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史概述
伊斯兰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同时，就已经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伊斯兰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伊斯兰在中国的历史分唐宋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四个阶段。
一、唐宋时期——伊斯兰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兴起于公元七世纪，这正是我国的唐代盛世(618——907年)。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招来了大批的穆斯林客商，也推动了伊斯兰传入中国。正如杨怀中先生在《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那句民谚所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
（一）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唐朝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帝国东临日本，西至中亚，这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呈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它对东方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唐朝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唐朝和宋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其中，穆斯林商人是最主要的外商。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在那里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国人，其中不少 是 客 商。唐 代 称外族为“胡”和“蕃”。这些客商被称为“蕃客”，在长安的“东市”、“西市”有专门出售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等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和国外政治使节、宗教人士，大量地来到长安，他们带来了各地的物产、技术、艺术、风俗和宗教，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统治者开明的胸怀与多样化的怀柔政策，使各少数民族倾心归附。唐朝对归附的各民族，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一种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氛围，国内儒、佛、道三教并行，外来宗教有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在国内流传。在对外关系方面，唐朝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各国发展了广泛的联系。伊斯兰正是在唐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唐朝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的。换言之，伊斯兰是随着穆斯林的来华而同时传入中国的。
（二）穆斯林来华
1、来华的时间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到长安，向唐朝皇帝介绍了伊斯兰教义、礼仪和麦地那政权的情况。这件事被当时中国的史官郑重地载入史册(《旧唐书》卷四)。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也以这一年作为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标志(自此以后至798年，仅史书记载的哈里发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节达391次之多)。其实，根据中阿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来看，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早于这一年。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活动，纯属民间行为，不会引起史官的往意，故未被记载。没有被记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据苏丹学者加法尔研究，早在教历七年(628年即贞观二年)，穆圣给罗马、波斯、阿比西尼亚帝王派遣使节时，也给中国皇帝派来了使节，阐明了伊斯兰基本教义。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大国，穆圣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相反，他曾有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的训喻。英国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派遣使节，发生政府间的联系以外，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大批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
2、来华路线 唐代，穆斯林商人来华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陆路，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新疆天山南北，后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一带，即古代的“丝绸之路”；另一条为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再到广州、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即古代的“香料之路”(也叫“海上丝绸之路”)。唐中期以前
穆斯林来华以陆路为主，以后由于吐蕃势力扩张，陆路交通中断，而海上交通主要由阿拉伯穆斯林控制，长期畅通，更居优势，因此说，唐宋时期穆斯林来华以海路为主。
3、来华者的身份 穆斯林来华的主要是商人，还有使节、旅行家、匠人。另外尚有人数达数千人的士兵，这要从怛逻斯战役说起。
4、怛逻斯战役 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伍麦耶王朝末，阿马斯王朝初期，唐朝与哈里发国家因石国（现塔什干）问题发生冲突。751年(唐天宝十年)，双方军队在中亚怛逻斯(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激战，高仙芝统率的唐兵被打败，死伤数万，唐朝在中亚(西域)的势力受挫。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交恶，阿巴斯哈里发和唐朝皇帝都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都能慎重而灵活地对待此事，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通商往来照常进行。当唐朝发生内乱——安史之乱后，756年，唐肃宗向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借兵三千平乱，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后，肃宗允许大食兵留居中国，可同当地女子结婚。安史之乱后，东来中国的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生活在长安、洛阳一带。他们生意做大，购置田宅，娶妻生子，安居乐业。有的被委以官职，受到重用。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建礼拜寺是必然的事情。
5、广州穆斯林社区——蕃坊。唐代，东南沿海城市也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穆斯林商人很多。唐代首先在广州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后来又在扬州、泉州、宁波等地也设立了市舶司。唐代在广州出现了穆斯林社区，称作“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对城市街巷的通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街道区域。阿拉伯人苏莱曼于851年来中国经商，回国后所著的《苏莱曼游记》中介绍了蕃坊的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从穆斯林商人中选出后，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穆斯林社区内的一切事务。穆斯林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不干涉。苏莱曼说，蕃长作出的一切判决，合乎《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法和习惯。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及供穆斯林礼拜和聚会的清真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在蕃坊内得到了保障。蕃长不仅是政治领袖、宗教法官，还是穆斯林的教长(伊玛目)。每逢伊斯兰节日，总是由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哈里发祈祷。
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主要是来经商的，而不是来传教的，但是他们在与中国人发生贸易关系时，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所遵循的商业道德规范，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兴趣。通过了解，一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了宋代，来华的穆斯林不但比唐代有所增加，而且在华居留的时间也延长了，出现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穆斯林侨民有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人。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的教育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在蕃学里面，穆斯林子弟不但学习有关伊斯兰的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汉语与汉文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习惯，他们除了保留自己的穆斯林名字以外，还要取汉姓仿汉名。穆斯林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考试成功，获取功名者不乏其人。848年，阿拉伯穆斯林后裔李彦升从广州赶赴长安参加科举中了进士；五代时，波斯穆斯林后裔李询、李弦、李舜弦兄妹三人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些名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不少中国人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伊斯兰的知识。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甚至以官爵授予穆斯林商人，以示鼓励。因为对外贸易是当时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到南宋时，对外贸易所得占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宋代来华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和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与当地的中国人通婚，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有增无减，他们子子孙孙生活在中国，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祖。宋代兴建或重建的清真寺数量较多，至今犹存的有泉州圣友寺、扬州仙鹤寺、北京牛街礼拜寺等。除了兴建礼拜寺外，广州、泉州、杭州、三亚等地还有穆斯林公共墓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得到初步传播，但谈不上什么发展，这一时期伊斯兰的活生生的载体——穆斯林，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蕃客”、“胡商”，即外国人、侨民。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主要以侨民文化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东来的穆斯林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政策，所以东来的穆斯林商人能够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东来的穆斯林其目的在于贸易，不在传教，故伊斯兰只在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中国广大社会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伊斯兰作为一种彻底的真主独一论的宗教往往被当作阿拉伯人的民俗对待。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接触和认识经历着一个漫长的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也反映出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和平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蕃坊制的存在，政治上虽然是统治者对穆斯林的一种友好礼遇，但从伊斯兰的传播方面来讲，这种制度的存在无异于划地为牢，封闭隔离。因为一种宗教或文化要在异域传播，首先得与当地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就是汉族)尽快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并获得其认同。这就需要对外宣教，进行文化交流。可是蕃坊制却把穆斯林与主体民族隔离开来，蕃坊里的人群是蕃客、外国人，他们一日五次礼拜，不吃猪肉、不饮酒、殡葬不用棺；而蕃坊外却是另一种天地，久而久之，主体民族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表面化、程式化，在他们眼里，伊斯兰教只不过是胡人、蕃客的奇风异俗而已。这就是直到清朝，有些朝廷官员还把穆斯林的斋戒说成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的原因。也是从蕃坊制开始，中国穆斯林的宣教一直对内，极少对外，这也是直到现在，主体民族对伊斯兰还不够了解和理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唐宋时期——伊斯兰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兴起于公元七世纪，这正是我国的唐代盛世(618——907年)。唐代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招来了大批的穆斯林客商，也推动了伊斯兰传入中国。正如杨怀中先生在《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那句民谚所说：“基督教是洋人的枪子儿打进来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驮进来的，伊斯兰教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
（一）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唐朝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帝国东临日本，西至中亚，这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呈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它对东方各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唐朝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唐朝和宋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其中，穆斯林商人是最主要的外商。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在那里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各国人，其中不少 是 客 商。唐 代 称外族为“胡”和“蕃”。这些客商被称为“蕃客”，在长安的“东市”、“西市”有专门出售宝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等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和国外政治使节、宗教人士，大量地来到长安，他们带来了各地的物产、技术、艺术、风俗和宗教，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统治者开明的胸怀与多样化的怀柔政策，使各少数民族倾心归附。唐朝对归附的各民族，一般不改变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一种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氛围，国内儒、佛、道三教并行，外来宗教有袄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在国内流传。在对外关系方面，唐朝跟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今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各国发展了广泛的联系。伊斯兰正是在唐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气氛宽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时代，唐朝与阿拉伯哈里发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传入中国的。换言之，伊斯兰是随着穆斯林的来华而同时传入中国的。
（二）穆斯林来华
1、来华的时间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来到长安，向唐朝皇帝介绍了伊斯兰教义、礼仪和麦地那政权的情况。这件事被当时中国的史官郑重地载入史册(《旧唐书》卷四)。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也以这一年作为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标志(自此以后至798年，仅史书记载的哈里发国家派往唐朝的使节达391次之多)。其实，根据中阿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来看，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间应早于这一年。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活动，纯属民间行为，不会引起史官的往意，故未被记载。没有被记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据苏丹学者加法尔研究，早在教历七年(628年即贞观二年)，穆圣给罗马、波斯、阿比西尼亚帝王派遣使节时，也给中国皇帝派来了使节，阐明了伊斯兰基本教义。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有很大影响的大国，穆圣不会忽视这样一个大国。相反，他曾有过“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的训喻。英国著名史学家威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派遣使节，发生政府间的联系以外，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大批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
2、来华路线 唐代，穆斯林商人来华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陆路，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新疆天山南北，后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一带，即古代的“丝绸之路”；另一条为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过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再到广州、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即古代的“香料之路”(也叫“海上丝绸之路”)。唐中期以前
穆斯林来华以陆路为主，以后由于吐蕃势力扩张，陆路交通中断，而海上交通主要由阿拉伯穆斯林控制，长期畅通，更居优势，因此说，唐宋时期穆斯林来华以海路为主。
3、来华者的身份 穆斯林来华的主要是商人，还有使节、旅行家、匠人。另外尚有人数达数千人的士兵，这要从怛逻斯战役说起。
4、怛逻斯战役 八世纪中叶，也就是伍麦耶王朝末，阿马斯王朝初期，唐朝与哈里发国家因石国（现塔什干）问题发生冲突。751年(唐天宝十年)，双方军队在中亚怛逻斯(塔拉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激战，高仙芝统率的唐兵被打败，死伤数万，唐朝在中亚(西域)的势力受挫。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交恶，阿巴斯哈里发和唐朝皇帝都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都能慎重而灵活地对待此事，两国关系继续发展，通商往来照常进行。当唐朝发生内乱——安史之乱后，756年，唐肃宗向大食（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借兵三千平乱，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后，肃宗允许大食兵留居中国，可同当地女子结婚。安史之乱后，东来中国的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生活在长安、洛阳一带。他们生意做大，购置田宅，娶妻生子，安居乐业。有的被委以官职，受到重用。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建礼拜寺是必然的事情。
5、广州穆斯林社区——蕃坊。唐代，东南沿海城市也是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穆斯林商人很多。唐代首先在广州设立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后来又在扬州、泉州、宁波等地也设立了市舶司。唐代在广州出现了穆斯林社区，称作“蕃坊”，这里的“蕃”指外国人，“坊”则是唐代对城市街巷的通称。“蕃坊”即城市中外国人居住的街道区域。阿拉伯人苏莱曼于851年来中国经商，回国后所著的《苏莱曼游记》中介绍了蕃坊的情况：蕃坊内的最高领袖是“都蕃长”或称“蕃长”，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担任。蕃长从穆斯林商人中选出后，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和正式任命。其主要职责是管理穆斯林社区内的一切事务。穆斯林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即由蕃长在自己的管理机构“蕃长司”内处理解决，中国官员一般不干涉。苏莱曼说，蕃长作出的一切判决，合乎《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法和习惯。蕃坊内有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及供穆斯林礼拜和聚会的清真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在蕃坊内得到了保障。蕃长不仅是政治领袖、宗教法官，还是穆斯林的教长(伊玛目)。每逢伊斯兰节日，总是由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礼拜、讲教义，为穆斯林哈里发祈祷。
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主要是来经商的，而不是来传教的，但是他们在与中国人发生贸易关系时，他们的行为举止，他们所遵循的商业道德规范，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兴趣。通过了解，一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了宋代，来华的穆斯林不但比唐代有所增加，而且在华居留的时间也延长了，出现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穆斯林侨民有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人。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的教育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了蕃客的子弟学校——“蕃学”。在蕃学里面，穆斯林子弟不但学习有关伊斯兰的知识，而且还要学习汉语与汉文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习惯，他们除了保留自己的穆斯林名字以外，还要取汉姓仿汉名。穆斯林子弟也参加科举考试，其中考试成功，获取功名者不乏其人。848年，阿拉伯穆斯林后裔李彦升从广州赶赴长安参加科举中了进士；五代时，波斯穆斯林后裔李询、李弦、李舜弦兄妹三人在汉文化方面颇有造诣。这些名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使得不少中国人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关于伊斯兰的知识。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甚至以官爵授予穆斯林商人，以示鼓励。因为对外贸易是当时宋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到南宋时，对外贸易所得占每年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宋代来华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活动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和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与当地的中国人通婚，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有增无减，他们子子孙孙生活在中国，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祖。宋代兴建或重建的清真寺数量较多，至今犹存的有泉州圣友寺、扬州仙鹤寺、北京牛街礼拜寺等。除了兴建礼拜寺外，广州、泉州、杭州、三亚等地还有穆斯林公共墓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和沿海地区得到初步传播，但谈不上什么发展，这一时期伊斯兰的活生生的载体——穆斯林，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蕃客”、“胡商”，即外国人、侨民。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主要以侨民文化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东来的穆斯林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国际贸易的特殊政策，所以东来的穆斯林商人能够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东来的穆斯林其目的在于贸易，不在传教，故伊斯兰只在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中国广大社会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伊斯兰作为一种彻底的真主独一论的宗教往往被当作阿拉伯人的民俗对待。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接触和认识经历着一个漫长的逐渐深化的过程，这也反映出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和平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蕃坊制的存在，政治上虽然是统治者对穆斯林的一种友好礼遇，但从伊斯兰的传播方面来讲，这种制度的存在无异于划地为牢，封闭隔离。因为一种宗教或文化要在异域传播，首先得与当地的主体民族(在中国就是汉族)尽快进行心理上的沟通，并获得其认同。这就需要对外宣教，进行文化交流。可是蕃坊制却把穆斯林与主体民族隔离开来，蕃坊里的人群是蕃客、外国人，他们一日五次礼拜，不吃猪肉、不饮酒、殡葬不用棺；而蕃坊外却是另一种天地，久而久之，主体民族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表面化、程式化，在他们眼里，伊斯兰教只不过是胡人、蕃客的奇风异俗而已。这就是直到清朝，有些朝廷官员还把穆斯林的斋戒说成是“夜聚明散，图谋不轨”的原因。也是从蕃坊制开始，中国穆斯林的宣教一直对内，极少对外，这也是直到现在，主体民族对伊斯兰还不够了解和理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