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已逝 音容犹存

2004 年 4 月 11 日上午，春光明媚，在和煦的春风中，柳絮满天飞。我与师兄骑车前往北京西区贯石山下，采访已故阿拉伯语大师，《 < 古兰经 > 译注》的翻译、编著者——马金鹏先生的长子马博忠老师。一路上，我与师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已经出版的几种汉译《古兰经》版本，各自的优点和特长，也大胆地推测尚未出版的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的风格和特色，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来到了马博忠老师的寓所——西颐小区

未等我们看准门牌，马博忠老师已从室内热情地迎接出来，互道色兰，入客厅落座。主人非常热情地端上糖果，让茶倒水。极为清雅干净的室内散发着芬芳的书香，条机中间一台旧录音机正低音播放着《古兰》诵读的磁带。诵经者的声音虽有些苍老，但发音却十分准确，声调悦耳。师兄问，这可是马老先生的遗音？马老师回答，这正是先父在世时诵读《古兰》的录音。

稍作寒暄，便话入正题，我问起马金鹏先生翻译《古兰经》的缘起和经过。马博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 先父在北大执教期间，原无译注《古兰经》的计划，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产生了译注《古兰经》的念头。 那是 1989 年开斋节，北大穆斯林师生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以庆祝节日。当时，伊斯兰教协会的马松亭阿訇和沈遐熙以及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女士都参加了联欢晚会。会前，在会客厅里，马松亭阿訇、沈遐熙还有马存真女士和父亲协商为马坚的汉译《古兰经》附加一个勘误表的问题。因为沙特有关方面已经郑重向中国伊协提出这一工作，希望马坚先生的译本中的一些失误得到更正。沙特每年朝觐季节要散发大量的马坚译本的汉译《古兰经》，但却发现其中有些失误需要更正。当时，父亲建议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应该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一个译经委员会，集思广益，有计划有组织地完成这一工作，并当众表示“如果需要我参加译经委员会的话，我是可以不顾年迈体弱参加这一工作的”。

但是，那次谈话却无果而终。之后，再无人提起为马坚译本做勘误表的事。父亲却暗自为此事忧心如焚，经过几个晚上的失眠和内心的斗争，父亲终于决定去找自己的恩师，马松亭阿訇商量译经的事情。当时，我陪同父亲一起去见马松亭。当马松亭阿訇听父亲谈了内心的忧虑和想法之后，马老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把书架上的所有汉译版本的《古兰经》都翻了翻，然后眼含着泪花说：“志程啊！，我们成达师范从 30 年代起就着手翻译《古兰经》，但直到现在，《古兰经》汉译版本已有了十几个，却没有一个是我们成达师范的学生翻译的，这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志程，你现在才七十多岁，你应该趁机再为教门做点事情。”这次谈话，马松亭阿訇的话震撼了马金鹏先生，也鼓舞了他译经的决心。

从马松亭阿訇那里回到家里，父亲便开始查找资料，学习、研究《古兰经》，埋头苦干为译经做准备。为了熟悉《古兰经》的文辞，也为了深入体会《古兰经》的内容和教诲，父亲坚持每天背诵或诵读一本《古兰经》，数年如一日。父亲找出诸多阿文版经注和原始材料刻苦研读，也找来所有《古兰经》汉译版本，进行比较对照推敲，并在翻译前就写下了 10 万字的笔记——《 < 古兰经 > 七种汉译本二十个章节的译法比较》。在长达十年的译经过程中，父亲还不辞辛劳地写下了长达 10 万多字的《译经偶拾》，详细记载了译者在译经过程中对一些疑难经文的推敲和论证，以及个人的心得和体会。《译经偶拾》对于研究《古兰经》的学者和阿訇，以及经学院、阿语学校学习《古兰经》的学子，不失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和资料。

当我们问到马金鹏先生译著的《古兰译注》和马坚先生的译本相比较的问题时，马博忠老师立刻把话题转到父亲和马坚教授的关系上去。很明显，马老师怕有人误会，马金鹏先生的译注是对马坚先生的伟大成就的否定。原来，马金鹏先生不仅是马坚先生留埃及时的同学，而且两位先生在国内也有几十年的深交。马博忠老师接着说，父亲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当阿訇，以及后来到北大任教，都由马坚先生在背后大力推荐。有关父亲和马坚教授的关系，有三件小事令马博忠老师念念不忘。第一件小事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刚刚解放，在全国人民生活普遍艰难的情况下，北大教授、讲师的生活也都非常清贫。马坚先生因身体素质不好，托人买了一只荷兰品种的奶羊，以羊奶滋补身体。后来奶羊下了小羊，马坚先生立刻慷慨地送给父亲一只。至今马博忠还珍藏着父亲手牵着荷兰品种的小奶羊的照片。

另外一件事情， 1978 年，马坚先生归真，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北大在给马坚先生开追悼会前，先整理了马坚先生的生平材料。但材料中只字未提起马坚先生的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当时，所有的回族人士，包括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都没有敢提起这件事情。那时，马金鹏先生正在住院。出院后，学校把马坚先生的生平材料交给他，让他校阅。马金鹏先生很直爽地指出，象马坚教授这样为国、为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难道死后连回族的身份都得不到追认吗？学校最后同意了马金鹏的意见。 “ 在那样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件今天看来似乎不值一提的小事足以看出父亲为人的耿直和对马坚先生的尊重。在马坚先生下葬那一天，马松亭阿訇和父亲商量着为马坚站“哲那则”却遭到××人的拒绝和阻止。

的确，文革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安拉对有信仰者的考验，对伪信士的甄别。在重大考验面前，有人原形毕露，有人却执着地守住了“伊玛尼”。马金鹏先生就是少数一直坚守自己的“伊玛尼”的学者之一。谈话期间，马博忠老师愤然地说，毁掉民族教育、割断伊斯兰血脉的有时不是教外人而是自己人。说着，他从书籍中查出 1958 年《中国穆斯林》上的一页，是一篇署名××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彻底扼杀民族教育存在的必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改革开放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回族教育史的专家。马金鹏先生在文革的非常时期和艰难环境当中，还尽可能坚持到“蓝靛厂”清真寺做主麻，这是长期积累的信德和信士人格的展现。文革当中成为烈士的陈克礼阿訇是马金鹏先生的学生，也是他所敬慕的英雄。有人曾诘难马金鹏先生：“文革当中，您为什么没有成为“陈克礼”？马老回答道：“安拉给人制定的前定不同，交给人的使命也不同。”

谈到马金鹏先生的治学态度，马博忠老师告诉我们，马老的一生，是孜孜不倦于追求学问和阿文教育的一生。

50 年代，马金鹏先生在福佑路任清真寺教长，因为害怕在没有文字和语言交流的环境中，阿文功底逐渐退减，马金鹏先生坚持每天用阿文写日记，从 1950 年一直写到 1957 年。这些日记在文革期间被一个汉族钳工师父用蜡封好放在机器油箱里完整保存了下来。这是马金鹏先生勤奋治学的见证，也是回汉两族之间，为难时刻友情的见证。马金鹏先生对晚辈诲人不倦，虚怀若谷。据马博忠介绍，在他父亲归真前的一个月，接见海淀区将要出国留学的青年阿訇马俊时，还谆谆嘱托他，要努力学习，争取将来能翻译更多的阿文经典，能在新的时代，更新《古兰经》的翻译。

马金鹏先生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谦虚谨慎、刻苦努力做学问的一生，是虔诚信仰真主的一生，是拒绝世俗、保持清真人格的一生。马博忠在为父亲的传记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倾七十年知识之积累和八十年对真主虔诚信仰之真情，开始了翻译《古兰经》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这句话真实、朴素地概括总结了先生的一生。李佩伦先生在给马金鹏挽联上写到：

以清涤浊 以真拒伪 一生求索 两世吉庆

屏弃张扬自售 穷达无悔 漠对逐势媚俗 荣辱不惊

真知融入真经 辉跃时空无限 真情惠及真回 燃烧记忆永恒

谈到马金鹏先生临终前的遗言，马博忠说：“父亲临终前殷切希望，七个子女早日在真主的引导下全都皈依伊斯兰正道，成为真正的穆民。而不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因为父亲归真时，还有几个子女为现实生活所累，还没有象父亲一样严格履行起伊斯兰的功课。父亲把此归过于自己生前未能尽到教育子女的责任。其实父亲何尝不明白，经过了残酷的文革的洗礼，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的穆斯林后裔，在所谓的‘现代文明 ' 生活的压力下，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他们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范围早已从社会退缩到清真寺，又从清真寺退缩到个人心灵的一隅。”

马博忠老师很激动地回忆起父亲许多年前非常认真

地教自己诵读《古兰》首章《法蒂哈》那动情的一幕，马博忠老师曾为这件小事写过一篇感人的文章，发表在《济南穆斯林》上，许多人读后为之而动容泪下。谈话间，我仿佛从马博忠老师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看到了马老的音容笑貌。忽然我的内心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作为晚辈，虽未能在先生生前与之相见，聆听他的教诲，但这次采访能听到他诵读《古兰经》的声音，能从马博忠老师身上看到先生的身影，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