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汉，一个见证民族团结的维族精英

    天上的老鹰要受巢穴的束缚，不管他飞了多远总会想着自己的巢穴；地上的牛羊要受牧人的束缚，无论他怎么驰骋于草原他总要回圈。这是一位藏族同胞的原话。也许他没太多文化，但是他对自由的理解却是那么的朴实，我们华夏民族乃至世界的所有民族我想都知道这个道理，要想风筝飞的高，那么线一定不能断。任何民族要想发展，要想自由，像风筝一样越飞越高，就不能够剪断线，否则所有的幸福都可能落入深渊。而我们祖国的团结统一就是我们各民族发展的前提，不能听一些不知道真相、甚至也可能另有所图的人煽动，毁掉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包尔汉（1894—1991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人，维吾尔族人。他1929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34年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民众部副部长。1945年任新疆民政厅副厅长。1946年后任新疆三区民族民主革命联合政府副主席、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解放后，他在新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中成绩卓著，并且坚定地站在各民族人民利益立场上，不遗余力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一次包尔汉向王震讲述新疆历史，讲到西域正式列入汉朝版图时，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任何国家、任何人妄图把新疆从祖国怀抱中分裂出去的阴谋都是可耻的、徒劳的。”对解放初期有人著书把阿古柏入侵说成是“十月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颠倒历史是非，包尔汉撰写了《论阿古柏政权》，尖锐批驳说：“阿古柏政权，是侵入新疆的外国侵略者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建立的侵略政权，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新疆的工具，它妄图把新疆地区从我国版图上分裂出去，使新疆人民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由于汉族人民是我国反帝斗争的基本力量，以及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上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对祖国的共同缔造，所以帝国主义势力不但不能消灭中国，也不能把它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和人民从伟大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新疆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是和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

  
    关于“东突”，包尔汉先生撰写了《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新疆在以往的史籍中被称为‘西域’，远在两千年前，它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则是19世纪随着世界列强在中亚地区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而出现的名称。……这种名称完全是以语言和地理概念为出发点的，包含着明显的侵略意图。有人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两千多年来，新疆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

    兰新铁路通车后，包尔汉在讲话中强调：“需要从关内各地大量移民到新疆去进行各项生产建设，新疆各族人民是满腔热情地欢迎汉族老大哥的帮助和支援的。”包尔汉极力主张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认为，在发展和使用民族语言的同时，一个各民族间互相交际的共同语言，并不意味着本民族语言作用的消退和减弱，相反地会更有利于彼此交往，更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和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和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

    1942年至1943年间，包尔汉在盛世才的监狱里，根据《维俄词典》编译了《维汉俄词典》，交给南京的出版商后下落不明。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人寻找，195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包尔汉后来说：“这部词典，随着以后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它在学术上的价值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件事情，却凝结着敬爱的周总理对我们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啊！”

    “文革”中，包尔汉遭受打击迫害，被无端打成“国际间谍”、“卖国主义者”投入监狱。批斗他时，他一言不发，但当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时，他坚强地昂起头说：“我是中国人！”包尔汉1991年病逝，享年97岁。这样的维吾尔族精英，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功臣，人民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