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极限的张承志
回回民族在中国这一伟大的五色土组成的广阔陆地上生活了上千年历史，是一个在长期的历史变迁和民族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新型民族群落，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与客观事实。回回民族从异国他乡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朝代来到中国安家落户，尤其是在元朝，由于战争之故，从西亚、北非、东欧西亚、中亚和西域掠夺、俘虏、奴役来的各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而后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回回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朝历代，在中华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既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悲惨的经历；既有过政治与经济地位显赫的时期，也有过遭受压迫歧视的卑贱时期。
最使回族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记忆莫过于自明代以后，除了保留马、纳、哈、田、穆等姓外，其余都赐予汉姓，分散于全国各地居住，形成了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状态和地域格局，原来固有的尊崇的色目人的历史地位开始动摇、位移以致于不断降低，民族语也开始一天天受到限制，逐渐开始削弱。一直到了清朝，回族遭受到清朝政府三大历史时期——乾隆、道光、同治王朝期间大型的残酷的血腥镇压和大屠杀，致使回回民族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完全丧失了原来残存的一点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而后又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流放、发配、服役，成为回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散，致使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域空间日趋萎缩，越来越少，原来生活比较富庶的地方被迫放弃了，致使回族的宗教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日趋萎缩。尤其是清朝末年，清朝同治皇帝重用湘人曾国藩做大臣，曾国藩重用湘军首领左宗棠，制造了由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操纵为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血腥屠杀、镇压、清剿西北回民起义军的重大历史事件，致使回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本民族母语——文字和语言，致使回族伊斯兰教信仰活动的空间更加萎缩，萎缩到只剩下苟活于心灵世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了。与周游世界几千多年的犹太民族相比，犹太民族只是丧失了自己赖以依存的土地，丧失了生存的家园，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而回回民族除了丧失国家和土地之外，还丧失了一个民族生存赖以维系的母语――文字和语言。和丧失文字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回族简直是一个被剥离和同化得只剩下“心灵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只有存在心灵底层的伊斯兰教信仰苟活地在证明着回回民族心灵信仰的鲜活存在。这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大迁移历史过程中被汉族同化、融化、异化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北方，尤其是西北的回族，就因为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而没有被同化掉，还算是幸运的，当然，南方福建省的泉州、广州、上海、江苏、浙江、云南省等一带曾经是水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宗教传播的发源地的有些回族早都被同化为汉族除外。
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张承志深知这一点。张承志毕竟是生长在一个伊斯兰教氛围较浓的家庭，只是生长在汉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京城腹地，青少年时期又赶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于是“在人生的童年所受到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是肤浅甚或有限的，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特征与回回民族的心灵信仰的文化力量，当一种强大的汉民族儒家文化声音湮没作为少数民族的声音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心灵的可能的选择已变得不言而喻了。”〔1〕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就这样将各种民族宗教信仰推上了政治狂热运动的断头台，遭受狂热政治运动的戕害。
在那个政治充斥着一切领域的历史年代，一切传统的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宗教习俗、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人士都被判定为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历史毒草，统统地被砸、被打、被抢、被禁、被烧，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诅咒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封建迷信、封建余孽与封建糟粕的东西。这样做了才能体现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气概，显现出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伊斯兰宗教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冲击、席卷与洗劫乃至浩劫。更有一些出格的做法，用暴力强迫穆斯林群众交出《古兰经》，焚烧《古兰经》，炸毁拱北，拆除清真寺，批斗宗教领袖，批斗经堂开学的阿訇，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严禁过油香和过圣祭，严禁封斋，严禁礼拜，强迫阿訇养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逼迫使信仰坚定、刚正不阿的阿訇跳崖自杀，用生命的神圣崇高尊严来抵抗这种灭绝人性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狂热运动。作为在大都市居住的张承志来说，当然还没有这种乡村街头巷尾的亲眼目睹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了。回族苟存于心灵空间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就这样在强大的政治淫威下几乎丧失殆尽了，经堂语的记忆早已被剥离殆尽。
人的心灵世界有三道防线：情感防线、道德防线与理性防线。
作为在异国他乡生存繁衍了上千年或者七百多年历史的回族来说，一旦丧失了伊斯兰教信仰，自然意味着伊斯兰宗教文化完全让位于汉族文化中心主义权威论的汉民族文化而成为隐伏于每个回回民族青少年的个体的人生之初的一个大背景，张承志自然也不例外，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心灵大错位，那场寻根思潮，激发了他的寻根问祖的回回民族的潜在意识。
这样的宗教异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策，才总算结束，民族宗教信仰政策也宽松了。伊斯兰宗教信仰自由了，清真寺礼拜也开始相继恢复，清真寺也开始修复或者重建，经学堂也开门了，一切伊斯兰宗教活动也开始了，无清真寺的乡村也允许重建，拱北也重新修建起来了，回族有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活动场所，伊斯兰宗教获得了繁荣新时期的又一个春天。
在那个政治恐怖的岁月里，张承志与许许多多的回族的青少年一样面临着巨大的人性逼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十年间，他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期间，尽管对此有过这样的不自觉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倘使他经历了回族聚居区的那一幕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砸、抢的一桩桩惨象的话，他的心灵也许会产生极大的愤怒情绪，不仅仅是一种逼问，更多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民族仇视相交的情绪呢？加之他后来又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攻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他心灵上的民族残遭政治摧残的阴影相对比较淡薄一些，只是失去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一直困扰着他的思绪，煎熬着他的心灵。
后期的他，心灵之所以完全皈依伊斯兰宗教信仰，是因为他走进了回族聚居的生存条件差、温饱尚未解决、生态恶劣、环境贫瘠、文化又落后的地区，访问了曾经遭受血腥屠杀的回族的后裔、走访了拱北、道堂、清真寺；走访了遭受政治迫害摧残的回回民族的穆勒师德（作静修道、能显现“白热克提”的贤哲卧里）、宗教领袖、阿訇、穆斯林群众后，间接了解了回族心灵上的苦难民族历史创伤，灼烧着他的心灵，燃起了他心灵和血脉里固有的血缘基因与民族皈依情结，集体无意识宗教信仰情结――执著的伊斯兰宗教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后世、信圣人、信复生）统摄下的“民族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信仰清洁主义与性命双修的性灵神秘主义精神”。从血缘入手成为他寻找民族之根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成为困扰他痛楚心灵的情感症结。
因为，血缘是人类的最天然的本质属性，与其种族的繁衍相生相灭，具有种族相继相续的前沿性、承继性与后续性。人类的文明就在于她自觉地分辨清楚了血缘人伦关系，汉民族有“亲缘通婚，其生不茂”的说法，汉民族之间的通婚必须超越五父才行。正因为人类的这一明确的科学认识，才避免了近亲婚配而提高了人类种族的繁衍质量。血缘意识的觉醒，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张承志也是借助血缘关系的寻根追溯寻找到了自己的“血缘在西亚”，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言的民族”的后代。由于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回族一冲出“母族的血胎”便深深的烙上了血缘前定的宗教属性，一生与苦难相伴，因而蛰伏于祖先血脉里的神性存在，便注定了：回族的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潜意识的血缘上的先在结构性。于是，我们回族的精神探险者、宗教信仰的痴迷者、文化上的孤独者命中注定要寻找自己的精神的寄托和性灵皈依，必然要借助他的考古学转向对寄托和蕴含回族痛苦和冤屈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必然要走进遭受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杀镇压的苦难最深、最重的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冲锋在先、牺牲在前、勇决献身在前的哲合忍耶虔诚信徒的心灵深处与性灵地带，必然要走进大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走进遭受迫害最深的西海固的西吉县的沙沟，吴忠市利通区的金积堡镇的板桥村，他深深的感悟道：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因此，对回回民族心灵文化探险者的张承志而言，“宗教的诚心皈依”实在是对母族宗教文化的本然皈依，即：文化上的“认祖归宗”，更有寻找自我、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深长意味。“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因素，但是,由于有信仰，人们的行为也就自然地受到信仰的支配与约束，形成人的宗教意义中的文化行为”。〔2〕
因此，张承志的一系列的伊斯兰宗教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宗教精神探险与性命双修的静功悟道情结，在不懂得伊斯兰教文化的汉族学者心目自然产生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张承志的这种宗教行为，说到底还是一种伊斯兰教文化的心灵皈依、民族宗教精神的跋涉探险行为与性命双修的神性终极情结。
张承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时又学的是历史学专业，由考古的“掘墓考古”变成“伊斯兰教道堂、拱北、清真寺心灵境界探险的心灵访古”，因为要搞清中国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深层的索菲主义教理，隐秘的修道道乘，性命双修的终极皈依，搞清中国回族四大门宦制度的渊源、承继、流变与发展，搞清回族穆斯林聚居在拱北上坟祈祷的深层次隐秘精神皈依内涵，必须要走进伊斯兰教的道堂，走进拱北，走进清真寺，进行实地的观看走访，促膝访谈，进行心灵的个别沟通交流，进行心灵的体悟，进行性灵的参悟。通过多年的心灵寻访：八次走进大西北、十几次走进宁夏固原市的西吉县的沙沟，乃至走进全国各地的伊斯兰教的道堂、拱北、清真寺，他才深深的感悟道：拱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的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墓地，寄托凝聚着“回族的血泪史”，“蕴含着回族的冤屈史”，“洁白的拱北色彩里折射透视着回族苦痛历史和鲜血染浸的灵魂”。拱北蕴含着死后皈依后世天堂的隐性世界的各个站口、关隘、站道，而“道堂则是伊斯兰教四大门宦圣徒、传教士、卧里、穆者师德传道、授理的场所，也是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们静修、坐静的场所”，而记载回族血泪史的真实故事却镌刻在这些代代的穆勒师德遵从“救理口唤”（真主在穆勒师德梦中隐秘传递的信息）口传的贤哲的心灵秘史里。
因此，中国的伊斯兰教拱北、道堂具有双重蕴含意义。回族就是借助拱北与道堂来看守住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借助道堂、拱北来不断加深自己对民族历史的心灵记忆与性灵参悟，即：守住“伊玛尼”（五大信仰：信仰真主独一、信仰天仙、信仰圣人、信仰后世、信仰前定死后复活）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
对此，伊斯兰教道堂、拱北便是回族在中国失去母语后而较早的心灵记忆与性灵皈依象征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了，也是回族的最后一个宗教信仰的记忆之根须了。所有的伊斯兰教道堂、拱北诠释给著名作家张承志的也将是全息性的母族文化的丰富涵义，进入圣徒传教、修道、坐静的道堂，走进圣徒的墓地拱北，走进穆斯林礼拜聚会的清真寺才能介入母族现实社会生活，才能得到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隐秘口传的历史故事。
佛教庙宇多建在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山古刹，清真寺则不同，是建在社会生活的聚居闹区，因为，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痛苦的，人要忏悔皈依佛门，才能进入彼岸世界，必须远离尘世，远离尘世的繁杂喧闹。
伊斯兰教则完全不同，倡导前世与后世相互统一，既要重视真主赋予人以智慧而创造了人间天堂的生活享受，又要积善行德，扶危济困，不断在清真寺、拱北、道堂里通过礼拜，忏悔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过错，祈求真主的宽宥和饶恕，以求得在死后进入天堂，免遭真主的审判打算，求得永生，将来复生。将伊斯兰教清真寺建在社会生活的闹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宗教在追求“务实与皈依”的两世吉庆的惟真主独一的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教理思想，蕴含着伊斯兰教今世与后世都清洁精神的精髓，蕴含着伊斯兰教对生命存在于灵魂的体悟境界。
与佛教相比较，佛教显然是与造物主对立，造物主要求人类必须有“种”的繁衍，佛教徒皈依佛门，身披袈裟，不吃荤素，不娶妻生子，照此下去，岂不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了吗？况且只求自己修炼成佛，岂不太自私本位了吗？怎能普渡众生呢？
伊斯兰教显然与之不同，既珍惜造物主创造的人间天堂的美好生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娶妻生子，丧偶改嫁，繁衍后代，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生殖生活；又在人世间不断忏悔错误，诚信礼拜，以求后世，积善行德，扶危济困，接济穷苦人。想想当初，我们的祖先手捧《古兰经》兴教与传教，骑着骆驼经商而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而后代在清真寺里礼拜信仰，在道堂接受圣徒的口头传授教诲，在拱北前参悟与感悟圣徒显现“白热克提”的启示；在闹市区域里经商做买卖，岂不悠闲自在？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礼、礼拜的惟一场所，道堂是穆斯林接受伊斯兰宗教高境界的理学的口头传授的惟一场所，拱北是穆斯林参悟穆斯林生死玑理的惟一场所。这三个“惟一”就构成了穆斯林挥泪告别尘世间的最后站口，可以说，正是这三个相为一体的场所，将较为松散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穆斯林民族社区性的宗教和民政单位，成为穆斯林极其重要的现实生活的宗教文化场。
张承志作为回回民族的现代文化大家借此走进回族母族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能不动心感肺吗？他的后期小说，尤其在他后期的哲学文化散文、思想随笔、诠释性灵长诗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这种朴素的情感和泪水。
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宗教经典，博大精深，涵盖一切，既对穆斯林的言行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又对失去母语的中国回回民族起到了一种强调母语、宣传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的功能作用，加之母语习惯渗透着回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又深入回回民族的灵魂、骨髓与血脉，因而成为回回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作为文化大家的张承志毫不例外地也无数次深入研读过《古兰经》，从中去领悟母语的精美绝伦，语音的空旷嘹亮，天堂之音，天籁之声，韵律节奏的精妙动人。他整理译介的哲合忍耶穆勒师德口头传授用汉语口头标记的回族伊斯兰教隐秘传教的历史著作《热什哈尔》、创作的民族史诗小说《黄泥小屋》、《海骚》、《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正是他把《古兰经》作为回族文化瑰宝的具体行动，是他皈依母族文化后的心灵感悟与性灵憬悟的经典之作。显然，他走进道堂、拱北、清真寺，才得以了解了回族母族经历的苦难血泪史，他走进西吉，坐在穆民的热炕头，由此进入了回族的现实生活的文化核心区地带，吮吸到了从穆民心间深处流淌出来的信仰的芬芳，由此更深入地研读了《古兰经》，才深入透彻的了悟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和性灵精髓，丧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成为他文化寻根与心灵皈依的巨大思想与情感内驱动力，他“以笔为旗”传达出对回回母族的独具一格的体认，才能以笔为旗播扬伊斯兰教所极力倡导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与信仰清洁主义精神”。
因此，张承志的心灵皈依，经历了由一个有比较浅淡逐渐浓厚深入到至诚至信的递进式心灵渐进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血缘宗教群体的归属，更在于回族心灵精神、道学理念、性命双修的参悟境界的高层次心灵诚信的皈依。
〔1〕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2〕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63页）。
张承志的青年时代是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度过的，自然的美丽、草原的寂静陶冶了他的性灵，孕育了他的创作机缘，启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当他在中国文坛上声名大震后却又退居大西北，长久放浪于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之间。黄土高原上的风物山川不断涌现在他的创作灵腑。表现出了张承志从心灵深处皈依后，在真主这一伟大的精神之父的启迪下，他的文学创作走向文学的极限处，用宗教哲学的思维方式，从地缘学的角度来读解回族的清洁精神，伟大的信仰，执着的心灵求索。
尤其是他走进西北的西海固的西吉，深入了解后，他的信仰追求越发执着，对清洁精神与执着信仰的沉思替代过去文学创作中所显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他从西北回族信仰的执着中感受到了信仰高于一切生命存在体的真切感悟，当伟大的伊斯兰教信仰遭到侵犯和亵渎时，回族必须毫不犹豫地豁出性命去捍卫宗教信仰的神圣。
对此，我们不能以热爱自然的表象掩盖他过去借助自然之体完善自我心理调节的内在动机。张承志由通过自然释放与消除心灵深处的忧郁不快到自觉皈依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寻找到了支撑生命体的伟大而永恒的民族清洁精神的支柱后心灵的舒适、愉悦与恬静。
救理口唤的感召与生命本然的启示
张承志说：“我是那样地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致死不渝的恋人。” 〔1〕他的这种自我设喻的方式，其意思就在于表明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义子”、“儿子”、“恋人”的比喻之象，以感情认定三个自然体与他的关系构成方式，毫不疑问，他在乌珠穆沁大草原时期，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给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是内蒙古大草原造就了他，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这说明他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的收益者。
张承志所说的这三个中华民族的大陆版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北方大陆，作家把自己放逐在这样一个深广的自然界，并非是粗浅地表达他怎样被放逐到这里，在这里上山下乡的经历磨难，或者说自己怎样热爱这里的山水草原风光，而是书写自己在这里进行着心灵世界的精神漫游，是在寻找一个安放心灵的寓所。三大自然界出现在他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人生境遇阶段，自然与他孤独的生命体验相互渗透交融，致使他的性格形成与精神追求取向自觉与不自觉地打上了自然界空灵寂静的烙印，在他的整个精神世界的结构里，中国北方的三大版块陆地给了他文学上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给了他无穷无尽的灵感启示。
乌珠穆沁大草原不是想象中的浪漫，“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年代中最大的弱点和不幸，以及整个知识青年运动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家。”〔2〕在背井离乡的孤独中，在别离亲人的依恋中，是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教会他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是辽阔无垠的乌珠穆沁大草原帮助他从过去的沉溺的狂热政治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的痴迷追求中解放了出来，是寂静的乌珠穆沁大草原让他懂得了生活底层的人们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以及他们身上所蕴涵的淳朴美丽品德。“在乌珠穆沁母亲宽大的胸怀中，真正的我诞生了”，草原夜晚的“金钉星”照射过张承志独自的方向，在这种天地人的构成关系中，美丽的大自然对有着深厚文学爱好的张承志来说，受到自然的启示是非常自然的，在自然的启示下心灵为之受到感悟也是非常合乎情里的。乌珠穆沁大草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文学想象力的启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的欢快奔腾的骏马给了无穷无尽的自由驰骋的启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的淳朴善良的牧民给了他无穷无尽心灵感悟的启示，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政治狂热情绪逐渐被释放掉了，忧郁与压抑被乌珠穆沁大草原带给他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认识自我、寻找精神支点所代替。无穷无尽的想象使他变得越来越成熟，他彻彻底底地甩掉了过去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政治理想抱负的羁绊，于是，他自由地选择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方式，自由驰骋的想象力使他学会了生存，学会了生活，想象力触动了他的文学兴趣，文学创作的灵腑。
从张承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他人生考古、民族文化寻根的人生经历构成的三大陆地板块看，北方的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置于草原之后，却又在走向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之前，它具有承启性的作用。张承志觉得“北方有一个神秘的幽灵”，“北方的全部的魅力因它而生”，但他却无法把握它的存在。那个“吸引着我的、伟大的东西”就是“幽灵”，幽灵作为一个心灵追求的的意象已经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正式出现，虽然它不知名而且非常模糊，但它的确已经超越了具体的自然物象之上，变成一种感觉中的神性存在、自然界的魅力之源。我们可以把张承志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对伊斯兰教的“神秘的幽灵”的感知看作是作者走向大西北的前奏，由此而开始了他的生命本体的民族清洁精神的长途跋涉之旅。学术界一般以1985年为评判张承志小说创作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划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因为《北方的河》是发表于1983年。后来张承志八次进入大西北，十几次深入西海固的起因恰恰就是这种民族文化本原的探究、清洁精神背后隐藏的神秘性的吸引和民族执着信仰的召唤，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彰显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在苦难历史中所显现出的一种民族英雄主义精神、集体无意识的清洁精神，《心灵史》因此而脱颖而出，以散文的笔调，把真实的进行意识流的组合，震撼了中国的文坛，后来被查禁。可以说黄土高原的西吉是张承志小说创作高峰的一块贫瘠的沃土，是孕育张承志落泪是金的金黄的黄土地，是张承志金子一般闪光思想挥发的沃土。因此说，张承志从心灵深处发出：他是黄土高原的儿子。
新疆在张承志的眼里，是一块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大陆，“但是不知为什么就爱上了新疆。我还没有去过新疆就爱上了新疆，爱得一往情深。于是跑遍了天山北麓，踏边了准葛儿两缘的全部古城 ”。〔3〕他认为：“在这天地间也许真的有……有一位凝视着我的神。否则我为什么那时会万里不辞地奔向新疆呢？”深入新疆大陆后使张承志对神在神性的感知逐渐明晰化了，他听到了“冥冥之中有一声神异的召唤”，并且确定了“那呼唤发于中部亚洲的茫茫大陆，也发于我自己身体里流淌的鲜血之中”，他发现了神灵的位置，也发现了自己血液中潜在的神性因素的存在和苏醒。新疆是个多民族杂居的边缘区域，在这块土地上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而且尤以伊斯兰教最为强烈，在这儿居住着的十几个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向西它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相望，由陆路转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最早就在新疆根植蔓延的，时间是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上个千年的宗教浸透使这块土地无处不散发着神性的光辉，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与地域色彩，几乎所有的人文景观无不具有宗教特色，民族心理、文化内涵、生存方式都是在宗教的规定下的范围内形成的。张承志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氛围中，耳濡目染的自然是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声息、神灵的表象（穆斯林信徒、服饰特征、清真寺、拱北、道堂），这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神灵的感召和启示，感性的认识激活了他血液中潜藏流淌的宗教基因。
新疆作为精神血缘的纽带搭上了张承志与至宥、至慈的造物主神性的交流与灵魂相遇的桥梁，他对新疆的酷爱，也是对伊斯兰教的情感认同，独自在这块版图上跋涉长旅，是他听从伟大的伊斯兰教造物主的救理召唤，即“神异的召唤”去寻找冥冥之中的潜藏在心灵深处的造物主启示，是自觉与不自觉地进行着精神血缘的溯源追根，这种认知也是张承志性格以致人格发生巨大变化的逻辑始点。
张承志认为新疆比内蒙古复杂得多，它要求人的感性有血缘般的先天色彩，这无疑倒出了他对新疆心理亲近与情感依恋的缘由，伊斯兰教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占据他的心灵。《辉煌的波马》把一个天山深处的世界写得情景交融，两个家庭、一座破旧的木桥，构成了波马的感性世界，而其辉煌的内质却是两个老人为代表的精神世界的燃烧。
《九座宫殿》里只写了韩三十八和蓬头发两个人，传说中的“九座宫殿”把他们关联在一起，韩三十八已经把传说化作心中的圣殿，支撑着他坚忍的精神世界，他心平气和地生活在传说中；蓬头发是个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对传说的验证，企图从那茫茫沙海中找到曾经的“九座宫殿”，看似徒劳的寻找结束了，可韩三十八家的工人展示给他的精神世界却让他看到了那个圣殿的存在。韩三十八认为能寻找“九座宫殿”的人一定是“自己人”，双方的交流与认同也就是在一种默契的神会中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蓬头看成是张承志的影子，对“九座宫殿”的寻找可以看成是张承志对造物主拯救与搭救穆斯林的一条神圣的船，是寄托穆斯林参拜皈依真主接受真主“神灵”启示的场所。张承志心领神会了这一点：造物主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是只可意会、心灵感悟，看见与看不见并不重要，只要心灵深处幻想参悟造物主，神灵般的启示就会给予你。于是，造物主的神性启示下的张承志是这样感悟的：“他只是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仿佛一直在找的什么，在一刹那之间他觉得自己血液中的一个什么精灵突然复活了。”〔4〕
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是黄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黄色山头滚滚如浪”，它几乎是贫瘠荒凉的代名词，是一块近于绝望的土地，然而，张承志却把它名之为“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表达式里不仅表明了人与自然风土之间的关系构成，而且给自然风土敷上了宗教色彩。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是给这块土地实施色彩的主人，“自蒙元以后，中国回族数百年间消亡与苟活的心情史”就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他们饮黄色的水，吃带黄泥巴的食物，住黄泥小屋，黄土高原孕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又用生命滋生出高贵的信仰，“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浸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这是属于回民特有的颜色。陇东周边地区的西海固，是这片黄色中涂染得最为厚重的一笔，大自然在这里体现了它极不合理的一面，赤贫的风土中站立着衣着蓝缕的哲合忍耶门宦子民。
张承志第一次踏上西海固的土地时，心理满是不安，“满眼无穷无尽的焦渴的荒山涌向遥远的低处。山连着山，茆靠着茆，一片贫瘠荒凉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5〕可是当他走在贫瘠的难以想象荒山秃岭间时，并没有感到“忧心重重和陌生的恐惧”，因为当他看到矗立在黄污的泥土小屋中央的碧蓝拱顶时，便为“这样荒僻的穷山窝里有一座清真寺”而惊奇不已，于是断定只要到达，就会“举目皆亲”，他步伐坚定地向那座土清真寺走去，像一条鱼游向它住惯的大海，张承志满怀希望地迎接这一切。再一弯“残月”的悬垂天宇的时候，他在冥冥之中寻找追逐着造物主的神灵启示，不在是朦胧的，也不在是遥远的梦，他已经接近到了与神灵交流的环境。造物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给了他无穷无尽的鲜活力量。在造物主的召唤下，“于是我匆匆上路，毫无选择地来到了这里，伊斯兰的黄土高原”。〔6〕然而，即便是甘肃、宁夏，地域概念也过于辽阔，“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愿的地方，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西海固”，“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个”。〔7〕张承志在选择中完成了自己的伊斯兰教皈依的心灵定位，认定他合乎这方热土，他终于屈膝下跪，拜倒在这黄土深处的信仰民众之中，哲合忍耶使他完成了伊斯兰教上的彻底皈依。
作为构成张承志心灵溯源的民族英雄主义集体无意识情结精神之父的第三块大陆，黄土高原是他最清醒后的涉足，是他心灵深处的核心大陆情结版块，使他彻底告别了朦胧的痛苦煎熬。西海固在他的人生里程中是最重要的，造物主的神灵启示的皈依点也在这里，在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用坚忍的生命之驱维护着净洁的圆月的圆缺，因为月亮象征着新生，人生的五大功课都与月亮息息相关，而哲合忍耶在清代的三次大型镇压中遭受的磨难最为严重，鲜血常常与捍卫伊斯兰教信仰拌和在一起，用生命之躯体托起了净洁的“月的圆缺”，西海固成为他逐渐告别文学创作的小说样式的中转站，求真务实、体悟道乘成为他的人生终极归属点，只有用最为真实的文学样式才能表达这种“认本归一”的清洁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人生中转站又是安放他认本悟道、精神皈依心灵栖息之地。
真主的昭示与认本归一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煎熬过程，张承志的心灵接受真主的救理口唤是在认知、省悟、体悟与憬悟中完成的。他的信仰是伴随着他的足迹与年龄变化以及心灵感性认知、理性思考、神性感悟而完成的。
在三个大陆版块的漫游中，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正是他满腔热情追求政治理想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阶段，青年时代，他也染上了不少的有悖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恶习，抽烟喝酒，他完全没有摆脱痴迷于科学的羁绊，痴迷于政治抱负，痴妄于官本位文化，崇拜政治地位，向往出人头地，勇于参加政治狂热的运动，这些自然使他远离了伊斯兰民族宗教信仰，把伊斯兰教信仰抛掷于脑后。
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他有了工作，经过实地考查，在新疆考古行程，这些生活的恶习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的情感更是自由浪漫。但对崇尚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产生了一些有意味的思考，对人生的皈依支点也开始了反思与省悟。功名利禄面前，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人本信仰与人生的终极价值。
文学创作进入高峰期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掀起了一种民族文化寻根热潮，他的文学创作母体也转入回族的文化寻根，他开始对回族丧失母语以及惨遭压迫历史的思考。也许他对1957年的反右派历史产生了某种兴趣，在回族中遭受这次大镇压的要数宁夏1957年宗教大镇压了。张承志从内心深处选择了这块所谓的“1957年的沙沟事件”开始了他的心灵旅程探险。他的《心灵史》何止是只揭开了同治年间清朝镇压西北回族起义的历史真实面貌，还隐性地辐射了所谓的“1957年的反革命宗教叛乱”的镇压事件的本来面貌。那次的镇压不是一次血腥的镇压，而是依次心灵镇压，沙沟的所有人家都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黑锅，家家都成了宗教反革命分子，一直到改革开放20年，他们代代都抬不起头来，几乎到了在全沙沟找不到一家成为好的人家。哲合忍耶的血性精神由此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我想，张承志之所以选择西海固的真正动机恐怕是在这里。他后来在1991年创作完成了他的《心灵史》。张承志的抽烟、喝酒等不良恶习也改掉了，不修边幅的形象也消失了，礼拜的拜毡子也时常伴随着他的行踪。在黄土高原的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亲族血缘，终极价值的归宿点也从此找到了。“草原情结”使他找到了成名立业扬名天下的人生坐标点——文学创作；“新疆情结”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皈依的生命起点，文化延展的横断面，找到了民族信仰的坐标点——母语丧失；“黄土高原情结”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的终极点——宗教哲学的皈依。
概而言之，张承志的人生心灵跋涉探险，蕴涵着感性认知阶段的向往人生的物质享受、理想实现、政治地位、价值观念、先进科学；蕴涵着理性阶段的向往人生的价值判断标准、政治全力对民生的关注、民族之间的平等；蕴涵着悟性阶段的人生信仰追求、终极目标实现、崇尚生命本体的性灵、神灵启迪。
张承志的心灵跋涉历经了世俗追求、生命关怀、宗教皈依的几个阶段。他从功利性的追求到对生命本然的关怀再到澄明境界的皈依，追求心灵的净洁，超凡脱俗，我想，对文学艺术界是有很多启示的。
乌珠穆沁、天山雪域与长塬沟壑的启示
张承志笔下的美丽大自然总是关涉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不同的自然界区域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与心灵启示，自然不仅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天然区域，而且是孕育着民族的性格、凝聚着民族精神、形成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有效参与者。在这种必然的关联中，必然要深深打上自然地域的痕迹，民族特征中必然蕴涵着自然地域的属性，民族性格必然受之于自然的风物、景观、土脉、山水、气候、季节的影响，从中可以窥测到蕴涵的民族心态特征与文化特征以及性格特征。
人生存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中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动物、景观、文化遗迹、气候、季节、山水、河流、地势、地理、土壤、飞禽、走兽等自然要发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是先天的，自然反过来对人又有着极大的制约性，一个民族必定只是在某个环境中生存聚居，它与自然之间必然构成一种依存性。草原给游牧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一种自由的活动空间，迁徙往返于水草茂盛之地，这是符合游牧民族的生存法则的，骏马、牛、羊作为这样一个自然界里声息繁衍的物种，滋养着长期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民族，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着丰厚的物质依托，在不停的生命流动中，人总是要不断地改造着、占领着与扩大着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物质欲念在滋生蔓延增长着，种群在增长着，就必须向自然索取，这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所在。任何民族都不例外。
在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创作中，草原情结就揭示了这种自然与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人在谋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自然却时常发生一些偶然的意外的不和谐的声音和因素，草原以它特有的方式养育了剽悍、决绝、孤傲的蒙古人，可它不总是向人表示友好，当迅猛的白毛风肆虐地席卷草原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迁徙，用了四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严峻的自然并没有使蒙古人丧失信念，产生绝望，因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有着丰厚的植被，他们也相信这里有美丽神圣的金牧场，广阔无垠，经过迁徙就可以免遭当前的灾难。
在回民艰难生存的黄土高原，处处都是“焦干焦干的黄山包”，“没边没沿的黄山包包”，“满眼满世界焦旱的黄土山峁”，死寂沉重的黄色，单调而凄凉，厚重悲怆，大自然在这里已经恶劣得只剩下荒凉贫瘠。这本来是一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可是在官方权力体制残酷的屠刀威慑逼迫下，回民被赶进了这片难以生存的荒凉之地，“回回自华化以来又在清季被逼入社会最底层和赤贫绝地，因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苟存至今”。〔8〕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成为回回民族抵挡黑暗的天然屏障，才免遭了宗教灭绝与文化灭绝的厄运，才使传承不竭的伊斯兰教清洁精神延展至今，生生不息，民族的存活恰恰借助利用了自然条件的恶劣，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与哲合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的秘传宗教道统精神的代代口传，相生相息。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走入这一绝境之地，可是当在外力的作用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人们要想生存就得产生与之抗衡的超长的生命力和坚忍的品格，四大门宦形成的回民们不但在这一绝境之地、生命的禁区生存繁衍了下来，而且让伊斯兰教清洁精神也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自然环境的恶劣强化了回族群体凝聚力，强化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因为生存环境越是恶劣，个体的独立生存意识就越困难，群体对于个体生存所具有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外界的隔绝阻隔根绝了许多是是非非的来源，避免了许多非伊斯兰教或者非本民族宗教的诱惑和侵扰，恶劣的自然环境遏止了人们生存之外的各种欲望与企图，过滤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衣食住行都非常朴实，物质享受的观念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和，善良的品行就比较突出，纯净的心灵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生长，清洁精神更有利于播扬，宗教信仰的诚实性就比较明显，崇拜就比较专一，没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望，心灵里只有信仰，一心一意皈依伊斯兰教信仰，把一切都寄托于后世天堂。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在生存难以保障情况下，回回民族凝聚力都集中在怎样保住民族的根，保住民族的种的繁衍生息，只有保住了种的繁衍，才可能保住伊斯兰教信仰。张承志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至今还繁衍生息的回族的凝聚力里看到了恶劣环境与生存繁衍的辨证法则：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在当时，回族濒临灭绝的灾祸之即，选择恶劣环境是祸；而后来免遭一切侵扰乃至物质主义的诱惑，使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扎下根，使宗教信仰传承广大，风情风俗习惯没有被同化，而且还占有大片的土地，是福。正是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拯救了回回民族和惟一赖依虔诚追求的伊斯兰宗教。
试想当初，回族不离开富庶的生存之地，不先以逃命为上，只能被残酷杀害，种族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当初，不采用中阿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不仅母语会丧失，而且信仰也会被洗劫一空；不选择荒芜、荒凉、贫瘠的地方集体逃命，就不会有今天的回族聚居区。这完全是至慈的真主为这一民族所指的一条生路，才使这个外来的民族生存繁衍了下来。张承志的《心灵史》能怀着满腔的激愤与高尚的激动追述这段惨痛的历史，其深远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张承志笔下的自然，渗透着深厚的民族历史的沧桑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孤独意识，人类或者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被沉淀在自然之中，它不仅储藏了民族文化历史的某些信息，而且以与人之间的不断关系勾连把这种历史的某些信息传导在现代的生活中，这样，使作者的小说拥有了民族历史的棕深感与民族文化的孤独感的外延的探索与关照。“北方的河”象征着流动的历史长河，它可以上溯历史，流经现实，流向未来，它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
以西海固为代表的回民的黄土高原，记录了阿拉伯半岛上展转流经到中国的土地上繁衍声息一千多年，尤其是苏菲派在中华民族的纷争斗争中不断展转流经，形成了在宁夏的西海固长期居住而完整保留下来的四大门宦在数百年间展转流离的悲壮的历史命运与伊斯兰教文化的生成发展。张承志的小说的历史凝重感与文化的孤独感有哲合忍耶而间接映照出其他三大门宦的悲壮历史，这与他所接受的正规的历史、考古专业教育不无关系，他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识。
由于张承志所倾心追求的自然都是远离现代都是文明的边缘存在，所以归位民间的志向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当主体借助于自然来表达自己的心灵真实，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把它作为一个有力的终极价值的支撑点来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自然已经被他人格化了，而且自然的人化过程也就是自然的文化过程。在自然的深层底蕴里，已经溶进了人类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民俗等丰富的内涵，它变成了一个载体，承载着有形无形的一切。自然形态与民间文化、人文历史巧妙地溶为一体，形成民间化的自然，而这种自然总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形态。张承志自然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与自然溶为一体的质朴人性魅力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的迷恋。从他的《大坂》、《北方的河》、《钢嘎·哈拉》、《黑骏马》、《金牧场》、《热什哈尔》、《心灵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无不是自然与民间的完美组合，自然以它特有的宁静恬淡美丽对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在自然中活动必然也会给自然润染上历史文化的色彩，赋予文化的含义。
艰难困境中生命存在本然与宗教信仰的启示
在张承志的小说世界里，自始至终统摄着一种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体悟，他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感受生命，体悟生命，憬悟生命，形成了他独特的生命价值意义观。他对生命性灵的态度常常是一一视同仁的。他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存在中，让生命的意义在历史的流转传承中去显现。
作者在《金牧场》中开头就写道：“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我崇拜生命”，“我崇拜高尚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战斗、伤残、牺牲是迸溅出的钢花焰火。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9〕这似乎是他对生命全部感受的集中表达。他把生命视为崇拜对象，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生命本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似乎是张承志对生命感受最集中的表达，他之所以崇尚生命，就在于他对生命有着特别的体悟，对生命的意义价值有着与中不同的认识。人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生命价值意义的感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的成熟而逐渐深入的。
张承志之所以比较早地认识到生命价值与意义，完全取决于乌珠穆沁大草原的宽厚辽阔与寂静和谐为他思考生命的存在与价值意义提供了沃野，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额吉母亲对生命的宽厚仁慈对他的影响。知青经历使张承志对生命观的深刻认识机缘于他置身了这个祖祖辈辈过着游荡不定的生活的民族群体之中，蒙古族母亲那种宽厚仁慈对待生命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位回族青年，蒙古族人珍爱动物的态度，启示了张承志对生命的思考。
他在《黑骏马》中描写了蒙古族老奶奶达观的生命态度，当一匹冰天雪地里刚刚诞生就失去了母亲的黑马驹突然出现在她的包外的时候，她“连脐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袖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怀里。她一下下亲着漏在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 〔10〕在这段文字中，蒙古族老奶奶对小马驹的态度就像对待刚刚出生的自己的孩子，亲昵，怜惜，疼爱，都渗透着一种对性灵的珍爱。在她的心目中，所有的生命都一样可爱。当索米娅因黄毛希拉的奸污而生下一个像猫一样大的孩子时，许多牧人都说扔掉吧，而老奶奶却痛心斥责牧人说：“住嘴！愚蠢的东西！这是一条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 〔11〕生命的存在在老奶奶看来是神圣的，尊重并维护生命的时候，她是那么坚定决绝，从动物到人，都在展示着生命的鲜活性灵，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离不开一切鲜活的各种动物，没有维护动物生命的意识，就是没有维护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自己的生命的意识。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生命本体的存在，它不需要任何维护理由的申辩。
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实际上是在维护生命的存在和源源不断的生命繁衍和民族风情习俗文化的传承。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种族繁衍意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命律动的构成，离不开奔腾的骏马，白云下徜徉的牛羊，剽悍的骑手，圆顶的蒙古包，离开了这些存在，生命就丧失了感动的气韵，生命群体就会渐渐萎缩，种族繁衍就会一天天丧失生气。在草原牧民的心目中，生命的元素里是由动物与人构成的，没有言语的动物与有言语的人之间的关系共生共存的，相互依存的，骏马与牛羊是草原牧民生命的有效保障，而大自然的植物又是动物的生命的保障。为了是草原牧民生活的生生不息，文化风俗继绝传承，就必须为动物的骏马牛羊寻找到比较好的植被环境，使它们的生命得以维持保障。在蒙古族的歌谣中，对母亲和骏马的歌唱最多，博大辽阔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作为母体孕育了一切生命，生命的源与流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张承志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生活了几年，深受这种生命牧民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他后来寻找自己本民族源流传承悲壮历史的时候，这种生命价值观自然挥发了巨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很渗透地体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生命价值观与意义观之上终极价值观，就在于他对生命的渗透理解与把握。
另外，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对张承志的生命价值观也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大自然孕育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而且能迸发出辉煌的震撼力，它自然能够显示出自在的活性生命力。大自然能够满足人的心情感受，能消解孤独者的痛苦，能给人以心灵的安慰，带给作家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张承志崇拜乌珠穆沁大草原，就在于是它给了作者无穷的想象力，借助文学的形式，描写捕捉生命的鲜活性，演绎自己对生命的感悟理解。
作者在小说《金牧场》中的开头就满怀深情地描写了草原上一匹老骒马痛苦的分娩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过程。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却在张承志的心灵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颤，使他感受到“生命就是希望”，促他体悟到“希望”就是生命的本质，在不绝如缕的生命只长河中，卑鄙、庸俗、伪装都将会难以掩饰，所以他对生命由衷地崇拜。这实际上是对善性生命的高尚心动感觉。
高尚的生命是张承志崇尚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张承志的生命审美价值观的认识所在。如《大坂》中那个沐浴在阳光和尘土中精赤小男孩，《北方的河》中的含辛茹苦抚养独子的老母亲，都被作者赋予了生命的意识，生命只有繁衍，才能绵延不绝地延续，希望才能在鲜活的生命中得以实现。
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天性的智力因素有七个类型：音乐智力天赋、语言智力天赋、数理逻辑智力天赋、空间智力天赋、人际关系智力天赋、自我认识智力天赋、创造发明智力天赋，张承志属于“自我认识智力天赋、语言智力天赋”类，他对生命力的感受、认识、体悟、憬悟，就是与别人不同。张承志有一个女儿，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就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居然是我，居然我也创造了一个活灵灵生命。”当女儿第一次叫了一声：“爸爸”表示对他这个生命的创造者的确认时，“他感动得搂紧了这个小小的血肉生命，在这一瞬间，他觉得他完成了一个质变”，“生命……他感动地想，也许你才是我留给这世界的真正礼物。也许你才是我盼望得到的证明。也许你才是我没有失败的保佑”。〔12〕作者对生命的创造体悟是非同一般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创造生命就是为了是前代生命体在后代生命体上得到延续，创造——延续——创造——延续，绵延不绝，才演绎着生命的价值，才赋予生命以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对生命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把生命的延续上升到伦理学角度加以解读，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指人不可断了血脉，种族不能断了香火，传宗接代、薪火相传的观念实际上是在倡导生命与文化的绵延不绝。这就是人创造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组成的一条永远传成不死的灵魂线。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都爹特重视繁衍后代，希望后代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弥补自己的缺陷，超过自己，光耀家族，希望后代通过记祖的方式记住自己怀念自己。我想，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管人们对血脉传承有怎样的想法，认识上有怎样的不同，但是，把后续的生命看作是人生的寄托和希望却是一致的。可见，张承志对生命的感受、认识、体悟、憬悟是借助了在内蒙古大草原这样一个机缘才得以实现的，从自然到动物、从动物到人、从一般人到仁慈的母亲、从动物创造生命到人创造生命、从他人创造生命到自己创造生命、从自然界创造生命到人类创造生命、从他民族创造生命到本民族创造生命，都蕴涵着这样一个自然法则：繁衍才会有延续——延续才能有传承——传承才有希望。
在众多的艺术家中，张承志对凡·高这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情有独钟，这大抵取决于他们对生命的体悟有着相一致的地方。凡·高是上个世纪荷兰的艺术大师，他与张承志生活在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度。但是，世界上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似乎能够穿越时空，飞跃国界，无论是《向日葵》还是《奥维尔风景》、《阿尔景色》，无不浸透着这位孤独的世界艺术大师的生命存在本体意识，那种凸现生命的色彩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诉说着他对生命本体价值意义的感受、体悟、憬悟。挣扎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平和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压抑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是凡·高绘画作品中表现的主题。他对生命的无比诚实，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宽容、爱护以及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与东方中国大地上的这位回族大作家的人生态度、对生命的体悟有着非常相吻合的地方。另外，在崇尚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也有着一致的地方，他们都把宗教视为人生的支点和生命的归宿， 他们的精神坐标与价值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凡·高，作为伊斯兰教信仰的张承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才加以文学与艺术上的比较。
生命常常总是与死亡联系缠绕在一起的。拒绝死亡、抗击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进一步展示生命的永恒价值。蒙古族牧民历时四年的千里迢迢，是因为生命受到了恶劣自然条件的侵害与威胁，为了求得长期的生存，必须重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牧场，作者在小说《金牧场》中就描述了这一蒙古族牧人的壮举；戈壁中垦荒也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与种族的延续繁衍生息，作者在《三岔戈壁》中描述了这一生命的壮举。
而在回族生存繁衍生息的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上，不论是哲合忍耶还是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信仰在每个穆民的心灵里，其位置胜过生命。《古兰经》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者经典至宝，是至慈的真主降到人世界的最后一部宗教经典，穆斯林林把这一个月份，称之为热麦丹奈月份俗称“斋戒月”。《古兰经》是造物主的晓谕之语，涵盖一切，穆民要按照《古兰经》的要求与穆罕默德圣人的圣行，在世界上生活，参加一切符合伊斯兰教经典要求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文艺的活动，人应该要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献给真主，维护真主的正道，捍卫真主的声誉，在必要时，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张承志的宗教皈依的哲合忍耶门宦，就是用生命实践着自己人生理想的一个宗教群体，与另外的三大门宦：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在捍卫伊斯兰教上遵守上有不同的宗教教理分工。哲合忍耶是为伊斯兰教敢于流血牺牲的一个门宦，另外三个是伊斯兰教的隐秘传道门宦。在中国的这四大门宦，为了崇尚信仰，为了心灵的纯洁，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数百年间与清朝官方权力体制相抗衡，在残酷的民族镇压和屠杀中用高昂的头颅和鲜活的热血浇灌着生命的花朵，用鲜血筑起了一道民族信仰的壮美圣洁之道。
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经历以及艰苦卓绝的生活方式，使回族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生命观，回族认为：“牺牲是最美的事情，牺牲之道是进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心灵史》），生命价值的表达方式就是“牺牲”，牺牲是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如同飞蛾扑火一样，那样执着，那么顽强，令挥舞屠刀的统治者胆寒而惧怕，哲合忍耶门宦教民追求的是瞬间的壮烈之美，而这种美是靠着伤残的一瞬间才完成的，它生命存在体向往“舍牺牲”的极致。哲合忍耶门宦教民的宗教情结，经常是一种企图重演历史的特殊要求。让世界上的刽子手快来屠杀，我就马上举意流尽鲜活的血液。让客观快快变成利刀斫斧，帮助我让头颅落下——这种情绪一经西北豪放的性格的烘托，便变成了一种恐怖的和美丽的精神。穆斯林回回民族的生命是属于造物主的，追求“舍牺牲”是为了捍卫真主的神圣宗教真理，这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价值取向，它已经完全超越了人世间世俗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重压下的反抗不只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是为了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生命怎么不令张承志陶醉呢？于是他赞美生命的崇高伟大。
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见到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人情的赞美和呼唤，我想这与他崇尚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的存在，崇尚生命的骨气是分不开的。体现于人的生命中肉体里血勇之气，体现于筋脉里的骨勇之气，渗透在骨髓里的刚勇之气，渗透在生命精神里神勇之气，是张承志作品中诠释回回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全部内涵，也是区别于他民族与兽行的本质所在。
注释：
〔1〕张承志《荒芜英雄路》58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2〕张承志散文集《绿风土》130页。
〔3〕〕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10页。
〔4〕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08页。
〔5〕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78页。
〔6〕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11页。
〔7〕张承志小说集《回民的黄土高原》第2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张承志《荒芜英雄路》209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9〕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43页。
〔10〕张承志小说集《老桥》第62页。
〔11〕张承志小说集《老桥》第98页。
〔12〕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65页。
最使回族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记忆莫过于自明代以后，除了保留马、纳、哈、田、穆等姓外，其余都赐予汉姓，分散于全国各地居住，形成了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状态和地域格局，原来固有的尊崇的色目人的历史地位开始动摇、位移以致于不断降低，民族语也开始一天天受到限制，逐渐开始削弱。一直到了清朝，回族遭受到清朝政府三大历史时期——乾隆、道光、同治王朝期间大型的残酷的血腥镇压和大屠杀，致使回回民族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完全丧失了原来残存的一点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而后又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流放、发配、服役，成为回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散，致使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域空间日趋萎缩，越来越少，原来生活比较富庶的地方被迫放弃了，致使回族的宗教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日趋萎缩。尤其是清朝末年，清朝同治皇帝重用湘人曾国藩做大臣，曾国藩重用湘军首领左宗棠，制造了由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操纵为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血腥屠杀、镇压、清剿西北回民起义军的重大历史事件，致使回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本民族母语——文字和语言，致使回族伊斯兰教信仰活动的空间更加萎缩，萎缩到只剩下苟活于心灵世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了。与周游世界几千多年的犹太民族相比，犹太民族只是丧失了自己赖以依存的土地，丧失了生存的家园，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而回回民族除了丧失国家和土地之外，还丧失了一个民族生存赖以维系的母语――文字和语言。和丧失文字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回族简直是一个被剥离和同化得只剩下“心灵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只有存在心灵底层的伊斯兰教信仰苟活地在证明着回回民族心灵信仰的鲜活存在。这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大迁移历史过程中被汉族同化、融化、异化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北方，尤其是西北的回族，就因为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而没有被同化掉，还算是幸运的，当然，南方福建省的泉州、广州、上海、江苏、浙江、云南省等一带曾经是水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宗教传播的发源地的有些回族早都被同化为汉族除外。
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张承志深知这一点。张承志毕竟是生长在一个伊斯兰教氛围较浓的家庭，只是生长在汉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京城腹地，青少年时期又赶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于是“在人生的童年所受到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是肤浅甚或有限的，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特征与回回民族的心灵信仰的文化力量，当一种强大的汉民族儒家文化声音湮没作为少数民族的声音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心灵的可能的选择已变得不言而喻了。”〔1〕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就这样将各种民族宗教信仰推上了政治狂热运动的断头台，遭受狂热政治运动的戕害。
在那个政治充斥着一切领域的历史年代，一切传统的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宗教习俗、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人士都被判定为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历史毒草，统统地被砸、被打、被抢、被禁、被烧，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诅咒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封建迷信、封建余孽与封建糟粕的东西。这样做了才能体现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气概，显现出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伊斯兰宗教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冲击、席卷与洗劫乃至浩劫。更有一些出格的做法，用暴力强迫穆斯林群众交出《古兰经》，焚烧《古兰经》，炸毁拱北，拆除清真寺，批斗宗教领袖，批斗经堂开学的阿訇，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严禁过油香和过圣祭，严禁封斋，严禁礼拜，强迫阿訇养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逼迫使信仰坚定、刚正不阿的阿訇跳崖自杀，用生命的神圣崇高尊严来抵抗这种灭绝人性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狂热运动。作为在大都市居住的张承志来说，当然还没有这种乡村街头巷尾的亲眼目睹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了。回族苟存于心灵空间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就这样在强大的政治淫威下几乎丧失殆尽了，经堂语的记忆早已被剥离殆尽。
人的心灵世界有三道防线：情感防线、道德防线与理性防线。
作为在异国他乡生存繁衍了上千年或者七百多年历史的回族来说，一旦丧失了伊斯兰教信仰，自然意味着伊斯兰宗教文化完全让位于汉族文化中心主义权威论的汉民族文化而成为隐伏于每个回回民族青少年的个体的人生之初的一个大背景，张承志自然也不例外，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心灵大错位，那场寻根思潮，激发了他的寻根问祖的回回民族的潜在意识。
这样的宗教异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策，才总算结束，民族宗教信仰政策也宽松了。伊斯兰宗教信仰自由了，清真寺礼拜也开始相继恢复，清真寺也开始修复或者重建，经学堂也开门了，一切伊斯兰宗教活动也开始了，无清真寺的乡村也允许重建，拱北也重新修建起来了，回族有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活动场所，伊斯兰宗教获得了繁荣新时期的又一个春天。
在那个政治恐怖的岁月里，张承志与许许多多的回族的青少年一样面临着巨大的人性逼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十年间，他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期间，尽管对此有过这样的不自觉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倘使他经历了回族聚居区的那一幕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砸、抢的一桩桩惨象的话，他的心灵也许会产生极大的愤怒情绪，不仅仅是一种逼问，更多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民族仇视相交的情绪呢？加之他后来又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攻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他心灵上的民族残遭政治摧残的阴影相对比较淡薄一些，只是失去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一直困扰着他的思绪，煎熬着他的心灵。
后期的他，心灵之所以完全皈依伊斯兰宗教信仰，是因为他走进了回族聚居的生存条件差、温饱尚未解决、生态恶劣、环境贫瘠、文化又落后的地区，访问了曾经遭受血腥屠杀的回族的后裔、走访了拱北、道堂、清真寺；走访了遭受政治迫害摧残的回回民族的穆勒师德（作静修道、能显现“白热克提”的贤哲卧里）、宗教领袖、阿訇、穆斯林群众后，间接了解了回族心灵上的苦难民族历史创伤，灼烧着他的心灵，燃起了他心灵和血脉里固有的血缘基因与民族皈依情结，集体无意识宗教信仰情结――执著的伊斯兰宗教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后世、信圣人、信复生）统摄下的“民族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信仰清洁主义与性命双修的性灵神秘主义精神”。从血缘入手成为他寻找民族之根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成为困扰他痛楚心灵的情感症结。
因为，血缘是人类的最天然的本质属性，与其种族的繁衍相生相灭，具有种族相继相续的前沿性、承继性与后续性。人类的文明就在于她自觉地分辨清楚了血缘人伦关系，汉民族有“亲缘通婚，其生不茂”的说法，汉民族之间的通婚必须超越五父才行。正因为人类的这一明确的科学认识，才避免了近亲婚配而提高了人类种族的繁衍质量。血缘意识的觉醒，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张承志也是借助血缘关系的寻根追溯寻找到了自己的“血缘在西亚”，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言的民族”的后代。由于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回族一冲出“母族的血胎”便深深的烙上了血缘前定的宗教属性，一生与苦难相伴，因而蛰伏于祖先血脉里的神性存在，便注定了：回族的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潜意识的血缘上的先在结构性。于是，我们回族的精神探险者、宗教信仰的痴迷者、文化上的孤独者命中注定要寻找自己的精神的寄托和性灵皈依，必然要借助他的考古学转向对寄托和蕴含回族痛苦和冤屈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必然要走进遭受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杀镇压的苦难最深、最重的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冲锋在先、牺牲在前、勇决献身在前的哲合忍耶虔诚信徒的心灵深处与性灵地带，必然要走进大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走进遭受迫害最深的西海固的西吉县的沙沟，吴忠市利通区的金积堡镇的板桥村，他深深的感悟道：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因此，对回回民族心灵文化探险者的张承志而言，“宗教的诚心皈依”实在是对母族宗教文化的本然皈依，即：文化上的“认祖归宗”，更有寻找自我、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深长意味。“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因素，但是,由于有信仰，人们的行为也就自然地受到信仰的支配与约束，形成人的宗教意义中的文化行为”。〔2〕
因此，张承志的一系列的伊斯兰宗教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宗教精神探险与性命双修的静功悟道情结，在不懂得伊斯兰教文化的汉族学者心目自然产生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张承志的这种宗教行为，说到底还是一种伊斯兰教文化的心灵皈依、民族宗教精神的跋涉探险行为与性命双修的神性终极情结。
张承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时又学的是历史学专业，由考古的“掘墓考古”变成“伊斯兰教道堂、拱北、清真寺心灵境界探险的心灵访古”，因为要搞清中国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深层的索菲主义教理，隐秘的修道道乘，性命双修的终极皈依，搞清中国回族四大门宦制度的渊源、承继、流变与发展，搞清回族穆斯林聚居在拱北上坟祈祷的深层次隐秘精神皈依内涵，必须要走进伊斯兰教的道堂，走进拱北，走进清真寺，进行实地的观看走访，促膝访谈，进行心灵的个别沟通交流，进行心灵的体悟，进行性灵的参悟。通过多年的心灵寻访：八次走进大西北、十几次走进宁夏固原市的西吉县的沙沟，乃至走进全国各地的伊斯兰教的道堂、拱北、清真寺，他才深深的感悟道：拱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的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墓地，寄托凝聚着“回族的血泪史”，“蕴含着回族的冤屈史”，“洁白的拱北色彩里折射透视着回族苦痛历史和鲜血染浸的灵魂”。拱北蕴含着死后皈依后世天堂的隐性世界的各个站口、关隘、站道，而“道堂则是伊斯兰教四大门宦圣徒、传教士、卧里、穆者师德传道、授理的场所，也是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们静修、坐静的场所”，而记载回族血泪史的真实故事却镌刻在这些代代的穆勒师德遵从“救理口唤”（真主在穆勒师德梦中隐秘传递的信息）口传的贤哲的心灵秘史里。
因此，中国的伊斯兰教拱北、道堂具有双重蕴含意义。回族就是借助拱北与道堂来看守住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借助道堂、拱北来不断加深自己对民族历史的心灵记忆与性灵参悟，即：守住“伊玛尼”（五大信仰：信仰真主独一、信仰天仙、信仰圣人、信仰后世、信仰前定死后复活）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
对此，伊斯兰教道堂、拱北便是回族在中国失去母语后而较早的心灵记忆与性灵皈依象征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了，也是回族的最后一个宗教信仰的记忆之根须了。所有的伊斯兰教道堂、拱北诠释给著名作家张承志的也将是全息性的母族文化的丰富涵义，进入圣徒传教、修道、坐静的道堂，走进圣徒的墓地拱北，走进穆斯林礼拜聚会的清真寺才能介入母族现实社会生活，才能得到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隐秘口传的历史故事。
佛教庙宇多建在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山古刹，清真寺则不同，是建在社会生活的聚居闹区，因为，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痛苦的，人要忏悔皈依佛门，才能进入彼岸世界，必须远离尘世，远离尘世的繁杂喧闹。
伊斯兰教则完全不同，倡导前世与后世相互统一，既要重视真主赋予人以智慧而创造了人间天堂的生活享受，又要积善行德，扶危济困，不断在清真寺、拱北、道堂里通过礼拜，忏悔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过错，祈求真主的宽宥和饶恕，以求得在死后进入天堂，免遭真主的审判打算，求得永生，将来复生。将伊斯兰教清真寺建在社会生活的闹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宗教在追求“务实与皈依”的两世吉庆的惟真主独一的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教理思想，蕴含着伊斯兰教今世与后世都清洁精神的精髓，蕴含着伊斯兰教对生命存在于灵魂的体悟境界。
与佛教相比较，佛教显然是与造物主对立，造物主要求人类必须有“种”的繁衍，佛教徒皈依佛门，身披袈裟，不吃荤素，不娶妻生子，照此下去，岂不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了吗？况且只求自己修炼成佛，岂不太自私本位了吗？怎能普渡众生呢？
伊斯兰教显然与之不同，既珍惜造物主创造的人间天堂的美好生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娶妻生子，丧偶改嫁，繁衍后代，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生殖生活；又在人世间不断忏悔错误，诚信礼拜，以求后世，积善行德，扶危济困，接济穷苦人。想想当初，我们的祖先手捧《古兰经》兴教与传教，骑着骆驼经商而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而后代在清真寺里礼拜信仰，在道堂接受圣徒的口头传授教诲，在拱北前参悟与感悟圣徒显现“白热克提”的启示；在闹市区域里经商做买卖，岂不悠闲自在？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礼、礼拜的惟一场所，道堂是穆斯林接受伊斯兰宗教高境界的理学的口头传授的惟一场所，拱北是穆斯林参悟穆斯林生死玑理的惟一场所。这三个“惟一”就构成了穆斯林挥泪告别尘世间的最后站口，可以说，正是这三个相为一体的场所，将较为松散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穆斯林民族社区性的宗教和民政单位，成为穆斯林极其重要的现实生活的宗教文化场。
张承志作为回回民族的现代文化大家借此走进回族母族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能不动心感肺吗？他的后期小说，尤其在他后期的哲学文化散文、思想随笔、诠释性灵长诗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这种朴素的情感和泪水。
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宗教经典，博大精深，涵盖一切，既对穆斯林的言行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又对失去母语的中国回回民族起到了一种强调母语、宣传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的功能作用，加之母语习惯渗透着回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又深入回回民族的灵魂、骨髓与血脉，因而成为回回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作为文化大家的张承志毫不例外地也无数次深入研读过《古兰经》，从中去领悟母语的精美绝伦，语音的空旷嘹亮，天堂之音，天籁之声，韵律节奏的精妙动人。他整理译介的哲合忍耶穆勒师德口头传授用汉语口头标记的回族伊斯兰教隐秘传教的历史著作《热什哈尔》、创作的民族史诗小说《黄泥小屋》、《海骚》、《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正是他把《古兰经》作为回族文化瑰宝的具体行动，是他皈依母族文化后的心灵感悟与性灵憬悟的经典之作。显然，他走进道堂、拱北、清真寺，才得以了解了回族母族经历的苦难血泪史，他走进西吉，坐在穆民的热炕头，由此进入了回族的现实生活的文化核心区地带，吮吸到了从穆民心间深处流淌出来的信仰的芬芳，由此更深入地研读了《古兰经》，才深入透彻的了悟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和性灵精髓，丧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成为他文化寻根与心灵皈依的巨大思想与情感内驱动力，他“以笔为旗”传达出对回回母族的独具一格的体认，才能以笔为旗播扬伊斯兰教所极力倡导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与信仰清洁主义精神”。
因此，张承志的心灵皈依，经历了由一个有比较浅淡逐渐浓厚深入到至诚至信的递进式心灵渐进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血缘宗教群体的归属，更在于回族心灵精神、道学理念、性命双修的参悟境界的高层次心灵诚信的皈依。
〔1〕何清《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2〕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63页）。
张承志的青年时代是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度过的，自然的美丽、草原的寂静陶冶了他的性灵，孕育了他的创作机缘，启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灵感。当他在中国文坛上声名大震后却又退居大西北，长久放浪于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之间。黄土高原上的风物山川不断涌现在他的创作灵腑。表现出了张承志从心灵深处皈依后，在真主这一伟大的精神之父的启迪下，他的文学创作走向文学的极限处，用宗教哲学的思维方式，从地缘学的角度来读解回族的清洁精神，伟大的信仰，执着的心灵求索。
尤其是他走进西北的西海固的西吉，深入了解后，他的信仰追求越发执着，对清洁精神与执着信仰的沉思替代过去文学创作中所显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他从西北回族信仰的执着中感受到了信仰高于一切生命存在体的真切感悟，当伟大的伊斯兰教信仰遭到侵犯和亵渎时，回族必须毫不犹豫地豁出性命去捍卫宗教信仰的神圣。
对此，我们不能以热爱自然的表象掩盖他过去借助自然之体完善自我心理调节的内在动机。张承志由通过自然释放与消除心灵深处的忧郁不快到自觉皈依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寻找到了支撑生命体的伟大而永恒的民族清洁精神的支柱后心灵的舒适、愉悦与恬静。
救理口唤的感召与生命本然的启示
张承志说：“我是那样地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致死不渝的恋人。” 〔1〕他的这种自我设喻的方式，其意思就在于表明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义子”、“儿子”、“恋人”的比喻之象，以感情认定三个自然体与他的关系构成方式，毫不疑问，他在乌珠穆沁大草原时期，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给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是内蒙古大草原造就了他，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这说明他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的收益者。
张承志所说的这三个中华民族的大陆版块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北方大陆，作家把自己放逐在这样一个深广的自然界，并非是粗浅地表达他怎样被放逐到这里，在这里上山下乡的经历磨难，或者说自己怎样热爱这里的山水草原风光，而是书写自己在这里进行着心灵世界的精神漫游，是在寻找一个安放心灵的寓所。三大自然界出现在他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人生境遇阶段，自然与他孤独的生命体验相互渗透交融，致使他的性格形成与精神追求取向自觉与不自觉地打上了自然界空灵寂静的烙印，在他的整个精神世界的结构里，中国北方的三大版块陆地给了他文学上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给了他无穷无尽的灵感启示。
乌珠穆沁大草原不是想象中的浪漫，“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年代中最大的弱点和不幸，以及整个知识青年运动失败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家。”〔2〕在背井离乡的孤独中，在别离亲人的依恋中，是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教会他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是辽阔无垠的乌珠穆沁大草原帮助他从过去的沉溺的狂热政治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的痴迷追求中解放了出来，是寂静的乌珠穆沁大草原让他懂得了生活底层的人们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以及他们身上所蕴涵的淳朴美丽品德。“在乌珠穆沁母亲宽大的胸怀中，真正的我诞生了”，草原夜晚的“金钉星”照射过张承志独自的方向，在这种天地人的构成关系中，美丽的大自然对有着深厚文学爱好的张承志来说，受到自然的启示是非常自然的，在自然的启示下心灵为之受到感悟也是非常合乎情里的。乌珠穆沁大草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文学想象力的启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的欢快奔腾的骏马给了无穷无尽的自由驰骋的启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上祖祖辈辈生活的淳朴善良的牧民给了他无穷无尽心灵感悟的启示，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政治狂热情绪逐渐被释放掉了，忧郁与压抑被乌珠穆沁大草原带给他的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认识自我、寻找精神支点所代替。无穷无尽的想象使他变得越来越成熟，他彻彻底底地甩掉了过去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政治理想抱负的羁绊，于是，他自由地选择了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方式，自由驰骋的想象力使他学会了生存，学会了生活，想象力触动了他的文学兴趣，文学创作的灵腑。
从张承志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他人生考古、民族文化寻根的人生经历构成的三大陆地板块看，北方的河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置于草原之后，却又在走向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之前，它具有承启性的作用。张承志觉得“北方有一个神秘的幽灵”，“北方的全部的魅力因它而生”，但他却无法把握它的存在。那个“吸引着我的、伟大的东西”就是“幽灵”，幽灵作为一个心灵追求的的意象已经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正式出现，虽然它不知名而且非常模糊，但它的确已经超越了具体的自然物象之上，变成一种感觉中的神性存在、自然界的魅力之源。我们可以把张承志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对伊斯兰教的“神秘的幽灵”的感知看作是作者走向大西北的前奏，由此而开始了他的生命本体的民族清洁精神的长途跋涉之旅。学术界一般以1985年为评判张承志小说创作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划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因为《北方的河》是发表于1983年。后来张承志八次进入大西北，十几次深入西海固的起因恰恰就是这种民族文化本原的探究、清洁精神背后隐藏的神秘性的吸引和民族执着信仰的召唤，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彰显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在苦难历史中所显现出的一种民族英雄主义精神、集体无意识的清洁精神，《心灵史》因此而脱颖而出，以散文的笔调，把真实的进行意识流的组合，震撼了中国的文坛，后来被查禁。可以说黄土高原的西吉是张承志小说创作高峰的一块贫瘠的沃土，是孕育张承志落泪是金的金黄的黄土地，是张承志金子一般闪光思想挥发的沃土。因此说，张承志从心灵深处发出：他是黄土高原的儿子。
新疆在张承志的眼里，是一块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大陆，“但是不知为什么就爱上了新疆。我还没有去过新疆就爱上了新疆，爱得一往情深。于是跑遍了天山北麓，踏边了准葛儿两缘的全部古城 ”。〔3〕他认为：“在这天地间也许真的有……有一位凝视着我的神。否则我为什么那时会万里不辞地奔向新疆呢？”深入新疆大陆后使张承志对神在神性的感知逐渐明晰化了，他听到了“冥冥之中有一声神异的召唤”，并且确定了“那呼唤发于中部亚洲的茫茫大陆，也发于我自己身体里流淌的鲜血之中”，他发现了神灵的位置，也发现了自己血液中潜在的神性因素的存在和苏醒。新疆是个多民族杂居的边缘区域，在这块土地上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氛围，而且尤以伊斯兰教最为强烈，在这儿居住着的十几个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向西它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相望，由陆路转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最早就在新疆根植蔓延的，时间是公元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上个千年的宗教浸透使这块土地无处不散发着神性的光辉，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与地域色彩，几乎所有的人文景观无不具有宗教特色，民族心理、文化内涵、生存方式都是在宗教的规定下的范围内形成的。张承志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氛围中，耳濡目染的自然是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声息、神灵的表象（穆斯林信徒、服饰特征、清真寺、拱北、道堂），这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神灵的感召和启示，感性的认识激活了他血液中潜藏流淌的宗教基因。
新疆作为精神血缘的纽带搭上了张承志与至宥、至慈的造物主神性的交流与灵魂相遇的桥梁，他对新疆的酷爱，也是对伊斯兰教的情感认同，独自在这块版图上跋涉长旅，是他听从伟大的伊斯兰教造物主的救理召唤，即“神异的召唤”去寻找冥冥之中的潜藏在心灵深处的造物主启示，是自觉与不自觉地进行着精神血缘的溯源追根，这种认知也是张承志性格以致人格发生巨大变化的逻辑始点。
张承志认为新疆比内蒙古复杂得多，它要求人的感性有血缘般的先天色彩，这无疑倒出了他对新疆心理亲近与情感依恋的缘由，伊斯兰教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占据他的心灵。《辉煌的波马》把一个天山深处的世界写得情景交融，两个家庭、一座破旧的木桥，构成了波马的感性世界，而其辉煌的内质却是两个老人为代表的精神世界的燃烧。
《九座宫殿》里只写了韩三十八和蓬头发两个人，传说中的“九座宫殿”把他们关联在一起，韩三十八已经把传说化作心中的圣殿，支撑着他坚忍的精神世界，他心平气和地生活在传说中；蓬头发是个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对传说的验证，企图从那茫茫沙海中找到曾经的“九座宫殿”，看似徒劳的寻找结束了，可韩三十八家的工人展示给他的精神世界却让他看到了那个圣殿的存在。韩三十八认为能寻找“九座宫殿”的人一定是“自己人”，双方的交流与认同也就是在一种默契的神会中完成了。
我们可以把蓬头看成是张承志的影子，对“九座宫殿”的寻找可以看成是张承志对造物主拯救与搭救穆斯林的一条神圣的船，是寄托穆斯林参拜皈依真主接受真主“神灵”启示的场所。张承志心领神会了这一点：造物主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是只可意会、心灵感悟，看见与看不见并不重要，只要心灵深处幻想参悟造物主，神灵般的启示就会给予你。于是，造物主的神性启示下的张承志是这样感悟的：“他只是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仿佛一直在找的什么，在一刹那之间他觉得自己血液中的一个什么精灵突然复活了。”〔4〕
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是黄土的海，焦干枯裂的黄色山头滚滚如浪”，它几乎是贫瘠荒凉的代名词，是一块近于绝望的土地，然而，张承志却把它名之为“回民的黄土高原”，这一表达式里不仅表明了人与自然风土之间的关系构成，而且给自然风土敷上了宗教色彩。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是给这块土地实施色彩的主人，“自蒙元以后，中国回族数百年间消亡与苟活的心情史”就在这块土地上展开了，他们饮黄色的水，吃带黄泥巴的食物，住黄泥小屋，黄土高原孕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又用生命滋生出高贵的信仰，“血是红色的，而信仰是蓝色的，它们相浸相染后的颜色竟是贫苦悲壮的黄色”，这是属于回民特有的颜色。陇东周边地区的西海固，是这片黄色中涂染得最为厚重的一笔，大自然在这里体现了它极不合理的一面，赤贫的风土中站立着衣着蓝缕的哲合忍耶门宦子民。
张承志第一次踏上西海固的土地时，心理满是不安，“满眼无穷无尽的焦渴的荒山涌向遥远的低处。山连着山，茆靠着茆，一片贫瘠荒凉的世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5〕可是当他走在贫瘠的难以想象荒山秃岭间时，并没有感到“忧心重重和陌生的恐惧”，因为当他看到矗立在黄污的泥土小屋中央的碧蓝拱顶时，便为“这样荒僻的穷山窝里有一座清真寺”而惊奇不已，于是断定只要到达，就会“举目皆亲”，他步伐坚定地向那座土清真寺走去，像一条鱼游向它住惯的大海，张承志满怀希望地迎接这一切。再一弯“残月”的悬垂天宇的时候，他在冥冥之中寻找追逐着造物主的神灵启示，不在是朦胧的，也不在是遥远的梦，他已经接近到了与神灵交流的环境。造物主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给了他无穷无尽的鲜活力量。在造物主的召唤下，“于是我匆匆上路，毫无选择地来到了这里，伊斯兰的黄土高原”。〔6〕然而，即便是甘肃、宁夏，地域概念也过于辽阔，“我一直在徘徊，想寻找一个合我心愿的地方，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西海固”，“我沉入了这片海。我变成了他们中的一个”。〔7〕张承志在选择中完成了自己的伊斯兰教皈依的心灵定位，认定他合乎这方热土，他终于屈膝下跪，拜倒在这黄土深处的信仰民众之中，哲合忍耶使他完成了伊斯兰教上的彻底皈依。
作为构成张承志心灵溯源的民族英雄主义集体无意识情结精神之父的第三块大陆，黄土高原是他最清醒后的涉足，是他心灵深处的核心大陆情结版块，使他彻底告别了朦胧的痛苦煎熬。西海固在他的人生里程中是最重要的，造物主的神灵启示的皈依点也在这里，在中国，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用坚忍的生命之驱维护着净洁的圆月的圆缺，因为月亮象征着新生，人生的五大功课都与月亮息息相关，而哲合忍耶在清代的三次大型镇压中遭受的磨难最为严重，鲜血常常与捍卫伊斯兰教信仰拌和在一起，用生命之躯体托起了净洁的“月的圆缺”，西海固成为他逐渐告别文学创作的小说样式的中转站，求真务实、体悟道乘成为他的人生终极归属点，只有用最为真实的文学样式才能表达这种“认本归一”的清洁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人生中转站又是安放他认本悟道、精神皈依心灵栖息之地。
真主的昭示与认本归一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煎熬过程，张承志的心灵接受真主的救理口唤是在认知、省悟、体悟与憬悟中完成的。他的信仰是伴随着他的足迹与年龄变化以及心灵感性认知、理性思考、神性感悟而完成的。
在三个大陆版块的漫游中，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正是他满腔热情追求政治理想与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阶段，青年时代，他也染上了不少的有悖于伊斯兰教信仰的恶习，抽烟喝酒，他完全没有摆脱痴迷于科学的羁绊，痴迷于政治抱负，痴妄于官本位文化，崇拜政治地位，向往出人头地，勇于参加政治狂热的运动，这些自然使他远离了伊斯兰民族宗教信仰，把伊斯兰教信仰抛掷于脑后。
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他有了工作，经过实地考查，在新疆考古行程，这些生活的恶习依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的情感更是自由浪漫。但对崇尚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产生了一些有意味的思考，对人生的皈依支点也开始了反思与省悟。功名利禄面前，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人本信仰与人生的终极价值。
文学创作进入高峰期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掀起了一种民族文化寻根热潮，他的文学创作母体也转入回族的文化寻根，他开始对回族丧失母语以及惨遭压迫历史的思考。也许他对1957年的反右派历史产生了某种兴趣，在回族中遭受这次大镇压的要数宁夏1957年宗教大镇压了。张承志从内心深处选择了这块所谓的“1957年的沙沟事件”开始了他的心灵旅程探险。他的《心灵史》何止是只揭开了同治年间清朝镇压西北回族起义的历史真实面貌，还隐性地辐射了所谓的“1957年的反革命宗教叛乱”的镇压事件的本来面貌。那次的镇压不是一次血腥的镇压，而是依次心灵镇压，沙沟的所有人家都被扣上了一个莫须有的黑锅，家家都成了宗教反革命分子，一直到改革开放20年，他们代代都抬不起头来，几乎到了在全沙沟找不到一家成为好的人家。哲合忍耶的血性精神由此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我想，张承志之所以选择西海固的真正动机恐怕是在这里。他后来在1991年创作完成了他的《心灵史》。张承志的抽烟、喝酒等不良恶习也改掉了，不修边幅的形象也消失了，礼拜的拜毡子也时常伴随着他的行踪。在黄土高原的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终于找到了亲族血缘，终极价值的归宿点也从此找到了。“草原情结”使他找到了成名立业扬名天下的人生坐标点——文学创作；“新疆情结”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皈依的生命起点，文化延展的横断面，找到了民族信仰的坐标点——母语丧失；“黄土高原情结”使他找到了民族信仰的终极点——宗教哲学的皈依。
概而言之，张承志的人生心灵跋涉探险，蕴涵着感性认知阶段的向往人生的物质享受、理想实现、政治地位、价值观念、先进科学；蕴涵着理性阶段的向往人生的价值判断标准、政治全力对民生的关注、民族之间的平等；蕴涵着悟性阶段的人生信仰追求、终极目标实现、崇尚生命本体的性灵、神灵启迪。
张承志的心灵跋涉历经了世俗追求、生命关怀、宗教皈依的几个阶段。他从功利性的追求到对生命本然的关怀再到澄明境界的皈依，追求心灵的净洁，超凡脱俗，我想，对文学艺术界是有很多启示的。
乌珠穆沁、天山雪域与长塬沟壑的启示
张承志笔下的美丽大自然总是关涉着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不同的自然界区域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与心灵启示，自然不仅是民族繁衍生息的天然区域，而且是孕育着民族的性格、凝聚着民族精神、形成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有效参与者。在这种必然的关联中，必然要深深打上自然地域的痕迹，民族特征中必然蕴涵着自然地域的属性，民族性格必然受之于自然的风物、景观、土脉、山水、气候、季节的影响，从中可以窥测到蕴涵的民族心态特征与文化特征以及性格特征。
人生存于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中的各式各样的植物、动物、景观、文化遗迹、气候、季节、山水、河流、地势、地理、土壤、飞禽、走兽等自然要发生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是先天的，自然反过来对人又有着极大的制约性，一个民族必定只是在某个环境中生存聚居，它与自然之间必然构成一种依存性。草原给游牧民族的生存提供了一种自由的活动空间，迁徙往返于水草茂盛之地，这是符合游牧民族的生存法则的，骏马、牛、羊作为这样一个自然界里声息繁衍的物种，滋养着长期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民族，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着丰厚的物质依托，在不停的生命流动中，人总是要不断地改造着、占领着与扩大着本民族的生存空间，物质欲念在滋生蔓延增长着，种群在增长着，就必须向自然索取，这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所在。任何民族都不例外。
在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创作中，草原情结就揭示了这种自然与民族生存之间的关系。人在谋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自然却时常发生一些偶然的意外的不和谐的声音和因素，草原以它特有的方式养育了剽悍、决绝、孤傲的蒙古人，可它不总是向人表示友好，当迅猛的白毛风肆虐地席卷草原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迁徙，用了四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严峻的自然并没有使蒙古人丧失信念，产生绝望，因为美丽的乌珠穆沁大草原有着丰厚的植被，他们也相信这里有美丽神圣的金牧场，广阔无垠，经过迁徙就可以免遭当前的灾难。
在回民艰难生存的黄土高原，处处都是“焦干焦干的黄山包”，“没边没沿的黄山包包”，“满眼满世界焦旱的黄土山峁”，死寂沉重的黄色，单调而凄凉，厚重悲怆，大自然在这里已经恶劣得只剩下荒凉贫瘠。这本来是一块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可是在官方权力体制残酷的屠刀威慑逼迫下，回民被赶进了这片难以生存的荒凉之地，“回回自华化以来又在清季被逼入社会最底层和赤贫绝地，因为精神生活于神圣之中民族才苟存至今”。〔8〕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成为回回民族抵挡黑暗的天然屏障，才免遭了宗教灭绝与文化灭绝的厄运，才使传承不竭的伊斯兰教清洁精神延展至今，生生不息，民族的存活恰恰借助利用了自然条件的恶劣，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与哲合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的秘传宗教道统精神的代代口传，相生相息。没有人心甘情愿地走入这一绝境之地，可是当在外力的作用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的时候，人们要想生存就得产生与之抗衡的超长的生命力和坚忍的品格，四大门宦形成的回民们不但在这一绝境之地、生命的禁区生存繁衍了下来，而且让伊斯兰教清洁精神也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发展。自然环境的恶劣强化了回族群体凝聚力，强化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因为生存环境越是恶劣，个体的独立生存意识就越困难，群体对于个体生存所具有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外界的隔绝阻隔根绝了许多是是非非的来源，避免了许多非伊斯兰教或者非本民族宗教的诱惑和侵扰，恶劣的自然环境遏止了人们生存之外的各种欲望与企图，过滤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生活比较简单，衣食住行都非常朴实，物质享受的观念比较单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和，善良的品行就比较突出，纯净的心灵更有利于宗教信仰的生长，清洁精神更有利于播扬，宗教信仰的诚实性就比较明显，崇拜就比较专一，没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望，心灵里只有信仰，一心一意皈依伊斯兰教信仰，把一切都寄托于后世天堂。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在生存难以保障情况下，回回民族凝聚力都集中在怎样保住民族的根，保住民族的种的繁衍生息，只有保住了种的繁衍，才可能保住伊斯兰教信仰。张承志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至今还繁衍生息的回族的凝聚力里看到了恶劣环境与生存繁衍的辨证法则：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在当时，回族濒临灭绝的灾祸之即，选择恶劣环境是祸；而后来免遭一切侵扰乃至物质主义的诱惑，使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扎下根，使宗教信仰传承广大，风情风俗习惯没有被同化，而且还占有大片的土地，是福。正是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拯救了回回民族和惟一赖依虔诚追求的伊斯兰宗教。
试想当初，回族不离开富庶的生存之地，不先以逃命为上，只能被残酷杀害，种族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当初，不采用中阿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不仅母语会丧失，而且信仰也会被洗劫一空；不选择荒芜、荒凉、贫瘠的地方集体逃命，就不会有今天的回族聚居区。这完全是至慈的真主为这一民族所指的一条生路，才使这个外来的民族生存繁衍了下来。张承志的《心灵史》能怀着满腔的激愤与高尚的激动追述这段惨痛的历史，其深远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张承志笔下的自然，渗透着深厚的民族历史的沧桑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孤独意识，人类或者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被沉淀在自然之中，它不仅储藏了民族文化历史的某些信息，而且以与人之间的不断关系勾连把这种历史的某些信息传导在现代的生活中，这样，使作者的小说拥有了民族历史的棕深感与民族文化的孤独感的外延的探索与关照。“北方的河”象征着流动的历史长河，它可以上溯历史，流经现实，流向未来，它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
以西海固为代表的回民的黄土高原，记录了阿拉伯半岛上展转流经到中国的土地上繁衍声息一千多年，尤其是苏菲派在中华民族的纷争斗争中不断展转流经，形成了在宁夏的西海固长期居住而完整保留下来的四大门宦在数百年间展转流离的悲壮的历史命运与伊斯兰教文化的生成发展。张承志的小说的历史凝重感与文化的孤独感有哲合忍耶而间接映照出其他三大门宦的悲壮历史，这与他所接受的正规的历史、考古专业教育不无关系，他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与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识。
由于张承志所倾心追求的自然都是远离现代都是文明的边缘存在，所以归位民间的志向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当主体借助于自然来表达自己的心灵真实，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把它作为一个有力的终极价值的支撑点来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自然已经被他人格化了，而且自然的人化过程也就是自然的文化过程。在自然的深层底蕴里，已经溶进了人类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民俗等丰富的内涵，它变成了一个载体，承载着有形无形的一切。自然形态与民间文化、人文历史巧妙地溶为一体，形成民间化的自然，而这种自然总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形态。张承志自然的痴迷，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与自然溶为一体的质朴人性魅力和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的迷恋。从他的《大坂》、《北方的河》、《钢嘎·哈拉》、《黑骏马》、《金牧场》、《热什哈尔》、《心灵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无不是自然与民间的完美组合，自然以它特有的宁静恬淡美丽对人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在自然中活动必然也会给自然润染上历史文化的色彩，赋予文化的含义。
艰难困境中生命存在本然与宗教信仰的启示
在张承志的小说世界里，自始至终统摄着一种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体悟，他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感受生命，体悟生命，憬悟生命，形成了他独特的生命价值意义观。他对生命性灵的态度常常是一一视同仁的。他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生命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存在中，让生命的意义在历史的流转传承中去显现。
作者在《金牧场》中开头就写道：“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我崇拜生命”，“我崇拜高尚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战斗、伤残、牺牲是迸溅出的钢花焰火。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9〕这似乎是他对生命全部感受的集中表达。他把生命视为崇拜对象，说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生命本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似乎是张承志对生命感受最集中的表达，他之所以崇尚生命，就在于他对生命有着特别的体悟，对生命的意义价值有着与中不同的认识。人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对生命价值意义的感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维的成熟而逐渐深入的。
张承志之所以比较早地认识到生命价值与意义，完全取决于乌珠穆沁大草原的宽厚辽阔与寂静和谐为他思考生命的存在与价值意义提供了沃野，是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额吉母亲对生命的宽厚仁慈对他的影响。知青经历使张承志对生命观的深刻认识机缘于他置身了这个祖祖辈辈过着游荡不定的生活的民族群体之中，蒙古族母亲那种宽厚仁慈对待生命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位回族青年，蒙古族人珍爱动物的态度，启示了张承志对生命的思考。
他在《黑骏马》中描写了蒙古族老奶奶达观的生命态度，当一匹冰天雪地里刚刚诞生就失去了母亲的黑马驹突然出现在她的包外的时候，她“连脐带都顾不上系了，她颤颤巍巍地搂住马驹，用自己的袖子揩干它的身体，然后把袍子解开，紧紧地把小马驹搂在怀里。她一下下亲着漏在袍襟外面的马驹的脑门儿……” 〔10〕在这段文字中，蒙古族老奶奶对小马驹的态度就像对待刚刚出生的自己的孩子，亲昵，怜惜，疼爱，都渗透着一种对性灵的珍爱。在她的心目中，所有的生命都一样可爱。当索米娅因黄毛希拉的奸污而生下一个像猫一样大的孩子时，许多牧人都说扔掉吧，而老奶奶却痛心斥责牧人说：“住嘴！愚蠢的东西！这是一条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猫狗……” 〔11〕生命的存在在老奶奶看来是神圣的，尊重并维护生命的时候，她是那么坚定决绝，从动物到人，都在展示着生命的鲜活性灵，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离不开一切鲜活的各种动物，没有维护动物生命的意识，就是没有维护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自己的生命的意识。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生命本体的存在，它不需要任何维护理由的申辩。
乌珠穆沁大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实际上是在维护生命的存在和源源不断的生命繁衍和民族风情习俗文化的传承。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种族繁衍意识。草原游牧民族的生命律动的构成，离不开奔腾的骏马，白云下徜徉的牛羊，剽悍的骑手，圆顶的蒙古包，离开了这些存在，生命就丧失了感动的气韵，生命群体就会渐渐萎缩，种族繁衍就会一天天丧失生气。在草原牧民的心目中，生命的元素里是由动物与人构成的，没有言语的动物与有言语的人之间的关系共生共存的，相互依存的，骏马与牛羊是草原牧民生命的有效保障，而大自然的植物又是动物的生命的保障。为了是草原牧民生活的生生不息，文化风俗继绝传承，就必须为动物的骏马牛羊寻找到比较好的植被环境，使它们的生命得以维持保障。在蒙古族的歌谣中，对母亲和骏马的歌唱最多，博大辽阔的乌珠穆沁大草原作为母体孕育了一切生命，生命的源与流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张承志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生活了几年，深受这种生命牧民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他后来寻找自己本民族源流传承悲壮历史的时候，这种生命价值观自然挥发了巨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能很渗透地体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的生命价值观与意义观之上终极价值观，就在于他对生命的渗透理解与把握。
另外，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对张承志的生命价值观也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大自然孕育着巨大的生命能量，而且能迸发出辉煌的震撼力，它自然能够显示出自在的活性生命力。大自然能够满足人的心情感受，能消解孤独者的痛苦，能给人以心灵的安慰，带给作家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张承志崇拜乌珠穆沁大草原，就在于是它给了作者无穷的想象力，借助文学的形式，描写捕捉生命的鲜活性，演绎自己对生命的感悟理解。
作者在小说《金牧场》中的开头就满怀深情地描写了草原上一匹老骒马痛苦的分娩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过程。这本来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却在张承志的心灵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颤，使他感受到“生命就是希望”，促他体悟到“希望”就是生命的本质，在不绝如缕的生命只长河中，卑鄙、庸俗、伪装都将会难以掩饰，所以他对生命由衷地崇拜。这实际上是对善性生命的高尚心动感觉。
高尚的生命是张承志崇尚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张承志的生命审美价值观的认识所在。如《大坂》中那个沐浴在阳光和尘土中精赤小男孩，《北方的河》中的含辛茹苦抚养独子的老母亲，都被作者赋予了生命的意识，生命只有繁衍，才能绵延不绝地延续，希望才能在鲜活的生命中得以实现。
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天性的智力因素有七个类型：音乐智力天赋、语言智力天赋、数理逻辑智力天赋、空间智力天赋、人际关系智力天赋、自我认识智力天赋、创造发明智力天赋，张承志属于“自我认识智力天赋、语言智力天赋”类，他对生命力的感受、认识、体悟、憬悟，就是与别人不同。张承志有一个女儿，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就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居然是我，居然我也创造了一个活灵灵生命。”当女儿第一次叫了一声：“爸爸”表示对他这个生命的创造者的确认时，“他感动得搂紧了这个小小的血肉生命，在这一瞬间，他觉得他完成了一个质变”，“生命……他感动地想，也许你才是我留给这世界的真正礼物。也许你才是我盼望得到的证明。也许你才是我没有失败的保佑”。〔12〕作者对生命的创造体悟是非同一般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创造生命就是为了是前代生命体在后代生命体上得到延续，创造——延续——创造——延续，绵延不绝，才演绎着生命的价值，才赋予生命以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对生命的认识也是很深刻的。把生命的延续上升到伦理学角度加以解读，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指人不可断了血脉，种族不能断了香火，传宗接代、薪火相传的观念实际上是在倡导生命与文化的绵延不绝。这就是人创造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组成的一条永远传成不死的灵魂线。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都爹特重视繁衍后代，希望后代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愿望，弥补自己的缺陷，超过自己，光耀家族，希望后代通过记祖的方式记住自己怀念自己。我想，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不管人们对血脉传承有怎样的想法，认识上有怎样的不同，但是，把后续的生命看作是人生的寄托和希望却是一致的。可见，张承志对生命的感受、认识、体悟、憬悟是借助了在内蒙古大草原这样一个机缘才得以实现的，从自然到动物、从动物到人、从一般人到仁慈的母亲、从动物创造生命到人创造生命、从他人创造生命到自己创造生命、从自然界创造生命到人类创造生命、从他民族创造生命到本民族创造生命，都蕴涵着这样一个自然法则：繁衍才会有延续——延续才能有传承——传承才有希望。
在众多的艺术家中，张承志对凡·高这位世界级艺术大师情有独钟，这大抵取决于他们对生命的体悟有着相一致的地方。凡·高是上个世纪荷兰的艺术大师，他与张承志生活在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度。但是，世界上的思想、文学、艺术、科学似乎能够穿越时空，飞跃国界，无论是《向日葵》还是《奥维尔风景》、《阿尔景色》，无不浸透着这位孤独的世界艺术大师的生命存在本体意识，那种凸现生命的色彩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诉说着他对生命本体价值意义的感受、体悟、憬悟。挣扎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平和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压抑向上的存在的生命本体，是凡·高绘画作品中表现的主题。他对生命的无比诚实，对生命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宽容、爱护以及愤世嫉俗的生活态度，与东方中国大地上的这位回族大作家的人生态度、对生命的体悟有着非常相吻合的地方。另外，在崇尚宗教信仰、宗教情感也有着一致的地方，他们都把宗教视为人生的支点和生命的归宿， 他们的精神坐标与价值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一点上，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凡·高，作为伊斯兰教信仰的张承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才加以文学与艺术上的比较。
生命常常总是与死亡联系缠绕在一起的。拒绝死亡、抗击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进一步展示生命的永恒价值。蒙古族牧民历时四年的千里迢迢，是因为生命受到了恶劣自然条件的侵害与威胁，为了求得长期的生存，必须重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牧场，作者在小说《金牧场》中就描述了这一蒙古族牧人的壮举；戈壁中垦荒也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与种族的延续繁衍生息，作者在《三岔戈壁》中描述了这一生命的壮举。
而在回族生存繁衍生息的黄土高原的长塬沟壑上，不论是哲合忍耶还是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信仰在每个穆民的心灵里，其位置胜过生命。《古兰经》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者经典至宝，是至慈的真主降到人世界的最后一部宗教经典，穆斯林林把这一个月份，称之为热麦丹奈月份俗称“斋戒月”。《古兰经》是造物主的晓谕之语，涵盖一切，穆民要按照《古兰经》的要求与穆罕默德圣人的圣行，在世界上生活，参加一切符合伊斯兰教经典要求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文艺的活动，人应该要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奉献给真主，维护真主的正道，捍卫真主的声誉，在必要时，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张承志的宗教皈依的哲合忍耶门宦，就是用生命实践着自己人生理想的一个宗教群体，与另外的三大门宦：虎夫耶、嘎德忍耶、库夫忍耶在捍卫伊斯兰教上遵守上有不同的宗教教理分工。哲合忍耶是为伊斯兰教敢于流血牺牲的一个门宦，另外三个是伊斯兰教的隐秘传道门宦。在中国的这四大门宦，为了崇尚信仰，为了心灵的纯洁，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数百年间与清朝官方权力体制相抗衡，在残酷的民族镇压和屠杀中用高昂的头颅和鲜活的热血浇灌着生命的花朵，用鲜血筑起了一道民族信仰的壮美圣洁之道。
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经历以及艰苦卓绝的生活方式，使回族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生命观，回族认为：“牺牲是最美的事情，牺牲之道是进入天堂的唯一道路”（《心灵史》），生命价值的表达方式就是“牺牲”，牺牲是生命价值实现的方式，如同飞蛾扑火一样，那样执着，那么顽强，令挥舞屠刀的统治者胆寒而惧怕，哲合忍耶门宦教民追求的是瞬间的壮烈之美，而这种美是靠着伤残的一瞬间才完成的，它生命存在体向往“舍牺牲”的极致。哲合忍耶门宦教民的宗教情结，经常是一种企图重演历史的特殊要求。让世界上的刽子手快来屠杀，我就马上举意流尽鲜活的血液。让客观快快变成利刀斫斧，帮助我让头颅落下——这种情绪一经西北豪放的性格的烘托，便变成了一种恐怖的和美丽的精神。穆斯林回回民族的生命是属于造物主的，追求“舍牺牲”是为了捍卫真主的神圣宗教真理，这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价值取向，它已经完全超越了人世间世俗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重压下的反抗不只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是为了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生命怎么不令张承志陶醉呢？于是他赞美生命的崇高伟大。
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见到的是关于人性、人道、人情的赞美和呼唤，我想这与他崇尚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的存在，崇尚生命的骨气是分不开的。体现于人的生命中肉体里血勇之气，体现于筋脉里的骨勇之气，渗透在骨髓里的刚勇之气，渗透在生命精神里神勇之气，是张承志作品中诠释回回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全部内涵，也是区别于他民族与兽行的本质所在。
注释：
〔1〕张承志《荒芜英雄路》58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2〕张承志散文集《绿风土》130页。
〔3〕〕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10页。
〔4〕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08页。
〔5〕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78页。
〔6〕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11页。
〔7〕张承志小说集《回民的黄土高原》第240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张承志《荒芜英雄路》209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9〕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43页。
〔10〕张承志小说集《老桥》第62页。
〔11〕张承志小说集《老桥》第98页。
〔12〕张承志《金牧场》，载《昆仑》1987年2期第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