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花儿”

从原始歌舞到花儿的嬗变

多姿多彩的“花儿”总与西部人血脉相连。花儿，不论是“河湟花儿”还是“洮岷花儿”均来源于古代西羌人的羌歌和羌族乐舞。这种羌族歌谣如九曲黄河，她陪伴这里的人民度过了风雨交织的悠悠岁月，一直从遥远的古代流淌至今。流淌到洮河上中游地区的，变成了柔媚委婉的“洮岷花儿”，流淌到黄河上游大夏河流域的变成了雄浑豪放的“河湟花儿（少年）”。

如果作以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读的话，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五人舞蹈纹盆》所反映的情况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说明。盆中五人一组共三组十五人手拉手载歌载舞的生动图案说明了公元前二三千年夏朝羌族人民的原始文化生活己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正是他们创造了手拉手边歌边舞的这一歌舞形式。这种歌舞流传到唐宋时代有了一个固定的名称，这就是“踏歌”。唐代大诗人、祖籍天水的“诗仙”李白在《赠汪伦》诗中就这样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北宋王韶“熙河开边”时有“蕃酋女子至连袂围绕汉官踏歌，言‘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摩正来夺牛马也’”的记载（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当时的“熙河”正是今天的临洮、临夏。

宋、元时经过汉、藏融合演进，变成了用汉语演唱并充满藏歌韵味的花儿。元、明、清以后，由于回族、东乡、撒拉、保安、土等各民族相继在河州大地聚族而居发展壮大，对花儿，特别是对河州花儿（少年）的最后成熟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回族、东乡族筏子客、脚户哥、擀毡匠的上川陕下宁夏，把河州花儿带到了他们足迹所达之地，成了传播河州花儿的重要功臣，而且通过长途传唱，大大丰富了花儿曲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湟花儿。而洮岷花儿因其曲调难度较大不易传播，加上汉族人民农耕生产的相对封闭性，只流传在现今临夏、甘南、定西三地州部分地区，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

花儿的类型与实质

        洮岷花儿分作南北二支，以岷县二郎山为演唱中心的叫“扎刀令”、“阿乌令”或“阿乌连儿”；以现今康乐、临潭、渭源、卓尼四县交界处的莲花山为传唱中心的叫“莲花山花儿”。古代的河州包括现今青海东部地区，所以“河州花儿”也叫“河湟花儿”。地跨洮河南北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不但是河州花儿的发祥地，而且也是莲花山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一身而兼有莲花山花儿和河州花儿两种花儿发祥地的无上光荣。

      “花儿”虽然分作两大类型，但除了遣词造句、调式风格有重要区别外，作为这一地区民歌山歌，其含义并没有质的不同，共性仍然是主要的。因古代的这一地区主要是农业兼畜牧地区，所以说穿了，“花儿”是这一地区农牧民，特别是牧民的歌。大大小小的“花儿”演唱会是他们“诗与歌的狂欢节”。

       为什么“花儿”能在千百年来传唱不绝呢？ 这与花儿所反映的艺术思想有关。

花儿的艺术思想

        花儿的根在农村，她反映了人们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对封建思想的厌恶与反抗。河州花儿中有一首很著名的花儿：“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莲花山有一位歌手叫“穷尕妹”，她命运多舛、为唱花儿屡遭劫难，她愤怒地唱道：“镰刀要割沙柳呢，我娘养我属狗的。出门扎脚舞手的，唱花行里丢丑呢。看你割脚呢么剁手呢。”言其“花儿”我要唱，这个“丑”我要丢。她还唱道：“斧头要剁白杨呢，看你活埋呢么死葬呢，杀不下时还唱呢”。

        花儿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莲花山花儿这样唱道：“斧头要剁白杨呢，花儿就在心上呢，唱时辈辈发旺呢，不唱穷根扎上呢”。他们用优美的比喻来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这首花儿：“材一页，两页材，莲花山上摆歌台，赛歌台上显歌才，唱个四季大发财，金银财宝滚进来。”

        花儿反应出人们对生存的欲望，对人生青春年华的留恋和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如莲花山花儿这样唱道：“萝一条，两条萝，乘年轻着赶紧闹，再过二年老求了。”“镰刀要割榆萝呢，乘年轻着要闹呢，谁把生死知道呢！”“针一根，九根针，人活一世草一春，花儿能有几日红？”这与唐诗《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技”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旧社会那缺吃少用、医疗保健十分贫乏落后、人们不能自己掌握命运的年代，人们有理由对自己短暂的青春发出无奈的呐喊，虽然在物质上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满足，但却对浪山场、唱花儿这样俭朴的娱乐方式寄予了深厚的感情，而这也正是花儿这种自唱自娱形式得以绵延不绝的真正原因。

       花儿是一场喜剧的演出，是凑一时的热闹，给予以森林为伴的老庄稼汉以片刻的娱乐。山中无其他乐趣，唱花儿只能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所以他们开门见山就这样唱道：“唱花儿为的心上宽，不是为的吃么穿。”“唱个花儿解（gai)心焦，不是图的啥热闹。”可见，农民唱“花儿”就是为了从无头无尾的烦恼中，从千头万绪的焦虑中求得片刻的解脱，得到暂时的宽慰，不是为了挣一点吃的穿的，精神上的压力比饥寒的煎熬更为可怕！

        花儿唱出了生活中的不幸与艰难。过去有一首花儿这样唱道：“农民的日子太艰难，一天三餐面不见，老鼠柜里转三转，没有缠胡子的面。”“斧头要剁红桦呢，锅安了着没下的，女哭呢，娘骂呢，大大只打娃娃呢，生活阿么过下呢？”“锅安了”就是锅里的水开了。锅里的水开了而没有下锅的东西，闹的全家不安，你说这可怕不可怕！生活艰难，吃不饱穿不暖，活的寿命也就不长，青春短暂，年华易逝，所以人们总盼望有一男半女快快长大，来承担家中生产劳动，花儿唱道：“斧头剁了红桦了，儿子大了女大了。儿子会抓杠把了，女儿会种胡麻了，老来的日子不怕了。”这就是从前农民生活的写照，与现在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花儿是出门人离别时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语，是行程中的思乡曲。如像河州花儿唱道：“尕马儿拉在了柳林里，柳林里有什么草呢？一声一声的出门呢，出门是有什么好呢？”“一对犏牛犁地呢，头上的鞭子哈绕呢。眼看着阿哥出门呢，心上（拉）刀子（哈）搅呢。”“走罢凉州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挣上些钱了回家走，心上的尕妹（啦）看走。”

        花儿是老年人精神的寄托，他们爱了一辈子花儿，唱了一辈子花儿，但到老时还仍然唱不够爱不够，有些老人发白了眼麻了牙没了腰弯了腿硬了，仍拄上拐棍浪山场唱花儿；“红心杨柳一张杈，我黑头发唱成白头发，唱着一口牙掉下，拐拐拄上还不罢。”有些老人嘱托儿女，死了不要请阴阳念经，只请上两个唱花儿班子，美美地唱上两场花儿就行了。

        花儿是谆谆的告诫，花儿是深情的期待。临夏回族歌手马尔洒这样唱道：“一年的庄稼两年里做，种的时不管，地边里不转，长下的难看，眼看着太阳晒干。割去好，捆下的捆子不站，年轻的时候五荤里钻，家里不管，巷道里乱串，一辈子尽好的‘少年’，嫑老时好，老时难里么不难？”莲花山花儿在朝山开始时有真情的问询，山场结束时有难言的话别，他们总以最美好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如两组歌手开始相遇时总要唱：“一转山的莲花山，手拿剪子铰纸呢。出门野鹊报喜呢，今个活该遇你呢。”朝山结束的时候，难分难舍，依依告别：“锅一口，改新锅，一转山的莲花山，缰绳抓住手放脱，有啥话了走着说。”“杆两根，一根杆，千言万语说不完，再等明年莲花山。”脉脉深情一言难尽。

        花儿是劳动人民对唱双方演唱才艺的最佳展示。柯杨先生在其《洮岷花儿与农家生活》一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三年前他在卓尼县的一次花儿会上看到几位妇女对迎面走来的一个年轻藏族喇嘛唱了一首花儿：“手拿斧头剁白杨，年轻轻的好模样，为啥你要当和尚？”她们本来想把这位年轻和尚奚落一番，谁知那位和尚并不慌张尴尬，而是不假思索地用汉语回了一首别出心裁的花儿，一下子把自己从困难境界中解脱了出来，他唱道：“手拿斧头剁白杨，命里算下没婆娘，一口气上当和尚！”你看这对的多巧！

        据唐汪川青年歌手唐占基说：“花儿也叫‘少年’,‘少年’还分‘荤少年’和‘素少年’。”“荤少年”是爱情的话语，是情人的对白。河州花儿“上山的鹿羔下山来，下山着咂一口奶来。出门的阿哥回家来，回家着看一趟我来。”“登上了高山着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时容易折去难，折不上是枉然。”

       “花儿”是一部地方史，花儿是一幅幅民俗图，花儿是杯甜美的故乡酒。康乐县歌手“刺玫花”董芳兰和丁鸿义对唱时，唱了一组29首的乡俗花儿，如，刺：“地寺坪的老唱家，鸡毛要扎掸子呢，我把你请到我家里缓去呢，给你铺条栽绒毯子呢，下个细茶碗子呢。”丁：“五户公社花行家，我花长得人体面，擀下的长饭像扯面，做下的死面像起面，一根能捞一碗半，我没问价钱往饱喒。”刺：“一转山的莲花山，包干到户头一年，尕妹我活得人难寒，青棵割倒麦没干，想吃白面没一点，我顿顿吃的包谷面，我问你，你把包谷面嫌不嫌？”丁：“一转山的莲花山，我也活得人难寒，我把包谷面不嫌弹，只要你把盐放咸，我美美个地盘两碗。”

        花儿千娇百媚，花儿万紫千红，魅力无穷。花儿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歌谣，也是最具地方色彩、最具乡土情韵的民俗文化品牌。它自上世纪30年代末张亚雄《花儿集》出版以后，已成为吸引外界眼球、让外部世界认识西北的一个亮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