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李正清,云南大理喜洲人,回族,1933年生。中国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史学家、云南省民族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云南省回族研究会副会长、昭通回族学会名誉会长、云南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著有《昭通回族文化史》、《昭通史编年》、《大理喜洲文化史考》、《大理珂里庄史》和《大理白语疏证》(待梓)。
我国境内许多民族的形成一般都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的发展阶段,而回族却不同。它是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逐渐形成的,它的主体来自西域,却繁衍于中国。它的形成跨越了从氏族到民族的所有阶段,这是回族形成的特殊性。
诚然,回族的主体来自西域,而西域这一个概念其范围非常大,从地理位置而言,它领有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从民族而言,则分属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其他中亚人等。因此,唐、宋时期的西域是一个复杂的地理概念。唐代,广阔的西域已为伊斯兰文化所统一,由于东西文化交流的需要,西域人陆陆续续进入中国,是伊斯兰文化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并在中国居留下来,从唐到宋,被称为蕃客,其后裔被称为土生蕃客,这是回族来源的主干,昭通许多家谱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十三世纪,蒙古大汗西征,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为蒙古征服,回师东进时,大批的西域人又被裹协而来,或从政,或从商,绝大多数从军,“上马以备战斗,下马则屯聚养”,分别编入“探马赤军”和“回回亲军”之中。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也不论他们所从事什么职业,统称为色目人,有时也称为回回。回回是色目人中的伊斯兰教信仰者,是色目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大批的色目人与原来的蕃客、土生蕃客的后裔不期而遇后,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民族在东方开始展现其端倪。为了适应中华文化传统,伊斯兰文化以其理念的开放性对儒家文化作了精心选择,从而创造了回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文化通过汉语传播吸取华夏文化精华,是中国回族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留居昭通的色目人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中具备了这个条件,于是就自然地演化为回族。
明初,朱元璋派遣傅友德率兰玉、沐英等回族将领进入黔、滇,所率兵丁多是西北和江南回民。为了在政治上控制黔西北、滇东北地区,进而稳定西南大局,便以乌撒(威宁)为据点,屯兵驻守,于是威宁便一跃而为军事重镇,驻守的回族屯军一面为朝廷守土争城,一面逐步向民户转化,成为地道的回族。同时又有上千回军在昭通葫芦口与八仙海屯垦。乌蒙山回族就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由于乌蒙土司禄氏有较强的保守性,对非其族类采取不甚欢迎的态度,致使昭通回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改土归流前后,清政府采取利用汉族、回族以镇压彝族的方针,不仅将哈元生将军所率的回军投入军事行动,而且还征调回民作为临时“乡兵”参与所谓的“平叛”。军事结束,一部分回族将士被安置在昭通领土占籍,紧接着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垦,于是,威宁、宣威、会泽、东川、曲靖等地回民便蜂拥前来垦植,目前昭通回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开始于这个时期。
如果说唐、宋的蕃客与土生蕃客是回族的首批先民,那么元代的色目回回则是回族的第二批先民,这两批先民就是构成回族的主要来源,而明、清进入昭通的回回,不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是回族的迁徙和蔓衍,简言之,是民族的发展,并不是支系的嬗变,昭通回族是全国回族的一个有机的部分。
那么,当昭通回族这个民族群体形成以后,有没有其它民族以群体或部分融入到回族中呢?回答是肯定的。据《元史》记载,元代,畏兀儿(维吾尔)人曾在昭通屯戍,这部分人便成了昭通回族的一部分。又据有关家谱记载,回族中的保姓、铁姓、余姓,原是蒙古贵族,元、明时期先后融入昭通回族,成为著名的阿訇世家。明、清之际融入回族的尚有汉民。目前,昭通回族有108姓,传统的姓氏有马、赛、撒、锁、纳、张、李、杨、米等20余姓,其它许多姓氏来源还有种种不同说法,未能确考。据家谱记载,从汉族融入的姓有孔、阮、冯等姓,家族人口已成千上万,而且历代都有非常著名的大阿訇,有的还握宗教的牛耳,有崇高的威望。除此,雍、乾年间还有彝民融入到回族当中,《大师马家谱》、《松林马家谱》、《都民军马家谱》都有明确记载。以上事例说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回族不是以血缘或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群体,而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以汉语为交际媒介,并通过使用汉语进而吸收儒家先进文化(包括与伊斯兰文化重合的理念)而形成的文化群体。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回族所具有的浓郁的乡土观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众所周知,昭通汉、彝、苗等民族称回族为“亲戚边”,不正是通过文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注释吗?
关于昭通回族源流,正史记载太略,地方志书语焉不详。改革开放以来所掀起的回族历史研究大潮中,拥有16万人口的昭通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关注,求其原因,在于资料太少。为了弥补这个不足,特不嫌其烦地将有关资料统为一篇,供研究参考。
一、唐、宋时期
中华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为主体,与汉族、蒙族、维族及其它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回族的母体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但它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文化。回族及其文化同时萌发于唐、宋时期。
公元七世纪,在亚洲东西两端同时出现了两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国,一个是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基的大唐帝国,一个是以伊斯兰文化为立国根本的阿拉伯帝国。大唐帝国的文化西越葱岭,向中亚一带深入,而阿拉伯文化则东穿黑海和草原,也向中亚一带传播。古丝绸之路的商业交往成为两大帝国联系的契机,而丝绸却成为两种文化交流的纽带。阿拉伯语称中国为“逊尼”,它的意思就是丝绸之国。两个文明大国终于在沙漠的绿洲间各自获得了对方的信息。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所有信息后,向穆斯林世界发出了庄严的号召:“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当前去学习。”这无疑是知识的一道彩虹,是通向中国的一座友谊的桥梁。在先知睿智的召感下,阿拉伯派遣出向大唐皇帝致意的使臣,派遣出大批以交换为任的商人。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络绎不绝地奔走在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上,纷纷扬扬地来到东方第一大城——长安。据《旧唐书》和《府册元龟》的记载,从公元651年(永徽二年)到公元789年(贞元十四年),阿拉伯帝国到大唐首都长安通聘的使团就有37次之多,平均每四年一次,来往之密,古代外交史上罕有。使者和商人为了表示对大唐皇帝的敬意,常携来大量名贵的阿拉伯特产(方物),有香料、犀牙、珍珠、龙脑、乳香等,受到皇宫、贵族社会的普遍欢迎(杨怀忠《回族史论稿》)。当时唐朝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阶级认为“四夷”来朝是天下归心的表现,从而表现出少见的阔绰和大度,回赐的东西远远超过进贡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包装的通商活动,中、阿双方都从中得到了实惠。作为通聘的使者,来来去去,一批去了又来一批,并不是一种稳定的职业,他们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搭桥引路作用。而商人却不同,他们既可以来了又去,还可以去了又来,不受时间的限制,唐朝政府给阿拉伯商人以优厚的待遇,为他们构筑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长期居住下来,在异国土地上娶妻生子,招夫纳婿,一代一代地繁衍着种族。为了生活的方便,他们聚街而居;为了过宗教生活,他们在聚居之处兴建礼拜堂,“小集中”的局面就这样形成。实际上在西域商人这个社会群体中,包含有阿拉伯人、中亚人、阿富汗人、西突厥人、回纥人等,全由“伊斯兰”文化这一个纽带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各自的母语并不给他们带来交际的方便,于是他们遵照先知“到中国学习”的训导,选择汉语作为相互交流、联系的工具,回族说汉语自此开始。不过这一个社会群体在唐朝人的眼光中,是属于商人,而且是有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商人,因此,概称之为“胡商”或“蕃客”,表明留居中国的西域人在政治上还没有取得“中华”的国籍,在文化心态上还没有适应中国的文化方式,所使用的汉语也并不娴熟。总而言之,外来文化的特征(至少是表面特征)还居于主导地位。因之,称为“胡商”、“蕃客”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到了唐玄宗开元以后,大唐帝国内部政局变化,致使西域的交通不畅,于是商人又凭着他们丰富的世界知识,开通了从阿拉伯半岛沿波斯湾通向中国南方的海路,使者、商人与唐朝前期一样,不绝如缕,历晚唐、五代以到两宋一直兴旺不衰。据杨怀中先生《回族史论稿》统计,从公元968年(宋开宝元年)到公元1168年(宋乾道四年),阿拉伯帝国派遣到宋使团达49次之多,历两百年,平均每四年一次,其密度与唐时相等。西域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紧密可见一斑。
经过唐、宋时期的蕴酿,定居中国的西域人至少已经历了二十多代,取得了“土生蕃客”(侨民)的称谓,他们对华夏文化不仅适应还有较深的了解;他们的人数已经不少,而且分布呈“线、点”的推移。一般来说,长江以北,从长安推向郑州、开封、洛阳、济宁,然后沿运河南抵扬州;长江以南,则沿南海、东海、从广州到泉州、明州、杭州,然后沿运河北抵扬州。唐、宋时期,扬州成了中华穆斯林最集中的城市。这是先民独特的向心推移方式。如图:
长安→开封→洛阳→济州
↓
扬州
↑
广州→泉州→明州→杭州
当推移到一个城市以后,为了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方便,往往建立清真寺(当时多称为礼拜寺),并且围绕清真寺聚族而居。以后回族在全国范围内“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就在此时打下了基础。唐宋时斯扬州的穆斯林相当多《新唐书•四神恭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到了明末,清军残杀扬州军民二十多万,其中回族就达两万伍千余人(杜文秀《古兰释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至于南方的广州,唐时,李勉任岭南节度观察使,“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实行海洋开放政策,原先,每年从阿拉伯来的船舶仅四、五艘,而到公元769年(大历四年)末,“至者四千余”(《旧唐书•李勉传》卷131)。杨怀中先生推算:“若以每舟容载200人计之,四千余船舶当载人至八十余万,一年之中,每日有十一艘进口,二千二百余人登岸。唐时广州海外贸易之盛,可以想见”(《回族史论稿》)。其中,有人回去,有人又留下来,土生“蕃客”的层积也就越来越深了。
唐、宋时期,土生“蕃客”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自然会把“蕃商”的活动领域扩大,深入到军事、政治、文化领域。
唐天宝年间,安禄山率兵反叛,洛阳、长安相继失陷。“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文平郡王为天下兵马元帅,率溯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等兵二十万以进讨。……贼将张通驻守长安,闻守忠败,弃城走,遂克京城。”(《新唐书•代宗纪》)那么,所谓“大食兵”是怎么一回事呢?《文献通考•大食传》说:“阿蒲罗拔为王,更号黑衣大食,蒲罗死,弟阿恭拂立。至德初(公元756年)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师。”千里迢迢武装朝贡,这是不可能的。实际是唐朝政府向大食国借兵,现在昭通回族还盛传“唐朝政府以三千汉人换八百回回”的故事,就是由这段史实演化出来的。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大食兵丁(包括原来的“蕃客”,乐于居住在东土,不愿再回到故地去。唐朝政府就“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对大食兵的统领,则封为“兵马使”或“牙将”而且将他们“分隶神策两军”(《资治通鉴》),其政治地位在禁军之上,给养十分丰厚。这是回族先民由从商转到从军的开始。不止如此,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阿拉伯使者含差、乌鸡、沙北前来朝贡,“皆拜中郎将”(《文献通考》),这样,回族的先民又取得了在东土“从政”的资格。到了宋朝开宝元年(公元968年),阿拉伯帝国“遗使来朝贡。四年,又贡方物以其使李诃末为怀化将军,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官诰以赐”(《文献通考》)。南宋末年,南方福建泉州的蒲寿庚也是来自西域的“蕃客”,曾为南宋朝廷平海盗有功,“累官福建沿海都制使,总海舶”(《闽书》卷十五)。以上事实说明,回族先民在唐、宋时期,有的已分别取得了中华国籍,其上层人物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民享有较高的待遇,他们的出现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汉文化方面,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唐朝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升,为大梁连帅范阳公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全唐诗文•华心说》),值得大书的是,五代西蜀的回族先民(波斯人)文学家李洵。李洵,字德润,祖辈来华后客居长安。唐末,随僖州入蜀,居四川梓州。王建割据西蜀,纳其妹李舜弦为妃,洵以文才为王建所赏识,成为“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十四国春秋•李洵传》),所写的词,《花间集》收37首,《全唐诗》第十二函第十册录洵诗词54首,其妹李舜弦诗三首。李洵的词风格清淡,写情写景真实,更善用典故,“九疑山”、“三湘水”、“巫峡、楚王、瑶姬”、“越王台”、“刘阮”、“婵娟”、“巴楚”、“朝云暮雨”、“南浦”、“汀洲”等文人常用的地名、人名和典故,在抒发自己的感情时,信手拈来,结合得天衣无缝。读了李洵的诗,谁也无法相信,他还是一个才华化不几代的蕃客呢!
民族学家以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2卷)。根据这个观点,有人认为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土生蕃客”原来既没有共同语言,来华后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加上没有共同的地域,所以似乎还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来看待。殊不知作为一个民族(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也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本质条件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个条件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蕃客和现代回族几乎完全一样,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必须明白,当时的回族先民既有较浓厚的阿拉伯故土情绪,但是也非常热爱中华,而且在主动缩短文化上的距离,积极消除在文化上的陌生感。元明以后,特别是当代回族,已经从理性上认识到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是以西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为主体掺和了维吾尔族、蒙古族、汉族的血统,文化上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要特征,同时吸取许多民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华夏文化)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的民族,虽然形成的时间较晚,但也应当算得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兄弟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回族所具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那里继承来的。据此,把回族形成的时间下限到元、明之交或明代,恐嫌失之过晚。
回族先民来源于阿拉伯、波斯、中亚这一事实,不仅为历史文献所证实,而且也为昭通回族的许多家谱所证实。蔡家地马、下坝马、松林马、陕西马、马家屯马、陆良马、海子屯李、阮、米、锁、虎等十多姓的宗谱,对各自先祖从西域来华的时间都有明确的记载。
据《陆良马氏族谱》(包括“河西马”)的记载,该族在隋朝(589——618)即已进入中国:
(族)移民,由(西域)至东(东土)渐自隋朝,籍贯陕西熟皮巷,移居应天府,南京籍。
据马良益先生称,该谱系根据立于贵州威宁鸭子塘的祖碑写成(碑毁于文革期间),详见《昭通回族历史资料》。那么昭通陆良马姓(包括河西马)及知识界中一些人认为回族先民在隋朝时期进入中国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
《明史•西域传》根据《通典》、《新旧唐书》的《西域传》说:
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干葛始传其教入中国。迄于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
诚然,伊斯兰教在隋文帝开皇中期就已传入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0(南朝陈宣帝太建二年),开皇年间,他20岁上下,曾走南闯北,一面经商,一面观察社会,增长见识,属于伊斯兰的酝酿时期。到了大业六年(610年),他四十岁,正式奉天启创立了伊斯兰教,这时,隋文帝已辞世10年,而大业也正是隋朝的兴旺时期,有西域人进入中国是有可能的。但西域人进入中国并不等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大业时期来华的西域人即皈伊斯兰教则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下坝马姓、陕西马姓、都民军马姓、海子屯李姓、米姓、锁姓等宗谱则认为他们的先祖来自唐太宗贞观年间。
《昭通下坝马姓族谱》说:
旧谱其溯源由来,上悉渊源,幸得踪有据。吾教先世原居西域国。贵圣在位,兴教劝化,(时当)唐贞观元年,唐王夜梦感悟,钦差唐王驾下大臣石棠奉旨西域国,晏请贵圣驾下臣员葛师爸爸来至中国,随从三千人马,奉旨迁居陕西长安府内仓门口,建修清真寺,迨后流派繁衍,分迁居于西安府各处。
分享: 更多
随时了解最新穆斯林资讯、畅享正宗清真美食
独具当地特色的分站,更权威更贴近生活
C.DUO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