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傲骨，一身血气
王树理是那种笔腕舒展、开合有力的作家。他的小说，既能潜入灵魂的隐秘处，精雕细琢，缜密开掘，譬如短篇小说《陶醉》、《石榴》、《长长的桑干河》等，又能转身迎接大题材、大气象的如虹气势，沉稳铺排，处变不惊，酿蓄史诗之美，譬如长篇小说《黄河咒》。就我对他的阅读体验，更易动人的往往是后者，即那些精神骨骼更为健硕、更为宏大的作品。这类作品内在的气质流向，与他歌哭声息的泰山之脚、黄河之滨有一种亲密的连带感，亦与他骨血中沉潜始终的回族血性一脉相承。通常的经验是，当作品怀抱的气质与作家乃至其受洗的地域气质真正打通之时，文本所呈现的思想与情感张力，才会触动心魄，过目不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篇小说《第二百零七根骨头》堪称是王树理小说中的得意、得力、得法之作。
我是几年前在《回族文学》和《济南穆斯林》上都曾读到这篇《第二百零七根骨头》，印象是极深刻的。如今，在对王树理小说、乃至整个回族文学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锥探与考量过后，这篇历史小说从形式到内涵所蕴藏的丰富价值，更加辽阔而清晰地影印出来。将此作定义为王树理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显然是恰当和重要的；即便是置放在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创作的大纬度之中，此作亦是独具开掘意义，值得深入研读的。
自古回回多俊杰，而书写此类题材的佳作却凤毛麟角，我以为多半缘由并不是作家写不好，而是不敢写。回族人物实属不好写，一方面，他们的情感世界与人生际遇受到历史的、地域的、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多重元素的发酵作用，呈现出纠结复合的形态，不宜透彻而明朗地加以展现；另一方面，也由于回族人物的历史事迹多被单线传播，易被简单地英雄化、粗糙化。因而，作家若想成功处理回族人物，必须要做的两件事就是：找准人物品格与民族品格的最佳契合点，尽可能地以一带面，写出人物所彰显的回回民族之魂——这就对作家的清洁品性和信仰教养做出了苛求，否则，回回民族的精神气度是无法在他笔下生动复活的；再有，就是作家需要对历史痕迹进行打磨与删选，去概念化、资料化、皮肉化，重塑真实可感的人性之美——这样的要求，则直接与作家的天赋和笔力有关。
因为上述两种理由（或者说优势），王树理笔下的铁铉，无意获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作家在这位明朝回族名将的众多事迹中，巧妙地聚焦于一根与常人有异的“骨头”，言之于身，实则达之于心，将人物一切的理想与忠贞、气节与风采，在这根骨头之上紧紧蔓连在一起，使铁将军的回回风骨和盘托出，尽美无遗。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根骨头，铁铉的一切历史行为和灵魂走向有了别致而可靠的源头，更具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和震耳发聩之力，丰润了人性的饱满度。应当说，这“第二百零七根骨头”，不仅是铁铉这个人物个体的“魂”，而且是回回民族这个精神群体的“魂”，更是这篇历史小说最为感人和有力的表达之“魂”。
在作品的开篇部分，一个鲜活的灵魂，就是在一段奇崛精湛的描述中，以其独特得令人惊讶和心悸的性格形象进入历史情境的：
“一位比普通人多长了一根骨头的回回人，被篡夺了侄子的皇权即将登基做皇帝的明成祖朱棣给下油锅炸了……谁知，这铁铉虽被割裂的体无完肤，仍然倔强得出奇，临下油锅之前，不仅‘至死骂不绝口’，而且在油锅里被炸酥的骨头也不肯朝着朱棣。”
寥寥数笔，高度凝练且富有刺激性的语言，已然将铁铉的朗朗风骨和悲剧命运之美展露毕现。从中大可体知，作家对这位回族先辈的爱是酽烈而悲悯的。他不仅在写这个人，也在写自己对这个人和这段历史的沉思与悲怀。历史小说的精妙迷人之处，决不在于情节还原或虚构得何其细腻丰韵，而在于作家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别致感悟、解读与再现。显然，一部中篇小说，不可能尽述历史烽烟的苍茫感慨，也不可能把人物所有的情绪氛围、心理状态囊括其中，但小说家往往有自己的感情基调、心理色彩和情绪倾向，当这种基调、色彩与倾向传真在了人物身上，那个人就已经开始在替作家立言和抒泄了。铁铉替王树理所要宣传、或者说宣泄的，正是在当今浮躁时世之下渐已失落而又无限贵重的品质，即，一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一种心忧苍生、兼济天下的巍峨大爱，一种临危持节、坚贞不渝的清洁傲骨。作家没有一句空洞的说教与唱颂，而是潜身于情境细节之中去寻找人物的伟岸与高贵。概括说来，就是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伊儒兼通、君民两爱的回族英雄形象。
“靖难之役”是小说重要的历史背景与叙事推动力，铁铉的大智大勇就一直贯穿其间。作家把人性、气节、命运同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纷争放在表现的焦点上，在战事发展的纵向链条中，截取了展现铁将军才智敏捷、骁勇善战的多个代表性断面，让争战的复杂背景成为人格的舞台和人心的炼狱。譬如，燕军公开反叛一开始，他就——
“率众进入抗敌战备状态，不是在校场组织将士操练，就是与军师策划御敌之策，察看地形，构筑工事，把个攻防体系部署得严严密密，真个铜墙铁壁一般……组织回民丁壮五百多人，编成一支护城敢死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抗击燕王叛军……”
这是在写其运筹帷幄、胸怀韬略的将才风范；后来，燕军未能攻破泉城，反而被铁铉“所出奇谋屡屡套住”，则进一步将其聪敏才智作以铺叙：
“这铁铉原是回回人的后裔，少年练习武功时，就曾熟读兵法，并从先人那里学得了使用神机铳、佛郎机的手段，又有济南城里那些熟悉此类战法的老回回鼎力相助，与燕军交战中常常出其不意地使敌人遭受重创……”
作家的高妙巧智之处就在于，不仅通过战略战术的描述与解读，活现了一个人的“小智”，同时也挖掘了他所代表的一个民族的群策的“大智”，如此，文气便开朗大气许多。再如，铁铉为阻止朱棣大军开炮，在城墙上悬挂出一块太祖高皇帝的神灵木牌；将燕军的劝降书撕得粉碎掷于城下，亲书《讨逆贼檄》以飞簇射入燕王大营；招募水性好的兵勇趁夜色潜入水中，将燕军所筑堤坝撬塌，淹得燕军鬼哭狼嚎，叫苦不迭……诸多充满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如同强劲有力的肌腱，组阁成一个有血有肉、有勇有谋、可听可感的大将军形象，使人崇佩之情油然而生，更为后来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降临，作了充沛的情感铺垫——任何有良知、有正义感、有怜悯精神的读者，都无法接受如此一个可爱、神勇、智慧、坚贞的硬汉，最后遭遇被烹的残忍刑罚，哀叹震惊之余，作品的艺术魅力也随之浮涌而出。
如若说，对铁铉指点江山、纵横决荡的将军气概进行复原与塑造，是相对容易、相对表层的一道工序，那么，王树理对人物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高明的艺术表达，则体现于对铁铉内在品质及其精神溯源的探寻。作品正叙部分一开始，即将少年铁铉安设在一个充满信仰特质的情境之中，通过清真寺里念邦克的穆萨阿訇的视角，让礼拜中的小铁铉以“站则顶天立地、鞠躬平背负天、跪坐岿然如山、叩头如根生于土”的英姿高调登场，并使老阿訇不由赞叹道：“真是棵好苗子！”事实上，这种赞叹，正是作家对于伊斯兰传统文化滋养之下的忠贞、爱国、尚勇精神的钦佩与神往，也是铁铉日后成就一番将才的教化之启蒙。
最能体现铁铉信仰教养的情节，莫过于题写寺匾一事。这一段描写之传神、内涵之精粹，堪称全篇的点睛之笔——
“先生蘸饱了毛笔后，长长运一口气，用足全身气力，在那白生生的六尺宣纸上，横书一个大大的‘一’字。这一字横看竖看都是一根骨头，就像回回的‘回’字中的任何一笔，里里外外，方方正正，不斜不歪，它代表着回回人的骨气……”
这样的描写和诠释，叫人觉得亲切和欢喜。作家能够由一个毛笔字，联想出一根骨，继而根据字的形神样态牵连出整个回回民族的气节，出其不意而又顺理成章，毫无做作的痕迹，应当说是殊为难得的。这种设计有效展现了人物丰厚的精神背景，强化了作品的内蕴与深度。尤其值得礼敬的是，作者虽然以饱满醇厚的民族热情，浓墨重彩地赋予主人公以回回民族优良传统的经脉，表现其作为伊斯兰传统文明灌溉之下的伟大精神性，但绝不狭隘地将这位英雄人物完全塑封在本民族的障蔽之中。在作者看来，铁铉既是回回民族的优秀儿子，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他不仅深受伊斯兰思想的教养，同时自幼蒙受儒学，年少时便能用孔子的“忠君”思想和伊斯兰教“人德五道”中的“诚信”来诠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内涵，是典型的在双重文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经汉两通、儒伊合壁的硕儒”。他认为“能得皇上眷顾，做得朝廷命官，实乃真主保佑，赐悯有加”，他举意“要像前朝的回族将领一样，按照《古兰经》规定的人德五典和孔夫子的君臣之礼，傲骨丹心，忠贞不二，以报王恩”。当一个“中华的铁铉”（而不仅仅是“回族的铁铉”）被塑立起来以后，作品的主旨开掘才游刃有余，文化容量才充沛，思想通孔才不狭小。这是作家在大民族观、大文化观关照之下的一种襟怀的延展、精神的跳脱，无疑也为回族作家对回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其民族性的理解，开凿了一条相对宽阔、高位的通道。
王树理用人本维度写出了铁铉的智和勇，用心理维度挖掘了他的双重文化背景，还用社会维度下的民间立场，彰显了铁铉的人民性。作为一位誓死殉国的爱国将领，作家没有过多从国家意志上对其做出评价，而是将他置放在最广阔的人民心灵深处，接受来自底层民众的礼赞与纪念。英雄永远是属于人民的。当铁将军“磔其体而烹之”的噩耗传来，济南城内“悲哭之声震天动地”，回汉人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举行祭奠，“整个城池的悼念活动持续了月余”。人民的至爱与叛军的至恨，构成鲜明的情感反差，美丑自现，善恶自明。作家在尾声部分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笔触为英雄作结：
“铁铉遇害了，他的那根刀剔油炸也不肯低头的骨头，化作了一座山脉，横亘在泰山脚下。有人说，那是泰山的余脉，是独尊的五岳镶嵌在黄河岸边的一双眼睛。古城济南因了这根骨头的故事，在历代抗击风险的风风雨雨中，成为以忠诚为灵魂的天然屏障；古城的人们因了这根骨头的故事，增添了若干以秉操持节为荣的自豪感。”
在作家看来，滚滚黄河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唯有历史的尊敬与民众的记忆，是英雄无上光荣的桂冠，亘久蓬勃的生命脉动。
人物塑造诚然有光彩，谈及小说的艺术特色，可圈可点之处亦繁。诸如，以故事化的生动细节替换枯燥繁杂的史实堆砌，以绝妙的心理描写贯通人物的行为表现，语言富于沧桑感、节奏感，结构整洁庄严，整体上形成一种磅礴大气、新鲜而富于感染力的格调，大跨度的时空容量，体现出众的艺术概括能力……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叙述视角的自然转嫁与衔接。作品在叙事中存在三重视角：采用最多的是历史的视角，客观钩沉，娓娓讲述，支撑起主人公主要的生命历程；另两种视角则相对隐性和含蓄，往往在不经意间穿插坦露，一种是他者的观察视角，即历代后人对铁铉的评价和记写；另一种则是作者自我的视角，如同说书艺人一般，在华彩的故事讲述后，往往加入几句自己的评价，融主观情思于客观叙事之间，从而使人物复活在本者、他者、作者的三重视域中，更加地本真和多维。比如，引子部分有这样一段自陈——
“每至大明湖公园的铁公祠，友人看罢祠堂里的简介，免不了要问一些先生生平之类的问题……以我等有些文化水儿的人，尚只能一知半解地作些说明，考之广大民众，真正知道铁公祠来历的人也就更加凤毛麟角。何不依据史实，将其作为一篇故事敷衍出来……”
这是在交代写作这篇小说的缘起。又如：
“去年春上，我的一位朋友从西安游历归来，说起在化觉巷清真寺参观‘一真亭’时的情景，问我这‘一真’二字的含义，我与他讲了这段历史后，他才恍然大悟地说，想不到此二字竟有这么大的来历，在叛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能够以此表达自己的志向既维护了自己的信仰，表达了自己表里一致的人品，又体现了为国尽忠的博大胸怀和骨气，真有志之士也……”
这是对一副题字发表的感怀，有提拔主旨之妙。再如，关于“铁板差一线，走却高飞燕”故事，作家这样评点道：
“看来，这位姓洪的先生，对于燕王的狡诈与残忍也是极其愤慨，以致于发出‘独恨大镬油沸溅，不溅一点糜烂燕子面’的感慨。退一步想，当初那落下的铁板若将朱棣砸成肉饼，历史将会是如何一番模样呢?”
个性化的假设与反思，从侧面肯定了铁铉的谋略与历史价值。再如：
“想那做官为宦之人，都有一点像铁公对朝廷社稷那样的忠诚，有一点为百姓着想的责任心，少一些竞奢斗靡，花天酒地，也算是对得起衣食父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两句，则是力透纸背、借古讽今、极具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旗帜之笔。至全篇结尾处，一句“铁铉被残害六百年以后，写小说的人写了这一段故事，也算是对铁公的一个纪念”，则用深沉质朴的笔调表达了后辈对英雄的缅怀，字字含情，节制而有力。如此可见，作者视角在叙事进程中的融汇，非但没有影响叙事的连贯性，反而增添了可读性，丰满了题旨，拔高了人性，概括说来，或许可理解为一种导读式的介入，是《第二百零七根骨头》可贵的艺术尝试。若谈不足，大概就是小说对历史的全景展示过于周全，宏观有余，而代表性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丰满，若此，人物也将进一步生活化、人性化，甚至矛盾化。
一根傲骨，一身血气，支撑起铁铉的传奇人生，也支撑起王树理的生命书写。我希望，这种刚烈之美、正直之美、坚贞之美能够始终如一地贯穿在王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他作为一个山东回族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甚至成为回族文学、中国文学的主要美学流派。这不是一种轻巧的、讨巧的流派，却是负重的流派，寂静的流派，是关乎灵魂本质的流派。它应该如同饮虎池边的虎气一样，更多地渗入当代文学的肌肤，潜进作家的血液。终有那么一天，铁铉们的迂腐与牺牲，以及为铁铉们虔诚执笔的作家们的贵重，将会使世人默想。
（作者系《民族文学》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