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松亭阿訇
马松亭（1895-1992）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社会活动家和回族教育家，与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齐名，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阿訇”。
松亭阿訇名寿龄，以字行，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回族。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贫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进牛街寺作小“寺师傅”。稍长，先后投于达浦生、张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门下，并在此期间有幸亲聆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的《古兰经》读法。名师出高徒。经过这几位名师教化，马松亭不仅打下坚实的经学基础，而且受到许多新式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对他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张子文阿訇。
张子文（1875-1966），名德纯，以字行，经名艾布·伯克尔，辽宁本溪人。学识渊博，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德语尤精，素有“德国张”之誉称，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马松亭以及马善亭、杨明远、李廷相、赵铭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门下习经。马松亭从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湾清真寺跟从张子文阿訇；以后又随他到马甸、花市等寺，前后长达7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张子文是改革旧经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此后，又与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创办清真教育会，积极倡导清真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等伊斯兰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长时，他改第五清真小学为“清真文化小学校”，实行培养伊斯兰组织会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的“三合一”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使马松亭大受其益。后来，马松亭将这种体制总结概括为新式经院“三长制”的教育体系，并纳入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此外，张子文在经学教育中，加入汉语文、自然科学等内容及编唱“校歌”的教育实践活动，对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也应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马松亭是在跟从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为其“穿衣挂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经天津马人圃先生推荐，他应邀赴山东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历史证明，这是马松亭走向辉煌创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能成为成达师范的摇篮，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聚集着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识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摆脱回回民族一贫二愚落后面貌和社会地位的穆斯林群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爱国老人马云亭为首的济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会”和“十人团”，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最后，马云亭等壮烈牺牲于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镇压与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正是同属回族的济南镇守使马良。爱国志士的鲜血擦亮了济南穆斯林的眼睛，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必须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民族兴旺则国家强盛，民族衰败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于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回民领袖来。基于这种认识，济南当时的回族名士穆华亭先生在自费朝觐麦加归来后，即捐献私宅建成穆家车门清真寺，延聘名经师，改革传统教育方法，并与济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闻人法静轩、马绂生等一起筹办新式伊斯兰学校。
这时，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有鉴于旧时中国清真寺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弊端，久蓄改革旧经堂教育之志，却在京师苦无施展宏伟抱负之舞台。故收到邀请后立即欣然受聘，赶赴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在穆华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以“成德达才”之意，创建了后来名闻遐迩的成达师范学校，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新篇章。
马松亭认为，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14]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狭隘、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学生缺乏、课程难定、职员缺乏等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学校设立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12人组成。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唐柯三时任济南道道尹，故仅是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的主管人还是马松亭。因经济困难，他不仅主持教长职务及授课，还要担任校工的工作：摇铃、操作；而且还是厨师之一。阿文与宗教课虽一度有王静斋、张鸿韬阿訇一起任教，但王静斋阿訇仅教了半年即离开济南，张鸿韬是济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学任务主要由马松亭承担。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马松亭认为，启发回民智识与阐扬伊斯兰文化密不可分。“换言之，阐扬回教文化，即启发回民智识也。况回民在精神上、意识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这种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够在急风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国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国人民意识上极散漫，以致沦落到这种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有相当的需要；所以阐扬回教文化，即中国图强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兴教，宗教救国。”[15]为此，他提出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一体的新型阿訇人才培养计划，要求成师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可以担任下列的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师是普通领导人材，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启迪工作。3、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16]也就是说，成达师范培养的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的回族中坚和骨干，他们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晓国文；既精通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又了解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既能在清真寺内主持和领导宗教活动，又能担任回民学校的校长，从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能走出清真寺，组织回族文化团体和回族群众从事文化事业与社会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马松亭大阿訇关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师培养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为宏扬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从事翻译工作，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职于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或宗教团体，甚至成为外交、外贸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张秉铎、马金鹏、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成师的成就与马松亭大阿訇呕心沥血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为此四处奔波，经与多方协商，决定从济南迁校址至北平东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迁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学生，学生数由第1期12个人的一个班增至三个班，易校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师资力量大增。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同时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松亭阿訇率成师学生迁校至广西桂林。不久，成师由民办改为官办，他才从繁重的成师教育教学工作中逐渐解脱出来。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
与成达师范教育同具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一是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与宗教综合性刊物《月华》；一是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伊斯兰教经书与学术著作，出版《成达文荟》；一是创建福德图书馆，征集中外文图书上万册；一是邀请教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等，以及成师学生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这几件大事的完成，标志着成达师范学校成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马松亭阿訇的名字与这几件大事的顺利完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松亭阿訇并没有将精力仅仅局限在创建成师这一个学校上。在发展成师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他还协助创办了北平西北中学、中才小学、新月女子中学等多所回民学校。抗战期间，与顾颉刚、冯友兰等共同倡议发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时，创办一所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东四清真寺教长，并在寺内成立北平伊斯兰经学班，在成达出版部基础上创办伊斯兰出版社，恢复《月华》杂志社并复刊，同时增出《月华周报》：与胡适先生联系，保送部分回族学员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49年松亭阿訇因避战乱而暂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89年，《性风俗》一书出笼后，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年逾九旬的马松亭大阿訇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在学术研究方面，限于汉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仅有《古兰经要义》、《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汉译古兰经首章》等几篇作品；此外，民国时期还曾与老友王梦扬先生合作，在电台发表了《回教与人生》的著名演讲；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都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资料赢得人们的喜爱。
1992年1月16日，备受中国各族穆斯林尊敬与爱戴的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97岁。
松亭阿訇名寿龄，以字行，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回族。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贫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进牛街寺作小“寺师傅”。稍长，先后投于达浦生、张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门下，并在此期间有幸亲聆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的《古兰经》读法。名师出高徒。经过这几位名师教化，马松亭不仅打下坚实的经学基础，而且受到许多新式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对他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张子文阿訇。
张子文（1875-1966），名德纯，以字行，经名艾布·伯克尔，辽宁本溪人。学识渊博，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德语尤精，素有“德国张”之誉称，是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马松亭以及马善亭、杨明远、李廷相、赵铭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门下习经。马松亭从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湾清真寺跟从张子文阿訇；以后又随他到马甸、花市等寺，前后长达7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张子文是改革旧经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此后，又与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创办清真教育会，积极倡导清真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等伊斯兰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长时，他改第五清真小学为“清真文化小学校”，实行培养伊斯兰组织会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的“三合一”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使马松亭大受其益。后来，马松亭将这种体制总结概括为新式经院“三长制”的教育体系，并纳入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此外，张子文在经学教育中，加入汉语文、自然科学等内容及编唱“校歌”的教育实践活动，对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也应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马松亭是在跟从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为其“穿衣挂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经天津马人圃先生推荐，他应邀赴山东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历史证明，这是马松亭走向辉煌创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能成为成达师范的摇篮，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聚集着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识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摆脱回回民族一贫二愚落后面貌和社会地位的穆斯林群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爱国老人马云亭为首的济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会”和“十人团”，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最后，马云亭等壮烈牺牲于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镇压与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正是同属回族的济南镇守使马良。爱国志士的鲜血擦亮了济南穆斯林的眼睛，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必须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民族兴旺则国家强盛，民族衰败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于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回民领袖来。基于这种认识，济南当时的回族名士穆华亭先生在自费朝觐麦加归来后，即捐献私宅建成穆家车门清真寺，延聘名经师，改革传统教育方法，并与济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闻人法静轩、马绂生等一起筹办新式伊斯兰学校。
这时，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有鉴于旧时中国清真寺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弊端，久蓄改革旧经堂教育之志，却在京师苦无施展宏伟抱负之舞台。故收到邀请后立即欣然受聘，赶赴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在穆华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以“成德达才”之意，创建了后来名闻遐迩的成达师范学校，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新篇章。
马松亭认为，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14]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狭隘、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学生缺乏、课程难定、职员缺乏等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学校设立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12人组成。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唐柯三时任济南道道尹，故仅是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的主管人还是马松亭。因经济困难，他不仅主持教长职务及授课，还要担任校工的工作：摇铃、操作；而且还是厨师之一。阿文与宗教课虽一度有王静斋、张鸿韬阿訇一起任教，但王静斋阿訇仅教了半年即离开济南，张鸿韬是济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学任务主要由马松亭承担。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马松亭认为，启发回民智识与阐扬伊斯兰文化密不可分。“换言之，阐扬回教文化，即启发回民智识也。况回民在精神上、意识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这种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够在急风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国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国人民意识上极散漫，以致沦落到这种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有相当的需要；所以阐扬回教文化，即中国图强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兴教，宗教救国。”[15]为此，他提出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一体的新型阿訇人才培养计划，要求成师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可以担任下列的三种职务：1、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师是普通领导人材，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启迪工作。3、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16]也就是说，成达师范培养的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的回族中坚和骨干，他们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晓国文；既精通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又了解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既能在清真寺内主持和领导宗教活动，又能担任回民学校的校长，从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能走出清真寺，组织回族文化团体和回族群众从事文化事业与社会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马松亭大阿訇关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师培养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为宏扬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从事翻译工作，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职于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或宗教团体，甚至成为外交、外贸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张秉铎、马金鹏、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成师的成就与马松亭大阿訇呕心沥血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为此四处奔波，经与多方协商，决定从济南迁校址至北平东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迁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学生，学生数由第1期12个人的一个班增至三个班，易校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师资力量大增。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同时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松亭阿訇率成师学生迁校至广西桂林。不久，成师由民办改为官办，他才从繁重的成师教育教学工作中逐渐解脱出来。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
与成达师范教育同具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一是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与宗教综合性刊物《月华》；一是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伊斯兰教经书与学术著作，出版《成达文荟》；一是创建福德图书馆，征集中外文图书上万册；一是邀请教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等，以及成师学生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这几件大事的完成，标志着成达师范学校成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中心。马松亭阿訇的名字与这几件大事的顺利完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马松亭阿訇并没有将精力仅仅局限在创建成师这一个学校上。在发展成师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他还协助创办了北平西北中学、中才小学、新月女子中学等多所回民学校。抗战期间，与顾颉刚、冯友兰等共同倡议发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时，创办一所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东四清真寺教长，并在寺内成立北平伊斯兰经学班，在成达出版部基础上创办伊斯兰出版社，恢复《月华》杂志社并复刊，同时增出《月华周报》：与胡适先生联系，保送部分回族学员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49年松亭阿訇因避战乱而暂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89年，《性风俗》一书出笼后，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年逾九旬的马松亭大阿訇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在学术研究方面，限于汉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仅有《古兰经要义》、《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汉译古兰经首章》等几篇作品；此外，民国时期还曾与老友王梦扬先生合作，在电台发表了《回教与人生》的著名演讲；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都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资料赢得人们的喜爱。
1992年1月16日，备受中国各族穆斯林尊敬与爱戴的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9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