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走来的民族（二）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质在逐步形成。尽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从回国人被迫东迁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蒙古贵族对回回人的那种持强欺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了察合台所执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据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去强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许多实例，由于回国人严守伊斯兰教律，坚持礼拜前的沐浴、烙守《古兰经》和不用破腹法宰杀牲畜，从而屡屡遭受迫害，并引来杀身之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与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几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和朝廷治国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 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 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 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 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线”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另外，伊斯兰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的长老）等神职人员一样，都享有免役免税的待遇。尽管元代回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国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国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成为开国元勋和将士）。 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国人因战死、隐姓埋名、避难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国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传人中国，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中国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本地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与赵孟9顷齐名，其画和诗至今有存。还有元代回国诗人中最杰出者萨都刺，博经通史、历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学者赡思，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诸国文字、精历史典故、译著众多、著有《历代纪年纂要》的学者察罕，与关汉卿、贯云石齐名的散曲家马九皋、还有费费的书法、伯颜的著作、数贤、泰不华、沙班、伯笃鲁丁、买阎、吉雅漠丁的诗，了野夫的诗和画等，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回人中举人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业中从事建筑、编织、武器、皮革、制毡、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所以在这些领域回国人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丝织品和毡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织造的“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廷皇室缝制宴飨礼服“只孙服”所需衣料。回国人扎马刺了率领工匠织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织造的“回回剪绒毡”也被列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国人还从西方输人了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音乐，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曾制造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七种，并制有《万年历入元代观测天象的机构也以回国司天监和司天监同时设置。回回医药学在元太医院下，有三个机构，一个是广惠司，另外两个是大都回国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回回营养学家忽思慧撰成《饮膳正要朋卷，对饮食卫生、治疗及回回植物研究颇有价值。《元史·百官志》还记载了礼部仪凤司下有“常和署”的机构，“管领回回乐人”，乐队共分三队，由回国人用回回乐器来奏乐，用于宫廷祭飨、供奉及娱乐。在兵器方面，回国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成了抛石器械，即“回回炮”，重达150斤，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为此元政府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国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廷建筑均有杰出贡献，曾建造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来成为元朝阳都的开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学家亦思迭儿了对大都（今北京）的设计和建设，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国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汉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随着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区的清真寺也不断建立，执掌教法的人称“哈的”，可以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财产纠纷，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城乡，因而伊斯兰教也扩及到了全国范围，这种大规模遍地开花般的伊斯兰教分布在唐宋时期是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回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从元代进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来回族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灾难
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时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而明代的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个著名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科学地举出了民族形成的四个标准（或四个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照明代初年回族社会的现状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明代初年的回族与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较大的不同。首先，进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经过数十代在中国本土上的繁衍生息，这时的回族已经有了与周围文化环大体境相一致的通用的语言：一夹杂着大量波斯、阿拉伯语词汇的汉语，也就是经堂语。此外还有回辉语、康家语、河州话也是回族独有的语种。 长期经商的回国人也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居住区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样，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地理环境中，而是以一个或几个村子，一条或几条街道为共同的居住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必定有一个或几个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权利。 “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回回的亲甘草的根，越挖越深”、“回回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回女不外嫁”……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对整个回族群体特征习俗的描述，一直沿袭至今，代代不息。回族风俗习惯的约定能够保存至今，也说明了一个新的民族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由于时代是回族发展、壮大、定型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仍有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包括后期来华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回回。寄住回回，是指侨居的外国穆斯林，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成员多达数百，有的贡事完毕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比如永乐间苏禄东王病逝山东德州，其子守坟，成为德州北营村回民的主要先祖。这时的开封犹太人也因不食猪肉与回族习俗相似已有一部分开始融人回族。与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没有了优待身份，兴盛发达时期已过，明朝廷对回族的政策是高压，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只是局部短时间）。但是明代也是与回族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朝代。这不仅仅因为回族民间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来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赞”流传下来，再加上明皇室确有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另外，武宗还禁止百姓养猪，并在评论诸教时也说过：“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盖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二人对伊斯兰教评价颇高。再依据其他许多史料，有的中外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说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是否信仰伊斯兰教还存有争议，但说朱元璋和明王室与回族关系密切却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马皇后（马秀英）本人就是回族，开国元勋多为回族，七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另外，明朝皇帝的近卫军也有很多回回，有史书记载：“豹房，多回人。” 所谓豹房，就是大内高手云集的地方。明朝王室的很多政策并非是歧视回回，而是出于国家统一和安全考虑。武宗也曾纳回回女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时代，回族人在皇宫内院很多，因而皇室家族是否会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习俗甚至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许多史料疑点，同时也说明了伊斯兰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会，尤其是明皇室中确有很大影响。当时在中国游历的西域旅行家详细记载了明朝王室的伊斯兰宗教生活习俗，这些记载后来保存在奥斯曼帝国的皇家档案机构中。有待日后考证。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并出现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鲜时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抗击蒙古的达云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礼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费，都以其杰出的成就显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档次和水平。回族官员除海瑞以外，还有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和清官孙继鲁。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在这时涌现。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著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著作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科技方面，回国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陈友、赵荣先后主持过京城一些建筑项目，回回炮则演变成“金眼回回”，并被封为“大将军”号。
由于明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肃州就出现过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义，正德年间，陕西回族曾举行过三次反抗斗争，嘉靖年间，甘肃会宁回族也给明政府以打击。尤其是明朝末年陕北绥德回族马守应，和张献忠、李自成举起义旗，成为李自成起义军“革左五营”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是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中杰出的回族将领，表现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时期。这一时期回族的发展呈现出清末以前的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积损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础上，回族人民在全国各地扎根、分布（清代进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青和云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为稠密。清代的回族经济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回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农耕方式与周围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乡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其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一应俱全，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况愈下之势，其中以抗击侵朝日军而战死朝鲜的爱国将领左宝贵最为著名；在鸦片战争中，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定海三总兵”之一郑国鸿和被誉为“奇男”的其子郑鼎臣；在八国联军人侵中国时，有抗击侵略军的总兵马福禄。文化上，汉文译著活动还在继续延深，经堂教育在全国普及，并出现了陕西、山东、云南三大学派，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学者以他们大量的著作对后世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另外，库不忍耶（一说产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获得广泛传播，一批宗教领袖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虽然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是还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学者，如丁拱辰、蒲松龄、马世俊、丁澎、孙鹏、蒋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以来，清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汉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以汉压回、以回治国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其中，未刺印、了国栋的甘州起义是反清运动的开始，苏四十三的循化起义和田五的石峰堡起义是反清运动的继续，还有贵州张凌翔、马河图、四川蓝朝鼎、蓝朝柱等人的起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杜文秀的云南起义和白彦虎等人的陕甘西北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对清朝的打击最为沉重，同时对回族社会的损失也 最为巨大，举世罕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回族人民刚直不阿，视死如归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为首的反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地进行倾族大屠杀的 丑恶罪行。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僳僳等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 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 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人口最为稠密”，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义的浓浓烈火，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纷纷投人到了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几乎完全摧毁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使河州、肃州、金积堡、西宁成为当时回民起义的四大根据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枪洋炮的剿杀和诱降下，轰轰烈烈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从华州起义到肃州被屠历时12年，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坚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义也历时12年，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孙玉宝、崔伟、甘肃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新疆妥得鳞、索焕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间上虽然没 有云南长，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个别的还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甘肃的回民由于有马占鳖的投降，可以说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过去丝绸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庄，经过“左屠户”的屠杀也无一幸免，其惨状由此可见一斑。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清军巢杀之恶毒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仅陕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说），改变甚至抹杀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倾族驱赶回族人民，专门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来的关中平原、银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会宁、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和径原、隆德等山区贫瘠之处的安置策略，直接影响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今天西北回族的贫困就是由于当年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还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所以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极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东干族。白彦虎东干族尊为“东干民族之父”。
尽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近现代以来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丝毫不逊色，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始终冲在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从影响上讲，近现代史上回族军阀及其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为新中国的建立回族人民的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名永载史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武装队伍，积极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各地回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回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和传播，回族学逐渐兴起，为以后回族在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回回人与其他色目人最先归附蒙古，又屡立战功，和朝廷治国理财，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 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 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 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 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亦有替蒙古贵族放债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赋税，称’‘斡脱线”或“羊羔儿息”。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另外，伊斯兰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与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的长老）等神职人员一样，都享有免役免税的待遇。尽管元代回国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国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国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成为开国元勋和将士）。 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回回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回国人因战死、隐姓埋名、避难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国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传人中国，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中国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本地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与赵孟9顷齐名，其画和诗至今有存。还有元代回国诗人中最杰出者萨都刺，博经通史、历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学者赡思，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诸国文字、精历史典故、译著众多、著有《历代纪年纂要》的学者察罕，与关汉卿、贯云石齐名的散曲家马九皋、还有费费的书法、伯颜的著作、数贤、泰不华、沙班、伯笃鲁丁、买阎、吉雅漠丁的诗，了野夫的诗和画等，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回人中举人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业中从事建筑、编织、武器、皮革、制毡、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所以在这些领域回国人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丝织品和毡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织造的“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廷皇室缝制宴飨礼服“只孙服”所需衣料。回国人扎马刺了率领工匠织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织造的“回回剪绒毡”也被列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国人还从西方输人了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音乐，回回学者扎马鲁丁曾制造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七种，并制有《万年历入元代观测天象的机构也以回国司天监和司天监同时设置。回回医药学在元太医院下，有三个机构，一个是广惠司，另外两个是大都回国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回回营养学家忽思慧撰成《饮膳正要朋卷，对饮食卫生、治疗及回回植物研究颇有价值。《元史·百官志》还记载了礼部仪凤司下有“常和署”的机构，“管领回回乐人”，乐队共分三队，由回国人用回回乐器来奏乐，用于宫廷祭飨、供奉及娱乐。在兵器方面，回国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成了抛石器械，即“回回炮”，重达150斤，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为此元政府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国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廷建筑均有杰出贡献，曾建造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来成为元朝阳都的开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学家亦思迭儿了对大都（今北京）的设计和建设，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国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汉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随着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区的清真寺也不断建立，执掌教法的人称“哈的”，可以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财产纠纷，判断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国城乡，因而伊斯兰教也扩及到了全国范围，这种大规模遍地开花般的伊斯兰教分布在唐宋时期是没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回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从元代进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来回族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灾难
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时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而明代的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个著名的定义，在这个定义中科学地举出了民族形成的四个标准（或四个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对照明代初年回族社会的现状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明代初年的回族与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较大的不同。首先，进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经过数十代在中国本土上的繁衍生息，这时的回族已经有了与周围文化环大体境相一致的通用的语言：一夹杂着大量波斯、阿拉伯语词汇的汉语，也就是经堂语。此外还有回辉语、康家语、河州话也是回族独有的语种。 长期经商的回国人也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居住区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样，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地理环境中，而是以一个或几个村子，一条或几条街道为共同的居住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必定有一个或几个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权利。 “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回回的亲甘草的根，越挖越深”、“回回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回女不外嫁”……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对整个回族群体特征习俗的描述，一直沿袭至今，代代不息。回族风俗习惯的约定能够保存至今，也说明了一个新的民族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由于时代是回族发展、壮大、定型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仍有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包括后期来华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回回。寄住回回，是指侨居的外国穆斯林，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成员多达数百，有的贡事完毕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比如永乐间苏禄东王病逝山东德州，其子守坟，成为德州北营村回民的主要先祖。这时的开封犹太人也因不食猪肉与回族习俗相似已有一部分开始融人回族。与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没有了优待身份，兴盛发达时期已过，明朝廷对回族的政策是高压，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只是局部短时间）。但是明代也是与回族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朝代。这不仅仅因为回族民间有“十回保一朱”的说法，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来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赞”流传下来，再加上明皇室确有修建清真寺和保护清真寺宗教职业人员的谕旨，另外，武宗还禁止百姓养猪，并在评论诸教时也说过：“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盖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二人对伊斯兰教评价颇高。再依据其他许多史料，有的中外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说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是否信仰伊斯兰教还存有争议，但说朱元璋和明王室与回族关系密切却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马皇后（马秀英）本人就是回族，开国元勋多为回族，七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另外，明朝皇帝的近卫军也有很多回回，有史书记载：“豹房，多回人。” 所谓豹房，就是大内高手云集的地方。明朝王室的很多政策并非是歧视回回，而是出于国家统一和安全考虑。武宗也曾纳回回女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时代，回族人在皇宫内院很多，因而皇室家族是否会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习俗甚至信仰伊斯兰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许多史料疑点，同时也说明了伊斯兰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会，尤其是明皇室中确有很大影响。当时在中国游历的西域旅行家详细记载了明朝王室的伊斯兰宗教生活习俗，这些记载后来保存在奥斯曼帝国的皇家档案机构中。有待日后考证。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并出现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鲜时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抗击蒙古的达云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礼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费，都以其杰出的成就显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档次和水平。回族官员除海瑞以外，还有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和清官孙继鲁。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在这时涌现。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著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著作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科技方面，回国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陈友、赵荣先后主持过京城一些建筑项目，回回炮则演变成“金眼回回”，并被封为“大将军”号。
由于明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肃州就出现过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义，正德年间，陕西回族曾举行过三次反抗斗争，嘉靖年间，甘肃会宁回族也给明政府以打击。尤其是明朝末年陕北绥德回族马守应，和张献忠、李自成举起义旗，成为李自成起义军“革左五营”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是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中杰出的回族将领，表现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时期。这一时期回族的发展呈现出清末以前的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积损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础上，回族人民在全国各地扎根、分布（清代进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青和云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为稠密。清代的回族经济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回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农耕方式与周围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乡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其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一应俱全，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况愈下之势，其中以抗击侵朝日军而战死朝鲜的爱国将领左宝贵最为著名；在鸦片战争中，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定海三总兵”之一郑国鸿和被誉为“奇男”的其子郑鼎臣；在八国联军人侵中国时，有抗击侵略军的总兵马福禄。文化上，汉文译著活动还在继续延深，经堂教育在全国普及，并出现了陕西、山东、云南三大学派，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学者以他们大量的著作对后世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另外，库不忍耶（一说产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获得广泛传播，一批宗教领袖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虽然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是还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学者，如丁拱辰、蒲松龄、马世俊、丁澎、孙鹏、蒋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以来，清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汉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以汉压回、以回治国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其中，未刺印、了国栋的甘州起义是反清运动的开始，苏四十三的循化起义和田五的石峰堡起义是反清运动的继续，还有贵州张凌翔、马河图、四川蓝朝鼎、蓝朝柱等人的起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杜文秀的云南起义和白彦虎等人的陕甘西北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对清朝的打击最为沉重，同时对回族社会的损失也 最为巨大，举世罕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回族人民刚直不阿，视死如归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为首的反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地进行倾族大屠杀的 丑恶罪行。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僳僳等族 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 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 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维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较他省为多”，“人口最为稠密”，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义的浓浓烈火，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纷纷投人到了这场正义的斗争中，几乎完全摧毁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使河州、肃州、金积堡、西宁成为当时回民起义的四大根据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枪洋炮的剿杀和诱降下，轰轰烈烈的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陕甘回民起义从华州起义到肃州被屠历时12年，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坚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义也历时12年，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孙玉宝、崔伟、甘肃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新疆妥得鳞、索焕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义领袖。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时间上虽然没 有云南长，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个别的还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甘肃的回民由于有马占鳖的投降，可以说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过去丝绸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庄，经过“左屠户”的屠杀也无一幸免，其惨状由此可见一斑。在镇压回民起义中，清军巢杀之恶毒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仅陕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说），改变甚至抹杀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倾族驱赶回族人民，专门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来的关中平原、银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强制安插在甘肃平凉、静宁、会宁、定西及宁夏西海固和径原、隆德等山区贫瘠之处的安置策略，直接影响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今天西北回族的贫困就是由于当年清政府民族压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绝大多数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还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所以说，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极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东干族。白彦虎东干族尊为“东干民族之父”。
尽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近现代以来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丝毫不逊色，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回族人民始终冲在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从影响上讲，近现代史上回族军阀及其家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为新中国的建立回族人民的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名永载史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武装队伍，积极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各地回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回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间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和传播，回族学逐渐兴起，为以后回族在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