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战役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安西一带的驻军疏于管理,不修武备,以致有战时临阵磨枪,仓促上阵,贻误战机之事时有发生。针对外敌入侵,官兵行动缓慢,清廷进一步加强军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明确了官兵守护、缉查等职责,尤其对官兵管理、训练、操演提出了严格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的整饬,兵丁训练有素,技艺精湛。权倾满清朝野的重臣年羹尧、岳钟琪、王全臣等曾亲自督阵安西,遇有官兵操演,必亲察阅。
清代在安西布隆吉、桥湾等各要害部位驻兵,防守严密。雍正年间由于军事需要,驻防官兵进一步兼及农耕,以解决军粮不足。据当地研究者考证,这是古代汉唐绿洲消失之后在新辟绿洲上最早的军事活动,拉开了营造今天30余万亩绿洲的序幕。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查安西卫,未有户民,唯有三营余丁,共计九十家,共一百七十六名”。可见当时由于服役时间长,守卫官兵是可以带家眷的。通过百余年的发展,安西诸地的军事制度更加完善严密,军事设置趋于规范化,有效地担负起军事险要位置上的战斗防御作用。3数次移民据《清世宗实录》等相关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军从河西走廊进兵新疆,安西成为军需民用转输前哨。因为兵丁缺乏生活供给,长途转运十分困难,清命令“各卫新屯地亩应全交与安西镇标营兵丁承领屯种,为伊等恒产,即以收获籽粒供兵丁口粮,如有不敷,照例折给银两”。清代到安西屯田的主要有军籍人员、遣返、平民及兵丁家属、子女等几种成分。清雍正元年(1723)安西少量兵丁开始垦荒,到雍正六、七两年开地580亩。后来安西守军不断增多,主要分布于安西卫、瓜州营等地。军队所到之处,除担负战斗、守卫任务之外,还要参与开发屯田、耕种、兴修水利。
据《清史稿·年羹尧传》记载,安西东半县遣送的第一批屯民是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奏青海善后十三事之一为“请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尽行发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垦种”。后经总理事务大臣等会议决定,大通河沿岸令驻军子弟及民人开垦耕种,“唯布隆吉尔距边远,应令遣犯佥妻发往,官给籽种,屯垦三年后起科如例”。研究者认为,五省军罪及家属全部遣往布隆吉尔,为清代安西遣犯屯田之始。
雍正十年(1732)十月开始,吐鲁番回民(维吾尔人)在头目额敏和卓领导之下,总计9264人移居安西,为安西第二批移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其返原籍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御史刘宗魏奏请部分遣犯再行发至安西屯垦,“交驻防将军等管辖”(《清世宗实录》)乾隆二十八年(1763),湖北武昌府属马迹岭地方有吴姓大族,“盘踞为匪,怙恶不悛”,清即交安西府属渊泉县收管。(《清世宗实录》)。据李旭东等当地研究者考证,清代安西遣移人员除回民之外,其他史料没有明确数字,根据新屯地等情况推测,大约3万余人。4盛世绿洲据《安西史话》记载,清代在疏勒河上游修建2条大渠即靖逆东渠和西渠。东渠入玉门,西渠入安西。西渠在三道沟一带又变为双岔,一岔至三、三道沟、河东乡一带,另一岔至桥湾。从桥湾到小湾、安家窝铺又派生回民南渠、回民北渠从小湾、安家窝铺至回民五堡,又开了4条支渠,至瓜州营一带又开了7条支渠。同时,在各段建坝修闸,调控水量,为绿洲灌溉和屯田发展配置了水利资源。
《重修肃州新志》记载,为加强对归化少数民族的统治,雍正十年(1732)“安置吐鲁番回民于瓜州”,此回民指维吾尔族,其分散于安西城西南东西20余里,南北40余里的流水沉积层地带,清廷官员将已开垦的35000亩土地交给耕种,督令其继续修建庄堡,开垦荒地,种植小麦、青稞、瓜菜等农作物,并发放耕牛、石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组织其进行农耕生产。疏浚河道,筑大小坝10条,开挖比栉渠、宗墉渠、千仓渠、万箱渠4条支渠。通过回汉民族的共同努力,安西绿洲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可垦之地,逐渐被开发出来。雍正二十年(1734)统计数字表明,安西有耕地8万亩。今天安西绿洲的总体面貌基本被勾勒出来了。5修城驻防据《安西史话》记载,安西遗存清代城堡,大部分为雍正五年(1727)至十年(1732)所建。清政府专门委派吏部郎中马尔泰、光禄少卿汪隆、临洮知府白讷为总监亲自督造安西、敦煌一带的城堡,下面还有具体监修官吏。“康乾盛世”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康熙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占领,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汉文化输入西北,这一块土地在雍正年间得以开发,奠定了安息绿洲的雏形。
“安西作为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是历代中央政府联系西域的生命线,清王朝在征服了南方抗清力量之后,先后在乌兰布通、昭莫多等地大败噶尔丹,击败了准噶尔军队,平定西藏叛乱,打击了罗卜藏丹津游牧部落的进攻骚扰,客观上最终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落后的面貌,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安西即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逐步发展的。在‘康乾盛世’较短的时期内,基本解决了新迁当地大量移民的生活问题,还给作战军队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军事给养。”研究者李旭东先生认为,通过300余年的发展、沉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无疑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进步,而其基础主要是在“康乾盛世”特殊历史环境条件下奠定的,这是安西地方历史客观存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