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绝唱献予担当——读回族作家马德俊长篇小说《爱魂》

    今年夏天，马博忠先生与我谈起当下的回族文学创作，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以为我们的多数回族作家，尤其是年轻的这一群，太拘囿于小情怀了，没有写出回族人的大精神。他推荐我读一读马德俊的长篇小说《爱魂》（《老年作家》2009年第2、3期）。作为回族文学的职业读者，对马德俊的名字，我自然不陌生。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不仅在文艺理论领域颇有建树，还创作了叙事长诗《穆斯林的彩虹》，为当代回族文学史添了分量很重的一笔。我读过他的诗，知道老诗人身居北京，年事已高，一直很想拜访求教。谁知还未等我从清真书局借到那本《爱魂》，博忠先生的电话就到了：马德俊先生归真了！那个清晨，我感到无限的伤叹，并迫切地想读到那本遗著，探寻一位穆斯林老者最后的精神密码。

    就我的观察，回族题材创作在时代节点上有一种倾向，就是建国以来的当代生活表达得比较饱满；历史题材有一些，但以清代为主，再往前则疏于表现，再往后的近现代这一段，亦如此。事实上，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是家国震荡、流浪中坚守的时代，是民族性格的劣根性与优越性彰显得最为充沛的时代，也是英雄主义猎猎唱响的时代，而回回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表现，无疑是优秀而卓越的。我们的左宝贵、马骏、刘格平、郭隆珍、杨靖宇、马本斋，还有更多的回民百姓，用他们有别于有些民族的、永不变质的爱国基因和铮铮傲骨，共同铺垫着中华民族在艰难考验中的精神底色。从文学表现上看，这部分历史，也蕴涵着最巨大的能动性。然而，与我们的回族先烈用生命担当的正义之举相比，回族作家们对历史的失语、对峥嵘岁月的绕行，令人遗憾和懊恼。就抗日战争这一块，我所能读到的写得比较规整的回族文学作品，只有杨英国的《铁血风流》和马守兰的《绿色月亮》两部长篇小说。我很盼望能读到艺术含量更高、民族性格挖掘更准确的一部作品。不消说，马德俊的《爱魂》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这部小长篇并不长，十余万字，但字字有爱，句句含情，确是作家用灼烤过的疼痛，用尽现世的最后气力纵横出来的一部绝唱。绝唱这个词，已经被评论家用烂，多是渲染作品好到了后无来者；我却以为，倘单言其绝后的寓言，而不退归到词源的本位，用以形容创作者的绝笔之作，是不负责的。马德俊在后记中说：“虽然立春已久，毕竟八十多岁，体力衰弱，仍感寒冷，自觉手头的岁月不会多了。”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者，写这样一部消耗元气的长篇，绝非易事。我们见过许多作家，老年之后，索性挂靴，单凭着一身值钱的老皮出席各种文坛盛会；有些仍然写作，但早堕落为游山乐水的旅游文学或寻章摘句的书袋文学或附庸风雅的陈诗滥词，更何谈呕心沥血，甚至用生命的余烬去写作？作家已清醒地预感口唤将至，他这时要写，要选择写什么，一定经过了全部人生的精神淬炼，一定代表着他的灵魂朝向，一定是他最想说的话。当马德俊艰难而有力地写出“谨以此献给从抗日战争苦难岁月中走来的生者和亡者”这样的题记，写出“我写《爱魂》……目的是寄语后辈子孙，切莫忘记这一段极为悲壮的历史和具有无比尊严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看到了一位回族老作家对于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信仰姿态的担当。我为这样沉甸甸的绝唱而动容。

    小说描写了抗日战争刚结束，在一条从重庆到上海的客船益川号上，回族男青年茫子和汉族女青年文秀相识相知的故事。这样概括，很可能使未读过作品的读者以为这又是一部《穆斯林的葬礼》似的贴上民族标签的言情小说，事实上，《爱魂》是通过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青年人，发微钩沉，透视出整个一代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他们相识之初，一直谨小慎微，羞于接触，但随着二人身世的揭开，相似的抗日背景和苦难经历打通了灵魂的局嵴，他们因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主要指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正义的卫护）而感到亲近和默契。作家绕开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烂俗描写，浓墨重彩书写家国情怀，使两个单薄的人，变成了一座鲜活的群塑，发出了不同民族的同一首心曲，这就是对灵魂的爱，对正义的爱，对祖国的爱。作家对于大爱的思考和表达，超越了种族和地域的惯性拘束，写出了至上信仰的高贵和纯美。在小说最后，船到岸了，男女主人公没有走到一起，奔赴于各自的前定，留下一个未知的悬念，使作品脱离了一般回族文学作品在处理异族婚恋问题上非要给出一个答案的笨拙笔法——作家只写到他们因为共同信仰而相互爱慕，至于这种超越肉体的精神之爱能否最终汇聚，已不是作家所要设计和明示的命题。可以说，这是一部灵魂性写作的代表，它端庄的举意，使它拥有较高的起点和较深远的气度，从而天然地获得了一般作品、尤其是涉爱题材作品所匮乏的厚重品格。

    对穆斯林心理的精准驾驭，使我在阅读中暗生敬佩，也是这部小说对回族文学的优质贡献。在插叙茫子离乡前与老祖父相依为命的情节时，作家不仅写了祖父“身子板直”、“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通天鼻子”、“光彩而精神”的外表，更写出他“回回人一切托靠真主慈悯”的精神状态。正是这种“敬主爱人”的信仰内核，给了茫子以烛照终生的精神导引。作品中对茫子的交代，一半人称使用的是经名达吾德，寄寓了作者的信仰操守，事实上，主人公的一切品行，都完好而准确地践行了伊斯兰的精神和习惯。作家绕开饮食禁忌这些浅表的民族习俗，敢于触碰较难表现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冲突，譬如，在两人情投意合、因铺位狭窄而近距离面对，“情欲的烈火快要焚烧他俩的时候”，达吾德想起祖父关于“回回人要走正道，做真主喜悦的人，不做受谴责的人”的教训，内心感到“惶恐”和“震颤”，“慢慢地将身子缩了回去”，“抑制住这颗即将出轨的心”；同时，他又为曾与文秀紧紧相偎，“违犯了民族道德和信仰”，感到羞愧和深深忏悔。这种迂腐的心理描写是琼瑶们无法理解的。再如梁先生算命一节，作者写到茫子恪守教规，远离卜卦，“心里便有几分不愿结交的意思”，但又补充描写他谦逊好学，对传统术数文化怀有兴趣，便不排斥与梁先生笑谈。这种处理就比较贴合人性，而没有把穆斯林的形象塑造得呆板教条。作家还写到梁先生所述关于魏光宗及其旗下五百回回将士在抗战中舍身殉国的悲壮故事，挖掘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将殡礼的“杜阿宜”上升到“为国牺牲，也是为伊斯兰（和平）的宗教牺牲”的高度，写出了回回人的生死观和坚毅勇敢、热爱祖国、恒守信仰的崇高品德，也写出了在共同精神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召唤下，回汉各族人民、国共两党将士的友爱与凝聚。作者若非虔诚的信士，不可能把握得这样准确；若非有大胸襟、大情怀和大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在思想性上有如此高大的拓跋。

    先前初闻《爱魂》这个题目，觉得有失新意，质疑过作家的艺术创造力，但通读作品后，越发觉得似乎唯此二字足以概括作品的气色。爱，可作名词，意指“爱之灵魂”；亦可作动词，意指“爱其灵魂”。作品艺术手法纯熟，运笔干净利落，从上船写起，下船结束，却贯穿着广阔的社会背景、逼真的生活细节、扎实的描写功力，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也都处理得有声有色。语言风格颇有《围城》的几分妙处。尽管人物造型还显得有一些单面，复杂的矛盾处理还欠缺一点力度，但并不影响作品的完整及其对心灵的震撼。掩卷而思，感怀良久，虽未识其面，但文学使我洞识其人。我想象着老先生每一次提笔的艰难，每下一笔都宛如刀刻的痛楚，想象着他终于完成临终表白的微笑。留下一部《爱魂》，马德俊先生无憾于笔墨人生，无愧于一介穆斯林作家应当卫护的荣誉和举意。奉特慈真主之名，愿我的敬意和祈祷，借此文，深深地抵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