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达浦生大阿訇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至１９日，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南京市民族联谊会在南京市民族饭店联合举办了“纪念达浦生大阿訇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活动得到市委、市政府、省、市统战部、民宗局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中国伊协的帮助，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达浦生大阿訇（１８７４－１９６５）是南京市六合县人，回族。是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著名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内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由于他品格高尚，业绩显著，曾被推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１９５６年８２岁时，担任周恩来总理顾问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亚非会议。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１日在北京归真，享年９１岁，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小事追忆
（一）
我有幸结识浦老是解放初期。１９４９年我在登隆巷求实阿文学校马品老帐下当一名海里凡，当时老人一家住在回民聚集区七家湾，因距寺较近，老人常步行到寺礼拜，由于经常见到老人高大的身躯，高雅的气质，慈祥的容颜，谦和的举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富有哲理的谈吐令人折服，使人肃然起敬，让人产生极想接近他并能聊上几句的愿望。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见老人，反倒有些眷恋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老人已经北上参加中国伊协的组建工作。而我则因学习期满，毕业穿衣挂帐，就任吉兆营清真寺伊玛目。在任期间自感学力不足，需要深造，充实提高，因此写信给老人告知我的想法?得到老人的欣赏赞许?并指点如何取得当地政府支持。于是，我辞去伊玛目一职，毅然北上进京。在老人撮合下，我顺利地考上回民学院阿文班。一年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阿文班全体学生经过考试转入经学院，老人以中国伊协副会长身份，兼任院领导。老人常对我们谆谆嘱咐的是家乡教门日衰，但后继有人，望坚守正道，为教门出力。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纠缠历史便是固步自封。今天我们纪念浦老，他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在新时期，承载着穆斯林和前辈阿訇的期待，我们要继续谱写新的篇章，做一个合格的教门掌舵人，与“伊玛尼”为伴，以真主为依靠，为适应新时代，为教门鞠躬尽瘁，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南京净觉寺伊玛目 马国贤
（二）
１９５１年７月，我从山东军区调来南京，在华东军区后勤政治部战勤报社任记者。不久，即和我的未婚妻武一青拜谒了她的大姑爹达浦生大阿訇。
那时，他租住在南京市七家湾的一个民居里。客堂是公共的，他和妻子（一青的大姑妈）住一间房，他的小儿子达应敏和小儿媳金玉玲以及他俩的女儿小勤住一间房，各有２０平方米左右。
老人生于１８７４年，１９５１年时他已是７７岁高龄。他身高１．８５米以上，仪表堂堂，银髯飘拂，慈祥、敦诚、睿智、从容，学者风度翩然。他向我俩问询国内外的形势，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问题。就我所知，据实回答，两人谈得融洽，几乎忘却了年龄上的巨大差距。
约于１９５１年的秋末冬初。大姑爹把我俩引入他的卧室，轻轻地对我说：前不久，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通过金幼云同志把他请到上海，转达了中央意见，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同时请他写一份自传，以便党中央对他有更好的了解。”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不知道中央要的自传怎么个写法。你能不能给我做自传的记录，我口述，你笔记，不妥处，请你纠正。”
这样，大约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份起，我就开始了每周做老人口述自传的笔录工作。从笔录中得知，老人从２２岁起在北京牛街礼拜寺担任伊玛目（教长），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的新思潮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产生了革新回民教育的想法。因此于１８９９年返回故乡创办了广益小学，受到当地回民的拥护和支持。１９０５年，去北京代掌牛街礼拜寺伊玛目；１９０７年担任“回文师范学堂”校长，两年后转至前门笤帚胡同礼拜寺任伊玛目，直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他回顾这一时期的经历后，又作了反思。他说，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属于康、梁改良主义范畴，落后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我笔录的全部自传完成，约两万余字。老人随即用挂号信把它寄给了周而复部长。
陈辽
执教生涯
（一）
达浦生从２２岁步入社会算起到１９６５年归真止，６９年漫长的生涯中，有４０余年为开创和实施中国回族现代教育而呕心沥血、东奔西走，应该说他为创建和发展中国回族现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达浦生开创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是对中国旧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它保持和发扬了中国旧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良好传统，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
他兴办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以振兴回族为出发点，他创办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不仅仅是培育熟谙伊斯兰教义的阿訇，更重要的是通过努力普及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造就一大批忠于伊斯兰事业，有民族自尊心的各类人才。达浦生锲而不舍地“勉人求学”，阐扬“求学是第一要务”，“且学者品列天使之班，其尊无比”这一鲜明的观点，并希望兴学之风“普及乡村”“透入深闺”，通过受教育使回族教胞“脱离迷惑之黑暗，入于光明之正途。”
达浦生创建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十分重视“品格”“道德”的培养。他告诫回族同胞，“伊斯兰教育须以道德为体，而以科学为用”，指出“有学而兼有道德，则能遵行天命，修己治人。”否则“足以病世而害民。”
他还大力推行“阿汉双通”，既保持回族旧式经堂教育的特点，认真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古兰经》、认主学、圣训、教法教义等传统宗教课程，又设置中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体育等现代课程，尤其重视中文教育和外语口语教学，并聘请精通阿文与汉文之良师，以汉文教授教义，并略授阿文打好以后深造之基础，使受教育者有全面素质，能担当回汉民族沟通乃至出国深造，从事国际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任。
赵华宇 杨天骅
（二）
达浦生办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普及民族基础教育，培养回民子女学习文化知识；一种是兴办新型经学院校，为振兴伊斯兰教，提高教职人员素质努力。
他办学经历始自１９００年，那是达浦生在北京穿衣挂幛后，返回家乡六合，被聘为六合城内清真寺伊玛目时。他深感我们回族子女要从小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摆脱贫穷和愚昧的现状。于是他在主持教务工作的同时，劝说本坊乡老，在清真寺内创办了广益小学，虽然学校初创时只有一个班，二、三十个学生，但开创了南京回民初等教育的先河。广益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不像私塾读四书五经以儒学为主，而是采取“与当地公立小学相同”的课程，以 “国语、算术、常识等课程”为主，只是在星期五下午回族学生上殿礼“主麻”，听“卧尔兹”时，接受宗教知识。同时“对入学穆斯林儿童实行免费”。这种新型的回族基础教育形式得到广大乡老的认可。
他在１９２１年受甘肃提学使马邻翼邀聘，到兰州任回教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进一步开拓回民教育。当时甘肃教育情况比较落后，加上门宦林立，广大穆斯林的子女无力上学，也有拒学汉语文的。经过他不懈努力，先后兴办了清真第一学校、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培养了一批回族青少年。并且化解了教派之间的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１９５１年他在自传中写道，“自民国元年至六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７）整整六年，我在风沙冰雪中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等数十处，到处演讲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小学。有些地方，我住在那儿帮助他们筹办、一直到学校开学。”
达浦生筹办或主持的新型经学院校有四所：１９０７年，王宽阿訇朝觐回国后，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责成达浦生阿訇担任校长；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与哈德成阿訇筹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抗战期间在甘肃平凉兴办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建国后１９５５年担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第一任院长。
北京回文师范学堂办学虽不到两年，但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推行新式“经书两通”的教育，开创了伊斯兰经学教育与汉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先例，为达浦生以后开办新式伊斯兰经学院校打下基础。
这种新型经学院校一改以往经堂教学的状况，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出像马坚、定中明、胡恩钧等一批优秀学者、阿訇。
抗战时期他筹办的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抗日需要，达浦生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在课余或假期组织学生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因此学生爱国思想强烈，懂得抗日和革命的道理。
建国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新成立的伊斯兰高等学府，达浦生出任第一任院长，为崭新的伊斯兰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了大量的精力。
马大麟
爱国爱教
达浦生一生爱国爱教，追求光明与正义，为中华民族和穆斯林的解放殚精竭虑，奔走呼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上海在“八一三”沦陷后，他苦心经营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上海福佑路清真寺被日寇强行占领。他悲愤至极，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回去”。这时他已过６３岁。他自己筹借资金，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只身出国，远赴近东、埃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利用自己原有关系和个人声望，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同情。１９３８年元月２０日，经过２０多天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开罗，正值埃及法鲁克国王新婚庆典。于是，达浦生充分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参加集会，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他还代表中国穆斯林向新婚的国王表示祝贺，法鲁克单独接见达浦生，并与他深谈了几小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此外，他还拜访了埃及十多个党派、社会团体负责人。世界闻名的艾资哈尔大学组织了达浦生欢迎会，他慷慨激昂的阿语抗日演说在《金字塔报》、《埃及邮报》公开报道。
１９３８年２月，达浦生由埃及赴沙特朝觐，除认真完成朝觐功课外，还应邀参加了伊斯兰国家政要、宗教领袖为主要成员的“世界回教大会”，并在麦加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用阿文、英文、突厥文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充分揭露日寇６０多年来的侵华历史及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沙特国王和有关大臣两次接见达浦生，并给予鼓励和支持。１９３８年６月８日，由埃及抵达印度新德里，他前后作了九次演讲，听众达万余人。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亲自为其主持欢迎会，并在印巴穆斯林的帮助下进行抗日募捐，买成医药用品运到中国。１９３８年８月，在海外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８个多月的老人，带着各国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对中国抗日的正义支持以及几十万元（法币）的抗日捐款，由加尔各答取道南洋经香港回到抗战的中国。
１９４９年，７５岁的达浦生迎来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他克服了老年丧子的个人悲痛，应周总理之邀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１９５２年即以中国宗教和平人士的身份，经莫斯科、赫尔辛基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人民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达浦老的第一次民间外事活动。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国伊协筹委会成立，包尔汉为主任，达浦生、杨静仁为副主任，达浦生驻会主持工作。１９５３年５月９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达浦老任驻会第一副主任、中央民委委员。１９５４年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５年任常委，并从１９５４年起，连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增多，既给他从事民间外交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加重了他友好使者的责任。１９５５年４月，耄耋之年的达浦老作为宗教事务顾问随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结束后，达浦老以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代表团长的身份访问了印尼各地。所到之处，当地政要、社会团体、华侨领袖都高规格地接待，苏加诺总统亲自接见。不久，埃及宗教基金部长巴库尔如约访华，达浦老代表中国伊协并作为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为中埃建交，恢复朝觐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９日，达浦生率领１９位穆斯林组成的朝觐团经过巴基斯坦转赴沙特朝觐。在他８３岁高龄时，还以中叙（利亚）友协会长的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等地。达浦老很好地完成了政府和人民交付的各项任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外交的友好使者。
达浦生大阿訇（１８７４－１９６５）是南京市六合县人，回族。是我国杰出的少数民族人士、著名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内地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由于他品格高尚，业绩显著，曾被推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１９５６年８２岁时，担任周恩来总理顾问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亚非会议。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１日在北京归真，享年９１岁，葬于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小事追忆
（一）
我有幸结识浦老是解放初期。１９４９年我在登隆巷求实阿文学校马品老帐下当一名海里凡，当时老人一家住在回民聚集区七家湾，因距寺较近，老人常步行到寺礼拜，由于经常见到老人高大的身躯，高雅的气质，慈祥的容颜，谦和的举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富有哲理的谈吐令人折服，使人肃然起敬，让人产生极想接近他并能聊上几句的愿望。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见老人，反倒有些眷恋的感觉。后来才知道老人已经北上参加中国伊协的组建工作。而我则因学习期满，毕业穿衣挂帐，就任吉兆营清真寺伊玛目。在任期间自感学力不足，需要深造，充实提高，因此写信给老人告知我的想法?得到老人的欣赏赞许?并指点如何取得当地政府支持。于是，我辞去伊玛目一职，毅然北上进京。在老人撮合下，我顺利地考上回民学院阿文班。一年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阿文班全体学生经过考试转入经学院，老人以中国伊协副会长身份，兼任院领导。老人常对我们谆谆嘱咐的是家乡教门日衰，但后继有人，望坚守正道，为教门出力。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纠缠历史便是固步自封。今天我们纪念浦老，他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在新时期，承载着穆斯林和前辈阿訇的期待，我们要继续谱写新的篇章，做一个合格的教门掌舵人，与“伊玛尼”为伴，以真主为依靠，为适应新时代，为教门鞠躬尽瘁，做出应有的新贡献。
南京净觉寺伊玛目 马国贤
（二）
１９５１年７月，我从山东军区调来南京，在华东军区后勤政治部战勤报社任记者。不久，即和我的未婚妻武一青拜谒了她的大姑爹达浦生大阿訇。
那时，他租住在南京市七家湾的一个民居里。客堂是公共的，他和妻子（一青的大姑妈）住一间房，他的小儿子达应敏和小儿媳金玉玲以及他俩的女儿小勤住一间房，各有２０平方米左右。
老人生于１８７４年，１９５１年时他已是７７岁高龄。他身高１．８５米以上，仪表堂堂，银髯飘拂，慈祥、敦诚、睿智、从容，学者风度翩然。他向我俩问询国内外的形势，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问题。就我所知，据实回答，两人谈得融洽，几乎忘却了年龄上的巨大差距。
约于１９５１年的秋末冬初。大姑爹把我俩引入他的卧室，轻轻地对我说：前不久，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通过金幼云同志把他请到上海，转达了中央意见，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同时请他写一份自传，以便党中央对他有更好的了解。”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不知道中央要的自传怎么个写法。你能不能给我做自传的记录，我口述，你笔记，不妥处，请你纠正。”
这样，大约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份起，我就开始了每周做老人口述自传的笔录工作。从笔录中得知，老人从２２岁起在北京牛街礼拜寺担任伊玛目（教长），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的新思潮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产生了革新回民教育的想法。因此于１８９９年返回故乡创办了广益小学，受到当地回民的拥护和支持。１９０５年，去北京代掌牛街礼拜寺伊玛目；１９０７年担任“回文师范学堂”校长，两年后转至前门笤帚胡同礼拜寺任伊玛目，直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他回顾这一时期的经历后，又作了反思。他说，这一时期，我的思想属于康、梁改良主义范畴，落后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我笔录的全部自传完成，约两万余字。老人随即用挂号信把它寄给了周而复部长。
陈辽
执教生涯
（一）
达浦生从２２岁步入社会算起到１９６５年归真止，６９年漫长的生涯中，有４０余年为开创和实施中国回族现代教育而呕心沥血、东奔西走，应该说他为创建和发展中国回族现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达浦生开创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是对中国旧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继承与发展。它保持和发扬了中国旧式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良好传统，又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
他兴办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确，是以振兴回族为出发点，他创办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不仅仅是培育熟谙伊斯兰教义的阿訇，更重要的是通过努力普及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造就一大批忠于伊斯兰事业，有民族自尊心的各类人才。达浦生锲而不舍地“勉人求学”，阐扬“求学是第一要务”，“且学者品列天使之班，其尊无比”这一鲜明的观点，并希望兴学之风“普及乡村”“透入深闺”，通过受教育使回族教胞“脱离迷惑之黑暗，入于光明之正途。”
达浦生创建和实施的中国回族现代教育，十分重视“品格”“道德”的培养。他告诫回族同胞，“伊斯兰教育须以道德为体，而以科学为用”，指出“有学而兼有道德，则能遵行天命，修己治人。”否则“足以病世而害民。”
他还大力推行“阿汉双通”，既保持回族旧式经堂教育的特点，认真教授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古兰经》、认主学、圣训、教法教义等传统宗教课程，又设置中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体育等现代课程，尤其重视中文教育和外语口语教学，并聘请精通阿文与汉文之良师，以汉文教授教义，并略授阿文打好以后深造之基础，使受教育者有全面素质，能担当回汉民族沟通乃至出国深造，从事国际伊斯兰文化交流的重任。
赵华宇 杨天骅
（二）
达浦生办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普及民族基础教育，培养回民子女学习文化知识；一种是兴办新型经学院校，为振兴伊斯兰教，提高教职人员素质努力。
他办学经历始自１９００年，那是达浦生在北京穿衣挂幛后，返回家乡六合，被聘为六合城内清真寺伊玛目时。他深感我们回族子女要从小学习文化知识，才能摆脱贫穷和愚昧的现状。于是他在主持教务工作的同时，劝说本坊乡老，在清真寺内创办了广益小学，虽然学校初创时只有一个班，二、三十个学生，但开创了南京回民初等教育的先河。广益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不像私塾读四书五经以儒学为主，而是采取“与当地公立小学相同”的课程，以 “国语、算术、常识等课程”为主，只是在星期五下午回族学生上殿礼“主麻”，听“卧尔兹”时，接受宗教知识。同时“对入学穆斯林儿童实行免费”。这种新型的回族基础教育形式得到广大乡老的认可。
他在１９２１年受甘肃提学使马邻翼邀聘，到兰州任回教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进一步开拓回民教育。当时甘肃教育情况比较落后，加上门宦林立，广大穆斯林的子女无力上学，也有拒学汉语文的。经过他不懈努力，先后兴办了清真第一学校、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学，培养了一批回族青少年。并且化解了教派之间的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１９５１年他在自传中写道，“自民国元年至六年（１９１２－１９１７）整整六年，我在风沙冰雪中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等数十处，到处演讲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小学。有些地方，我住在那儿帮助他们筹办、一直到学校开学。”
达浦生筹办或主持的新型经学院校有四所：１９０７年，王宽阿訇朝觐回国后，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责成达浦生阿訇担任校长；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与哈德成阿訇筹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抗战期间在甘肃平凉兴办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建国后１９５５年担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第一任院长。
北京回文师范学堂办学虽不到两年，但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推行新式“经书两通”的教育，开创了伊斯兰经学教育与汉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先例，为达浦生以后开办新式伊斯兰经学院校打下基础。
这种新型经学院校一改以往经堂教学的状况，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出像马坚、定中明、胡恩钧等一批优秀学者、阿訇。
抗战时期他筹办的平凉陇东伊斯兰师范学校，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抗日需要，达浦生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在课余或假期组织学生到各县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因此学生爱国思想强烈，懂得抗日和革命的道理。
建国后，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指引下，新成立的伊斯兰高等学府，达浦生出任第一任院长，为崭新的伊斯兰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了大量的精力。
马大麟
爱国爱教
达浦生一生爱国爱教，追求光明与正义，为中华民族和穆斯林的解放殚精竭虑，奔走呼号。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上海在“八一三”沦陷后，他苦心经营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上海福佑路清真寺被日寇强行占领。他悲愤至极，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回去”。这时他已过６３岁。他自己筹借资金，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只身出国，远赴近东、埃及、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利用自己原有关系和个人声望，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同情。１９３８年元月２０日，经过２０多天的海上漂泊终于到达开罗，正值埃及法鲁克国王新婚庆典。于是，达浦生充分利用这一难得机会，参加集会，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他还代表中国穆斯林向新婚的国王表示祝贺，法鲁克单独接见达浦生，并与他深谈了几小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此外，他还拜访了埃及十多个党派、社会团体负责人。世界闻名的艾资哈尔大学组织了达浦生欢迎会，他慷慨激昂的阿语抗日演说在《金字塔报》、《埃及邮报》公开报道。
１９３８年２月，达浦生由埃及赴沙特朝觐，除认真完成朝觐功课外，还应邀参加了伊斯兰国家政要、宗教领袖为主要成员的“世界回教大会”，并在麦加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用阿文、英文、突厥文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充分揭露日寇６０多年来的侵华历史及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沙特国王和有关大臣两次接见达浦生，并给予鼓励和支持。１９３８年６月８日，由埃及抵达印度新德里，他前后作了九次演讲，听众达万余人。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亲自为其主持欢迎会，并在印巴穆斯林的帮助下进行抗日募捐，买成医药用品运到中国。１９３８年８月，在海外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８个多月的老人，带着各国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对中国抗日的正义支持以及几十万元（法币）的抗日捐款，由加尔各答取道南洋经香港回到抗战的中国。
１９４９年，７５岁的达浦生迎来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他克服了老年丧子的个人悲痛，应周总理之邀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１９５２年即以中国宗教和平人士的身份，经莫斯科、赫尔辛基到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人民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达浦老的第一次民间外事活动。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国伊协筹委会成立，包尔汉为主任，达浦生、杨静仁为副主任，达浦生驻会主持工作。１９５３年５月９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达浦老任驻会第一副主任、中央民委委员。１９５４年任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５年任常委，并从１９５４年起，连任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增多，既给他从事民间外交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加重了他友好使者的责任。１９５５年４月，耄耋之年的达浦老作为宗教事务顾问随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结束后，达浦老以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代表团长的身份访问了印尼各地。所到之处，当地政要、社会团体、华侨领袖都高规格地接待，苏加诺总统亲自接见。不久，埃及宗教基金部长巴库尔如约访华，达浦老代表中国伊协并作为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为中埃建交，恢复朝觐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９日，达浦生率领１９位穆斯林组成的朝觐团经过巴基斯坦转赴沙特朝觐。在他８３岁高龄时，还以中叙（利亚）友协会长的身份访问了大马士革等地。达浦老很好地完成了政府和人民交付的各项任务，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外交的友好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