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是滇西的一个重镇,是历代统治者争夺的战略要地。过去称金齿,后改为永昌,现称保山。这里早在元明直至清代康熙盛世,是伊斯兰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回族人口众多,人才辈出。明末清初的云南第一位穆斯林学者——指南老人马注,就出生在云南保山易畴村。
保山城西北有支回族山,她俯瞰着保山发展,见证着保山的历史!
山脚有个回族村,叫易畴回族社。该社现有农户近60户,200多人。这里的回族穆斯林勤劳俭朴,除了耕田种地外,主要从事家庭副业——搋板鹅。长期供应保山城区及附近地区的食馆,收益很高。外出开食馆的也很多,有20多家,生意都很兴隆。物质生活在村子里也很前卫,有15家养了小车。知感真主的恩典,在马注精神的鼓励下,全社穆民都积极在奔小康!
一、马注所处的时代背景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新宗教,随着“丝绸之路”,同许多西亚、中亚穆斯林一道来到了中国。唐宋五六百年间,他们同中国公民基本上相安无事,其中不少人还在中国娶妻育子,科举成名。从侨民成为中国公民。到了蒙古人建立了元帝国,它的许多士兵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打仗时,上马征战;和平时,下马屯田。“(元时)回回遍天下,目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杂识》)。蒙古人失败以后,色目人的军队却留在了中国大地,这样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也有着大量的穆斯林。明清时期,中国的伊斯兰教逐渐成熟起来。广大穆斯林,都奉公守法地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世世代代的通婚也使得他们一步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各地穆斯林在伊斯兰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精神情操。他们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17世纪在文化经济发展的江南,出现了既有着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精神,又接受很好的儒家文化教育的“儒回”,我们称作“金陵学派”。他们将伊斯兰教教义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经诠儒,以儒诠经,发扬伊斯兰教真谛,阐述伊斯兰教教义,这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以后,一次真正的护教图存运动,一次真正的归化鼎新运动。伊斯兰的真正精神保存了下来,中国优秀的文化被审慎地吸收进去。这段历史很值得人们深思、借鉴、发扬。
二、马注的家世生平
由《赛典赤家谱》、《马氏家乘》我们可知,马注近祖原居住大理,自其祖上六辈开始移居永昌。三百年前的一代大师马注和他的时代,刚好是清王朝开国时候,王朝的奠基者们就像刚建立起来的王国一样显得朝气蓬勃和容纳百家的胸怀,所以隐藏于民间的马注大师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出现了。
马注(1640~1711),文炳,号仲修,经名优速馥。明崇祯十三年,他生于云南保山市永昌街易畴村,父亲马师孔。母吴氏,怀胎时梦见一只凤凰入室,婴儿出生时乳名叫凤。马注幼年时与其兄马渥一同在当地举人张虚白先生门下求学。马注因聪明过人,深得老师喜爱。马注在7岁时父亲马师孔去世,不久祖父也去世,母亲吴氏领着两兄弟靠耕织过生活,生活十分艰辛。马注不辜负父辈重托,刻苦学习,一直坚持攻读儒学诗书,16岁中了秀才。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马注经大学士扶纲推荐,到南明永历帝内阁任中部上书,遂由家乡永昌迁至昆明,不久改任锦衣侍御。这年马注刚十八岁。吴母归真,马注请假回到永昌易畴村。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马注并未和永历帝出逃,亦未降清,而是选择以国家为重,以教书为业,到武定教书。从而结束了马注短暂的为官生涯。清军入滇后,马注遂“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清康熙四年(1665年)结识并师从滇中名士何观五,从此“文益修,学益进,弟子益盛”。写成《经权集》、《樗樵录》两部文集,阐述修齐治平之道,希望有裨于治世。康熙八年(1669年),马注30岁时,鉴于政治变乱,即离家北上至北京,受到清宗人府掌印亲王召见。此时他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专攻伊斯兰教经训典籍,并与当时京中伊斯兰教学者切磋教义。回滇后,向门弟子讲授“心性之学”,从者日众。历经数年潜心研究伊斯兰教义,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其研究成果撰成《清真指南》一卷,欲呈朝廷 以求御览,但终未成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离开北京,取道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四川,进行考察,广交各地经师,并设帐讲学,所到之处,人称“仲翁马老师”。曾将《清真指南》稿本就教于山东马延岭、南京刘三杰、湖南皇甫经、陕西舍起云等。返回家乡后,对《清真指南》进行修订。
马注是中国伊斯兰教义思想体系创立者之一。所撰《清真指南》内容丰富,“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内容涉及伊斯兰教的历史、教义、教法、哲学、天文、传说等等。在阐述伊斯兰教的创世说时,从“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入手,讲述无极而太极,而火风水土,而天使人神,最后得出“无始无终者乃真主独一之有”,丰富和确立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理论。在阐述伊斯兰教的“体认”说时,将“乾坤万物”、“古往兴废”、《古兰经》与人的“身体性命”等一并看作世界的“四部真经”,而以“身体性命”为“古籍”,把客观世界、历史都纳入认识范围,突出了人在认识中的主体作用,使伊斯兰教的认识论具有更高的思辨性。他在比较儒、佛、道三教的异同时说,“儒知而言浑,玄知而不切,释不知而自认”,认为“三教之理,各执一偏”,得出了“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维护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理论的地位。马注曾数次把他的著作、家世和他对伊斯兰教在整治世道人心、施行教化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等看法进呈康熙皇帝,目的是为凭借朝廷力量,推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均未成功。其著述对后代伊斯兰教学者影响较大。他毕生的精力,他曾这样自述其写作之艰:“席不暖,足不停,寝不寐,食不饱,履穿裘脱,忙忙然如丧家之犬,为时人所笑,前后数十载,也不知岁月几何”。用心之专,治学之严,令人叹服。然“数十载”磨一剑终立不朽之言,这时曾自况为“才非班马”、“杞人忧天”的马注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补偿。康熙继位后,有一次到蠡城去狩猎,看见一座清真寺,就进去看看。康熙进去后发现寺里放着一部天经(《古兰经》),想知道经里说些什么,随即诏人来给他讲解,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应诏讲解《古兰经》。这件事情发生在康熙十八年。康熙二十一年秋天,西域国的大臣要给康熙讲解《古兰经》,康熙就下令让礼部侍臣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给康熙讲解《古兰经》,当时没有应诏者。第二天应诏者能诵而不能讲。康熙失望之余就让侍臣复旨。上曰:“今朕亦忙促,令彼暂回。以率伊众,俟游五台回,宣能讲者,勿虚朕望。”马注得知约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其研究成果撰写成《清真指南》三次欲呈朝廷以求御览,但终未成。《清真指南》数易其稿最终定格后,先于成都木刻付梓,后于广州再刊面世,流传至今(保山市易畴村至今还保存着一本《指南要言》的四川版本)(见附图1)。其内容包括伊斯兰哲理、历史、天文、地理、教义教规、诗文唱和、身世自赞、教派斗争以及阿拉伯、波斯、中国神话传说等资料文献,对后代有非常大的影响。据统计明代永昌府共出26名进士,占明代全省进士的10%,进士人数名列全省府州第四位。由此可见永昌学风之一斑。明代中央政府以科举作为选拨人才的主要方式,学校教育就成为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因此,要取得科举的成功,就必须尊孔学儒。另外据其家谱可知,马注近祖四世均有功名在身,在当地而言,亦可称家世显赫,其家庭观念也必然是倾向于主流社会。我们从马注的父亲马师孔的名字也可以看出马注家族对儒学的重视。在大环境和家庭的共同影响下,马注少年、青年时期读儒家经典,应试科举便成为自然的事情。马注后来走上弘扬伊斯兰教、全心著述的道路,是与其家庭出身直接相关的。马注是回族世家,他的家乡永昌易畴村,在明末清初时是回族人口数量较多的聚居区。在回族聚居区,回族的传统信仰能够完好地保持。普通穆斯林家庭,信仰教育是从三岁时就开始了,马注的家庭当较普通穆斯林家庭更为重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易畴村现存有相当古老的马记经书(见附图2)。
《清真指南》涉及内容的广博来看,应该是集百家之长,综合了当时北京著名京师教诲,同时更注重个人参悟。马注广泛搜集伊斯兰教经典、文献,“予抵燕都,经书丛聚之薮,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经问难》一集“(《五课》)。此可见马注之用心。马注对于”武宗皇帝崇事圣典,迈于前辙,而经传未译,儒习罔闻“(《自叙》)这一现象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改变这种状态。当时王岱舆著作已经在各地广泛流传,马注认为王岱舆的作品”可谓清夜鸣钟,唤醒醉梦;苦药针砭,救济沉疴。”在马注的著作正文中,除王岱舆之外未见其他汉文译著者名号,可见其对王岱舆之膺。王岱舆的著作也激发了马注进行汉文译著的热情,他开始属意于据阿文经典著一本可“以教天下万世(《自叙》)的汉文书籍。
马注平易近人容易接触到穆斯林学者,他与这些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在《海内赠言》中可以看到两位金台经师:杨荣业和马化蛟。杨荣业,字盛之,京都人氏。马化蛟,字云卿,俗称七师,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区,民国期间州改县,今改区)人。因地缘关系他们二人应都在北京城清真寺开过学,马注与其有过很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在这些经师的影响下,他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的兴趣愈发浓厚起来。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在宗教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为当时宗教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被人们称为“清代云南第一位穆斯林学者” 他还曾经游历全国各地,不但了解了各地的社会状况,而且认识了很多有名的人士。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向皇帝写信,请求皇帝阅览他的著作,但都没有成功。
返回途中再次上疏,请求御览自己的著作。于是沿河南下,大概在徐州一带又作了短暂停留,并见到了古砀教领马廷瑞,马廷瑞为其校订了书稿的三、四两卷。继而在扬州作短暂停留,在那里他拜会了古之瓒,古之瓒览其全书,并为其校阅了二、三、四、五、七卷。在这年的十一月他抵达南京,在这里他第三次请求御览,但依旧没有如愿。对此,马注虽然有失落感,但此时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
南京自元明以来就是回族聚居地区,也是伊斯兰教学者、经师云集的地方。在这里他拜会了刘三杰,也应该见到了刘智。马注与刘三杰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刘校阅了全书。马注非常敬重刘三杰,得到了很多的指点,故在《清真指南》中将其列在卷首校阅者首位。马注在南京停留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他广泛接触南京的伊斯兰教人士,当时著名的经师袁汝琦、马之骐与之都有交流,马之骐为书稿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第六卷、第八卷,这几位均有赠言见录。
在南京期间,马注与同为赛典赤后人——马哈知之后郑氏家庭联系比较紧密,并得到他们的眷顾,生活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表示感激之情,更为表同宗的荣誉,马注将郑之壁、郑士昌两位“博文“的诗录入《赠言》中。
马注回滇后,并未在家乡留居,而是往来于云南回族聚居区域,马注把自己的《清真指南》送给云南各地的穆斯林。《清真指南》开始在云南流传,特别是在清真寺中,有可能已经被采用为教授汉文的教材了。他仍然不断对这本书进行修订。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出于讲习的便利,他修订了《圣赞》一篇,详细添加了注释。
马注回乡后的职业仍然是开学收授弟子。在他教导下永昌的回族有了较快发展,各民族和谐相处,使永昌成了商贸云集的发达重镇。名著《清真指南》中阐述了“普慈”的观念,他将普慈的善行分作四类:能慈骨肉者,能慈同教者,能慈外教者,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对于能慈“外教者”他称之为“公善”。善且冠之以公,善之大者也。这是何等崇高至仁的境界。伊斯兰教的“普慈”和基督教的“博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我们称慈,他们称爱而已,都是教导我们要慈爱一切生命。倡导人们要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宗教与宗教的和谐,人与动物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从而实现慈爱一切生命的和谐社会。 明清时的四大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穆斯林他们,“真回老人”、“指南老人”、“介廉巴巴”、“复初巴巴”,他们是进行汉文译著的代表人物,他们主张“以儒诠经”、“以回补儒”、“中阿并进”促进了伊斯兰的传播。成为了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先行者,马注是云南穆斯林第一个回族文化的开拓者。
三、清朝后期保山回族情况
据老辈人一代一代传述,乾隆时永昌有近百个回族村寨,永昌城内回族近万人。中国当代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奠定。回族“大分散、小聚居”,人口众多,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强化对回族的统治,乾隆朝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回族的某些特点,通过谕旨、判例等形式产生了为数较多的处理回族犯案的特别法令。其内容涉及回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婚姻制度诸多方面。灵活性大、效力高、处刑重、针对性强。这些特别法令,充分地反映了乾隆君臣“以法治回”时“刑用重典”的基本精神。暴露了统治者在“盛世”光环下仍然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本质。
清朝中后期,统治日渐腐败,各地人民反抗不断,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允许地方创办团练,各族地主乘机扩充势力,残害百姓,永昌汉族地主团练“香把会”就是一个代表,道光二十五年,迤西道罗天池为首的官兵哨练以城内回民“图谋不轨”为借口,屠杀城内回民,回民死伤数千人,这就是“永昌惨案”。“永案”立刻激起回民中强硬派的反抗,张世贤与赛白袍等组织回民暴动,但由于力量不大,寡不敌众,很快被镇压。“永案”没有引起云贵总督贺长龄的重视,他竟派罗天池自己前去查办“永案”,罗歪曲事实,把自己为首的官练大规模的屠杀保山城内回民的惨案说成“永昌回匪滋事”,城内百姓则成了内应,官兵为此才进剿。贺长龄对此深信不疑,他根本不认为罗天池虚报事实,令人气愤的是,他认为罗天池护城有功,给予保举,在保举奏折中称:“罗天池从优叙议,恒文尽先补用,赏顶带花翎,刘桂茂先开升补授普洱中营游击,沈聚成拨补千总,先受顶带,并授黄翎”(《回民起义》,第一册,第122页),刽子手竟然还能升官受赏,回民不服,反抗事件经常发生。
公元1872年末,起义失败。整个保山的回族又遭到毁灭性屠杀,死亡人数达10万多,只有少数外逃。易畴村只有丁府君丁悦老祖一人伪装成汉族得救,丁氏家人才有幸存活下来,马注的后裔也逃脱。马注后裔一分为二,一支在永昌街易畴村马绍清一家,另一支在板桥镇板桥街马德龄家。
丁氏家族在元明清三朝,有将领、举人、进士,有教师、商人、农民,丁氏又是元明清三朝经学世家,有爱国爱教的精神,被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召回分田分地,分山为坟山。此证现存。封丁府君老人丁悦老祖为和平公,墓碑现存。还有清皇帝御赐墓碑,现存(见附图3)。丁悦老祖经历并见证了易畴村的血雨腥风。后来又搬来两家马姓回族。故有易畴村“回三户”之称。1947年从西山杨柳搬来一家赛姓回族。解放后又来了两家马家。据祖上一代代传至丁悦、丁发聪、丁发祥,再传到我们大爸丁荣讲:马注近祖原居大理,自其祖上六辈开始移居永昌易畴村、板桥,屯田在易畴村建立了马家庄园、茶花园,又名马家庄,现还有回族坟地存在。
四、沿着先贤的足迹,共创和谐社会
马注是历史上在中国大型权威著作《词海》中收录的两个保山人之一(另一位是杜文秀 )。作为保山市永昌易畴村人,马注在中国明末精初到现代伊斯兰学术界教,有很高的声望,因《清真指南》而得名。也是全国著名文化人士,在学术界、宗教界有很高的声望。据保山易畴村丁氏老祖丁悦传,易畴村丁家远祖是唐时回回清教五族之一,在元朝跟木英将军一起进入云南金齿县。丁悦老祖口上一直传给丁发聪,再传给丁荣,讲:马注是易畴村人,归真后葬在回族山脚。解放前到永昌教经的吾师台都到过易畴村回族山马注墓地,诵经祈祷,纪念这位指南老人。后来的吾师台都有每年开斋节带领众教亲、小哈里法去坟山走坟纪念马注巴巴和亡人的传统。据史载“马注,保山县西郊易畴村人”、“回族山曾经有马注墓”(《回族文化论集》)。 民国初年保山城内在外回族逐步从外地回归。保山回族正在复业发展之际,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保山,不少的回民又惨遭死亡。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地位,回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特别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后三十年,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保山回族村发生了巨变,特别是易畴村较为突出。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鼓舞下,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回族人民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为创建美好和谐的新保山而努力奋斗。
为响应保山市委市政府的号召,把保山建设成一个旅游文化大市,面向东南亚开放,也想借这个机会把伊斯兰文化和马注文化在保山市永昌易畴村打造成一个回族文化亮点——相信不久,马注故居易畴村将成为外商云集,回汉民族和谐相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文明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家园。易畴村穆斯林为传承伊斯兰文化,发扬马注的和谐精神,在建设祖国大家庭中争做合格穆斯林。沿着马注的足迹,为创造充满人爱的和谐社会,保山回族紧跟时代的步伐,在辛勤地创建自己的家园。
保山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站在秀丽雄伟的回族山山顶,可以俯视整个保山坝子:大保高速公路、保山的母亲河东河——横贯南北,现代的城市高楼大厦、新型气派的奥新体育城、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尽收眼底,即将修建的保山火车站将坐落在山脚。
巍巍回族山经历了历史变迁的沧桑,也背负着未来的希望!
参考文献: 1.《指南要言》(1880年四川版) 2.《回族文化论集》(马旷源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2) 3.《永昌文化史论》(肖正伟主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5) 4.《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于振贵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11) 5.《中国穆斯林》(2006.2) 6.《回族研究》(2007.2) 7.《清真指南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11) 8.《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1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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