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搭救
（一）
什么叫做穷？什么是贫困？
在西海固经历的八十年代，给了我关于贫困的一种观点：西海固民众的贫困——是残酷自然和不平历史的产物。它是彻底的，几乎不能改变。它需要的首先是社会的正义，以及人们对它的同情。同时包围穷人的还有不毛的环境。那片绝望之地若能在哪天变得富裕，那一天就一定是大同之日。
那时所谓的贫困，是一个政治词汇。那时的急迫事情，是抗议压迫的历史，是宣布对信仰的声援。
换一句话说，关于西海固贫困的另外一个方面，我完全没有留意。
渐渐有一丝警觉，游走在心底。
因为在隐藏的深处，似有一株细芽，如一个细胞在悄悄生长。我觉察到：关于穷和苦、关于贫困的观点，或许早晚要重新参悟。否则哪怕皮毛上的毫厘，最终会在骨子里失之千里。归根结蒂我们追求的，一是真实、二是真理。
多次遇到有人问我：西海固，那里还是没有水么？
苦旱无水，因我的传达成了它的形象。我为其间的分寸感到不安，忙急着说：不是到处都没水！有的地方家家一口井。还担心水被人弄脏，井盖上挂一把锁。媳妇们是担了桶、再提上钥匙挑水去的！……
难忘的，是农民的激愤神情。那真是怨天恨人：
“不能成！……啥都不长！水没有！土不能成！……”
农民说得亢奋时，如同争吵，头摇不停。粗粗的嗓音，坚决且不耐烦。
那一次随口扯起的是种菜。而我信以为真；我也以为西海固的贫瘠土地，真的不能种菜。
二十年弹指过去，到了两千零几年。
哪一回呢？我从兰州过来。背包里，不知被谁顺手塞进了饭馆的一塑料袋子小西红柿。我忙着，不知包包被收拾过，娃他妈把那一捧小西红柿种到了大门上的空地里。我走后，她浇上水，谁知长得郁郁葱葱。电话里他们告诉我说：满枝鲜红的小西红柿沉沉挂满，吃都吃不完！……于是又种了黄瓜、豆角、一应的菜蔬。听着他们兴奋地描绘这一篇种园记，我忆起了昔日那激愤的神情。
也就是说，在他们嗓音粗砺，控诉这穷山恶水不识菜蔬的时候，其实掩饰了另一半。他们并没有竭尽全力。那嗓音和忿忿的口气，不知为什么耐人寻味。于是愤怒的谴责和虔诚的表白，甚至关于牺牲的叙述里，都暗送了一丝弦外之音。那是一丝募集同情、搜寻援助的潜语。天下头只我最苦、我最穷、我的白俩（灾难）最大、所以胡大圣人最该拉一把的就是我；无论回汉、谁若是君子谁就该朝我伸手搭救……
我听着，心里有一丝静静的悲哀。
即便句句是真，即便人们决心救援，即便以前的世道是完全的罪恶——我仍感到心里难过。
那一丝声音虽微渺但清晰，它挥之不去。当穷人也有严格的规矩。我不喜欢过度的诉苦，更厌恶哭穷。因为一旦那么放任自己，人会失了尊严。
（二）
在那些场合，人常不由得掏出钱来。
这种钱，回民惯称乜贴，汉族叫做施舍。讲究些叫海地叶，还有算德格、则卡特：都是指带着宗教意味的钱帛出散。在西海固，这种小额的钱币支出非常频繁，特别是在无法无天的西吉，或者在盲信迷信的海原。人群中，行一个情、拿两个礼--解数丰富的不胜枚举。
有时对面坐着，听说了对方的地位，于是这一个当场站起来，摸出五块钱说：我给您行个礼性！……那一个慌忙摇手，推搡一番，最后还是收下了。
既然“乜贴”如此随意，那么人又何必推辞。慢慢自己也学着说些弦外余音，然后意味深长地望着来者，等着他表现虔诚。
一种解数形成了。无疑这胜过了针头的买卖、泥土的庄稼。它以神圣的名义敛财，少少五元无妨、多多百万不拒。它把贿赂和贡奉塞进了信仰的框架，维持了、更强化了旧世界的结构。由于这种钱财并非由富及贫的救助，而是豪族强者的征敛--所以它使贫富分化加剧。在圣的门槛里，穷人又多了一层绝望。它继而发达为风气，诱惑得谁都想伸手。繁缛的行情施礼，胁迫的金钱缴纳，腐蚀了伊斯兰的原则。
原则是什么？
乜贴（niyat，心意）、海地叶（hadiyat，礼物）与伊斯兰天命之一的则卡特（zakāt，天课）及算德格（sadagat，施舍），这一组概念的含义非常接近。不过是惯习的沿袭，造成了使用的偏重；如北京人只惯用乜贴一语，而西北就更加入了海地叶等词。必须承认天课一语的使用要少得多--显然它们都被人想成了随心的事，在颓废的大都市，它不过是与圣职人员交换执行宗教仪礼的报酬；而在地缘和宗族维系的农村，它暗暗地劫持人的信仰，变质为控制与盘剥。
原则如天堂一样遥远！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不止在一隅西海固、而是在整个甘青新，我一遍遍地问自己：痼疾的原因在哪里？解决的钥匙在哪里？推动的东风在哪里？
我转回了原点。回到了那触目的“穷”字。
这一次，它露出了面目的另一半。不毛的枯山、苦咸的饮水、加上历史的非情，其实只是真实的一半。另一半仍是贫困；但那是一种志气的贫困、一种精神的贫困、一种对于自己贫困的人穷志短、一种永远等着他人援救而从不想伸出手去帮助他人的，信仰的赤贫。
当人躲入了自私，不再关心别人，拒绝援助别人的时候--他就堕入了穷的地狱。他再也不能超度，他再也不得救赎。穷火炼毒，贫穷之毒浸透他的心，孽生洇染，繁殖扩散，毁掉了他的精神。
尊严已经崩溃了，更不懂什么是高贵。他们依然不肯相信：自己的贫穷，正是因为少了高贵的精神。
（三）
那一天，我随着救助会的车，登上了著名的绝地卡力岗。
进了回藏结邻的化隆大山，先穿过冶什春，又进了阿什努，在高原边缘炫目灼烤的太阳下，在参加救助贫困儿童的这一天，我一直在暗自琢磨，究竟自己目击了什么。
藏族或撒拉的学生娃，按班级排着队，密密地挤在台下。戴小白帽的、穿小藏袍的，都是烈日烧灼的红脸蛋，清澈心疼的大眼睛。他们的阿妈--好奇又害羞的撒拉媳妇抱着奶娃挤在后排，大胆且热情的藏民嫂子勇气十足坐在前面。一眼看去，前一片是藏民女人的红绿花头巾，后一堆是撒拉女人的黑挑花盖头，环绕四周的，是斑驳黄艳的油菜花、是远近黝黑的卡力岗。就在这天清气爽的高原上，救助行动开始了。
那一丝声音虽微渺但清晰，它挥之不去。当穷人也有严格的规矩。我不喜欢过度的诉苦，更厌恶哭穷。因为一旦那么放任自己，人会失了尊严。我坐在慷慨解囊的公司经理旁边。请他致辞时，他推辞了。轮到我，莫名袭来的激动，使我说得语无伦次。按着班级，娃娃们轮番走上前来，一条条床垫、一套套校服、一个个背包；还有专门给孤儿、残疾、单亲儿童的助学金，都放到他们的小手上。
也许更激动的，是出了钱的那个经理。他亲眼看见了自己的心意原样到了藏回儿童的手上，也亲眼目击了卡力岗贫瘠大山深处丰富感人的景色。
组织这一次扶贫助学行动的，是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来到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不用说同时进行义诊的医疗队——都是志愿者、打义工。他们自己并不富裕，守着清贫，援助弱小，实践着伊斯兰的扶贫规定。他们的脸上闪着一层光亮，快乐而满足，我知道，那是高贵的努尔（nur,光）。
——那天卡力岗的扶贫队伍里，最是阿嘎·艾斯玛的脸上，努尔闪亮着，给我强烈的感染。
阿嘎·艾斯玛是一个托茂牧人。“阿嘎”就是大哥，如我们内蒙的“阿哈”，也如哈萨克的“阿嘎依”（agay）。简单说：“托茂”人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自清初就辗转到了祁连山。若说他们的心思，一是牵挂自己的族源，再就是在意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千百人的群落，不会被认定为一个民族；那么他们就更托靠真主。
托茂人把游牧民族的淳朴，注入了伊斯兰的血液。
阿嘎·艾斯玛一待牧场的活计放得下，就跑到救助会，当扶贫救难的义工。他熊腰虎步的身影，使队伍平添了异色的豪迈。就在卡力岗的那一天，他和我结下了友谊。他使我又一次沉入对草原的回忆，使我忆起汗乌拉、忆起沙沟村、捉摸人的相知。
他嘿嘿笑着，好像在说：确实很怪，一旦你伸出手，向别人递过你辛苦挣来的钱——你就变富了。
是的，那是快感十足的感觉。它那么奇异，仿佛彻悟了贫与富。人必须体验它，人必须让自己的心，获得那样的富裕。那种虽然明天要更节俭但自己终于拿了出去、那种虽然舍不得却送了人、而且不能炫耀只能藏在心里——那热乎乎的感受，何止物质不能相比，它太美妙，简直让人想哭想笑！
（四）
在伊斯兰的一切原则、法规与传统中，唯天课与施散的实践，有力地抗击着泛滥世界的资本主义说教。今天，它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人们当中，正引起愈来愈强烈的共鸣。
如今重读陈克礼对天课的解释，只觉字字有金石之声：
“课的对象是财富，是有产阶级的义务。金钱如水一般，应该是流动的。不应该积藏起来，为少数人所把持。否则它便和水一样，停滞、发臭……有些人肥吃大喝，有些人啼饥号寒；有些人洋楼大厦，有些人陋巷破庙；有些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有些人终年勤苦缺衣少食；有些人是主子是人，有些人是奴隶是牛马。由于贫富的悬殊，便产生了社会问题。伊斯兰制定天课的目的，便是扭转这种畸形现象，限制资本主义的无限膨胀，使贫富归于平均。”
我突然想起来该对那些卡力岗的藏回娃娃讲什么了。我该说：
不是要做文学家，不是要做科学家，我长大了要做--帮助穷人的人！
四分之一个世纪白马过隙。二十五年沧海桑田，穷人家都变了小康户。但是攒下的钱，并没能把人变得高贵。
不知是不是该对西海固、对一切尚在困窘的人、也对我们自己说:
西海固不能再是一个“贫困的夸张”。确实早该猛醒：苦难和同情，掩盖了暗中的腐蚀。我们确实常常忘了：在身为穷人的自己之外，还有比自己更穷的穷人。在自己接受别人施散的时候，也要想着怎么去施散给别人。
——穷人的施散，将使穷人获得升华。对他人的施助，会带来罕见的富裕感。对他人的大义，能把自己拔出小农的牢笼。对世界的支援，会导致对自己的搭救。在这感人的过程之中，“高贵”渐渐出现了。
我说惯了的西海固三个字，许是一片黄土山地，也许是一条绿草平川。还可能是一个群体，或者干脆仅仅是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托茂人在前头走得大步流星；“西海固”，该跟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