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丰碑---纪念马坚先生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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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丰碑---纪念马坚先生诞辰100周年

来源: 时间:2009-12-07 点击: 我来说两句
    马坚先生是云南省个旧市沙甸人,1906年生于一个普通穆斯林农民家庭: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教育家,阿拉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和东方文化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1978年病逝于北京。 

    马坚早年曾就读于昆明明德中学,后到西北宁夏固原,师从著名经师虎嵩山学习伊斯兰典籍。1928年到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由中国回教学会选送埃及留学,曾在开罗爱资哈尔等大学学习,专攻阿拉伯语及伊斯兰哲学1939年学成回国。之后,先后在上海、重庆、昆明、沙甸等地从事教学及著述及翻译工作。自 194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阿拉伯语教研室主任。1949 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从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等职。马坚先生对伊斯兰哲学史及伊斯兰教哲学有较深的研究,他打破了国内过去只研究伊斯兰教义的局面,开创了对伊斯兰哲学史及伊斯兰教哲学的研究工作。他汉译了全部《古兰经》,对扩大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还翻译了《伊斯兰哲学史》、《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阿拉伯通史》、《教义学大纲》、《回教真相》、《论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有《回历纲要》、《阿汉词典》、《中国伊斯兰教概观》、《穆罕默德的宝剑》等。 

    值马坚先生100诞辰之际,我又读了两遍《马坚传》,走访了马坚教授的部分亲戚,感受颇多,特写此文,以表对这位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缅怀之情。

1、求学、求新思想 

    马坚上高小时,利用晚上时间在清真寺学习阿拉伯语文、伊斯兰教经典。学习中,他意识到仅仅学习宗教知识是不够的,他希望能受到更高的文化教育,将来为中国伊斯兰教事业作更多的贡献。所以要求转学到昆明的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这所学校由云南回教促进会振学社创办。“经书并授”,就是以讲授《古兰经》、“圣训”及经注、教法、圣训学等伊斯兰宗教知识和阿拉伯语为主,同时也讲授古汉语、白话文等课程,马坚先生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后,回沙甸任教。

2、大胆改革经堂教育模式 

    1925年,马坚先生于成德中学毕业,1926年3月,年仅20岁就回到家乡沙甸,任鱼峰小学校务主任。在教学中马坚先生提出:人要随季节的变化而增减衣服,否则就要伤风感冒,甚至患大病,“随机应变”是真主给予我们的“恩赐”,更是真主的伟大。人在思想上也是如此,现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适应新的时代,不断变革和更新观念。 

    为使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的学习摆脱陈旧的经堂教育,逐步走上科学的轨道,经过与校董磋商,他将原来的初等小学改为初等和高等两级小学,85名学生按年级上课,采用新课本,此外还增加了算术、作文、体育、唱歌、图画等课程,同时兼授阿拉伯语,这是“中阿并授”的完全小学。在当时成了一件引起大家关注的新鲜事。 

    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他侨装成商人离开上海回到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为了培养回族青年,他每周抽时间到私立养正学校教授阿拉伯语、阿拉伯文选、伊斯兰经典。他在教学实践中大胆改革经堂教育模式,他说:“中国回教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而不学国文(即中文)。这种寺院教育……”由于他教学方法好,对学生要求严,学生进步很快。马坚先生在中国率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学,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的,这体现了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3、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开拓者 

    1946年,北京大学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向达和白寿彝教授推荐,马坚先生参与组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并在该系建立了阿拉伯语专业。他按照阿拉伯语自身的规律,结合汉语的特点,借鉴现代阿拉伯语教学体系、语法体系,编写阿拉伯语教材,系统归纳了阿拉伯语语法规律。他所确立的一整套阿拉伯语语法概念和术语,一直为国内各高等院校阿语专业沿用至今。“他奠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使阿拉伯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进入高等学校。”① 50年代以后,他付出大量心血,主编了《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同时开展生机勃勃的教学活动,从而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阿语教学的巨大变革。因此,可以说马坚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系阿语专业的创建人,是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开拓者。 

    在教学过程中,马坚先生并未沿用照本宣科的教学传统,而是采用了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一再强调课前预习的重要性。他既善于深入浅出地概括课文的中心思想,又能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地介绍与课文有关的背景知识,间或还穿插某些轶闻趣事,讲的虽是严肃的课程,但却不失风趣幽默,使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便掌握了知识。马坚先生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总是言必有据,从不敷衍了事。

4、紧扣时代脉搏,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1950年2月6日,马坚先生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对于回教各国人民的影响》。7月16日,又在《进步日报》发表《回民同胞对于新时代应有的认识》。1950年6月25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马坚先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连续发表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本质。1950年11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帝国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死敌》,马坚先生说:“美帝国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死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全国的同胞,大概都知道。至于美帝国主义对于伊斯兰教的阴谋,恐怕我们信仰伊斯兰教的同胞们还不大认识,故不能不加以揭发”②。马坚先生在文章最后大声疾呼:“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保安族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赶快起来,发挥你们所有的力量,肃清土匪特务,抵抗美国侵略,保卫你们的宗教,保卫你们的祖国,保卫世界和平”。③

5、马坚先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先导 

    在中阿文化交流的总体进程中,中国学者介绍阿拉伯各国的材料不少,而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却不多。即使到了近代,阿拉伯人了解中国也多半通过西方媒介,很少或者几乎不可能读到直接由中文翻译的书籍资料。而马坚先生以精确、规范的阿拉伯文字翻译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在开罗出版,使阿拉伯丰富的文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珍宝,这在中阿学术交流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马坚先生不仅从阿拉伯文、英文翻译了大量有关阿拉伯历史、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而且还撰写大量有关上述内容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半岛》、《阿拉伯通史》、《阿拉伯简史》、《中国伊斯兰教概观》、《回历纲要》、《回教先贤的学术运动》、《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至圣穆罕默德略传》、《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等。马坚先生的翻译成为历史上中阿文化交流的延伸和继续。他把这种为增进双边了解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当作应尽义务、人生目标,所以他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能够不断奉献新的作品,其范畴包括伊斯兰历史、教义、教法、哲学、教育,以及阿拉伯语言。文学和天文历算等学科领域,为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也包括在新的历史时期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政治、法律、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和著述,为现代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不愧为这一事业的先导。

6、马坚先生为发展民族团结率先垂范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回汉关系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时代。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央政府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结果,马坚先生作为有重要影响的穆斯林学者,也为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顺利实施,作过许多积极的努力和有益的工作。马坚先生认为,民族隔阂除了历史上反动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原因之外,民族之间缺少充分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马坚先生运用自己丰富的伊斯兰学识,撰写了大量文章,一方面解除回族中有些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某些疑虑,另一方面从维护民族大家庭团结的真诚愿望出发,对某些无知现象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如1951年,马坚先生曾经有的放矢地撰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两篇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结合上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澄清了当时人们在“伊斯兰教是不是以武力传播的”和“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马坚先生为消除回汉同胞之间的误会,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各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马坚教授具有高尚的为人、品格与情*,他在同事与同事之间营造了相互尊重、团结友善、包容理解、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使整个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形成了团结、和谐、进取的集体。 

    由于马坚先生的杰出科研和教学成就,他成了北京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知名教授之一,更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穆斯林学者。

祈求伟大的安拉提升马坚先生的品级,阿敏!

祈求伟大的安拉赐福于众穆斯林,阿敏!

红河州伊斯兰教协会 林灿良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

注释:

① 纪念马坚先生诞辰90周年北京大学纪念专刊对马坚的评价。

② 马坚:《穆罕默德的宝剑》,第13页,天津《进步日报》社,1951年。

③ 马坚:《穆罕默德的宝剑》,第13页,天津《进步日报》社,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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