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回族人家-都市回回的精神流徙记录
走进元康的心灵宅院
——《回族人家》深处的故事
人物小传 元康，1945年生，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做过编辑和记者，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年轻时有过两年的援藏经历，著有报告文学集《藏北烛光》、《奸枭末日》等。2003年，完成心血之作《回族人家》，自称“穆斯林文人”。
2006年的某一个主麻天，北京八里庄的王乡老在阿訇的办公桌上偶然看到一部书稿：A4纸打印装订，半尺厚，简陋粗糙。
“这是什么书？”素爱舞文弄墨的王乡老眼睛一亮。阿訇说，那是一个北京人写的、一本原汁原味反映北京回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叫《回族人家》。
书是专门送过来请阿訇审读的。当然，那时候它还不能叫书。
王乡老顺手拿起来，开始读。这一读就是整整一个下午。最后他显然有点放不下了，一拍腿对阿訇说：“得，您先缓缓，这书无论如何先借我，读完立马给您送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王乡老几乎什么也没干，坐着站着躺着，眼不离书，一口气读完了。看得颈酸眼涩，还有心疼，竟流了不少泪。
在王乡老的眼里，这本书写得太真了，分明就是京城回回生活的一个万花筒。读完书，他开始隐约感觉到这本书诞生背后的艰辛和磨难了，他觉得自己一定得见见作者。作者就是元康。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有关《回族人家》的无数故事之中的一个细节。
如今王乡老跟元康已经很熟络，俩人时不时碰碰面。尽管如此，每次说起《回族人家》和元康的事儿，王乡老还是常常眼窝发红。他总说，这本书出得不容易，而写书的这个人比书还不容易！
200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这位王乡老带着记者走进了元康的家，一个隐没在北外家属院深处的回族人家。
《回族人家》：都市回回的精神流徙记录
阅读圈里流传着这样的传闻：
有一家三口，一本《回族人家》同时夹上三枚书签，轮流传阅；
某清真寺的净水房里，两位乡老为《回族人家》里面的人物争得面红耳赤；
有读者把《回族人家》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网上，还有网友从网上下载了三百多页的电子版，全文打印出来阅读……
元康没有想到，《回族人家》会这么“有人缘”，更没有想到居然可以一版再版直到最后第三次印刷。在元康家狭窄的小阳台上，高高摞着几堆牛皮纸包好的书样。几次印刷都是作者元康自个儿掏腰包，三两个回合印了几千册，多数都是免费送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
假如没有2003年春天的那一场“非典”，或许上面的这一切都要更迟一些发生。闹“非典”的日子里，学校停课了，家门也不能出了，元康觉得实现那个潜藏心底多年的举意的口唤到了，于是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一门心思写起来。
动笔之前，他慎重地换了一个大净，去寺里礼了拜，完全按照穆斯林的方式，虔诚地做了杜瓦宜：“安拉呀，祈求你赐予我智慧和力量，承领我的举意，让我顺利地写完这本书，不要因心脏病突发半途而废……”
日后的每一个主麻天，元康同样都要到寺里去做礼拜，做同样的求祈。
按理说，这本来是一个穆斯林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行为。但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细节，决定了一个写作者灵魂的朝向，决定了一部作品的立场与品质。毕竟，这个时代里回族作家多如牛毛，没有人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又有多少回族或者穆斯林写作者能够坚持这样做？不知道。
元康把这本书的写作看成一种使命。年届花甲，身患疾病，即便如此，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写七八千字，坐在电脑前，就开始不停地敲……“写作时我感到很开心，像在马背上奔驰，一写就刹不住了。”他说，只要一坐在电脑前，思维就异常活跃，尘封在记忆中大半生的人和事，都被瞬间激活了，以前写东西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这是真主给我的援助，我深信不疑。”
早些年里，元康写过不少东西，可一想到写长篇，还是觉得有点儿不太靠谱。宏大的结构、复杂的情节、众多的人物……自己能驾驭得了吗？可老先生自有他的法子，不是爱好书法吗，索性把构思中的人物用毛笔写成一个个“人物小传”，用不同的纸，一个一个贴在墙壁上，就构成了一个人物表、一个关系网。米绍隶什么时候出生，跟妹妹差几岁，佩东哪一年下岗，又是啥时候开始做生意，谁帮了他……人物和情节，一目了然。
小说里的人和事，大都可以找出原型。元康就是跟墙上贴着的这些“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有时甚至分不清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自己的亲人。“走在路上还惦记着米绍元拆房的事，想着想着就哭了，这不是夸张，真的，真是这样的。”元康对记者说。
“我不同意他写！”采访中，元康的老伴不时走过来对记者表达她的意见，“他这个人爱较真，一写整个人就扎进去了，生物钟全乱套了，有时突然想起来什么就半夜两三点爬起来打开电脑。我拦不住他，可是他有心脏病，扛不起这么折腾啊！”
说起老伴，元康心里也不好受。他写东西需要安静，小家不大，老伴都没法看电视——这还是小事，最让他痛苦和愧疚的是，那阵子没有课，正是老两口经济上最为拮据的时期。早在1998年，个性耿直的元康因为一句真话，得罪了领导，从骨干变成了待岗人员。“当时我53岁，到处找工作，谁要50岁的人呢？卖苦力咱不行，打小身体就弱。当时出门就怕有人问‘上班去呀’，我只好支吾着，心想我到哪上班去呀？”他到私企打过工，帮人写广告，在报社当临时工，后来在老同事的帮助下，在北外国际交流学院做外聘教师，算是有了个相对稳定些的工作，同时还给北外老干部处帮忙，每月给几百元劳务费。单位过节时发了一些补助，可是领到手的钱揣在兜里还没捂热，老先生突然发病，去医院挂急诊，钱全花光还不够……用元康自己的话说，那时他真是身无分文，书也不敢买了。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60岁退休时领不到退休金，那样的话生活就彻底没有指望了。
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四个多月时间里，元康边写边改，边请别人提意见，终于把《回族人家》的初稿完成了。
知感真主，2005年11月，元康终于领到了退休金，虽然比别人少许多，但总算是退休了。他也可以写更多的东西，为教门做更多的事了。
“我有时候也想，假如我当年在仕途上一路攀升，现在工资不低，日子也一定不会差。但我也会失去很多，起码不会有这么多的感悟。假如我得的是脑瘫呀半身不遂什么的，那该多犯难……现在只要心脏病不犯，我就跟好人一样。”说到这里，元康像一个孩子得到了礼物般快乐地笑起来，鬓发花白的额角也仿佛泛着幸福的光泽，“所以我们应该信前定，一切都是真主安排好的。”
谈及《回族人家》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初衷，元康并没有正面解释，而是以另一个话题做了含蓄的回答：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回回，缺乏农村回民社区的参照。但就都市回族社区来看，我生活多年的这个社区相对比较典型，但社区成员之间已经没有多少信仰（精神）纽带作用了，实际上更像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前些时候我去呼和浩特，看到那里的穆斯林社区，感到很震惊，他们彼此的精神纽带感很明显、很强烈，几乎人人都在为穆斯林哲麻体办实事。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社区里，回族内部鱼龙混杂的现象非常明显，一些“回奸”几乎以职业的形式存在……这种内部的消耗和破坏胜于外部。
其次，回民子弟最初的信仰启蒙无疑来自家庭，最起码的饮食观、民族认同感都是靠家庭给的。可当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被打破之后，“民族团结”正在演变成民族融合，家庭的信仰传统也在受到冲击，信仰对孩子不再是必修课，而是洪水猛兽，这可能是都市回族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比如传统社区的拆迁改造问题，对于回族人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回迁的经济压力造成社区回汉比例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是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大，管理部门敷衍纵容，譬如清真饮食业的老板、厨师、服务员……究竟有多少是穆斯林？一连锁，给了钱就随便开，没有人来管。再一个伤害就是文化氛围的丧失：不仅回族的民族文化和信仰文化丧失了有效的载体，包括古都名城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也不能幸免。
信仰语文：信仰是写作的筋骨
元康的一生，叠印着一个都市回回的生命蜕化、信仰嬗变的痕迹。
他出生在北京城南的一个回族人家，从小的印象中，祖父和父亲好像就从没做过礼拜，也很少去清真寺。他小时侯也没进过清真寺学经，祖父去世后家里请门头师傅来念经，他就去跪经。和众多东部都市的回民一样，从小学到中学，他接受的都是唯物论教育。入团时，还被叫到团区委去谈话，问他是否有宗教信仰。
“我觉得很奇怪，我从小学就加入了少先队，现在是要求加入共青团的进步青年，怎么会去信仰宗教呢？于是我坚定地回答：我信仰马列主义，不信仰宗教！”这样元康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
1974年，经外交部选拔，元康与另外两位战友被派往西藏那曲支教。“那时候在乡下牧区，语言不通，怎么办？跟藏民借个壶就画个壶，借个桶就画个桶，吃酥油茶，吃糠粑，住露天帐篷，边吃饭边落雪花。”有几次去拉萨，偶然看到被破坏的清真寺，一些身穿藏袍的妇女仍然在里面忙活。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藏族穆斯林，俗称“藏回”。这样的景事唤醒了他对民族最初的朴素感情。
在边疆下放时，元康还没有任何信仰启蒙，抽烟喝酒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习惯。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在工作中接触了西北的一位回族干部，才对伊斯兰教有了一些认识，后来知道喝酒是大罪，就立刻戒了，戒得非常彻底。烟早就不吸了，因为怕得癌。
何凤山的出现，成为元康信仰转折的契机。
1996年开始，他经常去何老师家听课，学习认主学，学习洗大小净，学念“索勒”（古兰经短章）。“第一次进清真寺我也很发憷，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不笑话吗？可当你迈进清真寺的门槛后，你就会感到有一种再也舍不掉的归属感。”元康还告诉记者，他把自己的这些感受都写进了《回族人家》，男二号米绍珩这个人物，就有自己的影子。知识分子走进教门的开始一步是很困难的，他总是不断地质疑自己：
真主是确实存在的吗？
天仙每天都跟着你吗？
世上那么多人，得有多少天仙？
……
在有教门的人看来，这些问题确实很幼稚，但它们的确曾经是困扰他思想的障碍。元康认为，劝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信教，一般比较容易；但要劝一个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人入教，往往难得多。米绍珩就是经历了几次反复后才坚定了信仰的。而一旦有了信仰，就比其他人更容易自觉。
有一天，元康听着何老师讲课，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我能来这里听课，可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没办法来这里听课，这样下去宣教的受众面总是有限的。曾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元康马上意识到，宣教一旦能够借助媒介，就会成倍地增加效力。——如果写一部小说，用文学的形式反映教门，读的人肯定会更多。
这就是《回族人家》最初的萌芽。
直到今天，元康还在为教门写作。他不光接着写小说、写杂文，还自编、自撰、自印创办了一份叫做《回春》的民报，已经办了四五期。自己一个人出去跑采访，一个人编辑，一个人跑印刷，最后又一个人一份份送出去，而且全部自费。“过去一个月三百块钱，不也挺过来了吗？现在有点儿钱，就更应该为教门做事。”
话题转到信仰写作，元康对《关注》首倡的“信仰语文”这一概念颇多同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新概念。其实信仰文学的传统自古就有，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但在各种信仰之下，大量优秀的作品发挥着它们的价值。”他认为，今天中国的文学缺乏的正是信仰的筋骨，而回回民族、穆斯林群体的信仰更缺乏文学的表达。信仰文学在世俗的视野中，也许是边缘化的；但在价值的层面上，却应该成为旗帜。
元康的理解是：信仰写作——为信仰写作、以信仰写作，它要求写作者首先必须具备信仰。而信仰的最低标准是：气节。既然是信仰写作，就不能明哲保身、趋炎附势，就不能做墙头草、两面派。有时候，为了成为主流队伍中的一员，就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格式去写作、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事，这就势必污染信仰写作的纯洁举意。
“穆斯林文人”：文人更须有行
《回族人家》的命运，和它的作者一样，一生三起三落，几经沉浮。
哪个作者不希望心血之作可以面世，接受更多读者的检阅？可是对于一个出身民间、选择了民间立场、又为民间而写的业余写作者，出版谈何容易！元康带着厚厚的书稿，跑了几家出版社，最后都碰了壁。一家出版社倒是很感兴趣，说写成这样不容易，基础很好……可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2004年，《高原》开始连载这部小说，读者好评如潮。可毕竟刊物的出版周期太长，一位年迈的乡老焦急地说：“您这儿再不印出来，我们这辈人就甭指望看到结尾了！”
有人建议元康，不如先设法弄个书号印出来，看看反映如何。元康觉得有道理，就通过天马图书公司印了不到两千册，在清真寺内部传阅。
可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善良举意的后面，还要背负接踵而至的毁谤和暗箭。只是因为作者秉笔直书，忠实地记录了胡同回回的历史变迁与众生百态，辛辣的笔触揭露了族内一些丑恶现象，便有人对作者百般刁难、横加诬陷了。
对此，元康问心无愧：“一个人对母族最深的爱就是批判她的不足，高喊爱国口号的不一定就真是爱国的。”他认为，批判意识实际上是一个作家血性、责任和道义的体现。面对劣根和不足，一定要敢于表现，敢于揭露。都市回族众生百态，丑陋的现象是真实的存在，绝不是戴着白帽就是我们的兄弟。——这一点无须避讳。
正因为如此，他在《回族人家》里勇敢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败类；也是因为如此，这部书稿后来才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元康说他在书中批判的那些反面人物都是信仰的背离者，这种批判实际上正是在颂扬信仰的坚守者，所以他觉得他讲了真话，写了真事。对于《穆斯林的葬礼》，他认为那部作品赞美了伟大的爱情，却把唯一的传统信仰代表人物韩太太塑造成一个阴暗角色，根本方向发生了颠倒错位，所以他不认同。
探寻《回族人家》深处的故事，走进“穆斯林文人”元康的心灵宅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仰写作者的朴素情怀：“‘穆斯林文人’这个称谓，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更是一种鞭策和警示：做一名穆斯林文人，首先你得有信仰，你得坚守五功，品质要虔诚，要有敬畏心。你怕丢工作，怕丢官，做下了那么多亏折事，你就不怕真主惩罚你么？坚持信仰，哪怕接受许多磨难，比如这本书，你们不给出，我就自己来出。其次，我觉得为人要宽容，要尊重别人，包括地位比你低的人。我做教师的时候，学校的伙房师傅、木工、水工对我都特别亲切，我对他们也都是相当尊重，不能因为自己是教员，就瞧不起后勤人员，需要帮的忙一定要帮一把……”
古有“文人无行”一说，今天这四个字似乎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标准。但喜欢自称“穆斯林文人”的元康却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信念：“文人更应该有品行，诚信，厚道，淡泊，不哗众取宠。还是那句话：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该知恩，就得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