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和清真寺的发展

     随着回回人东来数量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已经广泛深入地传播到内地，唐宋（618—1279年）时的蕃坊制度已远不能满足元朝（1206—1368年）管理宗教民族事务的需要。于是元朝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设立管理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专门负责管理回回民族内部事务和宗教事务。凡回回人较多的地方，设立“回回掌教哈的所”和“哈的”，管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刑名、词讼诸事等。

　　“哈的”一词系出自阿拉伯语，今译作“卡迪”，意为“教法执行官”，简称“教法官”，主要职责是依据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之间的民事、商事、刑事等各类诉讼进行审判。在元中叶以前，“哈的”是伊斯兰教中的高级教职人员，他既是宣教师、穆斯林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司法和执法官员，穆斯林的长官。他的宗教和社会地位都很高，故朝廷也尊称其为大师。

镇江清真古寺外景

　　元时，“回回掌教哈的所”由若干“哈的大师”组成，其负责人称作“回回掌教哈的”，其主要职责是为朝廷的皇帝祈祷祝福；掌管教务并于会礼时讲经宣教；依照伊斯兰教的教法教律，受理穆斯林之间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管理伊斯兰教内部事务。

　　哈的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在一定意义上说，哈的制具有政教合一和一定自治的性质。元朝在初置“回回掌教哈的所”时，曾颁降“敕书”予以批准，并具体规定了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各种职权范围，以便于统辖中国境内的所有穆斯林。

　　元朝中后期（14世纪初中期），回回哈的所被最终废止。可是哈的依然存在，但不再负责掌教念经，为国祈福，而是继续行使其司法职权，依照伊斯兰教法解决穆斯林之间的诉讼问题，以迄元亡。

　　“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设置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进一步深入系统地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元代哈的为非穆斯林的蒙古帝王祈祷，并颂扬其文治武功等德政的实践活动，也为明清之际回族学者“二元忠诚”(即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当朝最高统治者)思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随着穆斯林人数和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满足广大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成为现实问题。于是，掌教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步形成为三掌教制度，亦称“三道”掌教制。

镇江清真古寺内景

山东青州真教寺

　　“三道”掌教制是指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一种制度。“三道”掌教制在明代完全确立，这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中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

　　元代中后期，“回回掌教哈的所”被取消，代之而来的是“教坊制”。所谓“教坊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且不具有官方的政权色彩，即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与朝廷的地方机构无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王权体制下的穆斯林从事共同的宗教活动的一种宗教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有：(1)各教坊相对独立，教坊间没有隶属关系；(2)单一和互不结合性；(3)以一个清真寺为核心，形成融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民事处理、社会活动等为一体的教坊组织；(4)教务与寺务既分离又联系。

　　这种组织形式起初形成于城市，随着元朝“寓兵于农”政策的实行，在广大的农村中也逐步形成了“教坊”。清真寺是教坊组织的核心，是形成教坊制度的基础。

　　元时，清真寺在中国各地回回人聚居的地方普遍建立，它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成功地扎下了根。清真寺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起到了强化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教育穆斯林自觉履行宗教义务、完成宗教功课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掌管着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元代，中国的穆斯林礼拜场所的名称尚未固定化，多称作“礼拜寺”、“回回寺”或“回回堂”、“真教寺”、“清净寺”等。其功能与唐宋时期相比，也日趋多样化：它既是穆斯林诵经礼拜的场所，也是宣讲教义和宗教常识的讲坛；既是掌教等宗教首领处理坊内事务的办公场所，也是纪念亡故先贤的会场和为穆斯林办实事的服务场所。后来还成为经堂教育的中心。特别是随着教坊组织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教坊为单位的经济与公益福利事业及义学等也相继发展起来，成为穆斯林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整个元代至明初（13世纪—14世纪中期），新建和重建的清真寺不计其数，但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许多已无法考证。但就现存的来说，有杭州的真教寺即凤凰寺、上海松江清真寺、昆明南城清真寺和永年寺、福州清真寺、山东青州真教寺、西安化觉寺、南京净觉寺、济南清真南大寺、北京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