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母族归途略论
在中国，回族可以说是一个“异乡人之族”，因为追溯族源，她是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穆斯林于公元七八世纪间进入中国后逐渐形成的。然而，回族自其诞生之日，便注定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风雨相偕。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最优秀的人才，而在强大的汉文明的侵蚀压制下，诸多的回族儿女却如离弦之箭“在介入中国大文明的疾行中离自己穷苦的母族愈来愈远”，如郑和、海瑞这样的国之栋梁，他们“一面是历史伟人的桂冠，一面是难逃的悲剧故事和祖先的否认。”张承志作为一个独立不迁的作家却始终坚信“血统的力量”，他曾于《心火》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母族的深切情感，他说：“还有我生身的这个默默无言的民族。这毕竟是我的根，毕竟是我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她的过去，了解了她的牺牲和屈辱，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哪怕是为了科学吧，难道你有权利对她不负责吗？”张承志确实避免了传统的回族知识分子背离母族的宿命的悲剧，他时刻都在牵挂着自己那个饱经沧桑的穷苦母亲，并以之为精神的印记与心魂的故乡来支撑自己的生命和创作。尤其是当他命定般地进入大西北那片干涸、贫瘠的土地，闯入哲合忍耶教派内部时，便如“一条将要干涸的河突然跌入了大海”，于瞬间激烈且彻底地融入其中。
张承志虽然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氛围的家庭中，但却生长在汉文明的腹地——北京，并且遭逢了一个革命的动荡年代，因此他所受到的母族文化的浸濡是相对淡薄而浅层的，在一篇自传中他甚至说“多少年来决无什么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那么，张承志是源于何种原因最终理解并皈依其母族，并且是选择了刚烈、清洁的哲合忍耶教派呢？下文里，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对此问题的思考心得。
一、血统归属
血缘是人类的天然属性。伊斯兰教是一个尤为重视血统的宗教，穆斯林利用血缘的纯粹性强化宗教的精神凝聚力，所以往往严禁穆斯林与异教徒通婚，力图使绵延的族血成为宗教精神的永恒载体。中国回民自降生之日起，便烙上了血缘前定的宗教属性，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血缘上的先在性。因此当那场“寻根”思潮激发了张承志寻根问祖的潜念，他便面临着巨大的归属性逼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他选择从血缘入手去寻找答案。沿血缘推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归属。他说：“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张承志不仅找到了血缘上的族属，并且异常看重血缘的力量，甚至认为血缘规定了人的本质和命运。因此，他非但将自己对理想的坚持完全归功于体内的异族血液，也将李贽和海瑞等回族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展露出的异端精神归因于此。循依着这样的逻辑，在对母族的皈依之外，张承志的血统归属有其更为深层的目的，那就是借助回族血液中顽韧、刚毅、孤傲、强悍的精神因子，来弥补汉文明里中庸、世故、圆融、软懦的先天不足。这是一种境界至为高远的文化担当。
二、父亲找寻
理论家在分析艺术家的童年经验对其人生影响时发现，童年时父母亡故、离异等痛苦体验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极为巨大，会使其形成一种长久的缺失性体验，进而化为层层沉积在心海底端的情结，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与艺术风格。张承志自幼丧父，在中国这样一个“父权文化”浓重的背景中，父爱的缺失无疑会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痛切阴影。加之回族是一个外来血统的民族，是异国穆斯林在中国混血的后裔。在强大的汉文明中，这支异乡人浮沉聚散，失去故乡后又失去了母语，成为一个仅凭信仰来确认的民族。就“父亲”的宽泛表征而言，回族就是一个“先天丧父”的民族，连同“回回”这一称谓也含有“生不能回麦加，死也要魂归麦加”之意。这种普遍的“失落心态”逐渐积淀于回族群体中并酿就了一种民族潜意识。
回族之子张承志也必然存有这样一种情结。他丧父的个人悲剧又层累着种族不幸的血泪，这种浸透骨血的“丧父”感受总使他于潜意识之中执着地寻找“父亲”这一角色。多少年来，他在心中想象着父亲的模样。在《北方的河》中，铁木尔试图超越父亲翻越腾格里峰，结果铩羽而归，挑战父亲的行动反而证明了父亲的伟力。而在现实之中，当张承志来到回民的黄土高原与哲合忍耶相遇时，他找到了母族与血脉，踏上了“寻父”之途。“挟带着一股那么诱人的、粗砺而直率、异端而正大的英雄之气”的哲合忍耶，身处荒僻却民性强悍，这种集刚烈、圣洁、深情、正义于一身的“父亲”形象与张承志深藏的“永远不给你依偎之温暖却赐你血性的刚烈”的父亲形象完全重叠了。这位孤独的“寻父者”自然虔诚地将“父亲”这个名字激情满怀地高喊。
三、底层爱恋
张承志对于“伪智识阶级”总是充满了讥刺与不屑，但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却是那么地尊重与热爱。他认定自己只有“双脚踩着真正的泥巴”、“穿行于寒伧的村庄之间、结识着时饥时饱的人们”时，才是真正的“心灵的富有者”。
中国的回族在历史上曾一度处于弱势状态，“回民如大河，但只在底层流淌。”处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哲合忍耶却又处于这底层中的底层。乾隆四十六年及四十九年，哲合忍耶与满清王朝之间爆发了冲突，这一次战争在鲜为世知的万人牺牲与血流成河之后失败了，自此，哲合忍耶被永久地囚禁于干涸贫瘠的黄土高原。“这片焦黄红褐的裂土秃山会灼伤你的双目。”如果你凝视它，“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肺腑，让人永远渴水。”“在这片天地里闻名的是窖水。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进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庄稼是无望的指望。天旱的年头，种出去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割不回一堆麦草。”在这里，“穷苦的人群挣扎在边缘上，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只要冬天不下大雪无法填满那种不可思议的水窖，只要夏天在遍野稀疏的庄稼地上落一场冰雹——就会跌下边缘，由苟活坠下死亡的边缘。”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生活在这里的是真正的底层民众，而这里难以令人想象的艰难苦境深深打动着这位心贴大地的作家，他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地责任为这个贫穷沉默而壁立千仞的集团代言。
四、信仰追求
张承志是一个须臾也离不开信仰的人，他害怕失去明确的方向。社会越无序，价值越混乱，他对信仰的呼唤就越急切。面对社会浊流的侵袭，信仰是岿然耸立的灯塔；面对自我的追问，信仰是斩断内心矛盾的长剑。他说：“长久以来，我单枪匹马地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阵奇特的感情，一阵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他找到了，沉默坚韧的哲合忍耶以其致死不渝的信仰收容了他。张承志与哲合忍耶的相遇，其客观因素在于他的回族血统，而其更为深层的原因便是张承志对信仰家园的追求。他希望有一个家园、有一种信仰能让他漂泊放浪的灵魂得以安顿。
当今时代，在物质丰富和技术高度进步的同时，道德与精神的滑坡已经是显而易见。尼采“上帝死了”的断言早已不是耸人听闻之语。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失落与信仰缺席的非理性时代，因为没有了彼岸的存在，失掉了束缚与禁忌，致使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有所顾忌，不必担心自己的不端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故而，到处是轻松自在、潇洒尽兴的“伪现代状”。在这世俗的喧嚣与欲望的吵嚷声里，张承志一直沉默的心开始颤栗，他悲哀地望着身后坍塌的废墟。他要在这废墟上重建“天国”，就必须寻找一种引人类走向光明的精神信仰。
被哲合忍耶视为人生最高标准的“为真主作出牺牲”，“驱恶从善，驱邪归正”和“主持正义公平”等伊斯兰精神与张承志拯救道德滑坡的现实需求一拍即合。于是他放弃职位薪俸，放浪于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广袤北方，消融于那个一身褴褛、满心虔贞的群体之中。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写下了哲合忍耶悲壮的历史——《心灵史》。在这部著作中张承志虽然描写的是他的母族，但“这里毫无狭隘”，这里描写的也绝不仅仅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理想、希望，是一股欲为中国注入的新鲜血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泛滥的铜臭和人的异化大潮中，特别是在巨大的文化危机威胁的今天”，《心灵史》的问世是极具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承志《心灵史》，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2、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承志《绿风土》，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附：作者简介
齐丽梅，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鹏，回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研究。
张承志虽然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伊斯兰教氛围的家庭中，但却生长在汉文明的腹地——北京，并且遭逢了一个革命的动荡年代，因此他所受到的母族文化的浸濡是相对淡薄而浅层的，在一篇自传中他甚至说“多少年来决无什么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那么，张承志是源于何种原因最终理解并皈依其母族，并且是选择了刚烈、清洁的哲合忍耶教派呢？下文里，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对此问题的思考心得。
一、血统归属
血缘是人类的天然属性。伊斯兰教是一个尤为重视血统的宗教，穆斯林利用血缘的纯粹性强化宗教的精神凝聚力，所以往往严禁穆斯林与异教徒通婚，力图使绵延的族血成为宗教精神的永恒载体。中国回民自降生之日起，便烙上了血缘前定的宗教属性，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血缘上的先在性。因此当那场“寻根”思潮激发了张承志寻根问祖的潜念，他便面临着巨大的归属性逼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他选择从血缘入手去寻找答案。沿血缘推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归属。他说：“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张承志不仅找到了血缘上的族属，并且异常看重血缘的力量，甚至认为血缘规定了人的本质和命运。因此，他非但将自己对理想的坚持完全归功于体内的异族血液，也将李贽和海瑞等回族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展露出的异端精神归因于此。循依着这样的逻辑，在对母族的皈依之外，张承志的血统归属有其更为深层的目的，那就是借助回族血液中顽韧、刚毅、孤傲、强悍的精神因子，来弥补汉文明里中庸、世故、圆融、软懦的先天不足。这是一种境界至为高远的文化担当。
二、父亲找寻
理论家在分析艺术家的童年经验对其人生影响时发现，童年时父母亡故、离异等痛苦体验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极为巨大，会使其形成一种长久的缺失性体验，进而化为层层沉积在心海底端的情结，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与艺术风格。张承志自幼丧父，在中国这样一个“父权文化”浓重的背景中，父爱的缺失无疑会给他留下挥之不去的痛切阴影。加之回族是一个外来血统的民族，是异国穆斯林在中国混血的后裔。在强大的汉文明中，这支异乡人浮沉聚散，失去故乡后又失去了母语，成为一个仅凭信仰来确认的民族。就“父亲”的宽泛表征而言，回族就是一个“先天丧父”的民族，连同“回回”这一称谓也含有“生不能回麦加，死也要魂归麦加”之意。这种普遍的“失落心态”逐渐积淀于回族群体中并酿就了一种民族潜意识。
回族之子张承志也必然存有这样一种情结。他丧父的个人悲剧又层累着种族不幸的血泪，这种浸透骨血的“丧父”感受总使他于潜意识之中执着地寻找“父亲”这一角色。多少年来，他在心中想象着父亲的模样。在《北方的河》中，铁木尔试图超越父亲翻越腾格里峰，结果铩羽而归，挑战父亲的行动反而证明了父亲的伟力。而在现实之中，当张承志来到回民的黄土高原与哲合忍耶相遇时，他找到了母族与血脉，踏上了“寻父”之途。“挟带着一股那么诱人的、粗砺而直率、异端而正大的英雄之气”的哲合忍耶，身处荒僻却民性强悍，这种集刚烈、圣洁、深情、正义于一身的“父亲”形象与张承志深藏的“永远不给你依偎之温暖却赐你血性的刚烈”的父亲形象完全重叠了。这位孤独的“寻父者”自然虔诚地将“父亲”这个名字激情满怀地高喊。
三、底层爱恋
张承志对于“伪智识阶级”总是充满了讥刺与不屑，但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却是那么地尊重与热爱。他认定自己只有“双脚踩着真正的泥巴”、“穿行于寒伧的村庄之间、结识着时饥时饱的人们”时，才是真正的“心灵的富有者”。
中国的回族在历史上曾一度处于弱势状态，“回民如大河，但只在底层流淌。”处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哲合忍耶却又处于这底层中的底层。乾隆四十六年及四十九年，哲合忍耶与满清王朝之间爆发了冲突，这一次战争在鲜为世知的万人牺牲与血流成河之后失败了，自此，哲合忍耶被永久地囚禁于干涸贫瘠的黄土高原。“这片焦黄红褐的裂土秃山会灼伤你的双目。”如果你凝视它，“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肺腑，让人永远渴水。”“在这片天地里闻名的是窖水。用胶泥把一口大窖底壁糊实，冬天凿遍一切沟汊的坚冰，背进一切山洼的积雪——连着草根土块干羊粪倒进窖里——夏日消融成一窖污水，养活一家生命。庄稼是无望的指望。天旱的年头，种出去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割不回一堆麦草。”在这里，“穷苦的人群挣扎在边缘上，只要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只要冬天不下大雪无法填满那种不可思议的水窖，只要夏天在遍野稀疏的庄稼地上落一场冰雹——就会跌下边缘，由苟活坠下死亡的边缘。”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生活在这里的是真正的底层民众，而这里难以令人想象的艰难苦境深深打动着这位心贴大地的作家，他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地责任为这个贫穷沉默而壁立千仞的集团代言。
四、信仰追求
张承志是一个须臾也离不开信仰的人，他害怕失去明确的方向。社会越无序，价值越混乱，他对信仰的呼唤就越急切。面对社会浊流的侵袭，信仰是岿然耸立的灯塔；面对自我的追问，信仰是斩断内心矛盾的长剑。他说：“长久以来，我单枪匹马地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阵奇特的感情，一阵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他找到了，沉默坚韧的哲合忍耶以其致死不渝的信仰收容了他。张承志与哲合忍耶的相遇，其客观因素在于他的回族血统，而其更为深层的原因便是张承志对信仰家园的追求。他希望有一个家园、有一种信仰能让他漂泊放浪的灵魂得以安顿。
当今时代，在物质丰富和技术高度进步的同时，道德与精神的滑坡已经是显而易见。尼采“上帝死了”的断言早已不是耸人听闻之语。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失落与信仰缺席的非理性时代，因为没有了彼岸的存在，失掉了束缚与禁忌，致使人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有所顾忌，不必担心自己的不端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故而，到处是轻松自在、潇洒尽兴的“伪现代状”。在这世俗的喧嚣与欲望的吵嚷声里，张承志一直沉默的心开始颤栗，他悲哀地望着身后坍塌的废墟。他要在这废墟上重建“天国”，就必须寻找一种引人类走向光明的精神信仰。
被哲合忍耶视为人生最高标准的“为真主作出牺牲”，“驱恶从善，驱邪归正”和“主持正义公平”等伊斯兰精神与张承志拯救道德滑坡的现实需求一拍即合。于是他放弃职位薪俸，放浪于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广袤北方，消融于那个一身褴褛、满心虔贞的群体之中。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写下了哲合忍耶悲壮的历史——《心灵史》。在这部著作中张承志虽然描写的是他的母族，但“这里毫无狭隘”，这里描写的也绝不仅仅是宗教，而是一种信仰、理想、希望，是一股欲为中国注入的新鲜血液。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泛滥的铜臭和人的异化大潮中，特别是在巨大的文化危机威胁的今天”，《心灵史》的问世是极具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张承志《心灵史》，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
2、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承志《绿风土》，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附：作者简介
齐丽梅，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张鹏，回族，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