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月夜》中回族女子形象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艾芜因为受到“劳工神圣”宣传的影响，加以逃避包办婚姻等因素，促成了他由川人滇、随后去向南洋的漂泊之旅。《月夜》所记录、描写的行程，大约是他从昆明往云南西部、进人中缅交界的克钦山地区一线。小说主要写到了一个回族女子形象。
　　这个短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多声现象”或“杂语现象”。巴赫金在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关于小说体裁、修辞风格、形象体系等的理论，也就是“多声现象”；在一部小说中，多种声音并存，多种价值共生，在相互对峙、碰撞、冲突中，映现了自身和对方，“不同声音的对话，直接来自不同‘语
言’的社会性对话”,它们(话语)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
　　尽管巴赫金的“多声现象”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长篇小说修辞、风格以及形象体系，但我们在艾芜的这个短篇小说中，同样发现它存在着多声杂语现象——有三个人物，三种声音，三种价值。一个是叙事者，另一个流浪汉名叫吴大林，第三个是回族女子。
　　这三个人物形象各自反映在对方的视野中。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在这种多声杂语现象中那个回族女子形象，特别是在叙事主人公视野中表现出的她的形象。
　　小说以“空间旅行”的方式展开它的故事情节。叙事者同他新结识的伙伴吴大林，在一个月夜走人山谷的密林中，希望遇见人家，求得一张木床可睡，得到一顿粗荞粑可吃。
　　小说先描写了山谷外围的景象：
　　“起初山谷里起着一层白蒙蒙的光雾，要不是有着下去的小路，几乎会使人疑惑，那下面怕会是一个深水的湖。继后便慢慢看出在光雾中间，有稀稀疏疏的黑色阴影，朦朦胧胧地现了出来，光景极像湖面上的一些小小岛子。我们推测大概是些树子，觉得下山的路不多了，便很是愉快起来。菌子、艾蒿的气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渐渐闻得着了。完全下到谷底，一些黑森森的树子，投射出巨大的阴影，参差不一地映在月光照得惨白的地上。”
　　 这荒凉的山谷里，似乎根本不可能有人居住。但在密密的森林中，却传来了狗吠声。这里住着一户回族人家。小说描写了森林中心的一处住所：
　　“约莫走到林子中心的时候，月光照着的空地，一大片地现了出来，仿佛洞走完了，又看见洞外一样。但我们却不能走进空地去，因为进口地方，竖起一座木栅门，关得紧紧的，只能望得见里面。空地那边，立起一排茅草房子，低低地伏在月光底下。好些狗的声音，就从茅屋里面传了出来，另一只狗则在空地上，直对我们吠。屋顶的茅草，一片灰白。另外有一座瓦房，则投出浓黑的阴影。”
　　屋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子，她们的家人、亲属也即那些“回族武士”们还没有回来。附近还有一些回族人家。
　　两个流浪汉的投宿请求遭到屋内年轻的回族女子的峻拒，因为这里“不留汉教的人”。当吴大林谎称他们是某某中学的学生时，女子虽仍显疑虑，“语气却柔和多了，不像刚才那样严厉、不耐烦、且有些生气的样子”，她答应提供给他们食物，但留宿甚至在树林里过夜都是决然不行的。
　　这个时候，我们才看见了叙事者视野中的回族女子。关于小说的叙事者，需要作一点说明。他是一个不久前离开学校并开始浪迹于社会的年轻人，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家艾芜本人的影子。叙事者与吴大林不同，吴是简单的，他所渴望得到的仅是一顿夜餐，而叙事者的感情世界与精神世界要细腻得多；吴不会去观察，叙事者则很敏感，当女子“用她黑溜溜的眼球”观察他们时，她的形象也呈现在叙事者的眼中了：
　　“看她的年纪，只不过十八九岁光景，脸子黑里带红，有着刚健的美丽，两只不粗不细的眉毛，和一双极有光芒的眼睛，显出她很聪明，却又有点野性未驯的样儿。身材不高不矮，穿着一身青湖绉的短衣和长裤，足底下登一双木拖鞋。手上捏了一支短枪，枪筒在火光的照耀中，乌黑发亮，使我们略微感到了恐惧；但因她究竟是个女子，而且除了老婆子而外又只是她一个人，我们也就安安静静，让她观察。”
  　女子终于同意二人进屋，并令老婆子端出一大盘馒头和一碗熟牛肉招待。叙事者看到屋中的陈设和装饰：
　　“我们随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点起油灯，看摆设的桌椅板凳，漆得黑油油的，只是一处屋角落里，木架子上重重叠叠放了十几个簸箕。屋子正中的壁上，悬挂一幅很大的画像，有三尺来高，腰间佩一把长刀，宛如一个将军一般。纸色旧而且黄了，但画中的人物样子，却极有神采，威风凛凛地望着我们，仿佛就要开口骂人一样。画像顶上横起两行字，不是中文，却是一点一弯的像是回教徒的文
字。屋子里有股浓烈的气味，闻着有些闷人。”
　　小说情节在二人再次请求留宿问题上，有了一个冲突性、戏剧化的展开。女子以“你们是汉教人”为由，坚决拒绝；吴大林则以“我们是读书人”作为身份证明，以为即使女子家的老太爷回来，看在读书人的面上，定会留他们过一夜的。尽管对话是在女子与吴大林之间进行，叙事者没有加入，但他并非身在局外，因为二人的对话正是统摄在他的视野中。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这段文字摘引如下。
　　“这因为你们是汉教人!”女主人正色告诉我们，“我们这里一向就不准外边人来的!”
　　吴大林立刻大声说道：
　　“你们这里就奇怪了!我们在外边好多朋友，好多同学，也有彝人，也有信清真教的，大家和气的很，常常有说有笑，只是吃东西不同一点，别的都不分彼此。”
　　 “我自己倒不知道，只听见我们老辈人说，”女主人脸子有点痉挛，仿佛有什么事情触动了她，“你们汉教的兵，先前在这里杀过我们的人，妇人小孩，都没有饶过，还烧过房子。”
　　吴大林不让她说完，就申辩道：
　　“我们不是兵，我们是老百姓，唔，我们是学生，他们兵杀人放火，同我们没相干!请你不要恨我们！”
　　“我们从小就搞惯了，一提起你们汉教的人，就想起杀人放火，连妇人，连小孩……”
　　她说的时候，清秀的眉宇间洋溢着很大的愤怒。
　　吴大林一面吃馒头和牛肉，一面笑了起来，向女主人说道：
　　“你那样想，就冤枉我们了。我们是老百姓，是学生，又没有做芝麻大的官，又没带半个草人的兵……”
　　我怕吴大林会无意之间，带出许多流话来，失掉学生应有的身份，弄得人家看出破绽来，便说他道：“快吃吧，我们吃了好动身！”
　　吴大林却说我道：
　　“你咋个这样胆小，就是她老太爷闯回来，我们都可以向他说，我们是没罪的人，手只摸过书，没有粘过哪个的血，混蛋只是他们带兵做官的!”
  　　“这点倒可以相信，你们读书的人，手上没有粘过哪个的血。”女主人声音稍微温和地说：“我今天招呼你们进来吃饭，就是看见你们是读书的。”
　　 吴大林连忙说道：
　　“你就这样告诉你们老太爷，再拿我们的书跟他看，我想他定会留我们过一夜的!”
　　 我赶紧瞧她的脸子，看吴大林的话，是不是会生一点效，因为疲乏和饥饿的缘故，实在不愿意再爬山再走夜路了。
　　她不愉快地说：“过夜?他要你们马上走开，都算你们运气好!”接着用决然的口气，命令地说：“请你们赶快吃吧!”她随即转身走了进去。
　　这一来，我们希望的火光，完全熄灭了。只有赶快吃饱，好动身赶路。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这篇小说涉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起因及失败后回族人民所遭受到的屠戮惨象，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一书中有简约严明的描述和分析：
　　“咸丰六年(1856年)，回汉人民在争夺楚雄石羊银矿事件中，清政府使用‘暗中挑拨，意在两伤’的手段，怂恿汉族恶霸到处焚劫回民村寨。回民正要组织自卫，官方却发出对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由巡抚舒兴阿秘令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屠杀的消息传到各地后，云南全境沸腾，回民纷纷组织起来。马金保、蓝平贵起姚州，杜文秀占蒙化，马世德据临安，马如龙自建水，马德新(宇复初)在新兴，相继起兵，发动了云南回族大起义，并在短时期内汇合成分别由杜文秀和马复初、马如龙领导的两个集团。”
　　“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以岑毓英、杨玉科为首的清朝地方军政官员对回民进行了毁灭性的大屠杀，全省90％左右的回民死于此次劫难。回族人口较集中，反清斗争坚持时间较长的大理、蒙化、鹤庆、保山、楚雄、寻甸、通海大小东沟等地回族几乎被杀绝。据测算，道光年间云南回民总人口为80万，估计只有10万人得以幸免，有30万人死于刀兵战难，另有40万左右的人死于清朝政府咸丰丙辰(1856年)和同治壬申(1872年)的两次屠回事件中。”
　　法国人罗舍的《云南回民革命见闻秘记》一文，也记载了起义之前回族人民已遭遇到的杀戮：
　　“咸丰六年四月十六日(1856年5月19日)，是他们指定灭回的日子。地方官吏所募集的无赖汉，想发财的闲杂人等跟随在后面，去开始他们屠杀的工作了。回民方面虽早有准备，但是万想不到昨天的邻居好友，今天会拿刀来砍他们的头颅，因此防备未免有些不周到。一般汉人群众受了地方官吏的煽动，又想抢掠发财，一时丧失了本性，狂乱野蛮地屠杀一切无辜的回民。在回人分散居住的地方，他们竟被惨(残)酷地屠杀了，比较密集的地方，他们虽联合起来反抗，但是寡不敌众，并且粮食有限，不得已也退走了。老幼不能逃走的，竟被暴徒屠杀，年轻妇女竟被暴徒轮奸。”
　　英国人布洛克斯在《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中，记述了起义失败后的惨况：
　　“……屠杀一直到天黑才暂时缓和一些。深夜时有五六千果敢的人们聚集一起，黎明时他们穿过敌人阵地杀出一条路来。  自从该城被占领后，下关便无卫兵把守，因此当他们冲到那个城门时，便逃往二十五哩以外的蒙化去了。同时屠杀仍在城郊附近村落进行着。士兵放火焚烧屋舍，并将企图逃亡的人们尽行杀死。第三天终了时，在五万居民中有三万人被杀，剩下的也被由他们的家中驱逐出去。大理的沦陷是战争的终结。少数城镇仍在抵抗，但不久都被占领了。在这些城镇中，蒙化是逃亡者汇集的地点。后来蒙化的人们毁灭了聚集起来的财宝，毒死他们的妻子，纵火烧城，不久后也投降了。于是城门大开，少数人逃往山中，但其余的人不是被火烧死，便是落于敌人之手。”
　　小说中回族女子一家人以及森林附近的回族人家，即是战争中幸存者的后代，如果以小说描写的背景时间即1927年来推算，这些回族人家已经在深山老林中生存了上百年。小说中女子所说“你们汉教的兵，先前在这里杀过我们的人，妇人小孩，都没有饶过，还烧过房子”，“我们从小就搞惯了，一提起你们汉教的人，就想起杀人放火，连妇人，连小孩……”，也就是罗舍文章中记载的“老幼不能逃走的，竟被暴徒屠杀，年轻妇女竟被暴徒轮奸”以及布洛克斯所说“少数人逃往山中”等，小说细节与史料记载，可相印证。
　　因此，《月夜》就不单纯是一篇虚构的艺术性作品，而是表现出艺术描写和历史真实相结合的特点，对它的认识和分析便不能脱离真实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基本的价值观念。

在上文我们说过，小说中包含着三种不同的声音、三种不同的价值，它们在纠结、碰撞，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小说的结构形式是人物间的对话，但是在1927年的历史时间背景中，这三个人物实际上缺乏共同的对话基础。以下尝试作一分析。
　　 叙事者眼中的回族女子，善良、警觉而又异常坚定，“有着刚健的美丽”，她涉世不深，或者说，她根本就生活在一个极为有限的、半封闭的世界中，她对周围社会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根据民族受难的历史经验，也就是“听见我们老辈人说”——官兵以前如何杀人放火，连妇人和小孩也不放过。在她的情感世界中，仇恨便成了认识社会的主导因素。她的仇恨既抽象又具体，所以抽象，这是因为她并未经历过过去的腥风血雨，那一段不堪回首又难以释怀的经历，是通过老辈人的口传言说，逐渐累积，虽已是百年的前尘影事，一旦被述说时，犹自令人心悸；说具体，这是因为历史经验往往会转化为具有感性特征的个人经验和标准，对年轻女子来说，一提起“汉教的人”，就自然会联想到过去的事件。因此，当有不相识的外人闯进时，她有理由加以拒绝。这种拒绝，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外界的防范和对自我的保护，当历史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当他们仍然生活在先前被屠戮被捕杀的历史心理阴影中，他们要维持基本的存活权利，拒绝和防范就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具体地说，通过叙事者的眼睛，看到年轻女子极为刚强烈性的一面。她是美丽的，美丽中蕴藏着刚烈；她是清秀的，清秀之中又时时隐现着愤怒。作品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描述和形容：如女子说话中“隐隐乎藏着坚决不通融的口气”，如“用决然的口气”，如“脸上则更闪出一种强有力的光辉”，等等。这种坚决的性格，由民族受难史所铸造，在一个年轻女子身上得到了生动真实的体现。
　　但是，女子又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这种品质也是由民族传统所孕育而成。历史已经证明，回族人民尽管经受了清朝时期的劫难，但尊重知识文化的传统依然是整个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即使孤处深山老林，也是绵延不绝，因而附带着也就尊重与知识文化相关的“读书人”。小说中的女子之所以最终让叙事者和吴大林进屋，并提供给他们食物，就因为他们是读书人：“这点倒可以相信，你们读书的人，手上没有粘过哪个的血。”在小说的表层叙事上，这一句话语无丝毫倾向性或讽刺性，但我们今天读来，总能感觉出一种隐微然而又是深刻的反讽意味。
　　与女子直接对话的另一个人物吴大林，先前也是一个读书人，受过教育，“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流浪的人”，后来堕入社会底层，在鞋匠铺里当过徒弟，挨打受骂，经历过百般的屈辱，“从此在街上变成流浪人，和扒手偷儿一道打堆，学会了牵羊拔牛毛的技术。生活对于他，不再是压迫了，而是逸乐和嬉戏。他对他的同道，极抱好感，碰着无业的人，也能彼此相合，可以称兄道弟，其余的人便都成了他的眼中钉，总想设法使他们受到一点损害。他的快乐，便是建筑在他们的悔恨和气恼上面”。以往的研究者们认为，吴大林是一个敢于反抗社会不公的人，是一个
具有反抗精神的底层人物，根据即在于吴大林所说过的一句话“老子们倒不管他妈的啥子回人汉人，在老子眼里看来，世间就只有老肥和穷光蛋。是老肥，老子就要拔他一根牛毛。走尽天下，我都要这样干的”。显然，说吴具有反抗精神，这样的结论是不确的。我们只要举出作品中一句描写，即“生活对于他，不再是压迫了，而是逸乐和嬉戏”，就可证明所谓具有反抗精神的结论过于附会过于牵强了。赞扬吴大林，把一种他并不具有的品质如反抗精神派加在他的身上，这是“过度阐释”；从另一方面说，就必然意味着回避了对女子以及云南回族受难史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我们注意到，在凡是涉及到对《月夜》的评价方面，大多将重点放在对吴大林形象的分析上，而把年轻女子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这反映了在面对一个具有复杂背景的文本时，研究者知识体系上表现出的历史的盲区。
　　吴大林不过是一个落入社会底层的流浪汉。关于流浪汉型人物，杨绛论述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一个定义，可以借用在这里：
   　　“‘流浪汉’指无业游民。他们出身微贱，没有家产，没有行业，往往当佣仆谋生，却又没有固定的主人，因为经常更换。他们或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是无业可就，到处流浪，苟安偷生。有的是玩世不恭，有的是无可奈何。他们对国家的法纪和社会秩序都格格不入。可是他们并不公然造反，只在法网的边缘上图些便宜，如欺诈讹骗、小偷小摸之类。”
　　很明显，吴大林属于“玩世不恭”的流浪汉型人物。他在女子家得到食物后，又顺手牵羊偷走了人家的东西(土烟)，凡有利于己的事，他都会去做。他用“流话”与女子对话，但却没有对话的基础；女子所述说的痛苦事件，女子所表现出的愤怒情绪，他很难体会到，因为那样的悲惨经历，对同样属于底层的他这样一类人来说，是绝对的隔膜。但是，吴大林毕竟未失去底层民众身上基本的人性和人情。当叙事者指责他既承人家美意招待、反又偷盗人家的东西时，吴大林突然显得“紧张”起来，为自己辩护道：“本来我没有这个意思的!……就是她恨得那样没道理，我才横了心的，你默倒我当真就不讲人情了。”
　　与吴大林相对照的是小说的叙事者，他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在前文中我们说过，他也是一个落入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更多反映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与吴大林的玩世不恭不同，他对云南回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劫难是有所了解的。小说中有两处细节直接描写了他的心理反应。
　　 一种心理反应是胆怯，这符合叙事者同样作为小说人物的身份特点，作品这样描写道：
　　“老婆子对我们远远地坐着，用阴暗的眼光直望着我们吃饭。我觉得连她的眼光里面，也有着一种仇恨似的；甚至壁上那幅画的将军，仿佛比先前更加有些愤怒了，就像立刻要走下来动武一样。我望着他，天然感到很是胆怯。”
　　墙壁上的将军画像，在作品中出现了两次，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起义领袖杜文秀，但至少他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历史人物。
　　其次，在小说结尾处，吴大林拿出他所偷女子家东西时，叙事者先是“踢足叹气”：
　　“你真是!人家已经那样恨汉人了，你还做出这样的可耻的事来!简直把我们汉人的脸都丢完了!”
　　继而又感到一种“痛苦”：
　　“先前带兵做官的对他们回族，已经做出那样的错，我们还可以再错上加错吗?”
　　当叙事者终于同吴大林上路，走在月光中时，这时他却希望月光最好能被乌云遮住，“我怕有人会看见我们，只想在黑暗中走路，而且愿意黑夜再长一些。我不安，我觉得仿佛我自己也犯了什么罪一样”。
　　叙事者的“踢足叹气”，他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痛苦”，以及像“犯了什么罪一样”的感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新型知识分子的良知，即在面对历史时，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一种责任来，至少，对他人的痛苦不会无动于衷。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叙事者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传统的士大夫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士大夫受制于封建正统思想，在心理及认识上，对底层民众的痛苦无视无闻，冷漠超然，甚或加以歪曲、丑诋，而叙事者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面对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回族，他能够感受到一种痛苦，甚至就像“自己也犯了什么罪一样”，这在传统的士大夫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叙事者与另一个人物吴大林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我们当然不能说吴已经退婴成了一个单纯为活命的“自然人”或“生物人”，但在他身上很难发现更多超出自然性需求的因素，他不可能像叙事者那样去注意墙壁上将军的画像，对女子愤怒的情绪不唯不理解，反而骂骂咧咧。但叙事者不同，他敏感到将军画像神态中的怒气；他在吴大林的偷摸行为中觉出了一种耻辱，意识到“简直把我们汉人的脸都丢完了”，同时也认为这种不良行为对回族是“错上加错”。
　　因为叙事者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他的观念、价值及立场与传统的士大夫截然相异，即使他根本不了解女子的情况，也能在自己的视野中正确地表现出女子的形貌、神态和内积的愤怒，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回族在历史上所经受的苦难，而不是歪曲、变形，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作家艾芜本人良知的一种体现。
　　叙事者的痛苦和负罪感，年轻的回族女子是不可能了解的，吴大林则更以为这是“死顾面子”，这三种声音、三种价值之间的对话，似乎隔阂甚深，难以沟通。但是，巴赫金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相互间的“交际”，能够实现对话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所写三种声音、三种价值之间仍然存在某种可以实现的共同基础：年轻女子的善良，吴大林所拥有的基本的人情，尤其重要的是叙事者的理性的认识能力。
　　《月夜》中所写内容，仅是作家漂泊途次中的一次偶然经历，它涉及到了回族的历史背景，并正确地、艺术地描绘了一个年轻的回族女子形象。在有影响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月夜》恐怕是唯一一篇反映云南回族孑遗生活的小说。因此，它很可以成为云南回族受难史的一个艺术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