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九年度散文家:张承志
【授奖辞】
张承志的精神选择和话语实践,贯彻着知识人的责任与忧思,也昭示出一个作家不容冒犯的内心边界。他近年从虚构世界出走,竭力还原散文这一文类的贴身性,重塑汉语繁复、丰赡、深微的个性,以勇于介入世界和直面真实的写作伦理,指证当代中国的人生和文学如何处于一种受辱的境遇,并作出自己孤绝的抗辩。他出版于二○○九年度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以良知的指引面对历史,以沉重的追问逼视自身,在灼烫的现实中辨识清明的过去,从异国兴衰史里照见不安的未来。这部写给中国和世界的殷鉴之作,立意峭拔,思力深广,它既为一百年来言路幽暗的中日对话提供了缜密的阅读考辨和冷峻的个人体验,也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才能理性地正视他者的尊严发出了急切的长喊。
【获奖演说】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由南方都市报,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项授给我,这使我感到高兴。
同时,由于这次授奖的特征不是为了积蓄名利,而是为了支持文学活动必须依附的、旨在理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这使我更加感到光荣。
诸位前辈和朋友为此光临这个仪式,我把你们的举动视为对我的道路的支持,因此请允许我向你们致以深谢。
如果从一九七八年算起,并尝试借今天的机会进行总结的话,我想,所谓成绩和失误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坚持的和走通的道路。
这条道路,也许可以分析成以下几个特点:
即作家与底层民众某种形式的结合,作为人的作家的个性化,以及经历过各种形式探索之后的艺术的自然化与朴素化。
回顾以前,使我懂得了:
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当然,这一理解必须向更远的领域发展,对我来说,西班牙与日本的深入与探究,就是这一目的的结果。
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克服世俗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着文学的性质。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三亿人都变成财主。
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
同时,我还愿藉此机会对自己进行反省和总结:
—— 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们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作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
但是,我要警惕偏激。
——对于中文的一种感情和守卫意识,会使我今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
但是,我要防止矫饰和超出分寸。
——道路在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会使我在今后更加珍视个人的经验和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要有意地向别人包括世界学习,尊重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把自我封闭和排斥异己当成禁忌。
今天的来宾中,有些是扶助过我的长辈。平常我很难有机会向你们表达我个人的由衷感激。
在今天的来宾中,不可能看到扶助和哺育过我的、大地远近各个角落的农民、牧民、朋友和亲人,谨请让我也表达对他们的深深想念。
谢谢大家。
专访
我写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南方都市报:你在跋里说,写完《敬重与惜别—— 致日本》,就写完了所有非写不可的题目。为什么这个题目让你感觉非写不可?听说您为写这本书花了较长时间和精力,写它的难度在哪里?
张承志: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中国的作家也被融入世界。我也一样,想把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告诉自己的读者。
所以,我想把对西班牙和日本的观察与理解写出来。
喜欢和描写西班牙,因为这个国家凝聚着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在《读书》上发表过《地中海边界》,论述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边界即地中海。这种边界的本质,主要在西班牙与土耳其的历史中表现出来。我去过三次西班牙,一共七个月时间。在那里生活,能感觉历史。它也是自己的文化参照。还有日本,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在日本留学或研究,使用日文出版过两本书。在日本,由于听到对中国的不敬,我常与人抬杠争论,于是有人嘲笑我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无独有偶,那恰好就像在中国,只因我写了些关于穆斯林的作品,就有人喊叫说我是中国最大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
不是因为这些。我描写日本,唯因日本不仅是中国的近邻,不仅因为它是与中国历史纠缠、休戚与共的国家;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比昨天更需要留意“日本崛起”的历史教训和曲折道路。
南方都市报:全书虽然在写日本,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但基本上你都会反观自身,反思中国的问题而怀警惕之心。尤其是对“虚妄的大国”、“傲慢”、“歧视”等的反感和反思。为何这样写?你对近年国内流行的话题“大国崛起”是怎么看的?
张承志:日本人为什么总要脱亚入欧,有没有过亚细亚主义?有没有过对白人殖民主义的抵抗?为什么非要跟着欧美走?还有一个话题其实他们说过,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这就是对中国的警惕。
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而且今天已越来越强大。中国确实有过大国情结、天朝思想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实践和思想中,也有过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歧视、压迫和侵略。能对这样的思想整理和扫除,才能显示中国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此书中充斥着这样的思想。只有对自己的批评认真,日本人才可能重视对他们的批评。重要的是大国崛起背后的思想。中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弱小民族的尊重、对他们所有权利的尊重、对弱小国家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包括资源在内的权利的尊重。
南方都市报:网上一些读者评价在看此书后获得了对日本的新的视角,从书中也可以看到对日本的矛盾而复杂的态度:“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 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 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你以何种方式来处理这种矛盾?你在书末提到的“日本精神”该如何理解?
张承志:我在书里还有一段:“一个白人女教授问: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她们拥有的教养或接受过的教育,不足以理解系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当然是心理的问题;是一个长久纠缠的、心头的乱扣。它捆绑着沉重的是非,牵扯着历史的道德。它表达敬重时,它选择惜别时,那内藏的严肃与真挚,并非话语所能表示。”
在中国在急速富裕起来的同时出现的道德沦丧,日本更加成为一个深思的榜样。一个民族是否有前途,不一定靠着腰包里的钱,而是靠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民族性与精神。日本民族精神中的精华,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这不言而喻。
所以我使用了这样的语言:“模仿着明治时代的日本留学生,我在求学结束、难关渡过、事情做完之后,也永远地告别了那个美丽和魅力十足的国度。在大海的这一边,在道路坎坷的此岸,在广袤无限的大陆上,在文学的追求中,在泥泞的西海固和艰辛的塔里木那埋藏深沉的故乡,在以笔为旗的生存中,我体会到了某种日本精神。”
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回族。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1978年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小说《黑骏马》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6年小说《北方的河》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出版著作30余种,包括小说集《黑骏马》《北方的河》;长篇小说《心灵史》;散文集《清洁的精神》等。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版。
采写:本报记者 田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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