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回族历史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南京，目前尚无直接史料说明，然而南京附近的城市扬州和镇江，在唐宋年间就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居民则是史料有据。如《旧唐书·田神功传》载：“乾元三年（760）田神功掠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数千人。”大食就是阿拉伯，波斯就是伊朗，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镇江（当时叫润州）的方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元朝人编纂的方志《至正金陵新志》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建康路在城录事司（金陵城内）色目人户149户，2919人。当时的色目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回回，这可算是南京有伊斯兰教徒的旁证史料了。至于元代建康路的色目官员姓名，有许多可以确凿无疑认定是回回，如马哈麻、阿老瓦丁、阿里等。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南京都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中心地区。它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了香之路的交汇地点，有着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居民。经过元朝的军垦编民，许多从中亚来到中国的色目回回兵丁都在中国广袤的北方农村落户了，同土地结合，扎实地生存下来。在南方稍有不同，许多大食、波斯、中亚穆斯林是来中国经商的，活动在城市集镇，日子长了，也定居下来。南北穆斯林同当地人结合，伊斯兰教是其中一条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生的民族——回族。南京在17世纪明末清初成为伊斯兰教启蒙复兴运动的中心。许多既熟悉儒家传统文化，又精通伊斯兰教经典的所谓“回儒”都是南京人，如王岱舆、伍遵契、刘智、金天柱。这场归化鼎新、保教图存的运动对明代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至关重大。甚至可以说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就是按照这种思想脉络保存和发展起来的。到了近代，王、伍、刘等人的著作在西北地区引起了重大反响。清朝光绪年间甘肃临潭人马启西根据刘智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宣传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的道理，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西道堂派，又称汉学派。它在近代与格迪木（老派）、伊赫瓦尼（新派）合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可见南京伊斯兰教的影响力量。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湖北巡抚伍长华就是一位南京穆斯林，他曾和林则徐一道在湖北禁烟，共同销毁鸦片，事在虎门销烟前半年，后来抱病，死在南京。太平天国期间伊斯兰教曾经遭到打击，许多南京穆斯林逃亡和流落到西北、西南地区以及沪杭一带，南京地区穆斯林人口大幅度锐减，但也对那些地方的穆斯林文化起了潜移默化作用。从清末到抗战前，南京清真寺从36座减少到26座。辛亥革命前夕，穆斯林由于受民主科学思想熏陶，亦曾组织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会长就是南京人金印鼎。该会主张“为全中国回教谋教育之普及”，这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公益的组织。后来成为著名阿訇的哈德成、刘彬如都曾就学于此。少数南京富裕的穆斯林商家还在新思潮影响下，创办义学和贫民诊所，刊印伊斯兰教译著，做了不少乐善好施的事业。如著名的金陵蒋氏回族世家。
民国初年，南京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口约有3－4万人，他们大都住在城西南红土桥、七家湾、评事街一带，多数从事菜馆、炒货、茶食、牛羊业，亦有少数绅商从事面粉、轮船、钱庄行业。还有一位金陵“回教探花”的后裔伍仲文与鲁迅先生共读矿路学堂，毕业后共同赴日留学，归国后又与鲁迅共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抗战兴起、南京失陷，日寇屠城。南京穆斯林组织“清真掩埋队”，出生入死，为教为国。此外在伊斯兰教组织上，抗战期间曾在重庆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太平南路清真寺内，并改名中国回教协会，第一任理事长白崇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全国最高的伊斯兰教组织。另外，在南京的伊斯兰教社团组织不下六、七种之多，如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民青年会等。这些团体存在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不广。
全国解放以后，著名四大阿訇之一达浦生（南京六合县人）奉命调往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 1952年他还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奥地利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担任第一届朝觐团团长，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这是南京市穆斯林的光荣。1959年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从事宗教学术研究，仅1980年至1984年就接待14个国家穆斯林外宾55批301人次，市伊协主任马国贤阿訇还参加了中国伊协朝觐团，市伊协文史委员会编纂文史资料40篇20余万字，收集了40万字档案史料，参加了《中国回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如今，南京市伊斯兰教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辉煌。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南京都是伊斯兰教发展的一个中心地区。它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了香之路的交汇地点，有着南来北往的穆斯林居民。经过元朝的军垦编民，许多从中亚来到中国的色目回回兵丁都在中国广袤的北方农村落户了，同土地结合，扎实地生存下来。在南方稍有不同，许多大食、波斯、中亚穆斯林是来中国经商的，活动在城市集镇，日子长了，也定居下来。南北穆斯林同当地人结合，伊斯兰教是其中一条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生的民族——回族。南京在17世纪明末清初成为伊斯兰教启蒙复兴运动的中心。许多既熟悉儒家传统文化，又精通伊斯兰教经典的所谓“回儒”都是南京人，如王岱舆、伍遵契、刘智、金天柱。这场归化鼎新、保教图存的运动对明代以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至关重大。甚至可以说中国内地伊斯兰教就是按照这种思想脉络保存和发展起来的。到了近代，王、伍、刘等人的著作在西北地区引起了重大反响。清朝光绪年间甘肃临潭人马启西根据刘智等人的思想和著作，宣传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的道理，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西道堂派，又称汉学派。它在近代与格迪木（老派）、伊赫瓦尼（新派）合称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可见南京伊斯兰教的影响力量。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湖北巡抚伍长华就是一位南京穆斯林，他曾和林则徐一道在湖北禁烟，共同销毁鸦片，事在虎门销烟前半年，后来抱病，死在南京。太平天国期间伊斯兰教曾经遭到打击，许多南京穆斯林逃亡和流落到西北、西南地区以及沪杭一带，南京地区穆斯林人口大幅度锐减，但也对那些地方的穆斯林文化起了潜移默化作用。从清末到抗战前，南京清真寺从36座减少到26座。辛亥革命前夕，穆斯林由于受民主科学思想熏陶，亦曾组织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会长就是南京人金印鼎。该会主张“为全中国回教谋教育之普及”，这是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公益的组织。后来成为著名阿訇的哈德成、刘彬如都曾就学于此。少数南京富裕的穆斯林商家还在新思潮影响下，创办义学和贫民诊所，刊印伊斯兰教译著，做了不少乐善好施的事业。如著名的金陵蒋氏回族世家。
民国初年，南京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口约有3－4万人，他们大都住在城西南红土桥、七家湾、评事街一带，多数从事菜馆、炒货、茶食、牛羊业，亦有少数绅商从事面粉、轮船、钱庄行业。还有一位金陵“回教探花”的后裔伍仲文与鲁迅先生共读矿路学堂，毕业后共同赴日留学，归国后又与鲁迅共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抗战兴起、南京失陷，日寇屠城。南京穆斯林组织“清真掩埋队”，出生入死，为教为国。此外在伊斯兰教组织上，抗战期间曾在重庆成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太平南路清真寺内，并改名中国回教协会，第一任理事长白崇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全国最高的伊斯兰教组织。另外，在南京的伊斯兰教社团组织不下六、七种之多，如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民青年会等。这些团体存在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不广。
全国解放以后，著名四大阿訇之一达浦生（南京六合县人）奉命调往北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工作。 1952年他还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赴奥地利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担任第一届朝觐团团长，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这是南京市穆斯林的光荣。1959年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从事宗教学术研究，仅1980年至1984年就接待14个国家穆斯林外宾55批301人次，市伊协主任马国贤阿訇还参加了中国伊协朝觐团，市伊协文史委员会编纂文史资料40篇20余万字，收集了40万字档案史料，参加了《中国回族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如今，南京市伊斯兰教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正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