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伊斯兰教研究（上）
本文叙述了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介绍了伊斯兰教元之前传入南京的一些可能,罗列了明前期南京穆斯林频繁迁移的种种情形,研究了明伊斯兰教政策首先在南京实施以及这种实施对南京伊斯兰教的影响,对南京的清真寺及有关场所作了分类,对净觉寺幸存文物作了列举.并着重从伊斯兰教在中国全面中国化的角度,研究了郑和下西洋与南京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汉文译著活动的关系,使研究更具历史感.最后简单论述了南京伊斯兰教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 南京伊斯兰教 历史文化 研究
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书百字赞,褒美 清真,以示优异。赞曰:“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初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名清真教。穆罕默德,至贵圣人。”---载王岱舆《正教真诠》卷首“群书集考”
一、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研究明、清、民国三代的伊斯兰教,南京和北京一样,可谓是重中之重,要中至要。这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南京在明中叶前是穆斯林移进移出最为频繁的一个城市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斯林有两次大的或较大的迁移对内地伊斯兰教关系甚大。一次是蒙元时的迁移。这是一次西亚、中亚的穆斯林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中原内地的迁移,以穆斯林在中原内地广泛分布为主要特征。另一次则是明前期的迁移。这次迁移虽也有一定数量的西域、西洋的穆斯林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入附于中原内地,但占主流或主要地位的则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再迁移,它以实现穆斯林在中国一定程度的密集为主要特征。回族在我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乃是这两次迁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前期的这次迁移,从现在材料看,至少在明初,是以南京为中心进行的。南京在明初有一个穆斯林大进大出的过程。在一些穆斯林中流传的“金陵回回遍天下”的感喟,是有一定道理的。
2.南京是明伊斯兰教政策的首施之区明初南京即金陵,是明之国都。明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政策,当首先在这里实施,这是不言自明的。加之明伊斯兰教政策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前,应该是已基本定型下来了。故研究南京伊斯兰教当可基本把握明伊斯兰教政策及这种政策对伊斯兰教有何影响。反过来说,如果离开南京伊斯兰教看明伊斯兰教政策,就如是舍长江、黄河而谈中国河流,舍泰山、华山而论中国山峰一样。
3.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受郑和下西洋影响最为显著的一个城市在受郑和下西洋影响的5个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南京、北京、泉州、西安中,南京无疑是受影响最为直接、全面、深远的一个城市。故我们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研究南京伊斯兰教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4.南京是经堂教育“金陵学派”的诞生地 经堂教育到底分几派,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一文主张有 “陕西派(包括西北、豫、皖及南部诸省)及山东派(包括直、鲁及东北诸省)之分”。而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一书则主张有“陕西、山东两派及云南支派”。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则称经堂教育早期有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河州派、新疆地区5个学派。笔者在深入研究各地前暂不确定经堂教育分几派,只想说明金陵派从经堂教育的角度看也应称为一个学派,南京则是这个学派的诞生地。
5.南京是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发源地和前期中心无论是按《清真释疑补辑》的《正教真诠》为“清真教中第一汉译本”的说法,还是按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述近代中国伊斯兰教之宗教人才与著述时首举张中(字君实),汉文译著活动都是发端于南京,或发端于以南京为中心的应天府附近地区。汉文译著活动,按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的说法,分为两个阶段也即前后两个时期。“王岱舆至刘智,是一个阶段。马德新、马联元是一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译述和发表的地域以金陵为主”。这不仅是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这些重要译著家译述的代表性译著如《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修真蒙引》《归真要道》《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都发表在金陵,而且唯一一部发表地点不在金陵的代表性译著马注的《清真指南》和稍稍晚于刘智著述的金天柱《清真释疑》,论校阅者、参订者有上元刘三杰、江宁马之骐,或论金天柱乃金陵人,是雍正四年才因祭扫父墓入京的,也是与金陵有关的由此说金陵是汉文译著活动前期的中心则无疑。至于说汉文译著到刘智发展到了鼎盛,一基于刘智以《典礼》《性理》《至圣录》三书分别明教、明道、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完成了原文伊斯兰教学说体系的中国化;二基于刘智以虔诚的感情用《至圣录》满足了中国穆斯林特别尊至圣穆罕默德、尊至圣后裔、将尊中国至圣孔子与尊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结合起来的愿望;三基于刘智著书数百卷,种类尤为众多,思想尤为丰富,风格尤为多样;四基于刘智著述在教内教外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并被后来的哲合忍耶等门宦和西道堂奉为“汉克塔布”(汉文经典),至今仍有很大的魅力。
6.南京是中国伊斯兰教近代转型的中心之一清末民初在全国兴起的伊斯兰新文化运动,是以北京、南京“两京”为中心展开的。北京的情况,笔者已在《北京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以中国伊斯兰教
近代转型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研究,本文也采取这一角度。
二、伊斯兰教传入南京
伊斯兰教传入南京,可能在元代之前,但确切是元。可能在元代之前,但具体说来又有以下可能。可能是唐。理由有二:一是按有些人的说法,州即今南京,唐时也是“番客”蜂拥而来、足迹遍及地之一①。二是在唐及唐之前一段时期,南京与周边的扬州、苏州、镇江等城在行政区划上常有交叉,致使伊斯兰教的传入亦会有交叉。上文已论及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扬州,苏州也可能是唐时已传入伊斯兰教的一个城市。南京按此道理推论,也当有唐时传入可能。可能是南唐。理由亦有二。一是宋代陆游著《南唐书》卷十七“杂艺方士节义列传第十四”及清代钱塘吴仕臣撰《十国春秋》卷三十四“南唐二十”均有“耿先生”(为一女道士)一节,内有耿用“大食国进龙脑油”、“烧麦粒成圆珠”或“调酒服,香气连日”的内容。二是《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第13页云:1950年在南京城南郊祖堂山发掘南唐两代国主李、李两座陵墓时,出土有深目、长须的俑奴这些俑奴“从形状看不像长江流域的汉人,却同西域地区的‘胡人’相类。更有意思是在发现的一些男俑中,有一种头戴小帽,脸上有皱纹,颔下有长须,穿长袍,双手露出袖外叠置胸前,乍看下去,简直如正在礼拜的穆斯林”。可能是宋。理由亦有二。一是按民国年间石觉民的调查,南京大丰富巷清真寺“创建于宋朝。后被火焚”。今为“新建”,“宋代古松仍在”[1](此寺有“一棵松礼拜寺”之称)。二是宋,特别是南宋,随着江宁成为宋之“陪京”,商船往来、市场繁荣,不太可能不吸引一些穆斯林随宋室南渡而来。可能是金。理由有一。即《洪武京城图志》之 “聚宝山”条云:“聚宝山,在聚宝门外,雨花台侧,上多细玛瑙石,因名聚宝山。金置钦天回回监于此。然这四种可能,证据都欠有力。尚需进一步探求。说伊斯兰教元时传入南京,却有充分根据。根据之一是: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条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说法推论, 集庆路(即今南京)作为二级政区---路的治所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等多个元朝廷派出机关官署所在地,不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即穆斯林。根据之二是:元至正三年(1343年)集庆路医学教谕陕西张铉撰有《至正金陵新志》,内有两组材料确切说明集庆路在元时已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
第一组材料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康路(即后之集庆路)抄籍户口色目户(或色目人户)、特别是回回人户。即在城录事司(即路治所所在地区)北人户中色目户一百四十九,口二千九百一十九;上元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七,其中回回人户一;句容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一,其中回回人户二;溧水州北人户中色目户六;溧阳州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九[2]。鉴于色目人户中当有一定比例的回回即穆斯林,此组材料则表明有一定数量穆斯林无疑。
第二组材料为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至正三年(1343年)行御史台等官署官员题名。在这上千数的题名中,阿老瓦丁、阿里马、马合麻、亦剌里、海鲁都、沙的、高克恭等7位在《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之“元代建康(集庆)路主要色目回回官员”表中有列,萨都剌则多位学者(如陈垣、林松、白崇仁)肯定其为“回回人”,亦思马因、忽都鲁列、忽辛、马哈麻、兀马儿等5位因已注明系“回回人”或“回回氏”当无疑是回回人。而沙班、买住丁、穆八剌沙、捏古伯、道剌沙、伯口、沙不丁、八十、答失蛮等9位注明是“阿鲁温氏”(或“阿里温氏”),黑邸儿、俺都剌蛮、上都3位注明“哈儿鲁氏”(或“阿儿鲁氏”),也当是回回[2]。这样就有25位系回回。如果按《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的“元朝南京回回官员”表,或按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附卷之三“姓名录”,那就更多了(最多被说成有84位)。鉴于这已说明元代南京已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官员,多计算几位少计算几位就无关紧要了。然南京元时估计有多少穆斯林,却也有必要尽可能涉及一下。以在城录事司范围色目户中有一半左右系穆斯林也即回回计算,这里当有穆斯林数十户,上千人。不算少了。
上述一个推论、两组实证数字合在一起,当可说明南京元代已属有伊斯兰教传入的城市。然像不承认伊斯兰教元之前传入南京有些说不过去一样,仅凭有一定穆斯林定居民来标志伊斯兰教的传入终究也有点勉强。不过我们也只能尊重资料。
三、明前朝南京穆斯林的频繁迁移
先说穆斯林的频繁移进南京。对此著名者有以下几宗。
1.随太祖起事征战,主要来自淮、泗之间而进入南京的回回将领及士兵此就是随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等回回将领移进南京的穆斯林。鉴于常乃濠州怀远(今安徽怀远县)人,胡乃濠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丁乃定远 (今安徽定远)人,他们的部属当以淮泗间居多。而淮泗在宋元时期是中原内地穆斯林相对较多的一个地区。故随这些穆斯林将领移入南京的穆斯林士兵当有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可能是移入南京穆斯林中人数较多的一支。他们以“从龙入京”为荣,以南京人为自豪,又是南京特性较强的一支。现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定居于金陵。如在今杨公井附近有常遇春府第,在今钟山北麓有常遇春墓;丁德兴次子浩、三子昶“恩赐守茔”,浩之孙富则“世食田禄于江宁”[3]。
2.为拓建应天府城、营皇宫、造孝陵三大工程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回回工匠《明史》卷一五一“严震直传”云:“时朝廷事营建,集天下工匠于京师,凡二十余万户。”这之中显然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工匠。因在元代,工匠是西亚、中亚来华穆斯林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诸色人匠总管府、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撒答剌斯提举司、昭功万户都总使司等工部、徽政院储政院属下局院或属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如撒答剌斯提举司,始由回回人札马剌丁负责织造撒答剌斯;设在弘州(今河北原阳)和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两地的纳失失局(后者称二局)有3300余户西域回回工匠[4]。这样回回工匠则是移入南京穆斯林中人数较多的另 一支。
3.发遣至京师安置的故元色目官吏士卒及广大部众按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一部分的叙述,在明军北伐中原时,朱元璋曾复遣使谕徐达、常遇春,对所过郡县投降的众多“元之省院官”不宜“留于军中”,而应“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若济宁、东平诸来归将士家属亦发遣来,将厚待之”。这样,在明初就有多批大量故元官吏士卒被发遣至京师。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十《故元遗兵》记洪武五年(1372年)“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记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丁丑“征虏大将军冯胜等以故元降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三千三百余人……事王九、国公郡王四、太尉国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参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枢八十一
……万户千户路府州总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将校一千四百余人送至京师”。鉴于在元“色目人的身份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回回人又在色目人中“占多数”, “有时也用回回人作为色目人的统称”,“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离不开色目人”[5]等,故元官吏士卒中当有一定数量的色目回回。至于是否“少数是蒙古人,多数是色目回回人”[6],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但总之,依这种方式移入南京的回回人数也不会少。至于依这种方式移入者是否包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以供安扎的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秋九月吴郡王鏊撰《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应天府)》有很特殊的说法。记云:“我太祖高皇帝开基定鼎,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内附,特蒙恩渥,垂泽至今,但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及睹各姓敕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有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原系西域鲁密国人,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钦赏丝银钞等物,著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其中的“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使人费解;而及睹各姓敕命的有关内容却与《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所引《金陵回族保继堂马氏家谱》中的一段话相符。谱云“太祖诏大将军冯胜以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及鲁密国(土耳其)赉贡使三千三百余人……送至京师。同来者还有金、哈、沙、赵等姓三十八户”[6]。可见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38户是在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与故元降将纳哈出等归附明王朝的。只是由于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的鲁密国赉贡使身份或“王族”[7]身份,才得到了特别的优遇。这也可以说是安置在南京的故元官吏士卒中确有一部分是回回的确切证明。
4.被安置在南京的西域入附回回林松、和著《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有专门探讨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内容。内也将南京作为入附与安置的一个重点。现转录其中三条材料如下:亦剌思,西域回回,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内附,命为南京锦衣卫头目。子马哈麻,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袭职,历功累晋至都督佥事,御赐姓马名政。孙马鉴,四世孙马义、马,五世孙马腾宗,六世孙马一龙,七世孙马逢伯、马逢化皆世袭指挥使职,蔚为南京望族。者鲁剌丁,西域回回,内附年代不详,据考应为洪武中。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奉敕率队使西域哈喇火州等处,不辱王命,厚赏之,遂籍南京。哈只乌赤,西域回回,正统中入附江宁。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十一月“近例军民能自备粮米输军饷济民饥者,俱给冠带。江宁县寄居回回哈只乌赤出米六百石助官赈济,不欲冠带,止欲附籍江宁,就欲佛寺焚香诵经以图补报。
总之，[8](P28,225)另,林、和两位在论及入附回回的职业结构时明言“明初入附回回为军者多安置南北二京”[8](P219),这又点明了明初移入南京西域回回的一个特点。
5.应诏而来南京的天文历算回回学者此类移入南京的回回,今已知者有以下六支:一支为黑的儿、郑阿里等。《明史》卷三十一“历志”载:“洪武元年改院(即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诏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共十四人。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这之中黑的儿(也译作海达儿或海答儿)和郑阿里,显系回回即穆斯林。另一支为马德鲁丁及其三子。《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第185页所录“大测堂马”中堂挂轴云: “始祖德鲁丁公,赐姓马,名钦,字彦明。公为西域鲁密国人,真教,精通天文数学。于明洪武二十年(二年之误)携三子赉贡来华,随宋国公内附。”“二世祖 沙亦黑,字仲德”。二世祖“哈麻,字仲良”。二世祖 “哈沙,字仲义”。其中马哈麻“永乐四年奉诏留驻南京,阐扬教理。现江南一族,即其后裔”。第三支为伍儒及其家族。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四(上)“耆旧”云:“伍儒,字德全,乐善好施洪武中赐籍金陵,精历学,诏授刻漏科博士,掌钦天监事,给官房一所于古天津街,后舍为寺。”民国初成书的王孝著《乡饮脍谈》则从南京伍氏六世祖伍浩说起,谓“伍浩字少西,为回族伍氏迁金陵始祖。明时入钦天监,今墓前有高义坊。乡谚相传有曰‘时运低,遇见伍少西’。谓少数西域人贪厚利,凡事不获欲满,故曰‘时运低也’。伍氏子孙至今繁衍”。《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在“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则称伍儒“撒马尔罕”原裔,“洪武二年奉诏入华、居金陵,任职回回钦天监”。第四支乃王岱舆之祖。《正教真诠·自叙》谓“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徭役与国始终”。第五支乃回回珀珀。《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谓洪武十六年三月“己巳,召回回珀珀至京,赐以衣巾靴。珀珀明天文之学,寓居宁波府鄞县,有以其名闻者,故召之”。第六支乃阿答兀丁、阿都剌、温尔里等。阿答兀丁,吴伯宗《回回天文书序》中提到;阿都剌,《回族人物志》(明代)卷二十七提到;温尔里、迭里月实、贝琳,《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中的“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有列,并在其官职、著作及事迹简况栏中作了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记述。
6.明代在南京任职的文、武职回回官员《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有“明初年间驻南京回回军官”表和“明朝中晚期南京回族的主要官员”表,可作参考。总之,南京无论是明初作为国都,还是后来作为留都,都应有众多的文、武职位官员设置。
7.明初迁至南京的穆斯林世家著名者有宣德年间自昆阳郡迁来的郑氏家族(书带草堂),洪武年间自汴都迁来的梁氏家族(滋德堂),永乐二年(1404年)迁至南京的常氏家族(荆茂堂)。
8.因中外交通、特别是因郑和下西洋频繁至南京朝贡经商的西域、西洋等外籍穆斯林著名者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乃(1380-1408)的遣使入贡,永乐六年麻那惹加乃率妻、弟妹、子女、陪臣等150多人的来明都南京的友好访问,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苏禄国东王等340余人的来华朝贡。其中麻那惹加乃,有墓在南京。
上列八项,既不完全,也互有交叉,但说明在明前期、特别是明初南京有一个穆斯林“大进”的过程则是无疑。这种“大进”具有多来源(移出地)、大数量(人数)、职业面广、主要由明廷政策驱动、军人工匠官员学者人数相对较多而农户相对很少这五大特点。这无疑为南京伊斯兰教全面城市化、学说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说穆斯林的频繁移出南京。造成这种频繁移出,南京由首都变为留都固然是一重要原因,但明频繁实行移民政策,作为南京穆斯林多数的军人、匠人、官员、商人本身的流动性及入附寄居部分固有的不稳定性等,也是重要原因。
至频繁移出南京的具体情况,可依《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云南回族史》《云南伊斯兰教》《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沧州回族》《吉林回族》《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玉溪地区民族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等书及部分家谱、碑文简要罗列如下:
1.“大测堂马”中堂挂轴称马德鲁丁长子马沙亦黑因“成祖北迁,永乐四年(1406年)钦取进京,赐砖塔胡同”。
2.王鏊碑记称安扎在净觉、礼拜二寺的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13户中,有4户在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被“钦取”至北京。
3.按孟村《张氏家谱》,张氏燕王扫北时从南京迁来。
4.按黄骅《王氏家谱》,王氏原籍江宁府上元县,明永乐二年(1404年)迁籍隶沧州城东北羊三木庄。
5.沧州《李氏家谱》载:我李氏西秦人,初祖讳天宝携四子至金陵。明永乐间四子讳仁美侨居沧州而赘于曹门,即吾辈之始祖焉。
6.沧州《尹氏家谱》载:系出南京,永乐二年 (1404年)由二郎岗北迁青邑(今青县)。
7.献县东辛庄《马氏谱》载:始祖马刚,燕王扫北,随军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郎岗至河间府。
8.青县蒿坡《马氏谱》载:一世祖马依泽。经十余世,迁居金陵,明永乐二年(1404年),高祖仲良公来直。
9.沧州西赵河《刘氏家谱》载:始祖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龙岗,明永乐二年(1404年)其子迁往北方。
10.沧县七里淀曹庄子《曹氏家谱》载:始祖曹义美,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二郎岗,官居三品指挥使,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龙保驾至北京。
11.孟村《丁氏家谱》载:燕王扫北,士贤、德兴兄弟二祖,由江宁府上元县二郎岗随龙北征。
12.泊头《杨氏家谱》载:始祖杨成,南京应天府江宁县人,明永乐时迁河间府城东郎官屯五官辖,后迁泊头八里庄。
13.山东济阳孙耿丁杨家清真寺清咸丰元年(1851年)《重修礼拜寺碑记》载:相传前明永乐年间,吾教自金陵从龙至此,盖寺兴庄并建业。
14.济宁《唐氏家谱》载:其先人系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南京注籍。
15.济宁《常氏族谱》载:始祖西域人,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贡来华,初迁济阳,明成化间寓居临清,弘治八年(1495年)移居济宁。
16.山东临清后庄《马家族谱》载:至圣二十二代孙玛力昆低尼(马鲁坤丁),奉中皇之诏始来中土,首创净觉、礼拜二寺于金陵。马公之孙良公运粮至临清赈济,因卜居。
17.沈阳《冯氏家谱》载:冯胜之子冯直任柏川知县,在永乐取金陵时不肯献城投降。后其后人辗转出关,成东北回族一大户。
18.辽宁《戴氏家谱》载:始祖戴诚,原籍山西。后迁居南京二郎岗。永乐间奉旨随龙北迁入直,屯驻永安。
19.山东宁津长官镇《六箴堂张氏谱系》载:始祖家金陵水西门外拴马庄,永乐改元后十数载从移民诏,迁北直隶宁津县长官镇。
20.湖南常德、邵阳《马氏族谱》载:金陵马氏始祖自南京迁湘。
21.广西《白氏族谱》载:始祖伯笃鲁丁系江南应天府上元县人,原答失蛮人也。其次孙永龄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游宦徙靖江府(桂林),易伯姓为白。
22.《云南伊斯兰教》一书云:建水回回望族马姓,“其先系出金陵,明初领军入滇,官临安卫指挥千户,遂家焉”。
23.《腾冲马氏家谱》载:“先祖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大营至腾居守”,因而落籍于此。
24.《腾冲明·朱姓族谱》载:先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洪武时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落户于此。
25.《云南回族史》一书云:腾冲五棵树马登高家说,其先祖明正统时随兵部尚书王骥自南京调发征麓川后世居于腾冲。
26.大理著名伊斯兰教教长马尉文著文《大理白族地区回族村---上新庄及马尉文家的由来》说:他先祖乃南京应天府人,洪武时奉命来滇,承平后落籍于此。
27.澄江朱官营马姓家谱称:祖籍南京应天府,明洪武时当兵随沐国公进入云南,先后在陆良、宜良做官,明后期落籍于澄江。
28.《续河西县志》载:马姓始祖钧,回族,原籍南京,明初随军入滇,住东渠大、小回村。
29.通海纳古镇回族调查称:古城马姓始祖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随军迁来古城。
30.云南保山沙澄保存谱文称:沙姓原籍南京柳树湾(今小营一带),洪武年间先人随军来滇。
31.云南峨山文明村马姓祖辈传说:原籍应天府高石坎,明初随沐英来滇,先屯军小街镇,后落籍文明村。
32.云南新平新化新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立《马氏山祖碑》载:先世南京应天府马家庄籍,始祖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随黔宁王沐英平滇,遂留驻防滇地。
33.《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云:河州回族中流传有“南京大柳树巷”迁来和“老辈子得罪了马娘娘被充发”之说。
此外沧州流传的8户(张、王、李、刘、尹、戴、马、回)回族世家皆永乐时奉旨迁此,山东济阳流传的济阳附近30里一营皆有随燕王扫北而来的回回,北京流传的“永乐北建,大半随行”,湖南常德流传的“金陵十姓”,黔西威宁及附近地区流传的所谓“南京族”等,均说明北京、沧州、济阳、济宁一线,威宁、昆明、腾冲、保山一线,以及湖南常德、邵阳,广西桂林,甘肃临夏,皆有明初南京穆斯林的较大数量移入。至于南京与长安,南京与云南之间的频繁来往通道,赛哈智、郑和时就已是畅通的了。由于大进大出,南京穆斯林人口数有何变化,我们只能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顾起元《客座赘语》记南京官籍版图“回回达人户”口“九千二百三十”,“祝国初十不逮一”[9]的说法作一粗略估计。
首先,《客座赘语》的“回回达人户”,似是将回回与达人即蒙古人放在一起。这有两个可能:一是南京的蒙古人由于与色目回回政治待遇和社会处境相当,又有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相近,可能有某种融入正在形成的回族的可能;一是仍保持着蒙古人的身份和生活习惯。按前者,“回回达人”的人口数大致可视为穆斯林的人口数;而按后者,“回回达人”的人口数只是多数为穆斯林。鉴于此缺乏相关资料,特别是缺乏蒙古人在明南京生活情况的材料,到底是哪种可能,难作判断。权且倾向于前一种可能吧。按此可能,南京的穆斯林人数在明初最多时估计有10万人,而到明中叶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就已减至不及万人了
四、明伊斯兰教政策在南京
南京是明伊斯兰教政策的首施之区,明伊斯兰教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南京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让我们分别作一简要分析。
1.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进行褒扬赞美此最典型的就是本文额引的那段百字赞。百字赞按《正教真诠》卷首及《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所录分析,应在洪武元年(1368年)由朱元璋在南京敕建的礼拜寺内有刻。但洪武元年(1368年)敕建的礼拜寺是现仍存的净觉寺,还是指另一座寺,不得而知。另也未见有材料说现净觉寺内曾有百字赞石刻。现能见到刻于明代的百字赞石刻最早的是明正德八年(1513年)山西右玉清真寺的百字赞碑。另安徽安庆关南清真寺的圣赞碑从碑石风化破损程度看,也像是立石较早即在该寺创建的明成化初。这表明即使百字赞不是朱元璋亲自御书,也是朱元璋后的明代皇帝,特别是成化、弘治、正德时的皇帝首肯的,不然山西和安徽有名的清真寺怎么敢以朱元璋御书的名义刻此百字赞呢?所以不管具体情况是怎样,南京伊斯兰教首先得到了明开国皇帝的“褒美”,也首先得到了明开国皇帝给予的“优异”地位这应是无疑的。问题只是明开国皇帝为何要将褒美“清真”的重点放在褒美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上。这恐怕主要不是考虑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而是有通过褒美伊斯兰教的至圣,使穆斯林将尊崇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与尊崇中国儒家的至圣孔子结合起来的意味吧。
2.对西域入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此最典型的就是对西域鲁密国人可马鲁丁、亦卜剌金等宗教信仰的尊重。对此可引述《清真释疑补辑》所录吴郡王鏊撰文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九月《敕建净觉寺礼拜寺二座于江南应天府之城南碑记》中的下面一段文字:……及睹各姓敕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有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原系西域鲁密国人。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赏及棉丝银钞等物,著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住;将亦卜剌金等八户,分在城南礼拜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朝夕礼拜,祝延圣寿。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此可说是明敕建清真寺以安扎西域入附回回之始,其意义不可小视。因为事情如果反过来,即若明只给入附回回以“钦赏”衣物、分配“居住”、落脚“寄籍”、“优免差役”等优越待遇而不敕建清真寺以安扎他们,那这些穆斯林的信仰就得不到持续,那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3.对赛义德、咸阳王赛典赤后裔、哈只、国王等穆斯林上层的格外优遇此是明初伊斯兰教政策的一个重点内容。仅在《天方至圣实录》《清真释疑补辑》中见到的就有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敕诰清修寺护持文》《(永乐三年)太监郑和敕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成祖文皇帝御制天方国王赛夫丁碑文、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十一日皇帝敕谕赛一忒哈马鲁丁护持等。这些文献,论内容与我们在《扬州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提到的谕米里哈只 “敕谕”基本一致,论受谕接敕者则都属“赛义德”、 “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天方国王”、“哈只”这些身份的人。看来明王朝试图通过这些有崇高身份的人来“转相化导”在中国的穆斯林。而这些有身份的人,在明初无疑都在或都来过南京。只是赛典赤·赡思丁七代孙赛哈智的众多别称,还是同时有几位重要头面人物,我们一时难以说清。
4.实行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俗称“官寺”制度)此制度在重点清真寺实行,是明控制和管理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大致包括皇帝敕建敕修清真寺,皇帝为清真寺题寺名,礼部发给清真寺掌教札付以作主持该寺的凭证,掌教住持皆冠带荣身享有一切差徭一律蠲免之特权,住持掌教以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使教众安分守礼、毋混乱清规为职责,刻石载明与此有关事项六项主要内容。从这六项主要内容大致可知,明廷的这种制度一是明初敕赐寺以满足回回将领及入附回回宗教需要制度的一种发展、完善,二是一定程度参照了僧道寺院中实行的住持、度牒等制度,三是元时哈的主持祈祷“为国祈福”、“为皇帝祝寿”制度的一种延续。若以是敕建敕修制度的一种完善,是敕建敕修清真寺制度的一种发展的角度看,研究这种制度的形成过程就不能不从南京开始,特别是从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开始。然这个开始的具体情况,现存的资料并不明朗。前引王鏊撰文前的“但敕建净觉礼拜二寺之由无从考证”及后的“则净觉礼拜二寺洵非淫祠可比。市廛之处,易侵易越。即尺土寸楹,皆高帝神灵所凭依矣”,则暗示净觉礼拜二寺与朱元璋本人有某种干系。不然不会仅过百年就对这样的大事“无从考证”,也不会说出二寺尺土寸楹皆朱元璋神灵所凭依,这样实际尊二寺为“圣地”的话。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何时基本发展完善成型,我们缺乏资料。只能引用《正教真诠·群书集考》中的下面一段文字:世宗肃皇帝敕名净觉寺,行令礼部给与札付,冠带荣身,仍准免差徭,令供职焚修。……以故真教流行于天下,各省教人钦遵外,随方建寺,各赴京比例,请给札付,住持寺院。可见,这种制度的完善成型似也是从净觉寺正式敕名开始的。
除上述四项内容直接涉及伊斯兰教之外,诸如推行改胡姓为汉姓、禁胡服胡语胡俗,不许蒙古、色目人本类自相嫁娶,组织编译回回天文书这些非宗教性的政策举措,也与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而这些也都是在南京或在南京开始实施。
至此,不算全面,也算大体介绍完了明伊斯兰教政策与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在南京实施的一般情况。从此一般情况可以看出明伊斯兰教政策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明显地有褒崇宽容与控制同化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褒崇宽容与控制同化相兼。不过在明初,或者在南京,褒崇宽容的内容至少从现存资料看,分量要多一些。问题是明伊斯兰教政策及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并不限于南京实施这一个方面,而且还有这种政策的实施对南京伊斯兰教的影响这另一个方面。对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可初步列出下面六点:
1.使以明为国、以从龙为荣、以金陵为家乡成为南京籍穆斯林的普遍社会观念。
2.使尊至圣、尊圣裔、尊哈只等成为南京籍穆斯林盛行的宗教观念。
3.使清真寺掌教世袭制在南京更加根深蒂固。
4.使南京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汉与回通婚现象格外普遍。
5.广义的伊斯兰教经典汉文译著运动开始。
6.使净觉礼拜二寺成为明建寺的典型和象征,甚至一定意义上的“圣地”。
对以上六点,我们只想对第三点作一说明。先让我们将《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所录马廷树(榕轩)等取缔清真寺掌教世袭制的资料之一中的部分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据清真寺董事会会长马廷树、回教俱进会会长马良基等呈称:……前清光绪三年,总兵衔副将李长清等鉴于掌教子顶父职不经乡耆选请之害,曾具呈奉前江宁县陆给示永禁,于草桥礼拜寺勒石有案。……自是而后,凛而遵之者有年。近因世变沧桑,积久生玩。总计省垣现有二十余寺,其子顶父职之掌教,占有三分之一……此段文字联系太平天国之后,泊于金陵被清克服,寺得兴修,南京各寺已普遍实行阿洪聘任制,民国初年的世袭掌教制死灰复燃已是一而再了。此虽有现实的利益因素在内,但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也是南京伊斯兰教世袭掌教制格外根深蒂固的一个重原因。
关键词： 南京伊斯兰教 历史文化 研究
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书百字赞,褒美 清真,以示优异。赞曰:“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初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名清真教。穆罕默德,至贵圣人。”---载王岱舆《正教真诠》卷首“群书集考”
一、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研究明、清、民国三代的伊斯兰教,南京和北京一样,可谓是重中之重,要中至要。这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南京在明中叶前是穆斯林移进移出最为频繁的一个城市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穆斯林有两次大的或较大的迁移对内地伊斯兰教关系甚大。一次是蒙元时的迁移。这是一次西亚、中亚的穆斯林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中原内地的迁移,以穆斯林在中原内地广泛分布为主要特征。另一次则是明前期的迁移。这次迁移虽也有一定数量的西域、西洋的穆斯林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入附于中原内地,但占主流或主要地位的则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再迁移,它以实现穆斯林在中国一定程度的密集为主要特征。回族在我国“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乃是这两次迁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前期的这次迁移,从现在材料看,至少在明初,是以南京为中心进行的。南京在明初有一个穆斯林大进大出的过程。在一些穆斯林中流传的“金陵回回遍天下”的感喟,是有一定道理的。
2.南京是明伊斯兰教政策的首施之区明初南京即金陵,是明之国都。明之政策,包括伊斯兰教政策,当首先在这里实施,这是不言自明的。加之明伊斯兰教政策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而以南京为留都前,应该是已基本定型下来了。故研究南京伊斯兰教当可基本把握明伊斯兰教政策及这种政策对伊斯兰教有何影响。反过来说,如果离开南京伊斯兰教看明伊斯兰教政策,就如是舍长江、黄河而谈中国河流,舍泰山、华山而论中国山峰一样。
3.南京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受郑和下西洋影响最为显著的一个城市在受郑和下西洋影响的5个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南京、北京、泉州、西安中,南京无疑是受影响最为直接、全面、深远的一个城市。故我们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研究南京伊斯兰教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4.南京是经堂教育“金陵学派”的诞生地 经堂教育到底分几派,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一文主张有 “陕西派(包括西北、豫、皖及南部诸省)及山东派(包括直、鲁及东北诸省)之分”。而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一书则主张有“陕西、山东两派及云南支派”。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则称经堂教育早期有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河州派、新疆地区5个学派。笔者在深入研究各地前暂不确定经堂教育分几派,只想说明金陵派从经堂教育的角度看也应称为一个学派,南京则是这个学派的诞生地。
5.南京是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发源地和前期中心无论是按《清真释疑补辑》的《正教真诠》为“清真教中第一汉译本”的说法,还是按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述近代中国伊斯兰教之宗教人才与著述时首举张中(字君实),汉文译著活动都是发端于南京,或发端于以南京为中心的应天府附近地区。汉文译著活动,按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的说法,分为两个阶段也即前后两个时期。“王岱舆至刘智,是一个阶段。马德新、马联元是一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译述和发表的地域以金陵为主”。这不仅是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这些重要译著家译述的代表性译著如《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克里默解》《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修真蒙引》《归真要道》《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都发表在金陵,而且唯一一部发表地点不在金陵的代表性译著马注的《清真指南》和稍稍晚于刘智著述的金天柱《清真释疑》,论校阅者、参订者有上元刘三杰、江宁马之骐,或论金天柱乃金陵人,是雍正四年才因祭扫父墓入京的,也是与金陵有关的由此说金陵是汉文译著活动前期的中心则无疑。至于说汉文译著到刘智发展到了鼎盛,一基于刘智以《典礼》《性理》《至圣录》三书分别明教、明道、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完成了原文伊斯兰教学说体系的中国化;二基于刘智以虔诚的感情用《至圣录》满足了中国穆斯林特别尊至圣穆罕默德、尊至圣后裔、将尊中国至圣孔子与尊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结合起来的愿望;三基于刘智著书数百卷,种类尤为众多,思想尤为丰富,风格尤为多样;四基于刘智著述在教内教外影响最为广泛深远,并被后来的哲合忍耶等门宦和西道堂奉为“汉克塔布”(汉文经典),至今仍有很大的魅力。
6.南京是中国伊斯兰教近代转型的中心之一清末民初在全国兴起的伊斯兰新文化运动,是以北京、南京“两京”为中心展开的。北京的情况,笔者已在《北京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以中国伊斯兰教
近代转型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研究,本文也采取这一角度。
二、伊斯兰教传入南京
伊斯兰教传入南京,可能在元代之前,但确切是元。可能在元代之前,但具体说来又有以下可能。可能是唐。理由有二:一是按有些人的说法,州即今南京,唐时也是“番客”蜂拥而来、足迹遍及地之一①。二是在唐及唐之前一段时期,南京与周边的扬州、苏州、镇江等城在行政区划上常有交叉,致使伊斯兰教的传入亦会有交叉。上文已论及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扬州,苏州也可能是唐时已传入伊斯兰教的一个城市。南京按此道理推论,也当有唐时传入可能。可能是南唐。理由亦有二。一是宋代陆游著《南唐书》卷十七“杂艺方士节义列传第十四”及清代钱塘吴仕臣撰《十国春秋》卷三十四“南唐二十”均有“耿先生”(为一女道士)一节,内有耿用“大食国进龙脑油”、“烧麦粒成圆珠”或“调酒服,香气连日”的内容。二是《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第13页云:1950年在南京城南郊祖堂山发掘南唐两代国主李、李两座陵墓时,出土有深目、长须的俑奴这些俑奴“从形状看不像长江流域的汉人,却同西域地区的‘胡人’相类。更有意思是在发现的一些男俑中,有一种头戴小帽,脸上有皱纹,颔下有长须,穿长袍,双手露出袖外叠置胸前,乍看下去,简直如正在礼拜的穆斯林”。可能是宋。理由亦有二。一是按民国年间石觉民的调查,南京大丰富巷清真寺“创建于宋朝。后被火焚”。今为“新建”,“宋代古松仍在”[1](此寺有“一棵松礼拜寺”之称)。二是宋,特别是南宋,随着江宁成为宋之“陪京”,商船往来、市场繁荣,不太可能不吸引一些穆斯林随宋室南渡而来。可能是金。理由有一。即《洪武京城图志》之 “聚宝山”条云:“聚宝山,在聚宝门外,雨花台侧,上多细玛瑙石,因名聚宝山。金置钦天回回监于此。然这四种可能,证据都欠有力。尚需进一步探求。说伊斯兰教元时传入南京,却有充分根据。根据之一是: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条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说法推论, 集庆路(即今南京)作为二级政区---路的治所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等多个元朝廷派出机关官署所在地,不可能没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即穆斯林。根据之二是:元至正三年(1343年)集庆路医学教谕陕西张铉撰有《至正金陵新志》,内有两组材料确切说明集庆路在元时已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
第一组材料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建康路(即后之集庆路)抄籍户口色目户(或色目人户)、特别是回回人户。即在城录事司(即路治所所在地区)北人户中色目户一百四十九,口二千九百一十九;上元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七,其中回回人户一;句容县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一,其中回回人户二;溧水州北人户中色目户六;溧阳州北人户中色目户一十九[2]。鉴于色目人户中当有一定比例的回回即穆斯林,此组材料则表明有一定数量穆斯林无疑。
第二组材料为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至正三年(1343年)行御史台等官署官员题名。在这上千数的题名中,阿老瓦丁、阿里马、马合麻、亦剌里、海鲁都、沙的、高克恭等7位在《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之“元代建康(集庆)路主要色目回回官员”表中有列,萨都剌则多位学者(如陈垣、林松、白崇仁)肯定其为“回回人”,亦思马因、忽都鲁列、忽辛、马哈麻、兀马儿等5位因已注明系“回回人”或“回回氏”当无疑是回回人。而沙班、买住丁、穆八剌沙、捏古伯、道剌沙、伯口、沙不丁、八十、答失蛮等9位注明是“阿鲁温氏”(或“阿里温氏”),黑邸儿、俺都剌蛮、上都3位注明“哈儿鲁氏”(或“阿儿鲁氏”),也当是回回[2]。这样就有25位系回回。如果按《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的“元朝南京回回官员”表,或按白寿彝《回族人物志》(元代)附卷之三“姓名录”,那就更多了(最多被说成有84位)。鉴于这已说明元代南京已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官员,多计算几位少计算几位就无关紧要了。然南京元时估计有多少穆斯林,却也有必要尽可能涉及一下。以在城录事司范围色目户中有一半左右系穆斯林也即回回计算,这里当有穆斯林数十户,上千人。不算少了。
上述一个推论、两组实证数字合在一起,当可说明南京元代已属有伊斯兰教传入的城市。然像不承认伊斯兰教元之前传入南京有些说不过去一样,仅凭有一定穆斯林定居民来标志伊斯兰教的传入终究也有点勉强。不过我们也只能尊重资料。
三、明前朝南京穆斯林的频繁迁移
先说穆斯林的频繁移进南京。对此著名者有以下几宗。
1.随太祖起事征战,主要来自淮、泗之间而进入南京的回回将领及士兵此就是随常遇春、胡大海、丁德兴等回回将领移进南京的穆斯林。鉴于常乃濠州怀远(今安徽怀远县)人,胡乃濠州虹县(今安徽泗县)人,丁乃定远 (今安徽定远)人,他们的部属当以淮泗间居多。而淮泗在宋元时期是中原内地穆斯林相对较多的一个地区。故随这些穆斯林将领移入南京的穆斯林士兵当有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可能是移入南京穆斯林中人数较多的一支。他们以“从龙入京”为荣,以南京人为自豪,又是南京特性较强的一支。现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定居于金陵。如在今杨公井附近有常遇春府第,在今钟山北麓有常遇春墓;丁德兴次子浩、三子昶“恩赐守茔”,浩之孙富则“世食田禄于江宁”[3]。
2.为拓建应天府城、营皇宫、造孝陵三大工程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回回工匠《明史》卷一五一“严震直传”云:“时朝廷事营建,集天下工匠于京师,凡二十余万户。”这之中显然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工匠。因在元代,工匠是西亚、中亚来华穆斯林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诸色人匠总管府、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撒答剌斯提举司、昭功万户都总使司等工部、徽政院储政院属下局院或属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如撒答剌斯提举司,始由回回人札马剌丁负责织造撒答剌斯;设在弘州(今河北原阳)和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两地的纳失失局(后者称二局)有3300余户西域回回工匠[4]。这样回回工匠则是移入南京穆斯林中人数较多的另 一支。
3.发遣至京师安置的故元色目官吏士卒及广大部众按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一部分的叙述,在明军北伐中原时,朱元璋曾复遣使谕徐达、常遇春,对所过郡县投降的众多“元之省院官”不宜“留于军中”,而应“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若济宁、东平诸来归将士家属亦发遣来,将厚待之”。这样,在明初就有多批大量故元官吏士卒被发遣至京师。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十《故元遗兵》记洪武五年(1372年)“秋七月乙未,文忠以所获故元官属子孙及军士家属一千八百四十余人送至京师”。《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四记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丁丑“征虏大将军冯胜等以故元降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三千三百余人……事王九、国公郡王四、太尉国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参政知院三十二、各院使同知副枢八十一
……万户千户路府州总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将校一千四百余人送至京师”。鉴于在元“色目人的身份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回回人又在色目人中“占多数”, “有时也用回回人作为色目人的统称”,“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离不开色目人”[5]等,故元官吏士卒中当有一定数量的色目回回。至于是否“少数是蒙古人,多数是色目回回人”[6],笔者没有专门研究。但总之,依这种方式移入南京的回回人数也不会少。至于依这种方式移入者是否包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以供安扎的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秋九月吴郡王鏊撰《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应天府)》有很特殊的说法。记云:“我太祖高皇帝开基定鼎,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内附,特蒙恩渥,垂泽至今,但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及睹各姓敕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有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原系西域鲁密国人,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钦赏丝银钞等物,著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其中的“敕建礼拜、净觉二寺之由无从考证”,使人费解;而及睹各姓敕命的有关内容却与《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所引《金陵回族保继堂马氏家谱》中的一段话相符。谱云“太祖诏大将军冯胜以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及鲁密国(土耳其)赉贡使三千三百余人……送至京师。同来者还有金、哈、沙、赵等姓三十八户”[6]。可见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38户是在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与故元降将纳哈出等归附明王朝的。只是由于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的鲁密国赉贡使身份或“王族”[7]身份,才得到了特别的优遇。这也可以说是安置在南京的故元官吏士卒中确有一部分是回回的确切证明。
4.被安置在南京的西域入附回回林松、和著《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有专门探讨明代西域回回入附中原的内容。内也将南京作为入附与安置的一个重点。现转录其中三条材料如下:亦剌思,西域回回,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内附,命为南京锦衣卫头目。子马哈麻,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袭职,历功累晋至都督佥事,御赐姓马名政。孙马鉴,四世孙马义、马,五世孙马腾宗,六世孙马一龙,七世孙马逢伯、马逢化皆世袭指挥使职,蔚为南京望族。者鲁剌丁,西域回回,内附年代不详,据考应为洪武中。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奉敕率队使西域哈喇火州等处,不辱王命,厚赏之,遂籍南京。哈只乌赤,西域回回,正统中入附江宁。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十一月“近例军民能自备粮米输军饷济民饥者,俱给冠带。江宁县寄居回回哈只乌赤出米六百石助官赈济,不欲冠带,止欲附籍江宁,就欲佛寺焚香诵经以图补报。
总之，[8](P28,225)另,林、和两位在论及入附回回的职业结构时明言“明初入附回回为军者多安置南北二京”[8](P219),这又点明了明初移入南京西域回回的一个特点。
5.应诏而来南京的天文历算回回学者此类移入南京的回回,今已知者有以下六支:一支为黑的儿、郑阿里等。《明史》卷三十一“历志”载:“洪武元年改院(即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诏征元太史院使张佑、回回司天太监黑的儿等共十四人。寻召回回司天台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这之中黑的儿(也译作海达儿或海答儿)和郑阿里,显系回回即穆斯林。另一支为马德鲁丁及其三子。《伊斯兰与中国文化》一书第185页所录“大测堂马”中堂挂轴云: “始祖德鲁丁公,赐姓马,名钦,字彦明。公为西域鲁密国人,真教,精通天文数学。于明洪武二十年(二年之误)携三子赉贡来华,随宋国公内附。”“二世祖 沙亦黑,字仲德”。二世祖“哈麻,字仲良”。二世祖 “哈沙,字仲义”。其中马哈麻“永乐四年奉诏留驻南京,阐扬教理。现江南一族,即其后裔”。第三支为伍儒及其家族。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二十四(上)“耆旧”云:“伍儒,字德全,乐善好施洪武中赐籍金陵,精历学,诏授刻漏科博士,掌钦天监事,给官房一所于古天津街,后舍为寺。”民国初成书的王孝著《乡饮脍谈》则从南京伍氏六世祖伍浩说起,谓“伍浩字少西,为回族伍氏迁金陵始祖。明时入钦天监,今墓前有高义坊。乡谚相传有曰‘时运低,遇见伍少西’。谓少数西域人贪厚利,凡事不获欲满,故曰‘时运低也’。伍氏子孙至今繁衍”。《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在“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则称伍儒“撒马尔罕”原裔,“洪武二年奉诏入华、居金陵,任职回回钦天监”。第四支乃王岱舆之祖。《正教真诠·自叙》谓“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徭役与国始终”。第五支乃回回珀珀。《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谓洪武十六年三月“己巳,召回回珀珀至京,赐以衣巾靴。珀珀明天文之学,寓居宁波府鄞县,有以其名闻者,故召之”。第六支乃阿答兀丁、阿都剌、温尔里等。阿答兀丁,吴伯宗《回回天文书序》中提到;阿都剌,《回族人物志》(明代)卷二十七提到;温尔里、迭里月实、贝琳,《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中的“明初征召来南京的回回学者”表中有列,并在其官职、著作及事迹简况栏中作了与天文历算有关的记述。
6.明代在南京任职的文、武职回回官员《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有“明初年间驻南京回回军官”表和“明朝中晚期南京回族的主要官员”表,可作参考。总之,南京无论是明初作为国都,还是后来作为留都,都应有众多的文、武职位官员设置。
7.明初迁至南京的穆斯林世家著名者有宣德年间自昆阳郡迁来的郑氏家族(书带草堂),洪武年间自汴都迁来的梁氏家族(滋德堂),永乐二年(1404年)迁至南京的常氏家族(荆茂堂)。
8.因中外交通、特别是因郑和下西洋频繁至南京朝贡经商的西域、西洋等外籍穆斯林著名者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渤泥国王麻那惹加乃(1380-1408)的遣使入贡,永乐六年麻那惹加乃率妻、弟妹、子女、陪臣等150多人的来明都南京的友好访问,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苏禄国东王等340余人的来华朝贡。其中麻那惹加乃,有墓在南京。
上列八项,既不完全,也互有交叉,但说明在明前期、特别是明初南京有一个穆斯林“大进”的过程则是无疑。这种“大进”具有多来源(移出地)、大数量(人数)、职业面广、主要由明廷政策驱动、军人工匠官员学者人数相对较多而农户相对很少这五大特点。这无疑为南京伊斯兰教全面城市化、学说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说穆斯林的频繁移出南京。造成这种频繁移出,南京由首都变为留都固然是一重要原因,但明频繁实行移民政策,作为南京穆斯林多数的军人、匠人、官员、商人本身的流动性及入附寄居部分固有的不稳定性等,也是重要原因。
至频繁移出南京的具体情况,可依《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云南回族史》《云南伊斯兰教》《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沧州回族》《吉林回族》《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玉溪地区民族志》《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回族·通海纳古镇》等书及部分家谱、碑文简要罗列如下:
1.“大测堂马”中堂挂轴称马德鲁丁长子马沙亦黑因“成祖北迁,永乐四年(1406年)钦取进京,赐砖塔胡同”。
2.王鏊碑记称安扎在净觉、礼拜二寺的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13户中,有4户在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被“钦取”至北京。
3.按孟村《张氏家谱》,张氏燕王扫北时从南京迁来。
4.按黄骅《王氏家谱》,王氏原籍江宁府上元县,明永乐二年(1404年)迁籍隶沧州城东北羊三木庄。
5.沧州《李氏家谱》载:我李氏西秦人,初祖讳天宝携四子至金陵。明永乐间四子讳仁美侨居沧州而赘于曹门,即吾辈之始祖焉。
6.沧州《尹氏家谱》载:系出南京,永乐二年 (1404年)由二郎岗北迁青邑(今青县)。
7.献县东辛庄《马氏谱》载:始祖马刚,燕王扫北,随军率三子由南京水西门外二郎岗至河间府。
8.青县蒿坡《马氏谱》载:一世祖马依泽。经十余世,迁居金陵,明永乐二年(1404年),高祖仲良公来直。
9.沧州西赵河《刘氏家谱》载:始祖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二龙岗,明永乐二年(1404年)其子迁往北方。
10.沧县七里淀曹庄子《曹氏家谱》载:始祖曹义美,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二郎岗,官居三品指挥使,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随龙保驾至北京。
11.孟村《丁氏家谱》载:燕王扫北,士贤、德兴兄弟二祖,由江宁府上元县二郎岗随龙北征。
12.泊头《杨氏家谱》载:始祖杨成,南京应天府江宁县人,明永乐时迁河间府城东郎官屯五官辖,后迁泊头八里庄。
13.山东济阳孙耿丁杨家清真寺清咸丰元年(1851年)《重修礼拜寺碑记》载:相传前明永乐年间,吾教自金陵从龙至此,盖寺兴庄并建业。
14.济宁《唐氏家谱》载:其先人系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南京注籍。
15.济宁《常氏族谱》载:始祖西域人,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进贡来华,初迁济阳,明成化间寓居临清,弘治八年(1495年)移居济宁。
16.山东临清后庄《马家族谱》载:至圣二十二代孙玛力昆低尼(马鲁坤丁),奉中皇之诏始来中土,首创净觉、礼拜二寺于金陵。马公之孙良公运粮至临清赈济,因卜居。
17.沈阳《冯氏家谱》载:冯胜之子冯直任柏川知县,在永乐取金陵时不肯献城投降。后其后人辗转出关,成东北回族一大户。
18.辽宁《戴氏家谱》载:始祖戴诚,原籍山西。后迁居南京二郎岗。永乐间奉旨随龙北迁入直,屯驻永安。
19.山东宁津长官镇《六箴堂张氏谱系》载:始祖家金陵水西门外拴马庄,永乐改元后十数载从移民诏,迁北直隶宁津县长官镇。
20.湖南常德、邵阳《马氏族谱》载:金陵马氏始祖自南京迁湘。
21.广西《白氏族谱》载:始祖伯笃鲁丁系江南应天府上元县人,原答失蛮人也。其次孙永龄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游宦徙靖江府(桂林),易伯姓为白。
22.《云南伊斯兰教》一书云:建水回回望族马姓,“其先系出金陵,明初领军入滇,官临安卫指挥千户,遂家焉”。
23.《腾冲马氏家谱》载:“先祖江南金陵人氏。”洪武时“奉上调随大营至腾居守”,因而落籍于此。
24.《腾冲明·朱姓族谱》载:先祖都指挥讳明恭,原籍南京应天府七溪县人,洪武时奉调南征,攻平缅甸后落户于此。
25.《云南回族史》一书云:腾冲五棵树马登高家说,其先祖明正统时随兵部尚书王骥自南京调发征麓川后世居于腾冲。
26.大理著名伊斯兰教教长马尉文著文《大理白族地区回族村---上新庄及马尉文家的由来》说:他先祖乃南京应天府人,洪武时奉命来滇,承平后落籍于此。
27.澄江朱官营马姓家谱称:祖籍南京应天府,明洪武时当兵随沐国公进入云南,先后在陆良、宜良做官,明后期落籍于澄江。
28.《续河西县志》载:马姓始祖钧,回族,原籍南京,明初随军入滇,住东渠大、小回村。
29.通海纳古镇回族调查称:古城马姓始祖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高石坎随军迁来古城。
30.云南保山沙澄保存谱文称:沙姓原籍南京柳树湾(今小营一带),洪武年间先人随军来滇。
31.云南峨山文明村马姓祖辈传说:原籍应天府高石坎,明初随沐英来滇,先屯军小街镇,后落籍文明村。
32.云南新平新化新村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立《马氏山祖碑》载:先世南京应天府马家庄籍,始祖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随黔宁王沐英平滇,遂留驻防滇地。
33.《临夏市民族宗教专辑》云:河州回族中流传有“南京大柳树巷”迁来和“老辈子得罪了马娘娘被充发”之说。
此外沧州流传的8户(张、王、李、刘、尹、戴、马、回)回族世家皆永乐时奉旨迁此,山东济阳流传的济阳附近30里一营皆有随燕王扫北而来的回回,北京流传的“永乐北建,大半随行”,湖南常德流传的“金陵十姓”,黔西威宁及附近地区流传的所谓“南京族”等,均说明北京、沧州、济阳、济宁一线,威宁、昆明、腾冲、保山一线,以及湖南常德、邵阳,广西桂林,甘肃临夏,皆有明初南京穆斯林的较大数量移入。至于南京与长安,南京与云南之间的频繁来往通道,赛哈智、郑和时就已是畅通的了。由于大进大出,南京穆斯林人口数有何变化,我们只能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顾起元《客座赘语》记南京官籍版图“回回达人户”口“九千二百三十”,“祝国初十不逮一”[9]的说法作一粗略估计。
首先,《客座赘语》的“回回达人户”,似是将回回与达人即蒙古人放在一起。这有两个可能:一是南京的蒙古人由于与色目回回政治待遇和社会处境相当,又有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相近,可能有某种融入正在形成的回族的可能;一是仍保持着蒙古人的身份和生活习惯。按前者,“回回达人”的人口数大致可视为穆斯林的人口数;而按后者,“回回达人”的人口数只是多数为穆斯林。鉴于此缺乏相关资料,特别是缺乏蒙古人在明南京生活情况的材料,到底是哪种可能,难作判断。权且倾向于前一种可能吧。按此可能,南京的穆斯林人数在明初最多时估计有10万人,而到明中叶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时就已减至不及万人了
四、明伊斯兰教政策在南京
南京是明伊斯兰教政策的首施之区,明伊斯兰教政策的大部分内容在南京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让我们分别作一简要分析。
1.对伊斯兰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进行褒扬赞美此最典型的就是本文额引的那段百字赞。百字赞按《正教真诠》卷首及《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所录分析,应在洪武元年(1368年)由朱元璋在南京敕建的礼拜寺内有刻。但洪武元年(1368年)敕建的礼拜寺是现仍存的净觉寺,还是指另一座寺,不得而知。另也未见有材料说现净觉寺内曾有百字赞石刻。现能见到刻于明代的百字赞石刻最早的是明正德八年(1513年)山西右玉清真寺的百字赞碑。另安徽安庆关南清真寺的圣赞碑从碑石风化破损程度看,也像是立石较早即在该寺创建的明成化初。这表明即使百字赞不是朱元璋亲自御书,也是朱元璋后的明代皇帝,特别是成化、弘治、正德时的皇帝首肯的,不然山西和安徽有名的清真寺怎么敢以朱元璋御书的名义刻此百字赞呢?所以不管具体情况是怎样,南京伊斯兰教首先得到了明开国皇帝的“褒美”,也首先得到了明开国皇帝给予的“优异”地位这应是无疑的。问题只是明开国皇帝为何要将褒美“清真”的重点放在褒美伊斯兰教至圣穆罕默德上。这恐怕主要不是考虑到伊斯兰教的教义教理,而是有通过褒美伊斯兰教的至圣,使穆斯林将尊崇伊斯兰教的至圣穆罕默德与尊崇中国儒家的至圣孔子结合起来的意味吧。
2.对西域入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表示尊重此最典型的就是对西域鲁密国人可马鲁丁、亦卜剌金等宗教信仰的尊重。对此可引述《清真释疑补辑》所录吴郡王鏊撰文弘治五年(1492年)壬子九月《敕建净觉寺礼拜寺二座于江南应天府之城南碑记》中的下面一段文字:……及睹各姓敕命,乃知洪武二十一年有亦卜剌金、可马鲁丁等,原系西域鲁密国人。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赏及棉丝银钞等物,著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因而敕建二寺安扎。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住;将亦卜剌金等八户,分在城南礼拜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朝夕礼拜,祝延圣寿。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此可说是明敕建清真寺以安扎西域入附回回之始,其意义不可小视。因为事情如果反过来,即若明只给入附回回以“钦赏”衣物、分配“居住”、落脚“寄籍”、“优免差役”等优越待遇而不敕建清真寺以安扎他们,那这些穆斯林的信仰就得不到持续,那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3.对赛义德、咸阳王赛典赤后裔、哈只、国王等穆斯林上层的格外优遇此是明初伊斯兰教政策的一个重点内容。仅在《天方至圣实录》《清真释疑补辑》中见到的就有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敕诰清修寺护持文》《(永乐三年)太监郑和敕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成祖文皇帝御制天方国王赛夫丁碑文、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十一日皇帝敕谕赛一忒哈马鲁丁护持等。这些文献,论内容与我们在《扬州伊斯兰教研究》一文中提到的谕米里哈只 “敕谕”基本一致,论受谕接敕者则都属“赛义德”、 “赛典赤·赡思丁后裔”、“天方国王”、“哈只”这些身份的人。看来明王朝试图通过这些有崇高身份的人来“转相化导”在中国的穆斯林。而这些有身份的人,在明初无疑都在或都来过南京。只是赛典赤·赡思丁七代孙赛哈智的众多别称,还是同时有几位重要头面人物,我们一时难以说清。
4.实行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俗称“官寺”制度)此制度在重点清真寺实行,是明控制和管理伊斯兰教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大致包括皇帝敕建敕修清真寺,皇帝为清真寺题寺名,礼部发给清真寺掌教札付以作主持该寺的凭证,掌教住持皆冠带荣身享有一切差徭一律蠲免之特权,住持掌教以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使教众安分守礼、毋混乱清规为职责,刻石载明与此有关事项六项主要内容。从这六项主要内容大致可知,明廷的这种制度一是明初敕赐寺以满足回回将领及入附回回宗教需要制度的一种发展、完善,二是一定程度参照了僧道寺院中实行的住持、度牒等制度,三是元时哈的主持祈祷“为国祈福”、“为皇帝祝寿”制度的一种延续。若以是敕建敕修制度的一种完善,是敕建敕修清真寺制度的一种发展的角度看,研究这种制度的形成过程就不能不从南京开始,特别是从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开始。然这个开始的具体情况,现存的资料并不明朗。前引王鏊撰文前的“但敕建净觉礼拜二寺之由无从考证”及后的“则净觉礼拜二寺洵非淫祠可比。市廛之处,易侵易越。即尺土寸楹,皆高帝神灵所凭依矣”,则暗示净觉礼拜二寺与朱元璋本人有某种干系。不然不会仅过百年就对这样的大事“无从考证”,也不会说出二寺尺土寸楹皆朱元璋神灵所凭依,这样实际尊二寺为“圣地”的话。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何时基本发展完善成型,我们缺乏资料。只能引用《正教真诠·群书集考》中的下面一段文字:世宗肃皇帝敕名净觉寺,行令礼部给与札付,冠带荣身,仍准免差徭,令供职焚修。……以故真教流行于天下,各省教人钦遵外,随方建寺,各赴京比例,请给札付,住持寺院。可见,这种制度的完善成型似也是从净觉寺正式敕名开始的。
除上述四项内容直接涉及伊斯兰教之外,诸如推行改胡姓为汉姓、禁胡服胡语胡俗,不许蒙古、色目人本类自相嫁娶,组织编译回回天文书这些非宗教性的政策举措,也与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而这些也都是在南京或在南京开始实施。
至此,不算全面,也算大体介绍完了明伊斯兰教政策与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在南京实施的一般情况。从此一般情况可以看出明伊斯兰教政策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明显地有褒崇宽容与控制同化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褒崇宽容与控制同化相兼。不过在明初,或者在南京,褒崇宽容的内容至少从现存资料看,分量要多一些。问题是明伊斯兰教政策及与伊斯兰教相关政策并不限于南京实施这一个方面,而且还有这种政策的实施对南京伊斯兰教的影响这另一个方面。对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可初步列出下面六点:
1.使以明为国、以从龙为荣、以金陵为家乡成为南京籍穆斯林的普遍社会观念。
2.使尊至圣、尊圣裔、尊哈只等成为南京籍穆斯林盛行的宗教观念。
3.使清真寺掌教世袭制在南京更加根深蒂固。
4.使南京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或汉与回通婚现象格外普遍。
5.广义的伊斯兰教经典汉文译著运动开始。
6.使净觉礼拜二寺成为明建寺的典型和象征,甚至一定意义上的“圣地”。
对以上六点,我们只想对第三点作一说明。先让我们将《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所录马廷树(榕轩)等取缔清真寺掌教世袭制的资料之一中的部分有关文字摘录如下:
据清真寺董事会会长马廷树、回教俱进会会长马良基等呈称:……前清光绪三年,总兵衔副将李长清等鉴于掌教子顶父职不经乡耆选请之害,曾具呈奉前江宁县陆给示永禁,于草桥礼拜寺勒石有案。……自是而后,凛而遵之者有年。近因世变沧桑,积久生玩。总计省垣现有二十余寺,其子顶父职之掌教,占有三分之一……此段文字联系太平天国之后,泊于金陵被清克服,寺得兴修,南京各寺已普遍实行阿洪聘任制,民国初年的世袭掌教制死灰复燃已是一而再了。此虽有现实的利益因素在内,但敕赐清真寺掌教札付冠带住持制度也是南京伊斯兰教世袭掌教制格外根深蒂固的一个重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