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回族志士

孙中山先生说：“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2]。的确，承受多重压迫的回族不论在旧式的农民革命，还是旧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中，始终以“我以我血溅轩辕”的精神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爱国的诗章。

一、辛亥革命，回族志士勇往直前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等筹备的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刘庆恩、赵钟琦、保梃梁、马邻翼、杨光灿、龚选廉、孙永安、王廷治、刘庄恩、杨光灿等人相继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将回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结合了起来。1907年，国内14省留学日本的36名回族青年学生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翌年出版了会刊《醒回篇》，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醒回篇》的发刊词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思想，他们主张学习先进国家，发展教育为先：“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各国之情形，取长舍短，因时制宜，而后垂为教育然。”主张走欧美、日本“文明早进之邦”的发展之路。这种民主革命思潮，不仅仅在海外，而且在国内的回族各阶层中也广为传播。回族有识之士童琮在革命思潮影响下，于1906年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他在《说团》一文中就竭力呼吁回民团结起来，“用御外侮”，“吾回苟有心挽救世局，盍先研究名义，求称其实，专其心，专其力，以成其团乎!”浙江回族伍元芝是同盟会员，由日本学武归国，在杭州创建武备学堂，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蔡大愚，在知道日本留学生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后，“不禁欢欣鼓舞者久之”，特作《留东清真教育会序》，用赫胥黎、孟德斯鸠的学说宣传治世强国的思想，鼓励回民组织团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新的时代需要新人的产生，在国内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回族民间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一大批拥有新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回族知识分子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有的甚至率军浴血奋战，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武昌起义中的回族英杰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河南马骥云、湖北马刚侯、江苏底奇峰等分别加入湖北、上海等地的同盟会分会支部。云南回族富商罗汉彩，经商于泰国、新加坡、南洋一带，资本雄厚，颇有声望，是同盟会重要成员。他先后参与、策划了中缅边境麻粟坝举义和河口起义，又投入滇西独立军继续斗争，为革命捐助了大量资产。黄兴赠其对联赞誉他：“适暹逻，辅中山，捐资备械，推翻帝制申大义；镇淘沙，防西陲，筹粮建军，拥护民主著奇勋。” 对他的爱国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革命党人、广西回族宋耀民英勇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l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作为首义之区的湖北回族人民，在起义酝酿、发动，支援民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沙金海、邹森青、马骥云等清朝新军中的许多回族同盟会员和革命志士筹划、组织并踊跃参加了这场起义，为辛亥起义的成功建立了功勋。

马骥云，又名马少青，河南固始人，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士兵。1905年加人日知会，l906年在汉口参加同盟会，为湖北早期同盟会员之一，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动。后日知会被查封，马骥云与陈人杰等组织振武尊心社，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09年加入孙武等人在汉口成立的共进会。1911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马骥云全力投身于革命活动，他在武昌县华林的住处奇英学舍，成为进行秘密活动的机关之一。起义前夕，他作为二十九标共进会的代表，多次参加革命前的筹划工作。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召开的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大会上，代表们商订了起义日期、制定了起义计划及起义后军政府的组成人员，马骥云当时被推举为军政府的司勋和军事筹备员。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的秘密机关被破坏，清军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马骥云等当即在汉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及时将情况通报于武昌革命党。起义爆发，他率兵参加了进攻总督衙署和电报局的战斗，取得了武昌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0月11日，汉口光复，13日，汉口军政府成立，马骥云参加了军政府的领导工作。

沙金海(1888-1956)，字晏山，祖籍江苏铜山县，后迁居湖北襄阳。1905年应募加入湖北常备军马队，后由正目堂考入讲武学堂。倾心革命，以铲除专制、建立共和为己任。1909年结识孙武，加入共进会，被委任为马队第八标代表，参加了筹划武昌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10日凌晨，他和城外南湖的马队、炮队及三十二标的革命党代表在巡司河边召开紧急会议，约定当晚发动起义。起义打响后，他和祁国钧等统率马队随炮队行动，由中和门攻进武昌。武汉光复后，沙金海率部参加了保卫汉口、汉阳的战斗，大战于刘金庙，取得胜利。19日，他被军政府委任为武汉战斗区独立机关队队长，率兵在汉口奋勇作战。后奉命驻兵汉阳梅子山、黑干山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为保卫汉阳，建立了功勋。

邹森青，湖北汉川人，1903年入湖北护军马队前哨当兵，后随营调襄阳。1908年参加共进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武昌首义前，他为马队中革命党负责人之一，积极协助祁国钧、沙金海筹划马队起义事宜，并组织马队英勇参战。起义后，邹森青作为第二营右队队官，奉命镇守汉阳三眼桥，击退清军数次进攻。美娘山失陷，邹森青加人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冒着清军机枪扫射，奋勇当先，夺取了美娘山险要据点。邹森青在胸部、左臂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奋战，后被战友强行抬下火线。

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马祖全(湖北武昌人)，参加武昌首义，在汉口保卫战中任汉口前线炮兵总指挥官。同盟会会员马刚侯(湖北沔阳人)，早年结识黄兴、宋教仁，积极为革命奔走，辛亥革命前任汉口各团联合会总干事，清真自治公益会会长。武昌起义胜利后，组织汉口各界筹给军饷，协助民军维持社会治安，侦察敌情，运送军火，扑灭火灾，救护伤员，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受到各界好评。襄樊回民付汉杰、谷城回民海风山，对两地光复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谷城群众中至今还留传着这样的歌谣：“八月十五天气黑，半夜起来杀王爷(指石花巡检司王萃奎)。要问他是哪一个?回回风山海大爷”。由于回族人民在辛亥武昌首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1913年邓玉麟在《致北京稽勋局公函》中，马骥云、沙金海、马祖全等人均被列为辛亥革命起义有功人员甲种名单之内。如今当你走到武汉参观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起义门时，你就会看到与起义门相依的起义街清真寺，清朝、民国时期这里是武汉回族最大的聚居区之一，辛亥革命起义时，这里的回族有力地支援、配合了起义并率先占领了城门，对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义门与起义街清真寺今天依然并肩而立，共同见证了回族人民的历史贡献。

（二）各地回族积极响应，屡建功勋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陕西是响应起义最早的省份，陕西也是清朝同治年间回族遭到残酷屠杀的地区，武昌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陕西的回族人民，他们率先行动发动了西安的革命，其中杰出的领导人就是回族志士马玉贵。

马玉贵(1884—1957)，字青山，湖北谷城人。光绪末年投入湖北新军，并加入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后调防西安，任陕西新军二标一营左队正目，旋升什长。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在西安回民和新军中秘密从事反清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推翻清廷为己任。1910年7月9日，他参加了同盟会会员、新军首领、哥老会头目在大雁塔举行的歃血为盟仪式，结盟者称36弟兄．“宣誓‘同心同德、共同反清’，……接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3]积极筹划起义。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西安革命者信心倍增，决定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联合各界发动起义。500回民组成一个营，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起义开始后的当天，“参加起义的回民军是由曾任清军商州管带的马文英率领的各街巷回民群众五百多人，由西大街经南院门、木头市到东厅门，和占领军装局的革命军会合，领取到一部分枪械弹药后，于晚间整队回到回民区，维持秩序。经过半天的战斗，革命军占领了军装局以及除满城外的城内大部分官府衙门和重要军事据点”[4]。满城是西安城中之城，满族官员、旗兵及其眷属居住其中。23日黎明，起义军分西、南两路攻满城，遭到数千名旗兵的顽强抵抗。下午3时，马玉贵率新军和回民武装，在西华门经过激烈战斗后，率先奋勇攻进满城。满城是清廷在陕西统治的大本营，它被攻占标志着西安辛亥之役的胜利。西安光复后，清廷调动河南的清军猛扑潼关，又令甘军攻打乾州，从东、西两方面威胁西安。当时陕西革命势力内部争夺权位，军纪涣散；加上军需困难，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马玉贵作为秦陇复汉军总理粮饷兼管军务都督，并兼任秦陇复汉军第二协协统，力主和衷同济，团结合作，克服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分裂，协调了军政部与六都督之间的关系，并以粮饷都督名义先后发表了《严禁偷运满城草料和私藏军械告示》、《收缴枪械子弹公告》、《劝民捐助粮饷公告》、《谕民踊跃交纳粮草白话告示》等布告，严明军纪，号召人民踊跃交纳粮草支援前线，保证了军需、粮饷供应。他组织数百名回民组成的卫队参加了抗击清军反扑潼关之役，并亲自参加保卫乾州的战斗，为保卫陕西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英勇战斗，屡建奇勋。在西线战场，与西安起义军对峙的是甘军马安良十六营振武军。马玉贵亲临阵前，晓以大义，发布《复汉军总理粮饷兼管军务大都督马晓谕甘军示》，指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保民者王，殃民者贼”。“仰回、汉诸军均知，但毙舍逆从顺而来，无不推心置腹”，“他年爵赏，共指河山”。因而促成马安良最终决心停战，保护了西安起义的成果。后甘肃宣布拥护共和，马玉贵代表陕西革命军政府亲往兰州，为促成甘肃方面承认共和、撤军做了大量工作，为创建民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5]。

云南革命党人在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的领导下，响应武昌首义，于1911年10月30日在昆明发动了著名的“重九起义”。回族将领马聪及回族同盟会员陆锦先、孙永安、王廷治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同盟会会员、清军19镇炮队军官陆锦先(广西百色回族)率部攻打督军署，云南讲武堂科长孙永安(回族)、王廷治(回族)等率步、炮、工各科学生，攻占省城小西门，占领西南城垣一带并担任警戒，马聪(昆明人，回族)与唐继尧受命围攻督署，他们为云南光复立下了战功[6]。

在响应武昌首义，光复上海的革命中，上海回民组织的“清真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1911年4月，在同盟会会员回族底奇峰的倡导下，上海48名(后发展到l30余人)回民青年成立了“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清真商团，以沙善余为团长、伍特公为副团长，并加入上海商团联合组织——商团公会。该团成立后，团员着统一制服，聘请富有军事知识兼通武术的人对团员进行认真训练，操法和武艺受到其它商团赞扬。武昌首义后，清真商团与其它商团联合行动，积极筹备，于11月3日起义。起义前一夜所有团员集合在福佑路清真寺内，枕戈待命。第二天上午听到起义信号后立即行动，攻陷江南制造局，夺得大批军火弹药，清官吏逃遁，上海光复。之后，清真商团部分团员押运粮械进军南京，协同友军完成光复南京的任务。后来，又有30余名团员随军至浦口，奋战于浦口至徐州沿线，为革命立功，获“中华民国光复”奖章。

在山城重庆，清朝驻有6营清军，其中半数为回回。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回族士兵与其他官兵一起发动起义，宣布独立，为蜀军政府的成立建立了功勋。

在河南，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开封后，群情振奋，革命党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12月22日(十一月初二)发动起义。张钟瑞被推为起义军总司令，回族人士丹鹏晏任敢死队队长，约定在法校内集中，看到起义信号后即刻攻打巡抚衙门。但未及行动，遭奸人告密被捕，与起义军司令张钟瑞等11人同时就义。临刑前，丹鹏晏从容地对前来为他送行的回族群众说：“本欲推翻满清，建革新大业。事败而死，乃吾分，无所恨。寄语老母，仍以教礼葬吾”，[7]年仅23岁的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宁夏，回民马四虎等百余人加入同盟会，成立了宁夏革命同盟支部，西安光复后，极大地鼓舞了宁夏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9月19日晚9时发动了起义，一度马四虎等攻占了宁夏府城，光复了平罗。并成立了“顺南”政权(顺从南方孙中山的领导)。后在行动中马四虎等人牺牲。

在地处祖国边陲的新疆，1911年底和1912年初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也发生了起义。回民马万荣率哥老会忠义堂的成员首先响应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的号召，积极策动起义，指挥部就设在南关福寺巷回族磨商刘哈只(刘进才)的家，后由于奸人出卖，形势危急，提前起义，经过激烈战斗，刘先俊等人被捕牺牲。在伊犁，新军回族队官马凌霄，富有爱国反清思想，与革命党人杨缵绪关系密切，他被指派负责发动回族和制作军标的工作。回族韩玉书为起义积极进行宣传：“昔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卧薪尝胆，而我甲午之役虽受挫于日本，但民气不馁，自有奋起图强之日。” 他感人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到会的各族群众，一回族周姓孀妇，当场捐献金镯一只，支持革命。回绅马兴隆、马秀文等倾向革命，成为杨缵绪的好友。回族翻译游春生，则利用在俄领事馆工作的身份，向华俄道胜银行贷款，为起义筹集经费。经过积极筹划，革命党人于1912年1月7日夜发动起义，“马凌霄等人，率领步、骑、工各营民军及由哥老会会员为主组成的义勇团，在左臂缠着白布，冲向惠远城。惠远城东门委员马得元……开门把马凌霄等人所率义军迎进惠远，并与回民马尕思率众数百参加作战，与马凌霄等人占领军械库后，分兵三路，攻打将军署、军械北库和阻击敌人援军。在战斗最激烈时，……曾参加迪化起义的哥老会回族首领马万荣，率领一百多由回民组成的敢死队参战，回族知识分子韩玉书也召集回族数十人协助战事”。到第二天黎明，伊犁光复，起义取得胜利，回族人民在祖国西陲，又一次为辛亥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伊犁起义胜利后，成立新伊犁大都督府，马凌霄任陆军第一师骑兵团团长，后率团至精河，参加了东征迪化的战斗。

二、护国护法运动，回族英烈前仆后继

（一）护国首义，回族健儿功勋卓著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在立宪派、旧官僚和帝国主义的配合与支持下，窃取了革命果实。1915年他宣布恢复帝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自称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浪潮。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公开反袁，维护国会，并建立护国军，出师川、桂、黔，发动了著名的“护国首义”。不久，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导致“中华帝国”迅速覆灭。在这一运动中，有一大批云南回族志士、爱国将领加人了护国军，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行径，为讨袁斗争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其中功绩卓著者有赵钟奇、孙永安、马聪、马鑫培、沙云仙、马秀廷等人。

赵钟奇，字毓衡，云南大理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盟会员。先后任蔡锷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长和第三军第一梯团长。1916年随蔡锷出师黔、川，讨伐追随袁世凯的军阀势力。他智勇兼备，与顾品珍部合力击溃袁之爪牙周骏16个纵队，继而占领成都，以功晋升陆军中将，任督署参谋长。

孙永安，字竹卿，云南昆明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同盟会员。马聪，字伯安，云南昆明人，毕业于云南武备学校。护国之役中，二人在起义前夕的12月22日，参加了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的重要会议，与会39人歃血盟誓，共定义举，打响了讨袁的第一枪。孙永安在此役中先后任炮兵团长、第一师第一旅中将旅长和军政司长，他慨然将其多年经营起来的炮兵精锐全部分调给护国军的两个军。马聪任护国军第三军第六梯团支队长，参加作战，以功升陆军中将，任第一混成旅旅长，自贡警备区卫戍司令，护国之役告捷后，返回云南，曾代理云南督军。

马秀廷，曾在清末中法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民国时授陆军中将。护国军出师讨袁，广东军阀龙济光与广西军阀陆荣廷联合  以雄厚兵力进攻云南，欲由罗平直捣昆明。时任普洱防殖边统领的马秀廷驻军罗平三江口，占据滇、黔、桂三省要冲，“截隘堵险"，扼其进路，并在八达河打败敌军，迫使粤军改道。不久，个旧、弥勒、邱北相继失守。马秀廷又督师截击，攻克邱城，粤军败窜，以功获二等纪念章。

此外，云南昭通人，陆军上校马鑫培，任护国军第一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营长；云南大理人沙云仙，任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营长。以及昆明人王廷治、陆锦先，鲁甸人马一等都积极参加了护国战争。其中马一，字伦元，秉性忠实，机敏有为。护国首义后，受唐继尧派遣前往新疆联络云南籍督军杨增新响应起义，结果被杨增新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尹神武是又一位为护国运动献出生命的回族义士。原名尹作栋，辽宁营口人。1910年奉天(今沈阳)甲种商校毕业后，选送日本留学，1914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法系。在日期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实行部负责人。时拥兵数万任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为袁世凯死党，革命党欲除之。1915年11月10日总部得知郑汝成赴日本领事馆祝贺天皇加冕，乃令尹神武策划、组织刺杀。尹神武遣王小明、王明山前往执行，二人击毙郑汝成后被捕牺牲。上海军警悬赏一万银元，搜捕尹神武。但他并不为之所惧，12月又参加了革命党在上海发动的肇和军舰起义和炮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敌人百般利诱，均遭到严辞拒绝。1918年5月11日英勇就义，年仅28岁。据《申报》报道：尹神武临刑时“颇含笑自若，毫无惧色，简直是一健儿”。[8]

此外，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河南回族志士马骥云，1916年在武汉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及其走狗王占元在湖北反动统治的斗争。他和革命党人“身上都带有三角形的药水刀子，对反动派的走狗，哪里遇到就在哪里同他们干。……马骥云、吕书丹等杀死了走狗几十个。经过党人这种坚决斗争，王占元的稽查长周三毛甘愿两不相犯”，[9]推动了反袁斗争在湖北的开展。此外，四川回民组织了护送队，参加护国之役，他们多为无名英雄。

（二）、甘肃护法运动，蔡大愚功败垂成

 1917年9月，皖系军阀段祺瑞窃夺中央政权，公然抛弃象征共和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因而彻底打破了孙中山依靠北洋军阀维护民主共和的幻想，毅然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布段祺瑞是“以伪共和行真复辟”的叛逆，随之出师北伐，举起了“护法”义旗。时回族知识分子蔡大愚在甘肃积极响应，策动、开展了甘肃的护法斗争。

蔡大愚[10]，字冰吾，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接受民主思想，加入同盟会。毕业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任四川嘉定中学教务主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员，创办北京清真第五小学。1912年11月，随同甘肃提学使马邻翼到兰州，改组甘肃官立法政学堂为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兰州大学前身），任校长，协助马邻翼创办兰州回教劝学所，任副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在甘肃筹建支部，鼓吹民主，倡导自由。1915年冬袁世凯颁布洪宪年号，甘肃总督张广建受封为一等子爵，帝制复辟声喧嚣于兰州，蔡大愚在校长室失声痛哭，顿足大骂袁世凯断送了民国 [11][12]。护法运动爆发时，遂致力于推翻封建顽固势力在甘肃代表张广建的活动，以配合孙中山北伐。蔡大愚就利用任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马廷骧的反张情绪，鼓动他动用其父马安良的势力，共同推翻张广建，并准备在临洮策动兵变。正当他们积极筹备起事之际，传来了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的消息。蔡大愚即派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师世昌前往广州，寻求孙中山的指示和帮助。孙中山得知甘肃的行动计划后，大为赞许，并发给师世昌秘电本和路费，答应必要时帮助解决款械。蔡大愚、马廷骧大为振奋，乃商议具体行动，决定在兰州以法政学校为总部设联络点；狄道(临洮)由师世昌通过在新建右军中的同乡郑瑞青、赵学普，亦设联络点；河州方面由马廷骧负责。准备就绪后，师世昌再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同意蔡大愚的行动计划，并发给委任状。11月初，蔡大愚邀马廷骧到兰州，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具体行动，决定冬至节起事，届时通电全国，响应孙中山，驱逐都督张广建。但关键时刻，消息走漏，张广建发通辑令悬赏二万银元捉拿蔡大愚。蔡大愚在马安良的护送下出走四川，甘肃护法运动遂遭失败。

甘肃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组织发动的护法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蔡大愚的护法义举虽未能成功，但它在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圈的西北，传播了革命思想，对闭塞的西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笔为旗，回族知识分子为民主呐喊

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一批有思想的仁人志士的强烈批判，其中不乏回族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旗，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其中以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等人为代表，他们创办报纸，撰文立说，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同时，宣传回族的爱国思想和精神。

丁竹园，名国瑞，号竹园。1869年出生于北京，自幼熟读诗书，“赋性和蔼，立志高尚”。青年时随叔父研习中医，颇有造诣。1895年春，行医于天津，疏财好义，救人无算。但他不满足于“以医济人”，一边行医，一边关心国家大事，撰写文章，在天津、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13]致力于“以言济世”。1907年，他目睹时局，感触于心，自己创办了《竹园丛话报》，旨在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他猛烈地抨击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指出：“全球最不公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14]同时也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转折之际，“遍地是饥民，到处生计窄，省省捐税重，省省冗员多。……好比无数的炸药地雷，散发于二十二省的地面上”。[15]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撰文指出“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变而为民主共和，自有中国以来，这总算是第一次万象更新”，认为“扫除专制，涤荡瑕秽，此根本上是一个求存求立的好机会”[16]。可是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独裁统治时，丁竹园入木三分地指出：“要知国家改为共和，扫除专制，是求国利民福起见。不是专为改名目，亦不是专为改形式。人民所盼望的，是做官的不贪赃，不卖缺，不卖法，不克扣军饷，不位置私人，不钻营运动，不依势压人”。[17]“甘做外人傀儡，或名为救国而实乱国，或阳示改革而阴实破坏，或意气用事不顾大局，或借端诈财鱼肉百姓”。[18]他明知“言出祸随”，却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仍坦诚直言，指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批判北洋政府的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祸国殃民，表现出了一个回族知识分子“救国情殷”的赤子之心。同时面对国破山河，任人宰割的祖国，他向所有回回人大声疾呼“清真教人宜速奋起”，指出：“目下，国基初定，外患频来，凡我清真教人，宜速联络，或投身军界，或捐助军饷，为国家出力边疆，折冲御侮。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护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19]特别是他“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呐喊，成为20世纪回族爱国的最强的心声。

丁宝臣是丁竹园的弟弟，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初为京、津报纸撰写白话演讲稿，启迪民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04年在北京自办《正宗爱国报》，首开中国回族办报之先河。顾名思义，《正宗爱国报》以宣传爱国思想，宣扬民主，启蒙民众，力图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其办报的宗旨是唤起国人“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20]报纸关注国情，针砭时政，传播民主，言论自由，痛快淋漓，深受读者喜爱。其兄丁竹园的文章，大量刊载于《正宗爱国报》，为其阐发爱国言论的主要阵地。1912年孙中山到北京，丁宝臣与报界开会欢迎，追随孙中山革命。1913年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东站，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正宗爱国报》广泛报道各省反袁活动，激励民情。“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积极准备复辟帝制。丁宝臣对于袁世凯帝制的倒行逆施的行径极为愤慨，一方面揭露北洋军阀欺压百姓，祸国殃民的罪行，另一方面揭露、批判北洋政府假借民主推行封建专制，愚弄人民的行径。他的言论激怒了北洋政府，袁世凯以“乱军心罪”将其逮捕，1914年7月被杀害，年仅39岁，为中国的民主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四、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任书记、杰出的政治家马骏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运动。天津的青年学生即刻响应，十五所中等以上的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马骏当选为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与周恩来等一起立即组织发动了天津学界的罢课示威活动。6月9日，马骏领导天津学生联合会举行了公民大会，以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马骏致开幕词，要求天津商界罢市。当时商会董事会犹豫不决，马骏痛切陈述公民大会对罢市的希望，有一位商会董事责问道：“马先生，你是贵处？天津有否财产？”接着讥讽说：“莫怪马先生不知道罢市商业损失太大。”马骏当即反驳说：“鄙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肯以此青年宝贵的

光阴及一切生命全欲牺牲，而商业区区罢市还不肯本诸良心去做，国民资格何在？”接着愤然作色道：“鄙人本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知某君之意不过讥讽的话。请问性命与财产孰重？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国事如此，唯有一死，以谢同胞。”[22]说毕，便起身离席向会议厅的大柱子猛力撞去，幸被商会文牍长抱住，才免出危险。马骏又拿起桌上的一烟灰缸连击自己头部太阳穴，烟灰缸被击碎，马俊头部鲜血直流。在座董事见此情景，甚为感动，全场起立，一致赞成罢市。

6月底，马骏被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为总代表，同郭隆真、刘清扬等十多名代表赴京，联合北京学生三十多人到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迫使北洋政府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示威斗争取得了胜利。

1919年8月，山东省镇守马良竟杀害了爱国团体回教救国会领导人马云亭等三人。北洋政府不仅不予惩治，反而拘捕了声援“济南惨案”的山东代表， 8月23日 天津学联为声援山东惨案，派郭龙真、刘清扬等10人为代表，联合北京代表等15人，于清晨齐聚总统府前请愿被捕。天津学联召开紧急会议，推选代表40人组织第二批请愿团，由马骏率领赴京支援北京的斗争。马骏被推为京津代表总指挥，率领天津、北京、济南、烟台等地请愿代表五千多人抵达总统府门口，在天安门前宣传、讲演爱国思想，与军警对峙达三天三夜。29日，军警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马骏挺身而出。两个警察抓马骏的双臂，警官用枪口顶住马骏的前胸，杀气腾腾地说：“立即给我下令解散队伍！”马骏面不改色，厉声回答：“释放代表，答应请愿要求，大家自然会解散。”遂被捕关押。此前他还讲：“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23]马骏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京、津、济、烟等地各界联合会的抗议电报飞向北京，在全国声援下最终获释因他英勇指挥天安门示威游行的斗争，乃获“马天安”的美誉。

1919年9月16日，马骏和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20名青年举行会议，成立了我国早期的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该团体“要求教育改革”、“实行文化运动”，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并出版了《觉悟》杂志，把它作为一个“引导社会的先锋”、“作战的大本营”。

觉悟社成立不久，马骏赴上海参与发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之后马骏被推为总指挥领导了著名的“反帝大游行”，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在外国租界区游行。他坚毅、沉着地指挥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约法三章，秩序井然，游行队伍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过外国租界区。通过这一次在租界地的游行示威，显示了全国各界团结力量的壮大。

1920年1月，在组织反帝斗争的活动中，马骏与周恩来等先进分子先后被捕。经过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斗争，马骏、周恩来等于7月17日被释放出狱。这一年，马骏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马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第一批革命先进分子。后返乡创建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安宁支部。

1923年2月 马骏创办了《哈尔滨晨光报》，利用报刊宣讲救国道理，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夏季在家乡宁安组织了“宁安回民崇俭会”，倡导破旧立新，废除婚丧嫁娶中的陈规旧习。他提议 “从节约开始，在婚丧嫁娶上，要尽量减少浪费，别好面子，别装胖子，取媳妇废除金银首饰和过多的彩礼，丧事废除送丧穿大孝。”在回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马骏被推为吉林“泸案后援会”会长，组织、发动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野蛮罪行。还带领讲演人到农村去宣传，把声援“五卅”的斗争扩展到全省各地。吉林五卅运动的迅猛发展，震惊了军阀政府，张作霖非常恐慌，为镇压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他电示吉林省长公署，要杀害马骏等领导人。敌人到马骏家没找到马骏，便抓了他的父亲马喜贵老人残忍杀害。在此形势下，党决定调离马骏，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骏怀着杀亲之痛来到中山大学，被选为中山大学公社（学生团体）的领导，负责党务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和逮捕共产党人。4月，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李大创惨遭杀害，北京市委遭到破坏。危难之际，马骏奉调回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重建北京市委。他以出色的工作，很快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北京地下党组织。后因叛徒出卖逮捕，马骏坚贞不屈，从他的口里没有供出。张作霖以“声明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许以马骏教育部次长官职，他宁愿赴死，不为所动，遂惨遭杀害，刑前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年方三十三岁。

五、女中豪杰、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

1921年在法国的巴黎，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年轻的周恩来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身旁站着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亭亭玉立，豆蔻年华的女性，一位是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的男士。这位女士就是出生于天津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的开拓者刘清扬。

1906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少年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个金戒指”的故事从此宣扬开来，传为佳话。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炬，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本人当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她们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对此，时报评论说：“以少数弱女子具精诚毅力，始终不渝，我中国可不亡矣！”[25]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十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她被捕。后在马骏的领导下取得斗争胜利。1919年9月与周恩来、马骏一起发起组织了“觉悟社”，之后，又与马骏赴上海发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任会长。

1919年11月16日，“福州惨案”传来，在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继逮捕各界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人后，又武力镇压请愿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请愿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事件发生后，刘清扬东奔西走，呼吁全国各界营救被捕代表。先是到南京，与南京学联组织发起万余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到上海呼吁，上海学联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代表。紧接着出访南洋，向海外侨胞宣传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呼吁侨胞的同情和支援。后抵达香港、新加坡、马来亚和槟榔屿三岛，开展募捐活动，掀起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潮，激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声援，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被捕代表终于在7月中旬全部获释。

刘清扬于1920年11月24日与蔡元培、张申府等一同赴法留学。1921年2月她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1921年，张申府、刘清扬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在此期间，她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国产党，随后与张申府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1922年3月，因受法国当局与中国领事馆的迫害，刘清扬和周恩来、张申府等人转至德国活动。1922年6月她又在巴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中担任领导工作。

1923年底，刘清扬回到天津，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三大”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参加大革命的斗争。1924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日报》在天津正式出版，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等人为编辑。《妇女日报》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她也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开拓者。

1924年4月中旬，刘清扬受李大钊的委派，南下上海、广州，进行全国妇女运动的联络组织工作，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24年6月，刘清扬与李大钊一起出席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3月26日发布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等人只得暂避于苏联大使馆。1927年1月，刘清扬接到中共中央妇女部通知，调她到武汉工作。到武汉后，先后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部妇女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部训练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等。“九·一八”事变后，刘清扬发起组织北平妇女界救国会，任主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她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六、巾帼英烈郭隆真视死如归

1909年，16岁的郭隆真，为了让本乡镇的女孩有上学的机会，在父亲的帮助下，在自家北院办起了元城县的一个女子小学堂，免费招收了二十多个女孩上学，郭隆真担任义务教员。1912年5月，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办学情况，发现了这所女子新学堂，对郭家妇女大加赞扬，并将这所学校迁往县城，更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郭隆真也被选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后，郭隆真召集女师各班积极分子邓颖超、张若名、郑季清等，研究如何团结天津妇女进行爱国活动的问题。在会上，郭隆真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和组织妇女爱国团体的建议。1919年5月25日，在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下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推刘清扬为会长。

8月23日早晨，郭隆真和刘清扬等10人为代表，联合北京代表等15人，于清晨齐聚总统府前请愿被捕。但她毫不畏惧。被捕的25名中有4位是女性，在4位女性中她与刘清扬是回族，因当时的警察厅常朗斋处长是回民，便命令下属从他的厨房里做清真饭菜给她们吃，并以父辈的身份劝他们回家不再请愿游行，对常的善意她们不予置理，依然坚决抗拒斗争。后在全国人民声援和强烈要求下释放出狱。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维护国权，郭隆真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她曾三次被捕，但三次都临危不惧，表现了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名少数民族青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奋斗不渝的伟大情怀。

1920年11月，郭隆真、周恩来等190余人乘“波尔多斯”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虽然相继找到了可以糊口的工作，但生活却异常艰苦。郭隆真他们住的是简陋的房子，吃的是最便宜的饭菜。可就在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不顾疲劳，利用晚上的时间逐字逐句地翻译《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寄回祖国，以便让更多人的掌握革命的思想武器。

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同志介绍，郭隆真加入了“中国少年共党”，后经中共旅欧总支部决定，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她结束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3月，郭隆真离开苏联，回到祖国，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中，她先是从事妇女运动，主持创办妇女职业学校—— “缦云女校”。还负责主办《妇女钟》、《妇女之友》等杂志。《妇女之友》宣传妇女解放，抨击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被当局勒令停刊。郭隆真便不顾个人安危，用各种办法躲过敌人的检查，冒着生命危险，使《妇女之友》不断地出现在北京城内，直到大革命失败才被迫停刊。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遭敌人杀害。郭隆真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一天，她的女同学张挹芬来到“缦云女校”对她说：“情况很紧急，赶快转移”。郭隆真急忙通知别的同志马上走，自己留下销毁文件。党的机密保住了，但郭隆真被捕关进监狱。敌人用枪托、拳头、皮鞭，使劲地抽她、砸她。使她几次昏死过去。但郭隆真没有丝毫动摇。敌人既未查到证据，也未取得口供，强行判了她12年徒刑。以后奉系军阀被迫出关，经过一再大赦和减刑，最后经朋友设法保释，徒刑两年后，被提早开释。

郭隆真出狱后，在北京已举目无亲，相知的同志不是牺牲殉难，便是调离北京他去，所以她离开北京，去上海寻找组织关系。几经周折，终于遇见了邓颖超，这才与组织上接上了联系。很快她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省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省委书记刘少奇领导下，在哈尔滨、沈阳一带开展工人运动。“中华路事件”发生后，领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于是中共满洲省委派郭隆真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作。郭隆真担任党支部书记， 1929年7月国民党与苏联签订了协定，大批裁减中国工人，换上从苏联逃来的白俄。郭隆真和工人们研究，组织了两个反裁工斗争的团体：一个是“失业工人复工团”；另一个是“失业工人后援会”，与反动当局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最后，三十六棚总厂失业工人全部复工。

由于郭隆真待人热情、性格豪爽，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工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她帮工人们创办了《火车头》报，组织工人委员会。她出色的工作，得到同志们的敬佩和认可，刘少奇曾说：“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郭隆真）”。

1930年秋，郭隆真被中央派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 ，化名郭林逸。当时山东省委连遭两次大的破坏，新省委刚成立不久。郭隆政被任命为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她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去青岛一些纱厂和大的烟草公司做女工工作和组织工作，很快就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30 年底，她被暗探跟踪，不幸被捕。敌人确认她是“共党重要分子”，即移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在敌人种种酷刑下，郭隆真毫无惧色、大义凛然，一句口供也没有。在敌人酷刑之下，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她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令狱卒敬佩不已。

1931年4月5日拂晓，时年37岁的郭隆真被押赴刑场。一个全副武装的行刑队长走到她面前说：“现在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果断而坚定地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昂起头大声说：“半年了，你们费了不少心机，你们想知道的，什么也没得到，可见你们是孬种，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只凭着对党的一片诚心，就把你们一套套的阴谋诡计戳穿了，说明我胜利了，我引以为骄傲，真叫我笑煞你们这帮可怜虫”。行刑队长非常尴尬，气急败坏地发出了开枪的命令……

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开历史先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最早提出了“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36年5月，党中央就制定了“回民自决”的方针，先后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主席、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和《关于对回民工作的指示》。《宣言》主张：一、回民自己的事情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区域，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二、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绝对的自由。三、联合、帮助和发展回民武装，使其成为抗日联军主要力量之一。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五、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回民政治文化水平。六、密切回汉民族团结，打倒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27]《指示》中明确规定了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解决，我们只是站在帮助与督促的地位去推动与发动他们的斗争”。西征期间，红军为了做好宣传发动回族群众的工作，还在部队内部普遍建立了“回委会”，在宁夏边境先后建立了盐池、豫旺、固北（固原北部）三个县级工农民族政府，积极组建“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等群众组织。 1936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宁夏下马关、豫旺堡、同心城等地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1936年10月22日在同心成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的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也是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它开创了我国民族自治的先河。50年后，曾在这里战斗过的肖克将军回忆起这段光荣的历史，挥毫题下了“三军会师陕甘宁，同心同德到同心”的贺词。

1936年10月20日至22日，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隆重举行，来自各区、乡的回族代表及各界人士三百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有关决议案，选举了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各委员。选出雇农出身的回族代表——原豫旺区苏维埃主席马和福任自治县政府主席。颁发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印”印章上端为汉字，下端为阿拉伯文，中间刻着红五星和镰刀斧头。豫海县自治政府下辖12个区，其中8个巩固区、4个游击区，共有5万余人口。会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发表通电，向各界宣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通电说：“中华回民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剥削与屠杀的痛苦”。“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我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得以一旦解除，真正实行了回民的自由”。

10月25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发布了由主席马和福签署的布告，号召各乡镇捐款捐粮，支援红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时还组织了回民解放会，提出解放会的任务是：宣传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抓壮丁和派征粮草；号召回民组织自己的游击队，武装保卫自己，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并建立以回民为主体的县游击大队。紧接着成立了抗日救国江湖委员会和同心抗日后援委员会，县政府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为红军捐粮捐款，筹得粮食6万余斤，银元8万多块，二毛皮衣1000多件，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匹2000多匹，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动员回族青年数百人参加了红军，掀起了反对内战，支援抗日的高潮。 1936年11月中旬，红军撤离同心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工作转入地下，1937年4月3日，政府主席马和福被国民党杀害。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意义重大。它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尝试，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八、举家革命，满门忠烈的丁氏家族

1931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丁氏家族老少三代二十余人的命运，他们由辽宁本溪流浪到北平，在国破家亡的苦难中，全家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也走上了追求进步的革命之路。

丁溪野是家中的长子，早年在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学习，毕业后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9·18”事变之后，他看到当局奉行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决然脱离东北军，筹建《清真日报》，走上了宣传抗战的道路。

丁铁石是丁溪野的三弟，1936年丁铁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军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卢沟桥烽火燃起，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丁铁石到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军事。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队政治教导员。1938年8月，丁铁石受党组织的委派，到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介绍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坚是丁溪野的四弟，参加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被任命为宣传干事。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才干，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定县、无极、藁城、新乐县的扩军工作团团长和新兵第一团团长。1938年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牛街的男女老少，全都由冀中党组织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丁溪野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的民运干事，他年仅十一岁侄儿的丁天真，也参加了总队的宣传队。1939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但由于日寇和汉奸的严密封锁十分困难，冀中区党委根据这一带回族居住区多的特点，决定派遣有文化，懂军事，社会经验丰富，且仪表堂堂又留有回民大胡子的丁溪野前往。1940年初，丁溪野得到青县地区开明阿訇田学深、刘凤祥的鼎力相助，通过沿途清真寺和回族群众的帮助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大小小的据点，抵达了沧州地区。在工作中，丁溪野提出：“建立冀中回民支队的实践证明，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战，打击日寇和汉奸，有着其它抗日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成立。8月1日，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他深入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深得人心，人们称他为“丁大胡子阿訇”。1943年，丁溪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城内北沟沿清真寺和牛街回民萧德福家等多处建立了联络点。这些联络站和联络点，负责护送去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接送从北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对象，他还派遣一些阿訇去哈尔滨等地建立联络点。丁坚也调入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奉命潜入北平做回民工作。

丁氏大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投入革命斗争，有丁溪野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丁溪野的二弟丁溪山等人。这时家住河北唐县杨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据地里的一个接待站，丁溪野的父亲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敌占区的危险地带，接送来往的工作人员。在这极危险的环境里，“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所委任的各项工作，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29]1942年6月2日敌人包围了河北阜城，丁溪山的长子丁天真在与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方十五岁，是丁家牺牲的第一人。第二位是丁溪正的长子丁双祥，1940年年少的丁双祥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当卫生员，1943年日寇集中五万多精锐部队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丁双祥在突围中牺牲。同年10月15日，杨家庵被围，日寇抓捕了年过花甲的丁全山老人，要他指出村干部并说出埋粮食地方，老人一字不说，恼羞成怒的敌人用乱棍猛击他的头颅，老人脑浆迸裂，倒地而亡，他是这个大家庭为国捐躯的第三人。面对日寇的残酷的大扫荡，当年12月晋察冀分局领导决定把丁家老少送往延安，途中遭遇日寇的装甲巡逻车，丁家老小被冲散，三天之后家人才得以聚拢，但裹在背篓里的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丁溪野的孩子丁天胜和丁溪山的孩子丁天德已因冻饿、颠簸而死（1948年春，常年随军转战的丁溪山，因积劳成疾亡故）。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丁氏一家人终于辗转到了延安，被安排在大砭沟清真寺住下。不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枣园接见了丁溪野的父亲丁全民和母亲张氏，表扬了他们一家人爱国热情和忠勇作风。

1946年6月国内战争爆发，丁铁石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中共辽东省第三地委委员。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东北局决定，从新四军、八路军和民主联军中，抽调一千多名战斗骨干和师团连排的干部到大连市创办一所坦克学校，为日后在人民军队中普遍建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培养中坚力量。丁铁石被任命为坦克学校的副校长，负责全校的实际领导工作。1947年丁铁石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解放军总部战车团，任副团长。1948年9月，丁铁石率领战车团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一场大战的锦州之战，解放了锦州后，全团随即隆隆东去，参加了沈阳解放战，在与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兵团和一百多辆汽车。1948年12月，丁铁石率领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车营和汽车连、修理连参加攻打天津的战役。1949年2月3日丁铁石又率领坦克装甲部队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丁铁石乘坐第一辆坦克，率领由他奉命组织训练了两个月的装甲车队和坦克群，威武整齐的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并隆隆驶过了天安门广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丁铁石被任命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装甲兵党委委员，他成为新中国坦克、装甲部队的缔造人之一。

1947年丁溪野被委任为东北回民联合总会教务部长、哈尔滨特别市实业公司经理部长，全国解放后改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不久，出任一一二工程大队政委，率领一千余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驰往朝鲜战场……

家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民族的缩影，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通过家这个细胞投射出来。这个举家革命，满门忠烈的丁氏家族就成为回族追求进步，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如戴煌评价的：“从丁氏家族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

九、为新中国而战，回族英杰奋斗不息

抗日的战火刚刚熄灭，内战又在大江南北燃起，经受了抗日战争洗礼、锻炼的回族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投入到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战的解放战争中，他们是关中回民支队、三边回汉支队和回民骑兵团；冀中解放区新组建的冀中回民支队、冀东香河回民大队；山东解放区的鲁南回民支队，渤海一、二分区回民支队、鲁中回民大队、滨海回民大队；东北解放区的沈北回民支队、本溪回民大队、东北回民支队；内蒙昭乌达地区的回民连、河南民权县的回民游击队，湖北郧西回民排，云南昭通回民游击队等。一批批优秀的回族儿女用奉献和生命将他们的名字写进了共和国的史册。

抗战中威震敌胆的渤海回民支队主力于1945年10月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七师二十一旅六十三团，团长刘震寰，开赴东北，受命参加了前郭旗“三肇"剿匪及解放长春的战斗。1948年3月，为配合解放东北，东北回民支队扩编为拥有1600人护路修桥部队，随后编为铁道兵纵队二支队。1949年二月，二支队南下，先后抢修了津浦铁路、漯河大桥、淮河大桥、汩罗江大桥、陆水蒲圻桥、岳阳桥、衡阳湘江铁路大桥、广州坪石到韶关铁路桥、湘桂线来宾至黎塘段铁路桥等军需物资生命线，为保障南下大军的顺利进军，解放两湖两广和海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渤海回民支队的余部在“渤海回民协会”王连芳同志领导下组建为新回民支队，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青沧战役”、“平津战役”、“涞水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保定等大小战役，取得了协同作战和独立作战的节节胜利。在“青沧战役”中，沧州回汉人民携手并肩，4天内组织起200名干部、2万多民兵、上千副担架、3000辆大车的庞大支前队伍，捐献14万斤粮食、27万斤柴草、300多万元钱财，给予攻城部队极大支援。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五兵团四十七师一三六团开到望江县沟口、怀宁县三益圩长江北岸回民村庄，广大回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推举了身强力壮、水性好的回族水手127人参加支前，并献出30余条木船，编为1个支前中队，4月21日凌晨，由回族水手组织的突击队运送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打过长江，解放了青阳县城。在战斗结束后举行的表彰大会上，五兵团政治部将写有“伊斯兰英雄’’的横匾、“渡江先锋"的锦旗授予回族水手，并给参加渡江的每名水手颁发了一张由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签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

在“昆明保卫战”中，回族将领暂编第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保如光、暂编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副师长桂协华、昆明市政府督察室主任马人文、绥靖公署中校军官杨问梅、军管上校副司令马伯良、昆明市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金荣生、大队长马启富等人为保卫昆明英勇战斗，做出重大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前夕，有三位著名的回族人士，分别是国民党原交通部部长端木杰、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和新疆回教总教长马良骏大阿訇，顺应历史潮流，为使人民生命与财产免遭损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卓越贡献。

端木杰(1897-1972年)，安徽安庆人。16岁投笔从戎，历任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造司司长、交通部参事、中将衔军需总监、后勤部副部长、交通部长。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与出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时有接触，受其影响，多次违令下拨给养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中经手战备物资千亿，全都用于抗战，自己分文不沾，为官22年，除陋室一所，别无财产，是当时普遍腐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罕见的清官。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爆发，两航滞港的包括72架飞机、上亿元器材在内的巨额财产去向问题遂成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为粉碎国民党欲借外国人之手抢夺两航财产的阴谋，身为交通部长及“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端木杰深明大义，排除一切干扰，据理力争，终于使两航数亿财产回到人民手中，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赞扬。

马鸿宾(1884-1960年)，甘肃临夏人。民国年间曾先后任宁夏省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陆军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1949年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宁夏挺进。为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马鸿宾审时度势，毅然决定率驻守宁夏西大门的八十一军率先起义，并于9月19 日与人民解放军正式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9月23日，宁夏宣告和平解放。这位为西北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回族英杰解放后先后担任甘肃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马良骏（1870-1957），甘肃张家川人，自幼接受传统经堂教育，师从众多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博采众长，深得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堂教育的精髓，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通晓伊斯兰教义学、认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一生桃李芬芳，著作等身，是我国20世纪中叶著名的大阿訇，一代伊斯兰经学大师。他是新疆回族穆斯林公推的回教总教长，是深孚众望的大阿訇，被誉为“回教领袖，德高望重，万流景仰”。[31]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疆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新疆的和平解放的顺利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4年10月，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为稳定新疆局势，成立“宣抚委员会”，任命德高望重的马良骏阿訇为宣抚委员之一。1945年，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公举马良骏为总教长。之后，张治中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马良骏阿訇被聘为新疆省政府参议，不久又被任命为新疆监察使，从此与张治中将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为新疆的稳定与和平做着努力。马良骏阿訇一生主要在新疆度过，目睹、亲历了战乱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倡民族平等与社会和谐，倡导各种宗教信仰者之间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就成为他一生的不懈追求。他在自己的著作《考证回教历史》一书中说：

“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证之于今而益验。若必以宗教家束缚之，未免坐井观天，以蠡测海，非真知穆圣者也。且各教之不同者形式，非精神其意。纵然各教各有俗习，各教各有形式，只要略一改正，即可适中。一转手间，而各教之精神已同矣!其精神者，如回谓真主，孔谓天，道谓上帝，基督、犹太、希腊等教均奉上帝，乃皆指造物主而言耶。所以各宗教之精神都是归向主、惧怕主、敬奉主，精神统一也。凡敬造物主者，应体真主好生之心。推己及物，必不以互相战争为然也!如是天下和平，世界战争息灭矣!……又各教真谛独标，各树一帜，途径各有不同，其劝人为善之宗旨则无异，宗教主旨统一也。凡若能抱良善宗旨者，必能得其心平，人心平，则无不平矣，又何战争之有哉!……”[32]

作为一代宗教大师，他透过不同宗教差异的表象，追寻不同宗教文明和谐共存的根本。他依据伊斯兰教的精神，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和平”的内涵。他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位宗教领袖，一生宣教立说，以身作则来实践这一和平的宗旨，追求世界的和平与国内各民族、宗教的和平。他期待着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富强，更希望宗教能够为国富民强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他所言：

“我中华在此行教建国之期，各宗教家，其间之隔阂除去，疑贰悉化，咸底大同，则感情之相孚，而志趋无贰，于是必增进全国人民之亲爱力，助长全国人民之团结力。一致同心合志，统一建国，永奠和平。”[33]

这位“和平”老人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1949年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老人挺身而出，为和平、为国家、为百姓奔走呼吁。当时中共中央力图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同时，和平解放也成为新疆政坛关键人物陶峙岳、包尔汗以及离任不久的张治中等人的共识。但当时在新疆的国民党军界持有异议，试图顽固抵抗，尤其拥有重兵、训练有素的国民军骑五军，军长是临夏回族马呈祥，其部下多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他的态度更是坚决。陶峙岳、包尔汗在经过与马呈祥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邀请马良骏阿訇出面做马呈祥的工作。包尔汉主席告诉马良骏阿訇：“新疆已决定和平起义，这样人民可以免受一切灾难，这符合老人家一贯的和平主张啊!请您以‘筛赫’的身份劝说马呈祥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阻拦历史前进的潮流”。马阿訇欣然应答。同时1949年8月张治中将军也从北京致电马阿訇，希望马大阿訇能够促成全疆的和平解放。马阿訇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亲赴骑五军军营，陈辩时局，引经据典，规劝马呈祥顺应历史的定数。老人恳切地对马呈祥说：“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地，真主对行‘色瓦卜’向善的人，是会有好的回赏的。为正义、生存、人类和教门而牺牲是会得‘舍希得’的，如果不是这样，不避免战争，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教门有所摧残。‘辜那河’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身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灾难深重，教门更不用说了。我看你还是奉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一向对马良骏阿訇尊敬备至的马呈祥三思之后，握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我遵您的口唤”。于是马呈祥交出兵权，从南疆出国，新疆和平解放顺利完成。当时也有人劝马阿訇出国，老人笑着回答:“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生死计较的必要！生而何幸，死而何忧！只是故土难离，祖国难舍，骨肉难分，乡亲难却！千百万穆斯林的眼睛仰望着我，他们的心牵连着我，我怎能忍心离开他们，苟且偷生，抛尸海外呢？”[34]老人的一席话让劝说他的人哑口无言，表达了老人对祖国发自肺腑的一片赤子情怀，这一席话也将伊斯兰教“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的信条阐释的淋漓尽致。他代表新疆回民穆斯林致电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表达了穆斯林的心声：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

素仰我公以经天纬地之才，硕划鸿猷，领导革命，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争生存，英勇昭著，振山河于富强，大功彪炳开历史之新纪元，万众倾心，额首钦庆，新省本张文白将军和平政策，于寝日宣布解放。良骏谨代表新疆二十万同胞，一致同心，赤诚拥护，并服从我公贤明领导，特电致敬，尚祈垂誉。

毛主席、朱总司令很快复电：

“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胞钧鉴：

    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36]

1950年4月11日，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下达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马良骏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

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一日”

马良骏大阿訇先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顾问、西北民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冶区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动员新疆穆斯林捐献3架“伊斯兰号飞机”，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1957年这位经历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和平老人给后人留下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安然去世。

结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自1840年以来任人宰割、国破家亡、忍辱负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个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走进了这个新时代。始自《共同纲领》的颁布与实施，回族人民获得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通过民族识别，回族获得了合法的民族身份，成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11个回族自治县的相继建立，以及全国140个回族乡的成立，充分保障了大分散的回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也给回族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台。一大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回族英杰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为各民族的发展和共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回族领导干部，广大回族公民也以饱满的热情和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履行着公民应尽的义务，享受着公民应有的权利，为祖国正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