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光阴悠悠。最近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往事,从而玩味生命的可贵,生活的艰辛,奋斗的价值等人生真谛。未料,因年代久远,与自己有关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已淡忘了,但本人的受业老师,及他们的嘉言懿行却仍历历在目。屈指算来,我所景仰的老师有那么几位,陈克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马坚教授、庞士谦阿訇、纳忠教授分别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和昆明明德中学出身的杰出代表的话,那么陈克礼先生则是北平回教经学院出身的杰出代表。所不同的是前三位都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深造过八、九个春秋,而后者却完全是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尽管如此,陈克礼先生与前三位一样,一向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学者之一。愚不惮烦,值陈克礼先生80诞辰之际,特濡笔成文,以表达对这位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缅怀之情。 平凡的经历 非凡的业绩 陈克礼(1923-1970),河南襄城人。他出身清苦,其父陈文灿先生以当帐房先生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他扎实的国学根底对三个爱子(大顺、二顺和三顺),特别是对三顺(即陈克礼)影响至深。文灿公笃信伊斯兰教,一心希望自己最喜爱的儿子陈克礼献身伊斯兰事业。陈克礼秉承父志,自幼开始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因禀赋聪慧,加上勤奋好学,他在侪辈中始终处于佼佼者地位。正当他踌躇满志,努力进取之时,家乡被日寇占领。弱冠之年的陈克礼,在强烈的爱国爱教热情的促使下,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抗日后方——甘肃平凉,继续负笈求学。
1938年,自费出国做抗日宣传的达浦生阿訇凯旋而归,当局特允许他在甘肃平凉恢复其战前主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易名为陇东师范),以表彰他的爱国热忱。这所在国难期间恢复的新式伊斯兰学校,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及享誉一方的白心斋阿訇在校任教,这所学校成了广大穆斯林学子向往之地。陈克礼有幸在该校师事王静斋、白心斋阿訇,堪称是“如鱼得水”。他以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嗜书如命,苦心钻研,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在伊斯兰文化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成为王静斋、白心斋阿訇的高足,而且在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治学态度等方面均受到两位经学大师的熏陶。此外,由于陇东师范学校同样重视汉语和各种文化知识的教学,陈克礼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段学习经历对他的事业曾产生巨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克礼慕名来到伊斯兰知名人士马松亭主办的北平回教经学院深造。该院虽属草创,但却是伊斯兰文化名人荟萃之地。当时在经学院授课的不仅有庞士谦、马金鹏、杨有漪等专职教授,还有马坚、白寿彝等兼职教授。加上陈克礼利用北平这个文化故都的有利条件,广搜博采,博览群书,其知识领域大开。最后成为继马坚、庞士谦、纳忠之后最有才干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一。
1950年,陈克礼应聘在襄城县颖桥清真寺执教、讲学。1952-1957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为我国培养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和伊斯兰事业接班人做出了应有贡献。
陈克礼译著颇丰。他的处女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是一本立论正确,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形式新颖的论著,在穆斯林群众中影响很大。以至被认为是中国穆斯林的传世之作。据作者本人介绍,“本书的理论依据是,主要来自《古兰经》并参考了埃及曼苏尔·阿力·纳绥夫编著的穆圣遗教总辑《塔志》一书;史书内容,则参考了安萨里的《圣学重光》,马坚、庞士谦的一部分译著,以及‘一些公平的阿文史书与西洋史’。全书以《古兰经》为经,伊斯兰教理论与事实为纬,并以埃及买赫木德·载德·载统氏的《穆圣诞辰节》一文为骨架,以其他材料作陪衬,意图使新旧知识交流,使宗教学问与普通学问汇合。”作者认为“要贯彻实行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得把自己认识清楚,然后再互相认识清楚。”
陈氏已出版的译作还有《圣训经》、《回教信仰基础》、《伊斯兰教发展史》等书。尽管上述诸书大多是他“而立”前后的作品,但无不具有忠实、简练、文从字顺,表达力强的特点。其中,他翻译的《圣训经》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有很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圣训”是穆圣23年传教期间的言行实录。在内容上,大到宗教哲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小到人伦道德、行为规范、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它不仅是伊斯兰教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依据,而且也是研究穆圣时代阿拉伯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其篇幅比《古兰经》要大若千倍。然而以前在中国流传的甚少。由于“圣训”历时久远、内容浩瀚,加上又无资料可鉴,其翻译难度不亚于《古兰经》的翻译。然而陈克礼却以惊人的毅力,于1949年9月至1952年斋月之间,在其29岁之年业余独自完成了《圣训经》的翻译任务。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上是件大事。单纯从翻译角度讲也十分难得。
“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国亿万宗教信仰者的行动纲领,也是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客观需要。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半个世前,陈克礼先生已经用他的自觉行动体现了这八个字的精神内涵。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再版自序的人,或许还记得其中这样的语句“……我们回族,在从前封建统治时代,正像别的兄弟民族一样,或者更惨痛地遭受着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严重损伤!”“现在好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了,宣布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全国人民翻了身,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这样,增高了我们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国人民手拉手地团结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他写道:“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盟约百分之百地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
陈氏在介绍该书著述、出版的时代背景时说:“在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决不容许你谈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这本书的底稿,也就被关在黑屋里去了。”最后陈氏欣慰地说:“北京解放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亲身看到土改运动,体验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这是人民自由的大时代,我的这本书也是出世的时候了。”从上文不难看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1948年脱稿时,陈氏年仅25岁。而这个完全在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其1952年为该书的再版作序时也只有29岁。尽管这样,他却见地深邃、充满激情地歌颂了祖国的解放,并把加强民族团结看作是各民族“共同前进”的必由之途。半个世纪多过去了,但时至今日,这段文字读起来仍无隔世之感。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这句格言的生动体现。然而,陈氏的惊人才干并不限于此。凡是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至今仍有新意,从而反映出陈氏“与时俱进”思想的先进取向。
众所周知,中世纪伊斯兰教法曾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法系之一。因为当时的教法学家能根据伊斯兰教的精神,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领导社会。但在13世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帝国覆灭后,伊斯兰教法遂停滞不前,以至曾有“‘伊吉提哈得’(创制教律)的大门已被关闭”之说。此说不仅阻滞了伊斯兰教法的发展,而且给伊斯兰世界的进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教内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有的还提出了“要重新打开‘伊吉提哈得’的大门”的响亮口号,但是“曲高和寡”至今没有大的进展。据我所知,在我国最早支持这一观点的穆斯林学者要算庞士谦阿訇,及其弟子陈克礼了。但在这个问题上,陈氏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有许多观点公诸于世。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他以“创制之门关闭乎?”为题发表意见说:“我们对于经上的话,要注意研究,弄清每一句话的目的性,明白它的来源过程、历史背最,和环境条件。千万不可马马虎虎、搞不彻底、理解错误、乱说一通。因为一句话的误解,往往会生出很大的影响。俗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譬如穆圣说最好的时代是他以后的前三代,三代以后就不行了,这话的目的是激励后辈人谨慎进步,应超过前人,否则便成落伍者了,这只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并非定律,断定后来的人都不行。
因为穆圣勉励后人说:‘每一百年有一个维新者出现’,‘教生(穆斯林)似雨,谁知先降或后降者好呢?’可是很多人误解这话的原意,给自己的落伍找出了不可变更的经典根据,葬送了伊斯兰的生机。再如法学书上说:‘创造侯昆(教律)的门关闭了’许多人误解这句话,说这句话是死的定律,因此,只有500年前的古人有资格创制,后来的人谁创制、进步,便是违背经典的大逆不道。伊斯兰因为这句话的误解而衰弱,而中止不进。本来伊斯兰学术文化光耀中古,尤其回教法学更是赫赫有名,非常进步,原因是过去思想自由,能吸取新的东西。后来趋于闭关自守、迷信古人、自暴自弃、自甘落后,结果形成现在暮气沉沉的颓像。其实这句话是有的,它的本身是对的,它的目的是叙述学史演变过程,法学从穆圣到四大教长时代专家辈出,作品繁多,各方面已登峰造极,不幸到了蒙古人西侵,攻陷回教文化中心巴格达,法学家死难和逃亡者参半,这时候回教法学遂一蹶不振,创制之门从此关起来了。说这话的作者,其原意是痛惜,是悲愤,话内涵着无限辛酸,意思是说哪年哪月才有人把这死门打开恢复原有的光荣呢?所以我们更应该警觉,奋发踏着先人的脚迹,努力进步才对。我们再不能误解下去了。”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内,伊斯兰教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但是真正可怕的因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内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说千道万,困扰穆斯林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则是穆斯林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与所在国家的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廓清穆斯林社会流传已久的错误思想。为此,陈氏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旨在与时俱进的观点。例如:在评论“圣训与异端”的关系时,陈氏明确提出:“有些人见到只要经上写着穆圣说就以为那是圣训。其实也许与圣训毫无关系……例如,有人说:‘谁吸食鸦片,等于奸淫自己的亲娘一百次’这句话是圣训,我们一看即知道它是伪造的,原因是穆圣时代尚无烟草,即使穆圣禁烟,当用说服教育,使人有所悔改,决不会说粗野的话,辱骂人,这既不合穆圣的至圣身份,又违背我们的理智。”“(再)如穆圣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我们大可不必,我们对于异端不要认为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异端,都当进火狱。因为穆圣时代一切简单,现在较复杂的多了,所以必须产生出许多新的事情来,凡是对宗教不利的事,当然是异端,应受处分;如果新创的事,对宗教,对人类百利无一弊,这便是善美的异端”“假设我们不研究硬说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坏的异端。都使不得,那么20世纪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的阿訇们每天真不知道干了多少异端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的办法,是不信教的永远不信教,把信教的推出圈外,这种越传越少最后光剩你一个人进天堂的办法,只有失败有何用呢?所以随便断人(指责人),信口开河,是背离穆圣的作风啊,必须把它铲除!”
穆圣曾说:“我的教徒的‘黑俩夫’(分歧)是对他们的慈悯。”根据这段圣训,许多人认为穆斯林队伍内部存在纷争是正常现象。但陈氏却认为,“黑俩夫”一词有“不同”的含义。所谓穆斯林的“黑俩夫”指的是“穆斯林大众应该各有各的长处与技能,技能越多,越不同,对大家的好处越大”他说:“如果把‘黑俩夫’解释为‘争执’的话,其意思是叫我们心平气和地互相研究、切磋,没有成见,谁的对就遵(听)谁的,决不是叫我们互相嫉妒、斗殴、抬杠、甚至辱骂、打架、绝交、打官司、流血!须知中国的伊斯兰有民族问题在内,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习惯,回族的习惯虽大部分是由伊斯兰形成的,但少部分是受各种客观影响形成的。这少部分的习惯并不伤害伊斯兰的教理,这正是透过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伊斯兰。所以希望全体教胞,应该宣传以天经圣训和真理为核心的真伊斯兰教,不要宣传以私人的‘其他布’(经典)为首的这教或那教。” 陈氏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彻底改变在教法问题上的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对那些从狭隘的民族私利出发,不惜违反伊斯兰教基本原则,胡乱解释教法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过去,有人用做私生意或不光明的办法解决宗教经费问题,有人甚至说在中国这个“大尔哈尔比”(非伊斯兰国家),“欺骗人伤害人都使得”。对这种歪理邪说,陈氏愤怒地说:“这简直是消灭伊斯兰的鬼话!”
陈氏还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但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绍了。仅就他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上述观点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论,我们完全可以说陈氏不但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领域的一位学者,而且也是这一领域的理论家、思想家。 陈克礼阿訇的美德 太平盛世 成绩斐然
解放后,中国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从而为苦学二十余年的陈克礼先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穆斯林学者名正言顺地工作仅有八个年头,但其工作成绩仍十分可观,故有必要回顾如下:1952年斋月,先生在其《圣训经》译本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到了北京念经,见到这部《圣训经》,如获至宝,立意把它介绍出来,前年到这里(河南襄城)做阿衡(訇),一面给学生和乡老们讲它,一面翻译它,三年工夫,初稿已经完成,全书得四十余章,五十余万言。”这段简短的引文,已精确地概括了先生走上社会头三年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和学术成就。对于一位未到“而立”之年的青年阿訇来说,在执教、讲学的同时,三年内完成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翻译任务,的确难能可贵!同年6月,经老师马坚教授推荐,先生应聘到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任教,历三载。由于年代久远,了解先生此间教学情况者虽然不多,但北大原东语系主任陈嘉厚教授介绍说:“当时,陈克礼先生给我们两个班上翻译课,他知识丰富,中阿文俱佳,教学很是认真。”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间,在协助马坚教授为国家培育阿语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6年2月,先生经其同窗好友杨永昌先生介绍,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根据校方安排,他担任了毕业班的四门课程:《古兰经》、伊斯兰教哲学、《古兰经》学和教法原理学。这对先生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先生在其授课的开场白中讲:“我在北大时,充其量教一教翻译技巧,这对我来说难度不算太大,而经学院给我安排的这四门课,涉及的是伊斯兰教四个主要学科。这对我来说,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愿意与同学们一道共同攻坚。”话虽是这样说,但由于先生学识渊博,其教学效果十分令人鼓舞。在教学过程中,先生并未沿用照本宣科的教学传统,而是采用了启发式的教学方式,一再强调课前预习的重要性。他既善于深入浅出地概括课文的中心思想,又能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地介绍与课文有关的背景知识,间或还穿插某些趣闻轶事,先生讲的虽是严肃的宗教课程,但却不失风趣幽默,使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便掌握了知识。先生回答同学们的提问,总是言必有据,从不敷衍了事;遇到学术性较强的疑难问题,先生更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直到提问者心悦诚服为止;对一些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先生总是直言不讳地说:“这个问题等我弄清楚后再做回答……。”从而表现出这位穆斯林学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值得指出的是,先生经常通过讲述大家学者的成才之路,鼓励同学们积极向上,这一点使许多同学受益匪浅。总之,先生不仅是一位译著健将,也是一位教学能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由于对事业的过于执著追求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甚至处理不好生活琐事的名人奇才大有人在。例如:清代著名伊斯兰译著家刘智对事业如痴如狂,被时人称为“一怪”,甚至遭到家人厌恶;近代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出名前因处理不好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也同样遭人鄙夷。作为一位献身于伊斯兰事业的学者,在这方面先生也不例外。据了解,先生在北大任职期间,在其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全力从事伊斯兰译著活动,这在当时北大的文化氛围中,无可厚非。因为当年北大东语系的马坚、季羡林、金克木三位教授,作为阿拉伯文、梵文、印地文的语言大师,都分别在从事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但由于先生从事的译著活动,影响了他参加校内其它活动而遭到非议。在这种情况下,马坚教授曾提醒先生应注意影响,凡事须适可而止。但遗憾的是先生未听取其恩师的忠告,与周围同事的对立情绪却有增无减。据陈嘉厚教授讲:“陈克礼先生性格内向,颇不融于众,但他与马坚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他坚决要求离开北大时,马先生还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打消此念。”遗憾的是先生于1955年5月还是离开了北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对这一抉择作了解释。他说:“一心不能二用,现在我翻译经书,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时间太少。看来只有辞职,才能专心译书。”这话虽也言之成理,但在尚未找到立足之地前便下此决心,未免过于草率。不过先生还是幸运的,九个月后,即1956年2月,先生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如前文所述,先生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给经学院首届毕业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教学角度讲,先生在经学院的教学工作,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是先生在经学院新的生活环境中,无疑又遇到新的问题。就其出身和经历而言,先生历史清白,痛恨旧社会,热爱新中国,政治上应该是可靠的。但由于他不太重视时事政治的学习,其思想难免落后于形势。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陈克礼只会著书,不会生活,他是政治上的糊涂人,走长路不看天色风云。”这句话既表明白教授对先生的学术成就肯定,同时也包含着对先生不足之处的善意批评。情况正是这样,作为经学院的教师,其教学内容纯属在教言教,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但是其与教学本身无关的一些谈话,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处。例如,先生以王岱舆、刘智、王静斋等名人的业绩鼓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宗教知识,立志成为中国伊斯兰事业接班人的言论,就与当时反对“白专”道路的政治形势大相径庭。1957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斗争之后,先生平时在课堂上有感而发的一些言论,经过上纲上线,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受批判的“右派言论”。事实上,在当时来说,“右派言论”与错误认识是非常难以界定的。据笔者回忆,先生被称做“右派言论”的言论,与社会上那种真正的“右派言论”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笔者参加的陈克礼缺席的批判会开得并不成功,尽管主持会议者曾大力动员与会者揭发批判先生的“右派言论”,但发言者并不多,以至经常冷场。纵观与会者对先生的态度,除少数发言者外,多数同学则保持观望态度。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为人正直、政治条件蛮好的杨棠同学出乎意料地针对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我认为发言的同学歪曲了陈老师的讲话,作为一位学者,他的所谓右派言论不像你们理解的那样,我自愿为陈老师做辩护律师,与你们辩论。”杨棠同学话音未落,他便成了批判对象。但由于事先没有转移批判目标的思想准备,经过一阵争吵,陈克礼先生的缺席批判会便草草收场。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讲,经学院未把先生打成右派,说明他的所谓“右派言论”也上不了档次。
尽管先生的某些言论属于一般认识问题,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先生的揭发批判也逐步升级,但不少揭发批判难免与事实不符。遇到这种情况,作为当事人也只能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行事。事实证明,持这种态度者,一般可以顺利过关,即使一时难以过关,最迟等到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或者等到中发(1980)50号文件下发之后,也还是可以得到解脱的。但也有相当多被批判的人,因没有这样的耐性而吃了大亏,陈克礼先生的情况就是一例。不过这也难怪,当时的反右斗争势如破竹,不但席卷全国的各行各业,同时也波及到各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霎时间,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育家马松亭阿訇、德高望重的穆斯林学者庞士谦阿訇、才华横溢的阿拉伯文专家张秉铎先生,都被错划成了“右派分子”。面对这种局面,先生自感继续在经学院呆下去,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认为,只有离校出走,来个不辞而别才能摆脱困境。殊不知这个极不明智的行动,不但有“畏罪潜逃”之嫌,而且最终使自己陷入了绝境。回乡后,先生深居简出,过的是隐居生活。在此期间,先生曾以忧郁的心情,写了一首题为《望月》的七言律诗: 柴扇紧闭居陋房,
孤灯孤影依寒窗。
异乡望月思故乡,
回乡望月苦断肠。
这首诗言简意赅,写出了先生的忧郁、惆怅。因担心北京方面前来追捕,不久他便领着两个幼小孩子离家出走,过上了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到了1958年9月,先生和他的两个孩子在流浪途中被捕,分别被送到陕北和西安接受劳改、劳教。到1962年2月,先生领着两个孩子才回到了家乡。按理说,先生和两个孩子三年有余的劳改、劳教,应该抵消其“畏罪潜逃”的罪过。但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大凡与“右”沾边的人,其罪过并不容易洗刷干净。不久先生的磨难“接踵而来”:1963年5月18日,襄城城关镇政府宣布给先生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劳动;1964年,镇政府又宣布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更为不幸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先生因有“前科”,更是首当其冲,在精神和肉体上倍受折磨自不代言。而最使先生痛惜的是,他多年奋笔译著的数百万言书稿被毁之一旦。不过,当时处于运动初期,先生尚有行动自由。到了1970年2月25日,先生无缘无故被捉拿归案。从此,襄城县城里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死搏斗。甲方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乙方则是孤立无援、气宇轩昂的文弱书生——陈克礼先生。尽管前者居高临下、咄咄*人,但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后者,却总是态度沉稳、妙语连珠,以雄辩的论据侃侃而谈。经过130多天的较量,前者虽气势汹汹,但总是理屈词穷;而后者虽身处逆境,但却总是义正词严,最后发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样气壮山河的怒吼,在甲方既无法为之定罪,又不甘罢休的情况下,怒不可遏,只得喊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口号,并于1970年7月5日,根据这种站不住脚的逻辑,处决了陈克礼先生。对于先生的悲惨遭遇,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陈克礼一生善良、清贫、勤奋、艰苦,他一生从未侵害过任何人的利益,他无愧于国家和社会,他一心只想做学问,只想用伊斯兰思想来净化穆斯林的心灵。他虽死犹生,他将永远活在广大穆斯林心中。”也有的说:“陈克礼阿訇太不会转弯子了,批斗他的时候,他一直硬顶……,他不该那么硬,他吃了很多苦头,真叫人痛心!可惜陈阿訇那样的人才了!”更有人说:“如果陈克礼稍微灵活些,就不至于吃那么多的苦,更不至于被处以极刑。”这些话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总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古往今来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无不具有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陈克礼先生也不例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不愧为是中国穆斯林的一代英才! 陈克礼先生被处决的不幸消息传出后,在全国穆斯林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人们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作学问,年仅47岁的穆斯林学者会被剥夺了生的权利。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又不得不相信这一事实。 多么年轻的生命!
多么不幸的悲惨遭遇!
然而,在那神圣的宪法都成一纸空文,连国家主席都在劫难逃的时代,像陈克礼这样一介文弱书生含冤而死就不足为奇了。
政通人和 讨回公道
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在先生遇难八、九年后,祖国大地拨云见日,再次进入春光明媚的时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范围内为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先生的冤案于1980年12月得到了纠正: 襄城县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80)法刑字第127号
陈克礼,回族,系襄城县城关镇西大街石羊街人。于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经襄城县公安机关军管组(70)军刑字第8号判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复查并报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陈克礼死刑,属于冤杀。故将原判撤销,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审判长 牛志杰
审判员 孙文献
审判员 张鸣九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平反消息一出,全国穆斯林群众无不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先生含冤而死与平反昭雪之所以在穆斯林群众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对这位学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精神的景仰;二是出于对先生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敬佩。因为在长达1300多年的中国伊斯兰历史上,仅有两次译著活动:一次在明清时期;另一次则在20世纪上、中叶。然而,以先贤王岱舆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译著家,充其量有十来位;而以王静斋阿訇为代表的近代穆斯林译著家也屈指可数。陈克礼先生从年岁上讲,他应该是中国穆斯林译著家的后起之秀。不过,就先生的学识、业绩、影响而言,在侪辈中出其右者并不太多,这不能不说是陈克礼先生的命运牵动着广大穆斯林群众之心的主要原因。 像陈克礼先生这位专心治学、勇于追求真理的穆斯林学者,他只顾仰望星光璀璨的夜空,而无暇顾及脚下的泥泞。他英年早逝,是中国伊斯兰事业的一大损失。但时间不能倒流,悲剧已无法挽回。现代文明社会为人们的才、情和志趣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我坚信,只要我们的社会日益走向宽容、和谐、民主,只要我们的法制、公德和人才意识日趋完善,杰出人才的悲剧命运将会越来越少。(作者:李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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