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研究古兰经,用心不良

一百多年来﹐是西方社强国在全球表现最强盛﹑最富有侵略性的时期﹐面对穆斯林世界﹐正是对八百年前十字军惨败的复仇雪耻﹐继续祖先的使命﹐彻底消灭伊斯兰。 战略规划一套又一套﹐秘密研究机构遍布欧洲和美国﹐先有“东方学”的出现﹐后有“圣训学”的研究﹐希望从伊斯兰社会和穆圣言行中找出纰漏﹐成为摧毁千里大堤的“蚁穴”。 二十一世纪之初的“9-11事件”﹐美国发动的世界“反恐”﹐联络整个西方世界并且在穆斯林内部招降纳叛网络走狗帮凶﹐美国前总统布什曾扬言是新“十字军之战”。 第一个十年逝去在即﹐看来消灭伊斯兰的战略不见成效﹐反而穆斯林越战越强﹐伊斯兰的影响空前扩大和深远。 西方学术界与政治配合的研究规划﹐转向了《古兰经》﹐开辟一个新学术十字军阵地﹐准备向伊斯兰发动新一轮总攻击。

在西方国家的高等学府中﹐出现了一个《古兰经》研究的高潮﹐具体地说﹐欧美社会集团扶持数以千计的研究生﹐其中有硕士﹑博士和社会学研究员﹐都在钻研《古兰经》的词句﹐吹毛求疵。 他们希望弄明白﹐究竟为什么这部经典有如此超常魔力能把全世界数千个不同民族的十多亿人迷惑住﹐人人决心用生命维护信仰。 这个事件的发生﹐既非意外﹐也不是偶然性﹐也没有证据证明是集体蓄谋﹐而是各地自发现象﹐是西方在打击伊斯兰的规划屡屡失败之后的必然结果﹐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性。
 

西方的不孝子孙﹐对不起十字军时代的老祖宗和战胜土耳其的先辈英烈﹐没有完成先人未竟事业﹐羞耻之极﹐无地自容。 从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事实看来﹐西方强国对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信仰费尽心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无所不用其极﹐但没有取得成果﹐伊斯兰还在如日中天﹐蓬勃发展。 “9-11事件”之后发生的各种国际动乱﹐处处看到《古兰经》在穆斯林抵抗运动中的精神威力﹐这是引起西方学者﹑传教士和研究机构对《古兰经》产生兴趣的最近因素。 他们研究《古兰经》课题的共同思想﹐是寻找“穆斯林问题”的根源﹐因此获得政府部门﹑私人公司﹑情报机构的慷慨解囊巨额赞助﹐不发愁研究经费。 他们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许多地方采用的是“速成法”﹐向赞助单位报告成就﹐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论文﹐出版的书籍汗牛充栋。

这些人研究的共同专题之一是“吉哈德”﹐早期的西方人曾经翻译为“圣战”﹐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古兰经》能造就不怕死的精神﹐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普遍性格。 其次是《古兰经》中“恐怖主义”的哲学研究﹐美国前总统布什发明的西方新战略﹐是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世界“反恐”战争﹐学者们要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从《古兰经》字里行间搜寻证据。 也有人野心勃勃﹐妄想通过《古兰经》改造世界穆斯林﹐例如在美国控制下的某些穆斯林国家﹐遵命出版“新编古兰经”和“古兰经选读本”﹐给被压服的地区送去美国编造的学生课本﹐其中删除了有关吉哈德的一切经文﹐只灌输美国指示的顺从﹑屈服和逆来顺受的片面思想。 西方国家投入了巨大资金掀起《古兰经》研究高潮﹐研究的方向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而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许多领域﹐这场研究运动﹐被许多人形容为“出征”﹐因为等同于作战的使命﹐是早期“东方学”的死灰复燃﹐变本加厉。

这个新潮流的代表作是《古兰经与西方》(The Quran and the West)﹐是“9-11事件”之后出现最早的西方古兰经研究成果﹐作者是凯奈斯‧卡拉格(Kenneth Cragg)。 他把现代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穆斯林事件﹐都归咎于《古兰经》。 这本书被西方政治家们评论为“新圣经”﹐是把现实穆斯林社会各种弊病与《古兰经》结合最密切的一部书﹐几乎现代发生的每件“罪恶”都能从《古兰经》中找到直接原因﹐是“六十多年来﹐西方人对古兰经研究的天才著作﹐是解释伊斯兰不可多得的稀有财富。” 当然﹐其中的论证和结论﹐多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证明伊斯兰“恐怖根源”和穆斯林受《古兰经》的影响形成“好战与好斗”的本性。 这些“新发现”﹐只是布什和卡拉格之流暂时自鸣得意﹐但是谎言永远也压不倒真理﹐《古兰经》不因爬进几个小蛀虫而失去真主启示的光辉。

从历史上看﹐仇恨伊斯兰和敌视《古兰经》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生事物”﹐如前所述﹐十九世纪西方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作战时﹐在后方豢养了一批文痞﹐研究摧毁伊斯兰的“东方学”。 又通过这些看家犬们﹐翻阅历史故纸堆﹐搜寻出早在十四世纪他们的祖先就曾经为消灭伊斯兰研究过《古兰经》。 公元1312年﹐罗马帝国召开了一次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维也纳教会理事会”(The Church Council of Vienna)﹐确定在欧洲建立批判伊斯兰的研究基地﹐如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阿维尼翁和萨拉曼卡﹐但是没有出现什么惊人的成果。 从以上两次研究《古兰经》的行动中﹐当今流行西方的伊斯兰学术热画虎不成反类狗﹐因为在过去六百年﹐从六千言的真经中没有找到纰瑕﹐可以预见﹐必然又是一场失败。

正如艾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所说﹕“今天的西方对伊斯兰的研究者﹐不会再自称是东方学了”﹐因为东方学最兴盛的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明目张胆宣传消灭伊斯兰。 现代西方的《古兰经》研究﹐新瓶装旧酒﹐内容不变﹐目标一致﹐但是名目和包装上在翻新﹐标榜以“伊斯兰”﹑“穆斯林”或“古兰经”的学术研究﹐以歪曲伊斯兰为手段﹐发泄对穆斯林刻骨仇恨﹐例如《穆斯林葬礼》﹐寓意为穆斯林世界唱葬歌。

现在﹐遍布美国和欧洲的高等院校中﹐凡是有东方语言﹑中东历史﹑宗教哲学﹑宗教比较学院系的地方﹐都纷纷推出新的专业和研究课题﹐把目光转向《古兰经》的研究。 世界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大学教授就业难﹐选择反伊斯兰热门课题﹐争取“反恐”经费补助用以疗饥。 在他们的数据库中﹐都清一色堆满了从十四世纪以来的各种反伊斯兰的废旧书籍和秘密报告﹐包括欧洲东方学垃圾资料和前苏联消灭伊斯兰的废铜烂铁。 这些学术研究机构﹐同政府配合﹐争夺社会赞助﹐用容易拨款的奖学金诱骗穷学生们上钩﹐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

这个研究热潮是现实的需要﹐西方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设法铲除或削弱伊斯兰的影响﹐这是既定目标。 正如艾德华‧赛义德所说﹕“尽管他们过去失败了﹐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概念很错误﹑种族主义欲盖弥彰﹑学术技能十分拙劣﹐但是﹐新型的东方学﹐还将继续下去。”

(原载巴基斯坦《The News》﹐作者穆扎法尔‧伊格巴尔﹐本文取自﹕http://www.iqna.ir/en/news_detail.php?ProdID=380548﹐伊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