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多踯躅——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背后的宗族因素

4月9日，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为期两天的全国哀悼，纪念骚乱中的遇难者。

　　4月上旬，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治骚乱，反对派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接管国家政权，吉尔吉斯斯坦似乎在时隔5年后又一次通过“社会革命”完成了政局转换。类似的夺权方式让人很快认为这次事件只不过是第二次“郁金香革命”。但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麦克格林奇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这次事件绝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抢劫”，所谓政局转换只不过是政治精英们的“轮流坐庄”而已。不管是“革命”还是轮回，这种非正常的政权更迭方式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都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独立近20年来，其国家建设之路仍是前行多踯躅。

　　对此次“革命”的起因，许多学者将其归结为长期积累的诸多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迟缓、物价飞涨、贫富分化和政治腐败等，造成上述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即宗族主义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正是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造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目前这种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状况。

　　古老的民族，年轻的国家

　　吉尔吉斯民族是中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中国秦汉之际，吉尔吉斯人的前身坚昆人就已经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15到16世纪，散布于中亚、天山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在逐渐与中亚地区的突厥、蒙古部落融合之后，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吉尔吉斯民族。

　　吉尔吉斯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政治组织形式长期处于比较原始的部落形态。19世纪随着俄国的对外扩张，吉尔吉斯人逐渐被纳入沙俄帝国的统治之下。俄国十月革命后，吉尔吉斯人开始建立起现代政治组织形式。1924年6月，俄共中央决定成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该州的行政区划覆盖了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绝大部分地区。1925年5月，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更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州，吉尔吉斯民族历史上的正确名称由此得以恢复。1926年，吉尔吉斯自治州升格为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属于俄联邦。1936年12月，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这是吉尔吉斯人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国家。

　　从封建的宗族社会一跃进入现代社会的“共产式”组织形态，吉尔吉斯人的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跳跃性。也正是因为这种跳跃性，大量前现代社会特征如地域主义和宗族主义才没有因为苏联70年的重塑和改造而彻底消失。这些前现代社会特征成为1991年独立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也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内在根源。

　　宗族政治阻碍国家整合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拥有8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除了占人口多数的吉尔吉斯人以外，还有在苏联时期迁入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以及大量的跨界民族，如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维吾尔族、阿塞拜疆族、哈萨克族以及华人后裔东干人等。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吉尔吉斯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基于宗族的政治认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柯林斯认为，所谓中亚地区的宗族，是“一种非正式社会制度，透过该制度基于血缘或姻亲的血族关系将所有成员联合在一起”。对老人的尊重、对集体的忠诚以及献身精神，是吉尔吉斯宗族的习惯法。元老会依据习惯法来解决宗族内外的争端。直到现在，吉尔吉斯政府仍在利用这一宗族传统来处理争端，获得政权的合法性。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著名的《玛纳斯》史诗，吉尔吉斯社会源于40个以血族为基础但是相互分离的宗族，每一个宗族都有不同的次级结构。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宗族是基于想象的，而不是实际的血族关系结合在一起的。

　　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族特点还与地域差别结合在一起。1924年，俄共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划界，散居在各地的吉尔吉斯部落逐渐集中到现在所称的“南方”和“北方”两大区。北方以比什凯克为中心，包括楚河流域和西部的塔拉斯州；南方以奥什为中心，包括贾拉拉巴德、巴特肯和费尔干纳河谷。在经济上，北方较为先进，南方以农业为主，相对落后。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由三大主要宗族联盟构成，即左翼的Sol kanat，右翼的Ong kanat和居间的Ichkilik。左翼包括7个宗族，主要集中在吉北部和西部，右翼只有一个集中在吉南部的宗族，而Ichkilik包括的宗族数量最多，都集中在南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整合障碍即存在于上述宗族和地域差别中。

　　宗族主义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权更迭上。吉独立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阿卡耶夫凭借北方宗族的支持当选后，将政治和经济权力悉数分配给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赢者通吃”的政权更迭方式加剧了宗族和地域矛盾。其次，宗族主义的非正式机制渗透并弱化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正式政治机制。比如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行为依据的是宗族和地域，而不是政治理念和政纲。地方选举同样如此。宗族主义成为滋生腐败和裙带政治的土壤。宗族主义也对行政机构产生影响。根据吉尔吉斯宪法，总统有提名总理、各部部长和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其提名和任命原则自然是地域与宗族，这严重削弱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效能。

　　宗族主义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比如，吉前总统阿卡耶夫家族控制了吉主要的商业部门，甚至涉及到洗钱行为。“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夫政府发表声明说，吉2/3的税收没有进入国家预算，而是流进了阿卡耶夫家族的腰包。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各级部门。吉尔吉斯斯坦因此成为世界上贪腐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之一。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制环境、腐败、缓慢的经济改革以及大量资本外逃，导致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郁金香革命”，一次虚假的民主革命

　　地域主义、宗族矛盾和由此积累起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导致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了被称为“郁金香革命”的社会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党指责政府在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要求总统阿卡耶夫辞职。这一抗议行为逐渐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运动。3月24日，来自不同城市的示威人群涌入吉首都比什凯克，并在短短一天之内强行接管政权。执政15年的阿卡耶夫被迫流亡俄罗斯。由于反对派在抗议活动中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并且采取了类似于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的不流血的和平斗争方式，因此这次“郁金香革命”被赋予“民主”革命的性质，并与之前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起，被统称为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也被西方国家认为是“比较民主的国家”。

　　但是通过简单的分析即可发现，所谓“郁金香革命”的民主性质，只是宗族间权力和利益争夺的一件外衣而已。首先，这次革命源于传统的南北宗族矛盾和地域差异。代表北方利益的阿卡耶夫长期掌握国家政权，并在为北方宗族谋取利益的时候严重损害了南方宗族利益。这次革命可以说是南方宗族对自己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的反抗。出生于奥什的反对派领袖巴基耶夫代表的也正是南方宗族利益。

　　其次，执政后的巴基耶夫并没有采取明显的民主化改革。宗族主义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巴基耶夫执政时期继续存在。和阿卡耶夫政府一样，忠诚与血族关系成为巴基耶夫选择政府组成人员的依据。为了控制北部地区和构建自己的权力基础，关键性职位都被分配给巴基耶夫的亲属和支持者。“郁金香革命”后，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巴基耶夫政府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利用犯罪组织对付与其政见不同的库洛夫总理。国家安全机构对其职员与犯罪组织的勾结采取沉默的态度。利用后阿卡耶夫时期出现的权力真空，政客、地方领袖和犯罪组织窃取了大量国家财富，巴基耶夫也把国家的工业命脉掌控在自己家族手中。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革命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就像前任政府一样，社会分裂、腐败以及对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毫无反应。”

　　未来国家构建应首先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此次推翻巴基耶夫的社会革命更像是一次权力内部斗争，而不是地域或宗族间的斗争，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奥通巴耶娃与巴基耶夫同属南方宗族，并曾作为巴基耶夫的盟友在“郁金香革命”时将其推上总统宝座。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族因素就变得不重要。正如巴基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的，奥通巴耶娃“不懂得吉尔吉斯人的心态，也缺乏宗族的支持。我对她当总统表示怀疑”。

　　独立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每次政权更迭都是通过社会革命这种非正式途径来完成的。走上街头闹革命似乎已经成了吉尔吉斯人的习惯。这一方面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吉尔吉斯人对政府失去信任的结果。对未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构建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方面完善国家治理的正式机制。

　　奥通巴耶娃在4月8日“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将在半年内进行包括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在内的改革。从消除地域主义和宗族主义的角度看，这些改革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是对拥有过多权力的总统体制进行改革，通过增强议会权力对总统进行制衡。其次，对当前过低的组党门槛进行改革，以利于形成更为成熟的反对党。第三，改革行政机构，尤其是在决策层面形成完善的监督与评价体系。第四，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强化基于国家宪法而不是吉尔吉斯民族特殊历史文化的政治认同，更有利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整合。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实现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才是消除地域差异和宗族矛盾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