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阳回回考古碑（二）

沁碑的价值还在于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由于1239年镌刻沁碑之日，正是世界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它的问世就有着不同反响的历史意 义。当年的中华帝国与大食帝国曾有长达数百年的睦邻友好关系，而没有任何历史积怨，这在古今国际关系史上，堪称典范。但这两个超级大国，在蒙古人崛起后却每况愈下，以至先后于1258年、1279年遭受江山易主的屈辱。而沁碑正是在这两大帝国处于生死存亡转折阶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讲，沁碑既是这两个伟大国家数百年间共存共荣的标志，又是这两个友好邻邦江山先后易主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沁碑还标志着以侨民身份留居中国的回回先民——“蕃客”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西域回回”朝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过渡的开始。从这个角度讲，沁碑又堪称是回回民族历史重要的里程碑。 　　

笔者认为，根据新的穆斯林社区创建清真寺的普遍规律，断言1239年是沁碑的下限，并不为早。但为了留有余地，将其下限往后推迟几年，也未尝不可。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迟到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之后，因为从“西域回回”于1231年在水南关安家落户，到1271年元朝开国的时间跨度是40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内，这里未建寺立碑，不仅违反上述建寺规律，而且会影响伊斯兰教在当地连绵不断地代代相传，甚至会产生穆斯林信仰断代的后果。再说1271年以后，来自西域能够承担碑刻书丹任务的书法艺术大师，即使还未作古，也无力创作精美的书法艺术了。值得指出的是，只要沁碑的下限是在1271年以前，由于当时还没有“元”的概念，加上曾盛极一时的金朝政权此间已经土崩瓦解，故既不能称之为“元碑”，也不能称之为“金碑”，而只能是将它的下限与尚在行使王权的南宋联系起来，称之为“宋碑”。
 　　
据了解，曷思麦里卒后，沁阳屡遭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其中“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七月，丹、沁二河泛涨，漂没人畜房舍田禾甚众。民皆栖于树”；“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地大震。赵寨真泽庙殿字廊庑俱摧毁”。“顺帝至正十一年(1357年)河内(沁阳旧称)、修武、孟州地震，裂层塌房，压死者甚众。”这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沁阳的父老乡亲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而且使寺观庙宇、官衙庐舍几乎荡然无存。包括镶嵌在水南关清真寺“米哈拉布”上的沁碑就是在上述自然灾害中塌陷地下的。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的水南关穆斯林只知道这方珍贵的碑刻下落不明，可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埋在其原址地下。这就是沁碑长眠地下数百年之久的原因所在。不过沁碑却“因祸得福”而被完整地被保存了下来。否则，很有可能被永远淹没在历史的波涛之中。
　　
提起沁碑的再现，就不能不从1990年水南关清真寺的重建说起。在为重建的清真大寺挖地基，挖到沁碑旧址地下3—4米处，突然发现一方字迹模糊的阿拉伯文古碑。这方已经破损不堪的碑刻，不仅未能引起村人的重视，而且有人因觉得“碍事”而建议砸烂运往别处。这时统领建寺工程的买望真哈吉(时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虽不了解该碑的文物价值，但他却对此主意很不认同，并告诫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这块古碑。到了2006年，河南省文物局的专家来考察水南关清真寺的文物。临走时，该寺教长马福军阿洪对专家们说：“我们这里还有一块年代不详的古碑。请专家们予以鉴定。”专家们仔细端详古碑后，以他们深厚的专业素养，均赞口不绝地说：“这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应该予以认真考证。”消息不胫而走，特别在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了发现古碑的消息之后，沁碑在各地旋即引起轰动。
 　　 　　
三 、在笔者撰写本文的期间，曾蒙回族穆斯林学者杨怀中、胡振华和李振中先生的鼓励和支持。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谢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怀中先生在南京度假期间，还特打电话来，建议笔者在文中简要介绍一下水南关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为此，现将有关知识书后。
　　
水南关原来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穆斯林小村庄。至今人口只有3000来人。水南关人数虽少，但并不孤立。沁阳的回族村镇尚有关厢自治街、老南关、水北关、北鲁村、广利作、崇义等处，都是当年“回回军”安营扎寨之地。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关厢自治街一带。这里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拥有一座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清真北大寺。该寺虽以其奇特的建筑艺术闻名全国，但其始建年代一直是个谜。尽管该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清真寺重修碑记》中有该寺“创于元至正(1341—1368年)年问”的记载。但有学者认为位于沁阳关厢的清真寺之始建，至少应与城墙以外的水南关清真寺始建同步。但由于缺乏史料，沁阳北大寺的始建年代一直无法考证。沁碑的出土也为考证该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此外，现在隶属焦作市的各县(市)的穆斯林也大都与水南关的穆斯林同根同源。值得指出的是，经过777年的繁衍、生息，包括水南关在内的焦作市属各县(市)的穆斯林人口已有7.2万多人，并建有清真寺92座。这样众多的穆斯林，在相互依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水南关回族文化的传承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凡是到过该市穆斯林聚居区的非穆斯林同胞，都不难发现这里的穆斯林有浓郁的民族特征。如果你在街头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家各户门楣上醒目的阿文“杜阿”；如果你到谁家驻足，其室内最引人瞩目的，莫过苍劲有力、或龙飞风舞的阿文条幅、中堂对联。如果你留意主人间的对话，你既会听到诸如“顿亚”(今世)、“疏米”(倒霉)、“白俩”(浩劫)、“乃随卜”(福分)、“讨白”(忏悔)、“白尔开提”(吉祥)等等阿拉伯语词汇；又会听到诸如“乃玛孜”(礼拜)、“乌巴里”(贫困)、“朵斯提”(朋友)、“杜世曼”(敌人)、“古纳海”(罪孽)等等波斯语词汇；还可以听到诸如“口唤”(认可)、“知感”(感谢)、“看守”(关爱)、“全美”(成全)、“口道”(品尝)、“归真”(逝世)等等由汉语异化而来的“经堂语”词汇。这一带的穆斯林大多浓眉大眼，隆准突出，他们中的老年人，腰板直挺，银须垂胸；青年人体魄健康，热情豪爽等“西域回回”的特征。

另外，在全国颇有群众基础的“张、王、李、赵，遍地刘”五大姓，在这里并不大流行。然而，鲜为人知的回回姓却占了上风。以水南关为例，全村中除少数人家取李、张、王、郭等汉姓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姓氏，都留有阿拉伯文字的痕迹。比方说，该村的“丁”、“马”“拜”、“买”、“丹”、“闪”六大姓就有可能分别是阿拉伯名字“努伦丁”、“马吉德”、“拜达韦”、“买斯欧德”、“丹布尔”、“闪瓦里”等阿拉伯文字的缩写。无独有偶，孟州回族大村桑坡，也有许多穆斯林沿用回族特有的姓氏。这在有人用当地的24姓氏编成的歌谣中，可见一斑。这个琅琅上口的歌谣为：“丁白张，买拜王；郭马姬，闪哈杨；李卢艾，袁麻庞；彭摆沙，满刘尚。”这里的回回姓不仅包括水南关六大回回姓的大部，而且还有“白”、“哈”、“艾”、“麻”、“摆”、“沙”另外六个回回姓。至于豫北地区采用汉姓的穆斯林，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他们中有的是穆斯林选择了汉姓；有的想必是汉族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还有的是因种种原因由外地迁徙而来的穆斯林。如本人所姓的李氏家族，原来世居陕西关中大荔，后因反抗左宗棠民族压迫，而被发落到甘肃化平(今宁夏泾源)。事后，笔者的一位旁门曾祖元泰翁等人与蓝、亢两姓陕籍乡亲相约辗转来沁定居，并建“陕西寺”于斯。这说明当今沁阳的李、蓝、亢三姓穆斯林与曷思麦里，及其部属没有血缘关系。
　
　
水南关穆斯林之所以既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又能永葆自己的固有特征，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归根到底是，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为一体的回族文化，在其中起了作用。就全国而言，蒙元时期来自域外的穆斯林，他们在中国定居后，必然与汉、蒙古等族人民发生亲缘关系，并逐步接受华夏文化。尽管他们原来分别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等，但他们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共同的宗教信仰，逐步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异，从而使他们朝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发展。这时的穆斯林已经产生了爱祖国、爱家乡的民族意识。他们的命运已经紧紧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到了16世纪初，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但因受汉语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中“素习本音”者日益减少，以至曾有“回回已经不懂古兰经文”之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陕西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倡导的经堂教育便应运而生。这种教育实质上是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为一体的回族文化的基石。经堂教育生命力极强，在其问世不久，很快就遍及全国各地。其中，水南关所在的整个豫北地区，就成了中国培育宗教学者的一个重要苗圃。历史上跻身于中原“四杆大旗”之列的马长清、赵永清阿洪，以及近代誉满全国的穆斯林学者庞士谦阿洪，都生于斯、长于斯，就连中国“四大阿洪”中的哈德成、马松亭也都曾受业于此。 　　

受回族文化氛围的熏陶，几百年来，水南关的穆斯林与各地的回族穆斯林一样，民风淳朴，诸如敬主爱人，坚信前定；见义勇为，爱憎分明；与人为善，买卖公平；团结友爱，众志成城；清心寡欲，讲究卫生；爱国爱教，两世吉庆等道德准则深入人心；被浓缩为“八件教门原根”的穆斯林行为规范，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既保证了穆斯林传统文化持续地得到传承，又使他们自觉地与兄弟民族患难与共，为家乡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先，水南关的耕地十分有限。因此，以副补农是水南关的历史传统。在旧社会他们或手推担挑，沿街叫卖；或起早贪黑，熟皮制革，常年为生计奔波，但生活却十分艰难。新中国成立后，水南关人的生活水平才相对得到提高。然而，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从事非农业生产限制多，从而束缚了水南关人的手脚。全村2000多口人困守着6顷多薄田(人均不到3分地)，年复一年地苦心耕耘，而难得温饱。
　
当一贫如洗的水南关人欲变不能之际，从安徽凤阳兴起的改革风云给他们送来了春风。尽管当时的多数农村干部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但有胆有识的水南关领头人买望真，抓住有利时机走家串户，说服、动员群众，组织大家走致富之路，从此使水南关人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似的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发扬回族人民善于经营的传统，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改革大潮中。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这个贫困落后的穆斯林村庄，一跃成了全国闻名的明星村! 　　但是，“山外青山楼外楼”，如果与闻名全国的华西村、大刘庄相比，水南关肯定还有较大距离。不过，作为一个极端贫困的纯穆斯林村庄，能够在改革大潮中异军突起，成为遐迩闻名的明星村，对全国发展中的回族村镇，的确有典型意义。水南关之所以能够在回族村庄里“鹤立鸡群”，是因为这个村子除了具有一般脱贫致富村庄的共性外，还有其作为回族村庄的两个特性：
　　
一个是主动与周边汉族村庄搞好民族团结。由于历史的原因，水南关与周围的汉族村庄存在一些隔阂。令人可喜的是，在改革开放道路上起步较早的水南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决心与马坡、东关等相对滞后的汉族村庄，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以至在水南关村办企业就业的汉族职工达1800多人。这样既解决了水南关劳力不足问题，又帮助一大批汉族兄弟脱贫，从而出现了回、汉民族团结，共同致富的和谐局面。
 　　
另一个特性，是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水南关村的经济发展之后，根据广大穆斯林的要求，村委会旋即把解决村民宗教活动场所问题，列入了自己的议事日程。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村上不仅新建了一座相当规模的女寺，而且还一鼓作气地兴建了一座宫殿式的清真大寺。
　　
总之，主动与周边的汉族村庄搞好民族团结，为水南关创造了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落实宗教政策，兴建清真寺不仅大大方便了穆斯林群众的宗教生活，而且还增强了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的情怀，从而使水南关的工作始终在一种和谐的社会机制中运转。 　　水南关在加强民族团结和落实宗教政策方面的成功经验，曾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1994年5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莅临水南关视察，与村干部和群众亲切交谈。在清真寺门前，他握着村委会负责人买望真的手说：“你们商品意识强，能吃苦耐劳，富裕的道路会更快。你们修建清真寺，增进民族团结，国泰民安。”买望真高兴地说：“胡书记还挺了解少数民族。”胡锦涛同志笑着说：“我就是从民族地区来的嘛!”胡锦涛同志一言九鼎，对消除水南关，乃至全国穆斯林在宗教问题上的后顾之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6年6月3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到水南关视察工作时，与该村干部、阿洪及群众代表座谈时，曾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中国，一般说是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在水南关却是回民村带动周围汉族村发展。这体现了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大同精神。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在座谈中，江泽民还专门示意让清真寺教长马福军阿洪发言。这位当时刚到“而立”之年的阿洪非常荣幸地就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加强民族团结，爱国爱教，在办好教务的同时协助政府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问题向江主席作了汇报。江主席不仅带头为之鼓掌，而且对身边的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说：马阿洪的发言很好。李书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多年来，除了胡锦涛、江泽民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水南关视察外，前来这里参观、访问的国家领导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国家级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穆斯林村庄竟然产生这样大的轰动效益，的确是个奇迹! （作者：李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