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名医丁竹园
丁竹园，名国瑞，字子良，号竹园。清末民初一位“以医济人”，在京津医药界享有盛誉的名医；一位“以言济世”，忧国忧民，为强国富民而大声呼号的志士；一位主张改良宗教、发展教育、振兴实业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
十九世纪中叶，大清王朝已进入晚期，像一个年逾古稀且又重病缠身的老人，弯腰驼背，肌体日趋衰弱。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遭受这两次沉重打击，大清王朝元气大伤，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国弱民穷，到处是败落景象，北京城里更是一派沉闷肃杀，大小官僚只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平民百姓受着百般苦难却又敢怒而不敢言。
１８６９年，北京城内鼓楼街西村一个丁姓回族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丁竹园。孩子清脆的啼哭声给家人带来一丝欢乐，暂时忘却了国事家事两重愁苦。孩子取名国瑞，这个名字似乎寄寓了家人对国家的企盼和憧憬。童年时期，在大人的安排下，小国瑞开始读书识字。对于一个幼稚的孩子来说，从启蒙读物到四书五经的线装书，从内容到版本，都和当时的北京城一样，古老而陈旧。因为与当代口语相差太远，古典文言实在费解，但是国瑞聪明而好学，进步很快，从小打下了良好的语言文字基础。丁国瑞渐渐长大了，没有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走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道路，他有个精通医道的叔父名叫丁德恩，以行医为业。在当时来说，从医是一个不错的谋生之道，无论寒暑，总有不竭的财源。所以，在父辈的安排下，丁竹园和小他六岁的弟弟国珍都从小以叔父为师学习医道，叔父当然也毫不保留地把医疗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传授给他们。凭着聪颖的头脑和扎实的文字根基，兄弟俩对医学理论的精髓领会颇深。弟兄二人有着相同的志向，不仅要以医术糊口养家，更要“以医济人”，把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放在第一位。
1895年，丁竹园携带家眷从北京来到天津谋生，先是在一家茶庄做了一个时期的账房先生，在天津站稳了脚跟之后，便改为以行医为业，并开办了“敬慎医室”，丁竹园最擅长的是内科，妇科和儿科。“敬慎”二字体现了他的职业道德和从业原则，即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慎重地对待病人。为了挽救生命，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他对医道精益求精，诊病施治一丝不苟，常能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为了推动医药事业和医学理论的发展，丁竹园依据中医药基本原理和实践经验，研制出了“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等十多种中成药，写出了《说疫》、《治痢捷要》等医学专著，丰富了我国医药学宝库，特别是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时侯，他可不必为个人生活发愁了，而且也实现了早年“以医济人”的夙愿，应该感到满足和庆幸了。但是，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只凭“以医济人”远远不能解救广大民众的疾苦。因为他看到，除了病患，中国人还受着多重的苦难，而民众痛苦的根源是腐败的清政府。
丁竹园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里，正值中国积贫积弱极度衰微之际，先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和国力的孱弱。接着，从戊戌变法夭折到八国联军恶魔般的暴行，一场场国家之难，一次次国民之殃，使丁竹园痛心疾首。他认识到，“以医济人”只能帮助个别人免除病痛之苦，而当前整个民族都在受苦受难，国家就象个从表到里处处衰竭并且濒临死亡的病人，必须大力救治。于是丁竹园在“以医济人”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坚持“以言济世”。“以言济世”就是“以文救国”，用笔作为工具对遍体疮痍的国家社会进行针砭；以笔作为喉舌唤醒民众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济人”，只能救治个别人，“济世”才能救助整个国家和民族。从这一点来说，他的见识与志向和鲁迅先生颇为相似。他在文章中说过，“鄙人亦是中国一分子，对于国家的安危，岂能漠不关心?”这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意识，是高尚的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他无所忌惮，无所畏惧.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
早在1897年，丁竹园以笔为舌，开始大声疾呼。以“竹园演说”为题著文，在天津《直报》，《中外实报》上发表政见。后来又在《大公报》和他胞弟丁宝臣在北京创办的《正宗爱国报》上发表文章。为了更便捷地“以言济世”，1907年丁竹园自创《竹园白话报》，第二年改称《天津竹园报》。
丁竹园象审视病人一样审视当前的中国。中国呈现出的是一幅沉重的病态，整个国家百病缠身，他准确地诊断出国家百病之源一是政府的腐朽无能，二是国民的愚昧涣散。他对症施治，他的一篇篇文章如同一剂剂猛药指向病魔。一是抨击弊政，鞭策国家发奋自新，二是启迪国民，鼓舞民众团结图强。
丁竹园认为清政府所患之病是政治黑暗，官吏腐败。他用“敷衍公事，认真抢钱”勾画出大大小小官僚政客的咀脸。他写道亲自听到的两件事：
“20年前(按:指1891年前)鄙人尚在北京，常听那些拉官纤的人说，某人谋放福州将军，里边要80万，他已递到50万了，大约有60万可成。”
他还说曾从一位在军机处当差的人那里得悉，一位军机大臣当着众人的面说:“唉!与其做这个清闲的军机，还不如弄个藩司玩玩呢。”意思是做个地方官更实惠，捞钱更方便。
丁竹园以具体的事例描绘当时的官场，如同一部《官场现形记》，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的大小官僚们的嘴脸，他们心中哪里有什么国家和百姓?他们追求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更有人重金买官，无非是买到官职后用权力捞取更多的钱财。丁竹园指出，因为“官夺民财”，所以，即使民众抗拒官府甚至举旗造反，也是错在官府。靠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官僚治理，国家岂能兴盛?国民岂能有好日子过?他描绘当时的社会面貌是“遍地是饥民，到处生计窄，省省捐税重，省省冗员多。”这都是因为“举国贪婪成风，把二十二省弄成一个黑暗世界，民怨积郁。”丁竹园对时政的评论和抨击，如同诊断病人，虽然没有判断出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疾病的总根源，但是揭示出关键症结，即吏治腐败，祸国殃民。这可谓一针见血，直达痛处，对权贵们如此有力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丁竹园具有过人的胆识。
20世纪初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势力日益兴隆。清政府已经感到它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不得不作出一些改良政治的许诺来安抚百姓，以图缓和矛盾，平息民主革命的烈火。丁竹园根据他观察到的清政府所作所为来判断，认定清政府决无政治革新的诚意.必须揭穿它的谎言，他在《敬告执政者》一文中义正词严地大声喝问：
“大赃官的家是怎么个抄法?”
“误国殃民的大国贼，是怎么个斩法?”
“虐民病商的苛捐税，是怎么个蠲免豁除法?”
他告诫清政府，“要打算国泰民安，当由做大官的不贪赃为始。要打算挽回败局，收回人心，当先查抄各王公贝勒文武大员的家产，斩决几十个贪官。各省地方绅士假公济私，侵吞公款，敛钱肥己的，就一律处斩。”
丁竹园提出这些问题，如同试金石，在考验清政府有没有变革的真实意图和决心。同时，也是告诫民众，不要轻信清政府的口头许诺，而要看其实际作为，以免上当受骗。果然，清政府终于不可救药，未以实际行动回答上述几个问题，顽固地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维护其腐朽的封建统治，维护王公近臣的既得利益，所以更加失去了民心，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冲垮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府，在中国结束了早已不合时宜的帝制。丁竹园为之欣喜若狂，以为从此中国就会实现民富国强，国家象个国家，国民安居乐业。他说：“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国，一变而为民主共和国，自有中国以来，这总算是第一次万象更新。”可是，丁竹园看到的不是万象更新，而是政治依旧黑暗，吏治依旧腐败，民众依旧困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自去年武昌起义后，我对朋友说，此中国最后之希望也。不料百日之后，即丑态百出。”并直斥当权者或甘做外人傀儡，或名为救国而实乱国，或借端发财鱼肉百姓等等。国家衰落到这种地步，民众沦落到这般境地，任外国侵略者铁蹄践踏蹂躏，任官府和各种黑暗势力横行无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众不团结，不抗争。丁竹园在文章中写到：“事实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散体散沙，连分毫的抵抗力也没有。失地失权，人人不关心；受辱受欺，人人不为耻。”他在《势力》一文中说中国最讲势力，又最怕势力，软欺硬怕，甚至于”统四万万人的势力，惹不起一个租界里的外国巡捕头。”为什么会这样?丁竹园认为，是因为国民只搞“自私自利，一身一家的小势力”，只顾自己，不关心整个国家民族，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团体力量，国势衰微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希望中国人不要只搞一身一家的小势力，而要“培养公共的大势力”。他说：“四五万万人联成一气，相扶相救，相敬相爱，中国还有个不强吗?”丁竹园把民众的团结奋斗看作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应该称道的。
为了实现民众的大团结，必须正确地对待民族宗教问题。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实行了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错误政策，致使回、汉、满等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和界限。丁竹园作为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强调中华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化除畛域，共图国强。他说：“最要紧的，是先要化除界限，不必分是满汉，亦不必分回汉。只要是中国的人，你就算沾中国的水土之恩，就应当掏出忠心来，保卫国家。若是各分畛域，岂不是自灭势力吗？”又说：“以后不论满汉，务必要化除界限，……不结团体自顾自，终归是一同当苦力。”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说得淋漓尽致。民族和宗教素有密切关系，丁竹园说，各族各教“自当以国事为重，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的结冤为仇呢？”这种以国家为重，各信各教，相互尊重的思想，在当时可谓是先进的民族宗教观，如今也有现实意义。丁竹园还说，虽然清政府王公权臣都是满族人即所谓旗人，但是，“颠连困苦的穷旗人，仍居大多数”，就是说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劳苦大众都是受清朝统治者压迫的，他反对不加分析的“排满”。这一点表现出丁竹园当时就能够从经济地位来区分不同的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了，实在是难能可贵。
清朝中后期，回族由于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宗教迫害，经常起义反抗，流行“争教不争国”的口号，意思是起义为保卫教门，不是争夺政权，而保卫教门也就是保卫民族生存。后来列强入侵，中国濒临亡国的境地，国内各民族各宗教也面临着被宰割的命运。丁竹园出于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忧患意识，明确指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他反问道“没了国，还能保住教吗?”又说：“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全是中国的国民，……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丁竹园还以《爱国质言》为题，在《正宗爱国报》上连载文章，指出：“我们的祖宗埋在中国，我们本身生在中国，吃的中国土产，饮的是中国水泉，骨肉手足亲戚朋友，全在中国”，这就是说，国家利益与回教利益以及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宗教，个人的命运不可分割，而“争教不争国”的观点则是行不通，也是错误的。
清朝末年，随着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的潮流，在回族当中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改良宗教的主张.并把普及教育作为改良宗教的最重要内容。丁竹园也是改良宗教的积极倡导者。他同样认为，回民中念书的太少，念经的太多，不仅教民的负担太重，也造成自身的文化落后。他认为”念书最能兴扬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清真教的诸君，以后务必多多的提倡教育，提倡实业，但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的光荣了。”他大声疾呼“千万在生计上多多地注意，空谈宗教，那是靠不住的”，丁竹园教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主张，是他为受苦受难的回族同胞开出的寻求出路的良方。
在封建专制之下，发表指斥政府，鼓动民众起来抗争的言论，要冒很大风险.尤其是清代曾大兴文字狱，以文犯禁，因言贾祸，是不乏前例的。丁竹园写文章，办报纸，针砭时弊，抨击邪恶，矛头直指清政府，自然懂得灾祸有随时来临的可能。但他从不畏惧，将“个人之利害祸福，惟置之度外而已”，他说：“凡是干报馆的人，莫不全家豁出身家性命，牺牲利益幸福”，他办报纸的目的非常明确，全是为了国家民族，不图个人丝毫利益.从办报之日起，就认头赔钱、受累、牺牲。他公开宣布，谁要听说自己以办报纸为手段谋取钱财，那就请当面唾骂，并按十倍的标准接受罚款处理。特别是他的胞弟丁宝臣因为经办进步报纸被反动统治者杀害之后，仍然坚持斗争。
我们从丁竹园发表文章时所用笔名，可以了解他的心思。一曰“愤民”，显示出他是一介平民，写文章发表言论是心怀激愤，不平则呜的；二曰“杞忧生”表明他象杞人忧天那样忧虑国家的存亡；三曰“候补亡国奴”，表明国民都面临做亡国奴的危险，等等，这些笔名，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替民众呐喊的鲜明态度，体现出他写文章和办报纸的立场和出发点。
为了向普通百姓传播自己的主张和理念，让普通民众看懂自己的文章，丁竹园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力提倡白话文。他全用白话文写文章，而且还把亲手创办的报纸称作《竹园白话报》，他是清朝末年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当时白话文运动是反封建斗争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大大超出语言文字范围。
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痼疾——鸦片的泛滥。它既伤身又伤财，既祸国又殃民。丁竹园对此深恶痛绝，力主彻底铲除。他为此大声疾呼，同时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士组织禁烟团体，并亲自充任团体负责人，这也是他为国为民着想的一项义举。
丁竹园从“以医济人”到“以言济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毕生的心迹：第一，他所作所为，从“济人”到“济世”，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他胸怀博大，志向高远，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第二，他铁肩担道义，以一介平民向凶残的统治者宣战，为了国家和民族，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是真正的勇士；第三，他不仅力主变革政治，同时，大力提倡并躬行使用白话文，研制新型中成药，说明他文化上科技上都努力创新，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第四，他不仅具有先进的民族宗教观，懂得民众大团结是救国强国的根本，而且把自己所办的报纸当成无形的“议院”，让人们自由发表意见，交流思想，广开言路，以启迪民智。所有这些，都值得后来人永远歌颂，深切怀念的。丁竹园是站在时代前列，为历史车轮的前进起到了一定助推作用的。
1932年，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一生的丁竹园去世了，哲人已逝，音容难寻。值得庆幸的是，丁竹园发表于报刊的文章经过整理汇编成《竹园丛话》由敬慎医室印行，共24册，六百余篇，百万余言。该书内容极其广泛，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体育，医药卫生，民族宗教，天文地理，可谓包罗万象，洋洋洒洒。这是后人研究我国医药史、报刊史、回族文化史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竹园丛话》和1907年创办的《竹园白话报》与其胞弟丁宝臣1906年所办的《正宗爱国报》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切中时弊，文笔犀利，为强国强族强民，大声疾呼。这两份报刊，时间早，数量多，深受民众欢迎，是我国回族报刊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对此后回族报刊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