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节假期,当各电视台上演明星抢夺战,纷纷炮制自己的娱乐晚会争抢收视群体时,央视新闻频道却在晚间9点半的“黄金时段”播放了一部人文纪录片《敦煌》。从大年初一到初十,10集的《敦煌》从敦煌的传奇发现讲起,描摹了敦煌莫高窟迷人的艺术杰作和文化宝藏,诉说了敦煌从繁盛到浩劫的曲折历史,也记叙了几代中国人对敦煌文化的保护与弘扬。这部底蕴深刻、内涵厚重的纪录片让热闹的春节电视荧屏上多了一份文化与历史的重量,也让人们通过影像感知着敦煌这一民族文化宝库。有观众感叹:“我一直在苦恼介绍什么样的影视片给我的孩子,今天看了《敦煌》,我知道我找到了。”
200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制作了《敦煌再发现》大型直播节目,时任新闻评论部特别节目组制片人的周兵萌生了拍摄一部有关敦煌纪录片的想法。2005年年初,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投资拍摄纪录片《敦煌》,出生于甘肃的周兵成为总导演。5月,《敦煌》拍摄团队开始了对敦煌的第一次探访,他们拍摄了部分空镜头和20个洞窟中的壁画、彩塑。此后,摄制团队奔赴陕西、甘肃考察,为《敦煌》做前期调研采访,收集外景素材。
2006年6月,周兵在西安的考察途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对《敦煌》的纪录拍摄正是我们继续走在我们想要走的路上,继续用新的影视技术来解读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我们的电视理念、对文化的态度、对历史的认知,会在这部片子里继续坚持下去,我们依然还会创新。”
周兵所率领的这支团队是勤奋并且专业的。2006年,他们拍摄的大型纪录片《故宫》在国内外产生不小的震荡,一时掀起了一股“纪录片热”。担任《敦煌》总导演后,他还陆续执导了纪录片《千年菩提路》、《台北故宫》、《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等片,但对《敦煌》的筹备和拍摄始终没有停歇。
2007年4月至5月,周兵团队40余人前往敦煌展开了大规模拍摄,拍摄内容包括莫高窟周边的春季景色、敦煌研究院的大量纪实拍摄,以及月牙泉、榆林窟、西千佛洞、敦煌市区等地。6月,周兵与摄影师赤平勉、再现导演袁丁及几位分集导演再次前往敦煌,此次摄制组全体出动,共计上百人,除了莫高窟及周边,剧组还将镜头对准了雅丹地貌、山丹军马场等大漠风景。
作为纪录片《敦煌》的合作出品单位,敦煌研究院为纪录片的拍摄提供了大量协助。敦煌研究院首次向电视媒体打开67个洞窟,其中24个洞窟从未对游客开放,也未对媒体开放过。大量的独家拍摄镜头成为这部纪录片最为吸引人的亮点之一。拍摄期间,周兵与分集导演还多次与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及多位敦煌学者、研究人员进行文稿讨论。
《敦煌》从最初开始设想到最终的播出,走了6年艰辛的道路。摄制组先后9次深入敦煌,行程数十万公里,拍摄素材近400盘磁带,前后参与制作人员百余人。在第10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单元中,《敦煌》夺得了“人文类评委会特别奖”。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曾作此长叹。而纪录片《敦煌》不仅重温了敦煌曾经的历史磨难,还以满怀敬意的笔调礼赞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敦煌的一代代“守护者”们。在第10集《守望敦煌》中,解说词这样写道:“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中国纪录片学会理事、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何苏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敦煌》的历史观最值得关注。作品体现了创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人性化观照的姿态,以及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哲学化的思考。此外,娴熟老练的叙事技巧以及对视听语言使用方面的想象力,也在同类纪录片中显得突出。
《敦煌》在创作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情景再现的大量使用。早在1999年,周兵担任央视30集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总编导时,就将在纪录片界尚属争议的再现表演的方式运用于纪录片的叙事中。在《敦煌》中,为了使这种形式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主创团队甚至在2006年发布公告,列出罗振玉、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等27个片中所要涉及的角色,面向社会招募演员,这在以纪实为信则的纪录片界还并不多见。 在此基础上,《敦煌》试图通过人物的经历和独白作为每一集的叙事线索。在第6集《家住敦煌》中,主创团队从流失在法国的敦煌经卷中发掘了一个叫阿龙的敦煌居民,并通过“阿龙打官司”的故事展现了1000年前敦煌地区的生活风貌。而在第8集《舞梦敦煌》中,主创者干脆虚构了一个叫做程佛儿的大唐舞伎,以她的舞蹈生涯透视了敦煌壁画中优美的舞姿舞韵。何苏六肯定了这种尝试:“程佛儿是一个抽取了一类人物中一些特性的集合体,像是文学中的一个典型性人物。她的出现,并不会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她就像作者的一个代言人,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富于创意的一种大胆的叙事策略。”
近期以来,《望长安》、《大明宫》、《西藏一年》、《千年菩提路》、《敦煌》等大型纪录片陆续热映,引发社会对纪录片的关注。针对中国纪录片的现状和发展,何苏六认为:“纪录片正在被老百姓越来越多地关注,这对于净化电视荧屏、提升媒体形象、引导民众文化消费、提升国民素养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相对于中国悠远厚重的历史以及纷繁多彩的社会现实来说,中国纪录片的产量、传播平台和影响力还都远远不足。事实上,纪录片在对外文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力,纪录片的创作还应得到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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