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坊里的回族先民

    唐宋时期，我国的对外交往达到了一个高峰，大批的阿拉伯、波斯使节、商人、传教士、工匠从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由于路途遥远，在唐宋王朝政府的许可下，他们在唐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开封、洛阳以及广州、扬州、泉州、宁波、杭州等商埠城市留居下来，过着平静的侨民生活。这些留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当时被称之为“蕃客”。蕃客的居处被称之为蕃坊。蕃坊内建有清真寺、养育院、市场、公共墓地，蕃坊的领袖被称为都蕃长或蕃长，蕃长不仅是蕃坊内的行政领导，还是蕃坊内的宗教法官、教长。每逢伊斯兰教的节日，蕃长要讲经带拜。蕃坊事实上就是一个穆斯林侨民村。蕃客有的带来了自己的子女，有的则在中国娶异族女子为妻。蕃客在华所生的子女被称之为土生蕃客。蕃客和土生蕃客被称为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吸引了大批的蕃客。史载，唐朝时期，长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见到外籍穆斯林的身影。特别是随从使节来华的穆斯林妇女，穿着光鲜亮丽的衣裳，带着珍贵的耳环被中国人称之为“波斯妇”或“菩萨蛮”。在长安城内的西市、东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开设的胡店、胡邸林立。不仅如此，外籍穆斯林还把异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到了长安。当时的长安胡风盛行，胡食、胡服、胡帽、胡妆、胡乐、胡舞等随处可见。唐朝时期的蕃客深受汉文化的熏陶，蕃客李彦升研习儒家文化，得到宣武军节度使卢均的赏识。唐大中初年，卢均把李彦升推荐给了唐宣宗。公元848年，李彦升考取了进士。“蜀中土生波斯”李珣以经营香药业终其一生，著《海药本草》一书，明朝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时多处引用《海药本草》的内容。李珣擅汉文诗词，留下诗词54首。土生蕃客石处温是穆斯林在中国为官第一人，曾任万州刺史，政绩卓著。

　　历五代至宋末，由于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蕃坊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蕃客人数越来越多，东南沿海一带蕃客人数曾达十几万人。宋代政和四年已经出现了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宋朝政府特意颁布了《蕃客五世遗产法》以解决蕃客的遗产分配问题。宋代蕃客已开始自觉接受中国文化，蕃客子弟同汉族一起接受汉文化教育。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还有穆斯林自己创办的专门招收蕃客子弟的学校蕃学。蕃学由地方申请，朝廷批准，旨在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促使蕃客子弟尽快地融入到中国的主流社会。宋代沿袭唐制，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蕃学中的佼佼者走上为官之路。

　　蕃客之中商人最多。蕃客中的商人历史上被称之为蕃商。蕃商往返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西亚和非洲地区的香料、药材、蔗糖、吉贝、象牙、犀角、珊瑚、珍珠、琥珀运到了中国，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皿、麝香药材外销到亚非欧各地，蕃商还把中国的重大发明造纸术、罗盘针、火药、传播到了欧洲。蕃商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三大洲的经济文化交流，缩短了亚非欧城市之间的距离。

　　蕃商也给中国的封建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宋代久居中国沿海的蕃商巨富很多，他们掌握着沿海各大商埠的经济命脉。蕃商之中，阿拉伯人执其牛耳。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若大食国。”《宋史》卷四九0《大食传》记载：“蕃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宋代对蕃商非常重视，《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记载：“雍熙中（公元984-987年）遣内侍八人，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每年的十月，蕃商归国时，宋朝官府设宴欢送，十分隆重。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岁十月，提举市舶司，大犒蕃商而遣之。”岳柯的《桯史》卷二记载：（南宋官府）“常因犒设，蕃人大集。”宋朝重视蕃商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财政税收。特别是南渡以后，南宋朝廷的财政更加困难，市舶之力成为南宋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粤海关志》卷三引自《宋会要》记载：“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上谕，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合宜，所得动以百万，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力耳。”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载：“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料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奇，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余万缗。”可见，当时的海舶岁入非常可观。蕃商不仅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还促进了当时瓷器、丝绸等手工业的发展。

　　宋朝时期，蕃商在政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蕃商蒲寿庚兄弟在南宋时期都担任过重要的官职。蒲寿庚，南宋末期元朝初期著名的穆斯林富商巨贾、政治家、军事家。其先祖是10世纪之前定居越南的阿拉伯（一说波斯）海商。11世纪移居广州经营商舶，成为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富豪。13世纪其家迁至福建泉州。《闽书》记载，南宋咸淳10年（公元1274年）蒲寿庚与其兄蒲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南宋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南宋朝廷授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希冀依靠蒲寿庚的海上武装在福建和广东抗元。同年十一月，南宋皇帝逃至泉州城外法石寨，蒲寿庚请皇帝入城未成，南宋军队抢劫蒲寿庚的商船和财产，蒲寿庚大怒，在泉州杀南宋皇室、士大夫及南宋军队3000人。同年十二月，蒲寿庚降元，受到元世祖的重用。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使、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世祖下令“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蒲寿庚以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在海外诸国穆斯林海商中的威望，积极恢复和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朝为征服日本，命造战船600艘其中泉州负责200艘。蒲寿庚奏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对元朝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劝阻。元世祖采纳了蒲寿庚的建议，泉州港躲过了战乱，中国的海外贸易得以继续发展。元代泉州港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港口之一，蒲寿庚功不可没。蒲寿庚的兄弟蒲寿晟在广东梅州担任知州一职，蒲寿晟理政有方，颇得好评。蒲寿晟善作诗。陈垣《元西域人华北考》卷一记载：“寿晟有心泉诗稿，已轶，清人在永乐大典中辑为六卷，余家藏有写本……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惟蒲氏一教家耳。”蒲氏子孙在福建的势力非常大，直至元亡后，蒲姓在闽的势力始衰。

　　蕃客与本地华人联姻是普遍现象。由于路途遥远，拖家带口有许多难处，外籍穆斯林商人多孤身来华，由于自身比较富有，又有社会地位，联姻并不困难。与蕃客联姻的有百姓之女、官宦之女、也有宗室之女。如：右武大夫间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蕃商蒲亚里。蕃客异族女子的先决条件是异族女子皈依伊斯兰教。

　　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土生蕃客投重金在沿海商埠城市修建了许多清真寺。著名的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就是宋代蕃坊的历史遗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又出现了大批来自西亚的穆斯林商人，他们被称之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新蕃商，他们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继续为促进中国与西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