伯何时开始发现并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可以在阿拉伯古籍中找到答案。穆卡达西在《地域知识》中提到：哈里发欧麦尔修书给伊拉克的将领，敕令他在通往中国的海路上建造一座位于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城市，即巴士拉。哈里发曼苏尔非常重视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学家泰伯里(号艾布·贾法尔)曾提及，当762年曼苏尔为阿拔斯王朝的新都巴格达城奠基时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阿拉伯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不仅和统治者们达成共识，而且成为文明对话的中坚力量，其中有：马苏第、胡尔达兹比、伊本·法基、伊本·罗斯特、来自西拉夫港的苏莱曼、伊本·欧拜德·阿卜杜拉·本·嘎西木。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阿拉伯和世界才开始了解中国。这些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学、宗教、物产、医学，甚至还指导人们如何前往中国，中国与阿拉伯的港口，如波斯离(巴士拉)、苏哈尔、俄波拉、阿宜宰布、索马里的阿丹(亚丁)等就此形成了紧密联系。阿拉伯历史、地理古籍中现存的大量关于中国的翔实资料，足以证明这种文明对话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中国的有识之士同样对此报以热忱，虽然相隔万里，但他们对生活在那个友好文明国度的人民并不陌生，地理学家贾耽(公元730～805年)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载了从中国通向阿拉伯地区的航线，其中还特意提到索马里的泽拉港、亚丁港、苏哈尔、俄波拉及巴士拉。

    公元726年，漂泊在外11年的中国人杜环终于回国，居住于库法并在阿拉伯各国游历的经历为他写下《经行记》提供了大量素材。在书中，他积极正面地描述了大食人的形象、文化状况、繁荣的经济以及规划有序的城市，还特意提及在伊拉克有许多中国画家与织络者(即纺织匠人)，其中二人名为樊淑和刘沘。《旧唐书》与《新唐书》正面介绍了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二者均以热情洋溢的笔调赞扬了先知穆罕默德其人其事。

    无疑，官方和民间的重视程度加深了阿中文明的相互理解。大食人与中国人在唐朝期间频繁交往，直接促成了古代第一次文明对话的盛会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举行，正如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与文化考察之行中所描述的那样，阿拉伯、古叙利亚、波斯的学者蜂拥而至，与中国、高丽、北部湾(印度支那半岛)的学者齐聚长安，在首都长安雅致的亭台楼阁里交流宗教与文学。

    由此可以断定，巴格达和长安的确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中心。

    阿拉伯学者前往长安进行交流并学习中国科学知识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巴格达，向阿拉伯及穆斯林学者求学问道。伊本·纳迪姆在《索引书》中提到，有个通晓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住在阿拉伯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拉齐家中，跟随拉齐学习知识，并记下了格林的十六卷著作。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未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找到这些译本。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堪称中国通的阿拉伯专家，其中首推伊拉克商人苏莱曼。他是商人，更是一位杰出的实地考察家，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第一位汉学家。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详尽描述，记载了大量关于教育制度以及中国与侨民关系的宝贵资料。他对中国的某些宗教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之说十分熟稔，对当时大量使用的纸张产生了浓厚兴趣，还首次向世人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习惯。此外，苏莱曼还是当时记载唐朝及中阿社会、穆斯林统治者重视友好往来并优先发展双方关系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到了广州穆斯林社区(蕃坊)中的蕃长，“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符合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

    至公元9世纪，两大文明间的对话已持续了200余年，居住于中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侨民以及阿中混血的后代已然成为中国人口与文化构成的一分子，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与文化，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类拔萃，唐朝古籍对此多有记载，落籍中土的大食人李彦生凭借对中国哲学及文学的深厚造诣荣登进士第，获取了在朝堂谋职的资格。在笔者看来，伊斯兰与儒家的对话正是自唐朝始，而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始于元朝。这些阿拉伯一穆斯林的先驱学者们所登的进士科类似于今天的博士学位，若非对以儒家之道为要义的中国古代哲学及其思想领悟至深，绝不可能获此殊荣。从中可以肯定，穆斯林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儒家之道与伊斯兰教思想之间极大的相近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