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真寺纵览

（一）

    清真寺阿拉伯语称之为“麦斯吉德”(Masdjid),意即“礼拜地点”。《古兰经》中数十次提到这一名称。世界上第一座清真寺是希吉莱历元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东南郊古巴邑地区所建，较为简陋，稍后在麦地那城正式建寺，即现在的“先知寺”。公元630年穆斯林进入麦加后，先知亲自进“克尔白”古殿捣毁偶像，改称为“拜衣图拉”（Bayit Allah，意即安拉之房、天房），亦称“麦斯吉德·哈兰”（译为禁寺），确定为穆斯林朝拜中心。“克尔白”、“先知寺”和耶路撒冷“艾格萨清真寺”为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三大著名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清真寺遍布世界各地。

西宁东关清真寺

西宁东关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是广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忠心的圣堂和精神依托之所在。而中国的清真寺，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更是超越了时空的跨度，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承载了中国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辉煌和苦难，寄托了他们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

    清真寺也总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如果不将宗教以外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无法切实了解清真寺兴衰的历史，也就无法理解清真寺“建筑之美在市镇、精神之实在乡村”的现实。如果对清真寺的描写还只流于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涉及其兴衰之原因用，那么这种描述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也就可以说，清真寺集中沉淀了宗教、历史、经济、教育、艺术、民俗、建筑等方面的巨大文化内涵。它是中国穆斯林对祖国和全人类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清真寺殿塔的新月上，凝聚着所有穆斯林的目光。清真寺的修建过程，就是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组合（交流）全体教民情感的过程。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穷乡僻壤，哪里建寺，哪里的穆斯林就凝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巨商大贾，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只要他是穆斯林，他就会为修寺呕心沥血，无私奉献。而且每座寺的设计施工，也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是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考虑到了它未来的命运。应当肯定，修建清真寺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民族自豪感，同时还唤起了广大穆斯林追求现实生活的热情。

    尽管历史上中国的清真寺的命运是多灾多劫的，大多具有存在的短暂和不稳定的特点，但是因为修建清真寺的目的是非功利、非世俗的，因而清真寺又具有永恒性的特点，它是穆斯林心底永远耸立的精神之碑。
清真寺，作为一个有形之实体，它为众穆斯林营造了一个潜心近主的环境。深化民族意识的氛围。每位来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在这里进行精神的高级活动，主体意识可以自由的超越时空；在这里，他们可以最直接地实现主体的自我价值，向内心最神圣的目标趋近；在这里他们心灵中的理想人格得以在现实中确立。

（二）

    在中国，伊斯兰教自唐宋之际传入之初，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蕃客胡商为宗教生活之便即开始在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和长安等政治中心兴建清真寺。据成书于希吉莱历237年（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的《苏莱曼东游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逢集者曰广府，其处有回牧教师一人，教堂一所。市内房屋大半皆构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灾。……各地回教商贾即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令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中国史料中记载清真寺最早的是唐代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所记为其个人在大食（阿拉伯）的见闻，实属难能可贵。其族叔杜佑在史学巨著《通典》中多有引用，如“大食有礼堂，客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宋代文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和记述或源于他说，或出自对蕃坊的感性认识，多以“佛”的名称加于伊斯兰教，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郑所南的《心史》、岳珂的《ting史》等等，其中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下有礼拜堂”一段显然是对广州怀圣寺的描写，“礼拜堂”之称较“礼堂”之名更进一步，所指即中国清真寺的礼拜殿。在元代，随着穆斯林的大批东迁，其宗教场所也日渐增多，“礼拜寺”成为元代人对清真寺的普遍称呼。“寺”字之名为直接应用当时人们对各宗教建筑的称呼。勒石于至正八年（1348年）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载；“回族之人遍天下，而北地尤多，朝夕亦不废礼。

（三）

    中国回族穆斯林多以“哲玛尔特”（Jama’at）称呼自己的清真寺，可意译为社、坊，较“麦斯吉德”有更深一些的含义，表现在其功用方面。

    清真寺首先是穆斯林虔诚拜主的地方，中外皆同。礼拜是伊斯兰教五项天命功课之一，全世界穆斯林在各方位以麦加为朝向。穆斯林为过宗教节日、纪念先辈亡人或日常食用的禽畜亦多在清真寺由阿匐屠宰。内地纪念知名先贤、西北教民纪念教主等上层人士亦多在清真寺集会诵经，举行活动。

牛街清真寺

牛街清真寺

    清真寺曾是穆斯林处理内部纠纷和日常诉讼的机构。唐宋时期的蕃坊，元代的回回掌教哈的司，明清时期各大清真寺设立的嘎最、穆夫提以及乡间小寺德高望众的阿訇，均在这方面起有作用或为专设人员。教坊是中国穆斯林地域性的自发宗教组织，以清真寺为中心，在教长和学董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活动，既保障了穆斯林的信仰，同时也是一种公证性的组织形式，自我治理，具有一定约束性。

    清真寺还是穆斯林联络感情，互通经济信息和文化交流的场所。由于中国穆斯林地理分布方面的居住分散和善营商务等特点，清真寺在为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在西北、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反民族压迫斗争中，清真寺曾是动员、组织穆斯林奋起反抗的重要场所。在华北各地清真寺内多设有校场，穆斯林闲暇时习武弄拳。具有历史传统。

    近代新式教育开创以后，内地许多清真寺因陋就简，创办各种类型的回民新式学校，为治贫治愚，开发民智，学习新文化，培养穆斯林子弟做出贡献。民国年间几成风气。 总观之，中国清真寺的社会职能是多方面的，除供穆斯林聚众礼拜外，也是教民交流聚会、庆祝节日、办理婚事、举行殡仪、排解纠纷、学习宗教文化、进行体育锻炼等活动的使用场所。

（四）

    
   中国清真寺的组织形式是随着中国穆斯林社会地位的变化、人口的增加、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伊斯兰教本身的发展变化、受外来思潮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唐宋时期来华落居的穆斯林多集中于沿海港口或通商大埠，尽管有定居长达五六代人并与汉族通婚者，在中国人看来依然属于侨民。因他们在商业经济方面的作用，政府给予优待政策，在他们居住的“蕃坊”内设立“蕃长司”，选年高德劭的“蕃长”依俗而治，蕃长的职责中当有领拜伊玛目一项，因为唐宋时在沿海广州等地区已建有清真寺是公认的常识问题，有清真寺必然有教职人员，只是当时的具体设置、名称等无存可知。有学者认为当时已有“筛海”（教长）和“嘎推”（宗教法官）之分。
   
    元代中亚西亚大批穆斯林来华定居，清真寺数量大增，元政府专设“回回哈的司”管理回回事务。从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罢回回哈的司，命哈的大师执掌念经事，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归有司断决的旨谕看，哈的大师不只中央有设，各回回聚居区亦当有之。元末吴鉴撰泉州《清净寺记》中有“摄思”廉”（主教）、“哈梯卜’、“没塔完里”（都寺者）等专称，可见当时清真寺内的组织形式已基本完备。 

 
    明代回族已形成为民族共同体，穆斯林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制也逐渐完善，清真寺内专职教务人员有领拜并讲解经文的掌教（或称住持、伊玛目、后称阿旬）、向信众宣讲教义的海推布（或称协教）、专司召唤信众礼拜的穆安津．（或称赞礼），一般称为三掌教。管理俗务的有穆塔完里（或称社首、学董）、乡老。教坊自成体系，互不隶属。教务人员有信众选聘和世袭继承两种就职形式。因明政府褒扬伊斯兰教，敕建了许多清真寺，如南京净觉，西安清修，北京清真（东四）、礼拜（牛街）、普寿（锦什坊）、法明（花市）四大官寺等，寺中掌教由礼部给札付冠带，逐步形成为世袭掌教。万历以前，中国清真寺经堂教育未兴，培养宗教专职人员多以家传的方式进行，掌教世袭制亦属自然形成，为穆斯林所接受，泉州清静寺的夏氏家族自元末主持寺务达3个世纪。

    胡太师开创经堂教育后，清真寺的组织形式稍有变化，首先是学员（内地称海里凡，西北称满拉）的增加；其次在部分大寺开学阿匐（教长）与伊玛目开始分工，前者负责向海里凡开学讲经和寺内全面宗教事务，后者专司领拜；第三是教长聘任制更为通行。
清代西北各苏菲教派形成后，打破了互不隶属的教坊制，穆勒什德（教主）和其代理人热依斯严格控制所属清真寺阿匐的任免；清末伊黑瓦尼传播后，又以“海乙”大寺管辖“稍麻”寺，均与老格迪目有所不同。

（五）

    中国清真寺的建筑结构也随穆斯林人口的发展和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
伊斯兰教传人之初至回回民族形成之前，受中国传统建筑影响较少，多仿中世纪阿拉伯建筑形式，建筑史学家称之为移植时期。这一时期从唐永徽年间至元末共约700年，前600年因穆斯林的侨居性质，人口数量不多，依其居住地理，清真寺多分布在沿海港口和政治经济中心城市。随着时代推移，年代久远，许多建筑已旧貌不存。创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虽然具体建筑年代尚待确证，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现寺内光塔（邦克楼）仍为原来风貌，完全为阿拉伯建筑样式，砖砌圆形，内外设灰，内有双蹬道相对盘旋而上，砌筑技术精巧，第一层顶露天出口汇于平台，在平台正中又有一段圆形小塔，塔顶原为金鸡装饰，后遭飓风所坠改为葫芦宝顶，现存塔高36米多。南宋岳呵《程史》卷十一记载甚详：“……高入云霄，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瓷为大址，垒而拦之。外圄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应为二门），拾级而上，由其中而圆转焉，如螺旋，外不复见。其梯橙每数十级启一窦。……绝顶有金鸡甚巨，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这类建筑对中国塔式建筑颇有影响，宋代砖塔内绝大多数改用楼道即为一例。
    宋代清真寺建筑遗存不多，泉州清净寺仍为完全的阿拉伯式寺院建筑，大门为绿色花岗石砌成，分外、中、内三部分，由四个尖拱券门和两个半圆球顶组成，外部开敞，内部封闭，大拱形门内开小门，愈进愈小；大殿与寺门紧邻，不求对称，殿四壁为浅褐色花岗石砌成。
元代建立前后，穆斯林大量移居中国，清真寺建筑亦突破唐宋时期的地域范围遍布全国，中外史料多有记载，盛况空前。一般外观造型除基本保留阿拉伯建筑形式，如现存杭州真教寺和定州礼拜寺后窑殿砖砌半拱无梁殿作法外，开始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局和木结构体系，出现了从阿拉伯式建筑向中国建筑的过渡形式或中西混合形式的清真寺建筑。至正八年（1348年）勒石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正殿始成。但见画栋雕梁，朱扉藻份，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之记载可窥其已用木结构形式。
 

    明清两代是中国清真寺建筑的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清真寺建筑形式逐步完成由阿拉伯风格向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过渡，到清代，后者几乎成为唯一的建筑形式，而在内部装饰艺术方面中西合璧，更具宗教气氛。中国传统形式的清真寺建筑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完整对称的布局。明末经堂教育兴起后，这种形式进一步加强，讲求中轴线，一般采用四合院制度，寺内最后为坐西面东的主体建筑礼拜大殿，殿前两侧为南北厢房（南为沐浴室，北为教长室、经堂），寺门正对大殿，中以前道相连。部分大寺由两进甚至四进四合院组成，大门、二门、宣礼楼、望月楼、沐浴室、讲经堂等建筑齐全，不论其布局多么精巧复杂，总体上总不离和谐对称。

    其次是木结构的建筑形制。大门采用中国院门制度，门顶为山造瓦覆，形式各异，部分地区寺门之上起楼兼做邦克楼，形制美观。望月楼、邦克楼一般为阁楼式，形式多样，塔楼不同于中国其它宗教同类建筑之处为多改八角形为六边形，象征伊斯兰教六大信仰。礼拜大殿用大木起脊，一般由卷棚、正殿、窑殿三部分组成，前卷棚为开敞式，窑殿（米哈拉布）在殿后正中，为伊玛目领拜之所，大殿平面布局多样化，一般为凸形，纵深大于宽度；殿顶亦富于变化，多为卷棚顶和歇山大顶及后窑殿亭式多层攒尖顶以勾连搭相连，斗拱飞檐，雄伟壮观。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屋顶形式在清真寺大殿建筑中均有反映，悬山式和硬山式多为乡间小寺采用；建筑面积较大者多采用歇山式和四大坡式庑殿顶，前者还有单檐、重檐甚至三重檐之分，部分大寺殿顶结构更为复杂，集各种形制于一体，琉璃覆盖，巍峨华丽，如现已不存的山东济宁西大寺由卷棚顶、庑殿顶和两个重檐歇山顶以勾连搭结构组成，面积仅次于故宫大和殿，为中国其它宗教建筑所不可及。

    第三为园林式的庭院处理。或遍植松柏花草，或造假山水池，曲栏廊厅环绕，碑亭悬匾遥峙，……庄严肃穆之余，不失浓厚生活情趣。

    第四为中西合壁的装饰艺术。许多大寺以建筑装饰著称，采用中国传统色彩与技术，以伊斯兰教为原则，形成富有特点的装饰艺术。以彩绘为例，装饰的重点在大殿后窑殿内，以阿拉伯文《古兰经》文为主要内容，用各种色彩和图案极力追求精美，局部观富丽堂皇，但整体观又可增添大殿内肃穆庄严的宗教气氛。由于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论性质，清真寺建筑装饰一般不用动物形象，人物形象更属严禁之列，所以不论彩绘、砖木雕刻等均以花木、几何图案和阿拉伯文字为内容。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门户的开放，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少量溶中阿及西方建筑艺术为一体的清真寺，用钢混材料。1930年落成的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即为一例。

    1958年宗教改革及“文革”时期，许多清真寺被拆毁，绝大多数遭不同程度的破坏。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全国各地穆斯林开始修复和重建清真寺。许多新建清真寺直接引用或借鉴阿拉伯建筑形式和风格，为中国建筑增添了新的色彩。这些阿拉伯式建筑以其绿色圆拱顶为显著特征，有的殿顶为一大浑厚饱满的绿圆顶，有的为一大四小一组绿圆顶，有的则中为大绿圆顶，四隅用中国式小阁楼顶，形式多样，各具风采。建筑材料用钢筋混凝土，装饰简洁淡雅。在平面布局上突出礼拜大殿的中心地位，不再刻意追求中国传统中轴线对称制度，更具伊斯兰特色。部分寺配以尖塔式邦克楼建筑，高耸入云，颇为美观。

    新疆维吾尔等伊斯兰民族的清真寺在职能和建筑风格上均与内地有较大不同，更多地保留和采用了阿拉伯和波斯原有风貌。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凡有穆斯林聚居之地，必有清真寺建筑。随着社会发展和建筑艺术的变化，清真寺建筑亦必有发展变化，为中国建筑更添新色彩。

（六）

    中国清真寺建筑历史悠久，它是我国穆斯林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着中国穆斯林历史、经济、教育、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是各伊斯兰民族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各地清真寺的全面介绍和研究，是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各伊斯兰民族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在本世纪初，史学家陈垣先生设想编纂《中国回教志》时，即把“寺院志”列为重要内容之一，后世学者多有此想法，均因困难重重未能实现。60年代初建筑史学家刘致平教授领导的专题研究小组，对中国伊斯兰教建筑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完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共录建筑实例65个，清真寺占51个，引用文献及碑文资料，详述各寺历史沿革和建筑风格，附有大量精美图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在部分建筑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因此，编纂《中国清真寺综览》具有十分广泛和深远的意义。本书将全面反映和介绍中国清真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展示中国清真寺的壮丽图景和文化内涵，以此联络与阿拉伯世界民族宗教的感情，促进对外开放和贸易往来。同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资源，清真寺在时空的跨度、文化沉积的集中性和保存的原始状态上都是其它资源无法比拟的，本书的出版发行必将在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宗教学、教育学、民俗学、建筑学、文化艺术等学科中引发出新的研究领域，并有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最后，藉此大典使广大穆斯林得以表奉侍主之心，以慰久蕴之心憾，使历代教职人员精心操持之教业载入史册。
    中国穆斯林遍布全国各地，大小清真寺2万左右，要全部收录介绍是十分困难的人中国清真寺综览》，共收录清真寺1000座。我们是以表格的形式向各地有关部门和寺坊阿訇、乡老征集材料，揉合文献记载和研究成果，完成此书的编撰工作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没有全国穆斯林的热情支持和踊跃赐稿，要完成此书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热情支持给我们以巨大鼓舞，使我们有信心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高质量的完成该书的续编。
    伊斯兰文化是穆斯林共有的精神财富，更好地保护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文化是我们每一位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和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