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阳回回考古碑（一）

编者按：

2006年河南沁阳清真寺地下发掘出了古代阿拉伯文碑后，经李华英先生精心考证，此碑为宋未回族先民刻立，为回回大将曷思麦里驻守此间所立。曷思麦里旧新两《元史》都有传，他为西辽柯散城(塔什干东南)长官。蒙古西征，曷思麦里迎降，他随哲别转战波斯、阿富汗一带，后又大败斡罗思(今俄罗斯)军，俘获其主。继征康里(在乌拉尔河之东、成海之北)。东还，随窝阔台汗伐金，驻军于怀(河南沁阳)、孟(河南孟县)，进职为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死后，其子、孙均先后袭为怀、孟达鲁花赤。李华英先生考察历史，鉴别碑石，联系现实民俗，结论可信。沁阳古碑揭开了这一地区回回民族的历史源头，这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事情。

(2008)01—0017—08
 　　 　　
一、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谈到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史时说：“当时的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范老所说的“摩诃末”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旧译，而他说的“摩诃末所推荐”指的则是先知穆罕默德脍炙人口的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先知的第三任继承者欧斯曼本此遗训，于651年8月遣使访华，在唐朝都城长安谒见中国皇帝唐高宗，这标志着中阿两大民族的文明对话的开始。伊斯兰教广泛传播之后，西域各族穆斯林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边陲的大食帝国。当时中国正处在盛唐时期。这两个东、西毗邻的大国，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一向友好相处，不断加强经济、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当年到中国沿海地区经商，后来就地定居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被称之为“蕃客”，其后裔被称为“土生蕃客”。他们是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源流之一。而另一个源流则是宋元之交随蒙古军政力量所及进入中国的“西域回回”。这些饱尝战争蹂躏之苦的“西域回回”，以战败者的身份，万里迢迢地来到中国，他们时而被赶上战场，时而要负担沉重的徭役，过着“上马则准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生活。在战争平息后，他们便“随地人社”，并与各地其他民族发生了亲缘关系。他们在逐步接受华夏文化的同时，也和中国各族人民交流了生产经验，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畜牧业等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经过1300多年的繁衍、生息，中国穆斯林已经有2000多万的事实，印证了中国与大食帝国，以及后来的伊斯兰世界友好关系的源远流长。但由于见诸记载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料甚少，各地清真寺碑刻及穆斯林墓碑便成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源泉。
　 　　
二 、2006年10月，新华社、《河南日报》、《焦作日报》先后报道说：“河南省沁阳市发现十分珍贵的古体阿拉伯文‘清真言碑’。”与此同时，以陈廷良、邓宏礼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已对该碑进行了认真考证，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可喜可贺!
　　
媒体称该碑为“清真言碑”，似不够准确。因为“清真言”应该是“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但该碑的主题经文，只有“清真言”的前半段，故不好称之为“清真言碑”。由于此碑为“西域回回”所立，故称之为“沁阳回回古碑”为宜。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故简称之为“沁碑”。 　

沁碑镌有结构严谨，笔法纯正，既苍劲有力，又潇洒飘逸的阿文书法艺术造型。碑刻正中凸现的阿文圆形图案为“万物非主，惟有主宰一切、真实而坦诚的真主”，而圆形图案的外环镌以称之为“阿耶图·库尔西”的《古兰经》文：“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永生不灭的，是维护万物的；瞌睡不能侵犯他，睡眠不能克服他；天地万物都是他的；不经他的许可，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和他们身后的事；除他所启示者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他的知觉，包罗天地。天地的维持，不能使他疲倦。他确是至尊的，确是至大的。”(2:255)另有六句宗教箴言分别对称地出现在上述经文两侧。其中“真主创造万物”、“真主养育万物”两句箴言并列右上、左上两角；“智慧属于真主”、“大能属于真主”两句箴言并列中右、中左两边；“伟大属于真主”、“公正属于真主”两句箴言并列右下、左下两边。碑面四周还刻有花卉图案，从而表明沁碑是融阿文书法艺术和花卉图案为一体的艺术杰作。遗憾的是该碑的下半部分，因风雨剥蚀严重而难以辨认。尽管如此，其依稀可辨部分，因秀于中国阿文碑刻之林，而仍不失为价值连城的伊斯兰文化瑰宝。该碑书丹者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底蕴之深厚，其书法之纯正、考究，曾受到许多行家里手的高度赞扬。

著名阿文书法家陈进惠先生评论说：“2007年11月15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的古碑拓片。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块石碑的文字虽因长年风雨剥蚀，残缺不全，但经大家反复查看，仔细推敲，从依稀可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其阿文书体规范，书写流畅，结构严谨，堪称是苏鲁斯体阿文书法园地的一枝奇葩。苏鲁斯体书法，被誉为‘阿拉伯文书法之母’，广泛用于伊斯兰建筑装饰。从该碑经文的选用及其图案的设计，可以看出其书写者不仅是一位具有深厚功底的阿拉伯文书法家，也是一位伊斯兰教文化造诣颇深的宗教学者。

阿文书法传入中国已有千年之久，福建泉州的伊斯兰碑刻是中国较早的有关阿文书法的实物记录。但是就其书法功力而言，与水南关碑刻相比，尚逊色多多。也就是说，水南关石碑碑文，是我迄今见到的具有一定水准的早期阿拉伯文书法在中国流传与实用的生动记录，也是阿文书法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见证。因此，本人认为研究和考证水南关碑文，对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教优良文化传统，讲授和传扬阿文书法在中国的历史沿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另一位著名阿文书法家李文彩先生评论说：“水南关阿文古碑镌刻的古兰经文，笔法之工整，书写之流畅，布局之匀称，在本人见到的阿文碑刻中极为罕见，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本人应约承担其阿文碑刻的临摹任务，不仅使自己有机会领略中国穆斯林先民阿文墨宝的风采，而且使自己深深感到，提高阿文书法技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主题。我虽年逾古稀，但仍愿以这次临摹水南关碑刻为契机，再接再厉，争取在阿文书法领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李文彩先生临摹碑文期间，赶巧见到其拓片的马忠杰先生(中国伊协副会长兼《中国穆斯林》主编)、张广林先生(中国伊协副秘书长)和杨慧颖先生(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师)也都对其阿文书法艺术的不同凡响赞不绝口。尽管沁碑的镌刻年代不详，但如果我们通过回眸中国伊斯兰教碑刻历史，去推断该碑镌刻年代仍有可能。

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伊斯兰碑刻，主要有汉文的和阿文的两种。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汉文石碑，因碑尾缀有“天宝元年(742年)”字样，曾被认为是中国最古的伊斯兰汉文碑刻。但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先生，早年以碑文中有关伊斯兰教术语的译法过于超前为由，对其真伪提出质疑。因其言之成理，得到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史大师陈垣教授、回族穆斯林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在内的专家、学者的认同。至于有定论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历史最悠久的共有三方：一是元至正八年(1348年)，由杨受益撰写的河北定州的《重建礼拜寺记》；二是元至正九年(1349年)，由吴鉴撰写的福建泉州《清净寺记》；再就是元至正十年(1350年)，由郭嘉撰写的广州《重建怀圣寺记》。而伊斯兰教的阿文碑刻，主要见于中国沿海地区，而泉州地区尤多。198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一书介绍的200多方石刻中，除少数为汉文、波斯文碑刻外，其绝大部分都是阿文碑刻。其中最著名的阿文碑刻是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碑刻群(简称“泉州碑刻群”，即在1009年至1311年之间陆续完成的碑刻)。在当地墓碑中年代记载最早的是伊斯兰历567年(1174年)所镌刻的一方墓碑。

由此可见，如果将“天宝碑”排除在外，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碑刻的上限，仅可上溯到1348年河北定州《重建礼拜寺记》问世之日，而中国伊斯兰教的阿文碑刻，充其量只能上溯到1009年泉州艾苏哈卜清真寺始建之时。但是这绝不能说，从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到1348年镌刻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的近700年间，中国再没有别的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出现；同样，也不能说从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到开始镌刻“泉州碑刻群”的358年间，再没有别的伊斯兰教阿文碑刻出现。事实上，此问阿文、汉文碑刻都有可能出现，只不过是这些碑刻因受天灾人祸殃及而未能流传下来而已。尽管现有的中国伊斯兰碑刻不算太多，但这些历史遗迹已经说明：中国伊斯兰教阿文碑刻要早于其汉文碑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阿文碑刻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却越来越多。这显然是由于中国穆斯林先民入乡随俗，逐步接受中国文化的必然结果。这和中国清真寺从阿拉伯一伊斯兰建筑形式，逐步演变成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是同样的道理。

根据以上逻辑推论，以“蕃客之乡”著称的泉州阿文碑刻应是宋代的“蕃客”之作；而距离泉州数千里之遥的“沁碑”，应该是13世纪初(宋元之交)定居沁阳的“西域回回”之作。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尽管《宋史·大食传》等书记载说，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至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的148年中，大食人遣使开封达46次，其间光顾中原地区的“蕃客”应该是屡见不鲜。但在这里定居的“蕃客”极少，所以白寿彝教授在其《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一文中明确指出：“蒙古西征前，回教人在中国者，虽问有赴内地贸易之事，但其集合及长期居留中心，仅限于京师及通商口岸。”而中原地区称得上京师和通商口岸的地方仅开封、洛阳两个古都而已。至于交通相对闭塞的沁阳地区，当年“蕃客”则没有可能涉足，更不可能在此地建寺立碑。因此，说泉州阿文碑刻为“蕃客”之作，而“沁碑”乃为13世纪初在沁阳定居的“西域回回”之作，当不会有误。

另一个是，独具匠心的沁碑与朴素无华的泉州伊斯兰石刻有明显区别。如果我们从艾苏哈卜清真寺阿文“龛状石刻”中取其一例(见1984年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泉州伊斯兰石刻》一书)进行观察的话，便会发现其镌刻的仅仅是朴素无华的《古兰经》第24章35—36节经文，而没有任何艺术加工。这不仅表明该石刻比沁碑更为原始，而且也说明两块不同地域的阿文碑刻，既不是同一风格，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回族穆斯林先民逐渐本土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众所周知，了解年代不详的文物，界定其上下限至关重要。假若我们了解宋末协同蒙古军队作战的“探马赤军”中“西域回回”将领曷思麦里与沁阳的历史渊源的话，就有可能界定出沁碑的历史上限。

鉴于这位历史人物是揭开沁碑神秘面纱的关键人物，故有必要将其人其事摘录于后：曷思麦里，原为西辽谷则斡儿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东四十里)人。事西辽主直鲁古，为柯散城(在今塔什干东南)八思哈长官。1204年，游牧于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的乃蛮部，为成吉思汗所败。乃蛮部首领太阳罕的儿子屈出律于1208年逃奔直鲁古。1211年屈出律趁直鲁古出外打猎的机会，篡夺了西辽的政权。曷思麦里忠于故主，伺机为直鲁古复仇。 　

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年)，蒙古大将哲别奉命西征。次年，哲别大军到达垂河(今译楚河)一带，曷思麦里率柯散等城官吏迎降，随即作为先锋部队，向屈出律进击。屈出律战败，曷思麦里翻越葱岭急追，斩屈出律于撒里黑昆城(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曷思麦里以屈出律头颅传示于西辽未下诸城。诸城池都望风归附。…… 曷思麦里在西征过程中，可以说是战必胜，攻必克。他的战功经常得到哲别的夸奖。他回师之后，适逢成吉思汗准备亲征西夏，便将在征战中获得的珍宝尽数奉献，并请求随汗出征。成吉思汗顾谓群臣说：“哲别常称道曷思麦里的功劳。他的躯干不高，声誉却很大。”因让他就所献珍宝尽力携取，并任命为必阇赤，常在自己的左右。
　　
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曷思麦里随军伐金，驻军于怀(今河南沁阳县)、孟(今河南孟州市)。第二年，曷思麦里以败金军于三峰山，受命为怀孟州达鲁花赤，佩以金符。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金人自洛阳渡河，企图夺取怀州。金将强伸素以勇著称，所部也都强悍。两军为争夺洛河上的一座桥梁，进行激战。金军士兵中有一人独力杀蒙古兵卒数人。强伸即手解都统银牌佩之，以励士气。曷思麦里和蒙古军将领昔里吉思等率军力战，卒挫金兵。他并遣人招谕金总帅范真，以军民万户来降。窝阔台汗以曷思麦里在西域宣劳多年，使其以扎鲁忽赤归西域，帖木迭儿奏请留用，所以没有再到西域去。后来进职为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特许“所隶州郡不从命者，制令籍其家”。
　　
蒙哥汗元年(1251年)，曷思麦里卒。长子，捏只必，早卒。次子，密里吉，于窝阔台汗十一年袭为必闍赤，后又袭怀、孟达鲁花赤。中统三年(1262年)，他从世祖攻宋，在淮西战死。密里吉子俺撒，孙忙兀带，均先后袭为怀、盂达鲁花赤。 　　

这段翔实的史实证明，曷思麦里从1231年起整整在怀、孟州地区主政20年之久，死后其第二、三、四代又先后承袭达鲁花赤职务。可见他与沁阳的渊源之深! 事实上，曷思麦里及其部属于1231年进驻沁阳地区安家落户之日，应是伊斯兰教传入此地之时。也可以说，这时就是沁碑的历史上限。
　
综上所述，“沁碑”的下限，不会晚于1239年(即1231年曷思麦里进驻沁阳的第八年，其原因本文将予说明)。种种迹象表明，对年代不详的沁碑的下限的界 定，要比界定其历史上限难得多。不过，断言沁碑的历史下限在13世纪初，则完全站得住脚。这是因为：
 　　
首先，此间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时期。当时穆斯林在中国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各领域出类拔萃的穆斯林受到重用的同时，蒙古将士因仰慕伊斯兰教教义而信教者已屡有所见。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人口随之剧增，以至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也有“蒙古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地方，穆斯林却在文化上取得了胜利”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穆斯林不仅重视清真寺的实用价值，而且也开始重视其装饰效果。这说明，在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背景下，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阿文碑刻出现不足为奇。
　　
其次，在伊斯兰文化氛围中成长的阿文书法家的作品，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阿文书法家的作品，历来不尽相同。前者一般葆有阿文书法原汁原味的自然美；后者往往留有造作痕迹。而沁碑镌刻的阿文书法之纯正，的确不同凡响。因此，说沁碑的阿文书法出自中国穆斯林先民之手，当毋庸置疑。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中亚地区和中国都不是阿拉伯语流行地区，那么，在阿文书法艺术方面，二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亚突厥人聚居区，“成为穆斯林的领土，是在萨曼王朝时代(874—999年)。他们的首府布哈拉和他们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作为学术和艺术的中心，几乎使巴格达(当年大食帝国的京都)相形失色”。因此，尽管这里不是阿拉伯语流行地区，但作为大食帝国的组成部分，其深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氛围，既可以孕育出诸如圣训大师布哈里、精通阿拉伯语的哲学家兼医学家的阿维森纳，以及伊斯兰教改革家哲马伦丁·阿富汗尼等泰斗式的伊斯兰教历史人物，也必然能培育出完成沁碑书丹任务的阿文书法家。承担沁碑书丹任务的书法家，想必是曷思麦里的随军宗教顾问。因为历史上穆斯林部队中往往有宗教教职人员的编制，就连抗战时期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也不例外。当年山东莘县的蔡永清阿洪，以宗教人士身份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各地，就是例子。
 　　
如果说1231年曷思麦里进驻沁阳之日，是沁碑的历史上限的话，那么，沁阳水南关清真寺竣工之时，应该是沁碑的下限。因为沁碑上关于穆斯林礼拜朝向的《古兰经》文，充分说明该碑正是水南关清真寺的“米哈拉布”壁龛。其镌刻年代至少应与清真寺的建筑本身年代同步。所以了解该寺竣工时间，乃是界定沁碑下限的关键。由于该寺的建筑年代已不可考，我们只能根据新的穆斯林社区创建清真寺的普遍规律，推断出该寺的竣工年代。
　　
众所周知，大凡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在某地定居，他们就会马上把创建清真寺事宜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这已经形成了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且不说当年在回回大将曷思麦里势力范围内相对富庶的沁阳，就连原来穆斯林足迹罕至的延安。在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随着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穆斯林人数日益增多，一座壮观的清真寺也在这里拔地而起。原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在其《延安的少数民族》一文中回忆说：“延安清真寺是1940年10月7日落成的。”其“环境非常幽静，由毛主席亲自署名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刻在寺前古老的石牌坊上，清真寺的建筑具有伊斯兰教的建筑特色和回族的民族形式，工程壮观，装饰清雅，在当时的延安，算是漂亮的建筑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座清真寺的建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力支持。以至当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还欣然挥毫为延安清真寺题字。该题字由“清真寺”、“中华民国二九年(1940年)九月”和“毛泽东”三个部分组成。尽管这个题字总共只有15个字，但在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艰苦岁月，它对动员广大穆斯林抗击日寇曾产生过臣大影响。令人遗憾的是，“1947年，这座清真寺已被侵略延安的国民党反动派烧毁”。所以在该寺毁于兵燹之前，未到过延安者，都没有领略过该寺的风采。好在留下毛泽东笔迹的石刻被完整地保存在延安革命博物馆，流传下来，已经成为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同时也是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尊重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历史见证。
 
另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穆斯林把重建清真寺当作自己的当务之急，同样也是一种普遍规律。比方说，“文革”期间一些清真寺被夷为平地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在1980年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伊斯兰教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便立即出现了重建清真寺的热潮。尽管当时各地穆斯林的生活水平仍很不尽人意，但他们听到已允许建寺的喜汛，便积极投入建寺工程。几年工夫，建筑形式各异的清真寺在全国许多无寺的穆斯林社区旋即拔地而起。其中，工程浩大，建筑宏伟的银川南关清真大寺，从1981年破土动工到全面竣工，仅用了半年时间，在建筑史上被认为是个奇迹；1982年落成的锦州清真寺、1984年竣工的山东曹县东关清真寺等等，无不说明建清真寺，对穆斯林来说从来都是当务之急。作为经过战争考验而大难不死的“西域回回”将士，为了感谢真主的恩德，在建寺问题上，他们更是争先恐后，而不可能稍有怠慢。
 　　
根据延安、义乌两地清真寺，以及“文革”之后，各地清真寺的施工速度，当年卸甲归田的“西域回回”在水南关建寺，既比当年投身革命的穆斯林在延安建寺容易，也不会比改革开放后各地穆斯林建寺困难。因此，即使把水南关清真寺工程浩大，工艺复杂，“西域回回”人地两生等不利因素考虑进去，他们借助穆斯林长官曷思麦里的政治影响，在8年(延安和义乌两座清真寺兴建时间之和)之内，无论如何也能完成水南关的建寺任务。这就是说曷思麦里于1231年进驻沁阳后的第8年(即1239年)应该是水南关清真寺的竣工之时。如此这般，断定镶嵌在该寺“米哈拉布”壁龛上的沁碑的历史下限为1239年，当距离事实不远。
　　
从逻辑上推论，始建于1009—1010年、重建于1310—1311年的“泉州苏哈卜清真寺内的碑刻群”中，有的可能比镌刻于1239年的沁碑早230年，有的还有可能晚于沁碑数十年。但是，由于“泉州碑刻群”中绝大多数石刻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人们只能笼统地断定这些石刻是该寺于1009—1010年始建，到1310—1311年重建竣工的300余年问的作品。如果与该寺石碑的上限1009年，及其下限1311年对比的话，镌刻于1239年的沁碑，比其最早的石刻晚230年，比其最晚的石刻还要早70年。假若将沁碑与中国现存最为悠久的伊斯兰汉文碑记加以比较的话，沁碑要比镌刻于1348年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要早109年。在时间上与沁碑唯一有可比性的泉州碑刻，只有镌刻于伊斯兰教历567年(1174年)的一方阿拉伯文墓碑。有趣的是，这方有史可考的阿文墓碑，比沁碑的历史只早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