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

伊朗少女

在阿拉伯世界，面纱是女性的一种代表性服饰。一方黑巾兜头盖脸，事情本来很简单。可是，简单的背后却深藏着复杂的政治、宗教、社会与文化问题。

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据说最早流行于现今的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的东南部。与这些地区相距不远的阿拉伯半岛，气候炎热，风沙很大。戴上面纱便于防沙尘、抗酷暑，半岛上的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一习俗。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半岛创立后，这一生活习俗开始演变成一种宗教法规。伊斯兰教圣典《古兰经》规定，女性“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用面纱遮住胸膛”，“安居于你们的家中，不要炫露你们的美丽”。除了父亲、丈夫、兄弟、子侄、“无性欲的男仆，或是情窦未开的小童”之外，穆斯林女性不能把自己的躯体和面容暴露在任何男子面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个规定流传越来越广。穿长袍、戴面纱逐渐成为穆斯林女性的典型装束。

本来，服饰的基本功能是实用，即遮身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的其他功能，特别是展示身段的审美功能日益凸现。可是，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女性全身皆为“羞体”，其身段美是不能向外界展示的。女孩子年龄稍长，就要深居闺房，出门必须把整个身体遮蔽起来，只有两眼和双手可以外露。包裹身体的长袍要宽大，不能系腰带；罩在头上的面纱要垂长，一直耷拉到胸前。无论长袍还是面纱，最好都是黑色，显示庄重，而不是俏丽。这样，遇到亲族之外的男子，就不至于招致他们产生非份之念，确保自己安全无虞。沙特阿拉伯大穆夫提谢克•阿卜杜拉齐兹•谢克前不久告诫穆斯林妇女说：“伊斯兰教已经给予妇女作为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的崇高使命。她们可以从面纱后面完成自己在社会中的进步作用。”

实际上，长袍和面纱不过是穆斯林女性的“社会服饰”。也就是说，她们只有在走出家门时才这样穿着。平时，在家中，只要没有亲属以外的男子在场，她们的穿着还是比较随便的，不但可以不戴面纱，也可以不穿长袍。即使穿长袍，色彩也会十分鲜艳。根据伊斯兰教规，家庭是女性的天地。在这里，她们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体态美和容貌美。

目前，长袍和面纱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程度并不一样。海湾国家大多实行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保守势力比较强大，对女性的限制较多。在沙特阿拉伯，所有妇女出门都要穿黑袍、戴面纱，不准与陌生男子交往，没有男性亲属陪同不准外出。在科威特，妇女可以随便外出，在市场上摆摊售货。但是，她们必须穿黑袍佩黑纱，浑身上下只准露出一双闪亮的眼睛。她们真容尽掩，顾客只能凭话音来判断其长幼。约旦、摩洛哥等国也实行君主立宪制，但社会比较开放，对女性限制相对较少。就是如此，女性戴面纱的比例估计也不会少于百分之六十。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王后原是一位电脑工程师，则从来不戴面纱。在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比较封闭的也门、苏丹等国的妇女大多也佩戴面纱；而比较开放的埃及、黎巴嫩等国，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倡导妇女摘除面纱，走上社会，被称为“阿拉伯妇女解放的先锋”。现在，这些“先锋国家”的女性服饰可谓千姿百态，既有传统的黑色长袍和面纱，也有风靡世界的各色时装，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衬衫和长裙。这是从传统的穆斯林女性服饰向现代世俗性装束演变的标志。

当然，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掩盖整个头部的黑色面纱改换成蒙头不遮面的各色头巾，则被视为在变革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这种变化始于何时，好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人们只是看到，头巾把一头秀发包藏起来，却使整个面孔暴露在外。更有大胆的女性，不断将头巾的前沿后移，满头秀发竟有大半裸露在外。另外，头巾也不再像面纱那样是单一的黑色，而是白、绿、蓝、紫等多种色彩纷呈，单条、花格、挑花等多种式样竞秀。这使女性追求美的天性进一步显现。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当代阿拉伯文学作品中，诸如埃及作家哈密德•加乌达•萨哈尔的中篇小说《绿面纱》、阿尔及利亚作家卡杜尔•穆罕萨吉的剧本《揭去面纱的女人》、摩洛哥作家巴利•哈舍米的剧作《扯下面纱的女人》，对穆斯林女性装束上的这些细小的变化，均有细致入微的生动描述，并视为穆斯林妇女解放的象征之一。只可惜我没有读过这些作品，难述其详。

面纱和头巾确实在变化。但最终会不会弃之不用，这在阿拉伯世界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那里的许多人认为，真主把美丽赋予所有妇女，女性美主要体现在智慧、忠诚与人格上，而不是外貌上。她们用面纱或头巾把脸孔遮盖起来，是对真主虔诚的表现，也是自重与自尊的展示。摩洛哥著名女社会学家法蒂玛•梅妮希在其著作《面纱之外》中说，西方妇女的服饰是展露身材，用外在美来引人注目；而穆斯林妇女的服饰是掩盖身材，不是以外在美、而是以内在美吸引人。这两种不同的服饰观念，反映的是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位穆斯林妇女在网上以《面纱政治》为题撰文说，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被西方一些人政治化。在他们看来，面纱“是男子主导的伊斯兰社会强迫妇女佩戴”，“掩饰在面纱后面的是社会的不平等”。他们甚至将佩戴面纱或头巾的穆斯林妇女视为“被压迫的沉默者”，将维护佩戴面纱或头巾这一习俗的人视为“宗教极端分子”。这“如果不是偏见的话，至少也是无知”。

我结识的一位阿拉伯学者认为，西方某些人的这种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在历史上老早就有表露。19世纪末，代表英国统治埃及二十多年的伊夫林•巴林爵士，本是一个思想极为保守的人物。在英国国内，他一直坚持反对给妇女选举权。可是，在埃及，他却声称，头蒙黑纱的妇女“在遭受宗教和社会压迫”，英国“有责任把她们解救出来”。同样是在19世纪末，在其北非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法国以“慈善”名义将面粉和食油分配给穷人时，开列的条件之一是，妇女们必须摘掉蒙在头上的黑纱。这位阿拉伯学者反问，圣母玛丽亚和欧洲的修女们也穿黑长袍、戴黑头巾，为什么西方人对她们就不说什么呢？他认为，戴不戴面纱本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西方某些人拿此说事，就是想把自己的宗教、文化观念强加给别人，进而推行思想与政治控制。

近几年，穆斯林妇女头巾问题在欧洲又引起轩然大波。法国的六千多万人口中，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有近六百万。2003年，巴黎的两个穆斯林女学生因为戴着头巾去上课而遭拒，理由是她们违背了“国家教育世俗化的原则”。翌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头巾法令》，正式禁止公立学校的学生佩戴着穆斯林头巾、犹太圆顶小帽、特大号基督教十字架去上课。法国政府人士就此解释说，此举是为了维护包括公立学校在内的所有公众场合的世俗性，针对的是所有宗教，而非某一特定的宗教。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主要针对的还是伊斯兰教。就在此前后，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一些地方也发生不准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学生上课的事件。欧洲各国的穆斯林社会中对此反应强烈，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徒的一种歧视行为。同时，阿拉伯国家也做出强烈反应。埃及的伊斯兰教组织发表声明，指责法国所说“宗教信仰自由”的虚伪性。约旦有几万名妇女走上街头，对法国政府歧视穆斯林的法令表示抗议。伊拉克的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绑架了两名法国记者，要求法国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头巾法案。禁止佩戴头巾这样一件看似是风俗习惯的小事，一时间竟演变成影响到不同国家关系的政治性事件。

“面纱政治”一词近年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上。可是，任何事物涉及政治都是诡谲多变的。面纱和头巾问题自然也不例外。在埃及，佩戴头巾的妇女本来不是很多。但是，近几年，坚持保守伊斯兰观念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迅速发展，有些妇女受其影响，又把弃置多年的头巾重新佩戴起来。在摩洛哥，一些妇女在佩戴头巾的同时，又佩戴起一种像口罩似的面纱。此种面纱用丝线或尼龙丝编织而成，两端系在耳后，网状的纱面下垂，把口部和下颌笼罩起来。据说，这是一种古老的叫做“耶希麦克面罩”的变种，只有在最为传统的伊斯兰社会才能看到。在突尼斯，五十多年前就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面纱逐渐消失，头巾也渐趋减少。然而，自美国于2004年提出宣扬西方价值观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以来，不少人产生自己的民族与宗教的存亡感，黑压压的面纱或头巾遂又出现在街头。阿拉伯舆论称，这是伊斯兰文化受到西方挤压后自然产生的“一种本能性的反应”。

当然，这只是问题得以方面。另一方面是，强行禁止佩戴面纱和头巾行不通，但社会的发展却在悄然影响着这一古老习俗。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少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状况得到改善。她们走出传统的闺闱，摆脱家务的羁绊，投入公共社会生活。在阿联酋，女性在高等学校的就学率超过男性，社会就业率从1980年的百分之五增加到2004年的百分之二十一。女性企业家已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人入阁当部长，入伍升准将。这些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变化，促使很多女性自动把面纱或头巾摘下来。在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穆斯林妇女开始获得议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06年6月，科威特的一些女性当众摘下面纱，公开参加竞选活动，在阿拉伯世界一时成为爆炸性新闻。在宗教保守势力最强大的沙特阿拉伯，有的女性走上国家电视台作新闻主播，有的竞选工商会的领导职务。这些在外界看来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在沙特阿拉伯却备受关注，被认为是穆斯林妇女“自动向传统观念发起勇敢的挑战”。

一方小小的面纱或头巾，本为遮掩穆斯林妇女的面容，而实际上遮掩的却决不只此。撩开其一角，人们看到的，不仅有她们美丽的姿容和崇高的尊严，也有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还有西方文化霸权的阴影憧憧。一方薄薄的面纱，该遮盖着何等厚重的历史沧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