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回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分析

摘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期，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社会各个阶层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在回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旧法，推呈新法”的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变革。这场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有着众多的外部环境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回族文化主题的兴起，是最为本质的内在动力和作用力。其中起着关键元素的是近代回族精英阶层的兴起和壮大。从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回族社会精英群体分为四类：一是开明宗教人士群体；二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三是政府官员群体，四是富有的商界人士群体。这些回族知识精英是民族发展过程的灯塔，指引着本民族的发展和方向，对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兴起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关键词：回族 维新思潮 精英阶层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19世纪末20世纪前叶，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回族社会同样伴随着这样的历史大潮，呈现出巨大的活力、激情与创造性。回族社会倡导宗教改革、发展教育、设立社团、创办刊物等活动，发了一场源自民间草根社会的回族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被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也被今天的学者誉为是“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文化的第四次文化高潮”。从回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正是这场深入回族民间的贯通回族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运动，推动了回族社会的近代转型。

　　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既有中国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沉重历史遗产，又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也有文化主体回族自身历史遭遇的独特社会处境和文化自觉的微观背景，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了。同样，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有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回族社会本身文化主题的自觉兴起，是最为本质的内在驱动力和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是文化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是人创造了历史。当历史的客观性条件为时代的发展搭建好社会发展的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历史的进程就取决于人的内在因素，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在这个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他的社会实践活动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潜能？如果说社会变革的大背景、维新变革救亡的大环境、世界伊斯兰思潮运动的思想借鉴和多元传统文化“入世达变”的相互影响等多元因素，构成了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兴起及其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宏观的社会外部环境与作用力。那么回族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社会的新思潮兴起及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社会精英，是一个社会中的中坚力量，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推动器。首先是知识分子群体，一般在社会思想生活中处于主导或领导地位的群体，知识分子本身的特点注定其是社会各群体中对历史发展最敏感的一部分，也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开拓者和主导者。正如很多学者公认的知识分子往往在社会中的角色是：“知识分子阶层是民族的‘大脑’、社会的良知，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是新文化的呐喊者、创造者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改革者。作为社会支柱的主要部分，知识分子理应是最敏感、又最富有责任心的阶层。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萎缩是全民族萎缩的象征，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的国家‘气象’都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近现代回族社会的宗教维新变革思潮的兴起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壮大，正是首先发端于回族精英阶层的一次文化自觉运动。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是一种文化上的与时俱进。一个民族和国家要达到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首先要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正确的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对于近代以来的回族社会来说，历史的发展拥有了这样一批文化自觉的精英群体，他们能够洞察世界发展大势，站在中国社会的高度来思考本民族的发展问题，从而掀起了宗教维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回族社会由传统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时期回族社会精英群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种是开明宗教人士群体；一种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一种是政府官员群体；一种是富有的商界群体。从某种角度说，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兴起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四个群体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阿訇在回族社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对回族社会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领导作用，他们是回族社会中的知识创造者、精神人物，正如民间话语所讲的：“阿訇是教门的柱子”。他们代表着传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代言人，任何新鲜事物的出现是否合法，他们是权威的仲裁者。同时他们又是回族社会中最具人格魅力、最有感召力、影响力、领导力的人物。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之所以能够兴起、发展的根本的力量首先在于近代回族社会的开明宗教人士的兴起，和阿訇阶层群体的文化自觉。诚如时人所言：“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阿訇领导之力也。”我们可以列出一大批在这场维新运动起着中流砥柱的开明阿旬：他们是马果园、马化龙、王友三、王浩然、张子文、安镜泉、马联元、王静斋、哈德成、马元章、虎嵩山、马松亭、达浦生、马良骏、庞士谦、苏成璋、杨仲明、马启西等。正如有人说过：“传统的象征和领导形式可以成为支持现代化的结构价值观念基础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正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和扎根于民间社会的身体力行的实践，才促进这种新的宗教思想和文化理念在广大回族百姓中间深入人心，才有《中国回教俱进会》这样的现代组织在西北落后的回族村庄成立，才使得无数具有现代特征的学校在清真寺里建立，回族社会从宗教、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价值的魅力所在，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和巨大力量。杨东平曾经这样评价传统的影响力的：“传统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强大的情感力量和审美力量的复杂存在，他永远不会为理性的解析所穷尽;而对传统的消费不仅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传统的发现和再释往往也成为现代文化的创造性来源。’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内部的文化发言对传统的再释读，不仅减弱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而且社会转型也因为他们拓宽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对接面而降低了社会转型的成本，从而实现了回族传统之现代化的内源性开启。”著名学者杨怀中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批献身民族与宗教，热爱祖国，热心教育，主张改革的知名学者、阿訇倡导推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又把他们推到宗教与学术的前列，他们被造就成为一代高层次文化层面上的知名学者、阿訇。在中国穆斯林新文化运动史上，高居榜首的应是王宽，其次则为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达浦生、庞士谦、马以愚、虎嵩山、马坚、纳训等。”

　　其次，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近代回族伊斯兰维新运动的一支新型力量。这批回族精英是最具现代意识的人，他们大多都受过现代教育，有的在国外留过学，他们留学的方向不是中东伊斯兰地区，而是东洋和西洋，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变革和中国的落后，可以说是当时站在当时中国历史前沿的人。他们不断反思现实与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理论与进而唤醒民众，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一个大的启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不断深入人心。随着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他们认识到了报刊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作，报刊可以“开启民智”，掀起了回族近代报刊的发展的一个高峰，回族报刊在清末到1949年前，数量多达200多种，同时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回族报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丁拱辰、童琼、蔡大愚、丁宝臣、丁竹园、陈鹭洲、孙幼铭、伍特公、刘孟扬、刘柏石、赵钟奇、保廷梁、黄镇磐、马俊、刘青扬、郭隆真、沙余善、傅统先、金吉堂、薛文波……他们是回族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历程的先行者。他们积极办报，提倡宗教改革，发展教育，提出爱国爱教，为民族的发展和生存寻找道路，他们作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边际人与文化移民，是传统与现代性的重要媒介，是近代回族社会变革当中的号角。这类知识分子既是现代性的追随者，但又不是传统的陌生人与决裂者，而是那种站在历史给予他们的视野上的具有深刻“先见”的人，能够把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的内化和外化的回族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先见是人理解历史和传统之先决的和合法的条件，先见是我们向这个世界开放的基础。”正是拥有这种先见，他们才具有了洞察历史走势与现代性意识的精神储备，他们才可以放眼世界，追求新学而又不忘民族和传统。同时，他们推崇西学而又不崇洋媚外，宣传新知而不数典忘祖，并以极大的热情、奉献、团结的精神投入到近现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成为推动近现代回族社会转型的巨大力量。

　　第三，政界的开明官员群体也是近代回族维新变革的重要力量。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及新文化运动能够得以不断的发展深入，最大作用的是政界的回族官员群体的鼎力支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唐柯三、马福祥、孙绳武、马邻翼、白崇禧、赵振武、马步芳、马六舟……中国的政治传统向历史表明了，任何民间的活动如果没有获得政府的合法性和鼎力支持，就很难有社会结果和发展。回族官员是本民族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和有力的社会资源，他们的参与既代表政府，又是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者、协调者，同时以民间认可的身份和行为充当回族社会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权威仲裁者。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社会资源，大大降低或化解了近现代回族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可以相应的得到一些利益和帮助，不论是回族社会内部的新旧冲突，还是回族社会与“他者”的冲突，从而避免了现代化的中断，保证近代回族社会变革的顺利演进。

　　最后，经济领域里富有的民族性商界群体。任何社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经济的问题，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如果缺失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成功。从宏观方面看，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大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微观层面来看，近代回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在发达的东部城市地区，回族经济走出传统行业跨入现代工业经济领域，涌现了不少财力雄厚的企业家，如穆子光、穆华亭、哈少夫、金子云、马晋卿、马仁圃……回族新文化运动走向民间层面的社会实践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在回族企业家的支持下，回族社会兴办学校、成立社团、修建清真寺，呈现出了一片良好的发展势头。例如成达师范的建立、中国回教俱进会的成立、民间寺坊里的现代学校的建立、上海清真董事会的成立以及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建立，都得益于回族企业家的鼎力支持。

　　此外，还有无数默默无闻于历史长河之中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社区的普通阿訇和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他们也在努力的与中国社会的变革相适应，进行着一场史前未有的变革，他们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潜流。

　　总之，以传统宗教权威的阿訇、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政界的官员和经济领域里富有的商界构成了近代回族社会的精英人士，推动了回族维新运动的进行。尽管他们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身份角色和职业等不一样，但他们均是穆斯林，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或是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的人。能将这些“身份差异显著的社会阶层团结在一起和建构认同的正是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能够使他们有一种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的也正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宗教的“天职”精神和责任感；当然也包括他们生活的时代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那种救亡图存的深沉的忧思意识和发展图强的精神。回族社会精英群体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回族社会中间积极活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现代回族知识精英是近现代回族伊斯兰维新思潮的兴起及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邱树生主编：《中国回族史》（上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哈正利、王国忠：《浅析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成因》，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4〕杨志娟、杜国云：《近现代西北回族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初探》，载《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李建彪：《从〈醒回篇〉看近代回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6〕杨志娟：《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载《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7〕哈正利、王国忠：《浅析近代回族文化运动的成因》，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

  〔8〕马强：《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文人的忧患意识》，载《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

  〔9〕马广德：《关于〈醒回篇〉中回族自我认识的思考》，载《回族研究》2000年第4期。

  〔10〕张巨龄：《清末民初的回族报刊和丁宝臣等五大报人》，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5期。

  〔11〕《南有达哈，北有王马——四大阿訇——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承者》，载《中国穆斯林》1996年第5期。

  〔12〕姚继德：《回族留学生与云南现代伊斯兰文化》，载《回族研究》199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