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国的楷模 宗教教育的旗帜

 唐柯三先生归真六十年了。六十年，祖国已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屈辱的旧中国已不复存在，民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已不会再危及我回族人和宗教发展。信教自由，发展教育，已成回族意识形态的主流。宗教教育、回族文化也正在与世界接轨。

  唐柯三先生是我国现代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今天我们纪念唐柯三先生，宣扬其精神，不仅要学习唐柯三先生虔诚的信仰，学习他热爱伊斯兰教，热爱伊斯兰文化，并为之奋斗的精神，还要学习他真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为之服务和奋斗的亲身实践的作为，更要学习他心系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爱国主义情怀。

　　唐柯三（1882-1950）名仰槐，以字行，山东省邹县邢村人，回族。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又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封建官僚家庭。唐柯三受家风影响，走出了一条从儒、伊结合发展到三民主义与伊斯兰教结合的成功之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了一条适应社会发展的路，并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

　　唐柯三1904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为清附贡生。1906年起历任内阁中书督办。盐政处川滇盐务委员，盐政院北盐厅总核等职。辛亥革命后，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任国民政府第一届参议员，参加筹建“中国回教俱进会”并当选委员。1912年在邹县创办唐氏私立小学，1914年任甘肃税务局长。1916—1924年，先后任外交部山东省交涉员，山东省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长，厦门海关总监，济南道尹、泰安警备司令。1925年4月24日，在济南与马松亭、穆华庭、法静轩等创办了私立成达师范学校任校长，后任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筹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后改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当选为驻会副理事长，组织领导中国回民抗日救国斗争。1950年在南京归真。

　　一、创建成达师范扬起了中国伊斯兰教教育的一面崭新的旗帜。

  1、他是继王宽之后扯起的又一面回族教育的旗帜的人，一个新型宗教教育的奠基人。1908年王宽阿訇倡导穆斯林现代教育，并在北京创办“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这种新式伊斯兰学校实施了现代伊斯兰教育模式，学生既学习宗教知识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伊斯兰教育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1925年唐柯三等人在济南创办了成达师范学校。成达师范学校，是中国近现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典范。它为近现代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回族学者，影响了一代回族穆斯林。创办之初唐柯三先生以孟子“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问答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取成德达材之意，命校名为成达师范学校。不仅反映了唐柯三先生深厚的儒家功底，也表现了他的儒为伊用的现实主义教育思想。

　　唐柯三先生还为学校制定“笃诚敏健”的校训，这四个字，也都出自论语篇中庸之中，如“笃”字取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章之五节“行笃敬”，‘敏’字取自《论语》学而第十四节“敏于事”。‘诚’字取自中庸篇二十章“诚者天下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等等。‘健’字则强调健康、健全，稳健之广意。“校训”的制定思想也反映了唐柯三先生把儒家教育思想与现代伊斯兰教育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一批又一批学子，在这个校训指导下，成长起来，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伊斯兰教有用的人才。

  2、他的“三长制”教育目标，是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史上的一个创新。对充任宗教师者的要求，唐柯三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和资格。第一：“欲培人材、先重品类，此资格宜严定也。”把德放在首位。第二：“既为人师，必资表率。此学识应并重也。”强调为人师者的学识才气。第三：“代表一方，道德任重，此职责宜格尽也。要求主管一方者，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为弘扬伊斯兰文化恪尽职守。确立了成达师范学校培养“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人才的目标。

　　唐先生做为成师校长，不仅制定了最初的学校章程，起草了宣言，为了解决师资缺乏问题，还派出道尹府师爷，和亲属唐统周，唐籍周到校担任教学工作。并和马松亭阿訇一起设计确定了校旗的样式。

　　作为校长，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人，唐柯三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无论在济南、在北平，都成功地组织起一批又一比回族精英，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3、成师的教育实践，为中国回族学术界和伊斯兰教界留下了丰硕成果。私立成达师范学校为国家、为民族、为宗教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特别是他们精心选拔的留埃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新中国各高等院校阿拉伯语教学战线的主力军。如：北京大学的马金鹏、刘麟瑞、王世清，军事外语学院的杨有漪、金茂荃，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庞士谦、马维芝，外国语学校的李洪青，国际广播电台的张秉铎、马继高，外贸学院的马宏毅等等。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涌现，无疑是成达师范学校教育成果的体现。也是身为成师校长唐柯三先生的光荣。1935年制订“中国伊斯兰学校教学标准”，包括阿文、古兰、圣训、哲学、法律等单科标准。前后还编了不少教材，如阿文初、中、高级读本和文法读本等。另外又创办了《月华》旬刊和《成师校刊》，并成立了出版部。1936年建成福德图书馆，引进阿文铅字打印。这一切都标志学校逐步走上正规化、制度化的道路，中国伊斯兰师范教育已步入成熟期。

　　二、关心清真寺的建设，热心于宗教事业的发展与拓宽。

  1、修建清真寺。唐柯三先生1919年受命厦门海关总监，来到闽南，看到泉州、厦门两地伊斯兰教冷落不堪言状心中十分着急和伤感，又见当地回族群众，只知道祖上是回回、不吃猪肉，信仰及婚葬习俗都已淡漠，与汉族已无区别；两地清真寺大殿破烂不堪，多年没有主麻成立。也无阿訇宣教，民族习俗、教育，也成为当务之急。做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者他深感自己到闽南除任职公务以外，复兴闽南伊斯兰教也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决心为民族、为宗教奋斗一番。

　　唐先生素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志向。早年在甘肃、山东等地都为当地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多有贡献，来到闽南后他一方面自己捐资对泉州厦门两地清真寺进行修缮。另一方面看到两地寺中均无阿訇，传经布道无人为首，他在公务之余经常往返两地召集回族民众开会座谈，亲自讲解回族与伊斯兰教常识，讲述当年穆圣传教的艰难，介绍泉州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使一些人逐步明了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血肉关系。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不少人逐步回到寺中参加主麻聚礼。遇有婚丧之事，教之以回族风俗习惯。在他的开导善诱之下，当地黄乡老和郭乡老等念经人后代积极为寺里服务，后为泉州寺聘请了教长使泉州清真寺又成为当地回族群众，宗教与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

  唐先生利用任职厦门海关监督有力地位和影响。号召福建各沿海口岸从事盐务活动回族商人捐资助寺。厦门清真寺置购了一定数量房、地产。因此经济基础比较稳固。使伊斯兰教能在当地维持下去。

　　唐柯三先生后调任济南道尹多年仍不忘泉州伊斯兰教的发展，民国13年6月曾托人给泉州清真寺送去亲书对联一副。

　　上联“清真乃吾教所宗，畏天命畏圣言，应共守先贤训诲”，下联“孝弟是人伦之本，爱国家爱团体，当更具民族精神”。

  2、发展宗教文化与汉儒文化与时代的同步。鉴于当时回民积贫积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唐柯三先生等人创立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成立之初即把发展回民教育作为中心任务之一，这也是唤起回民抗战救国全部工作的重要一环。唐柯三一向热心回族教育事业，回协为推动回民教育的发展所展开的工作，他都予以支持或亲自主持其事。1939年初他主持会务以后，即着手组织对各地回民教育进行调查。为鼓励回族贫困学生求学，1939年9月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于10月制定出《奖助专科以上学校回教学生办法》，后又经唐先生提议追加教育基金及奖助名额，规定自1939年度第一学期起实行。为切实发展回民教育，在他的指导下，回协同仁经过四个多月的酝酿，于1939年12月制定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教育工作纲要》。这是一件关于发展回族教育的比较系统的纲领性决议，是回族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其特点是民族性强，具有一定时期的可操作性。

　　《纲要》提出“本会教育工作之最高目的，在求回教同胞教育之普及”，将回族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其它教育（含宗教教育、留学生教育）五类，并分别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具体意见。根据《纲要》对普通教育中初等教育的要求，在回协及各地分、支会的努力下，凡具备条件的回民社区大都设立了回民小学，继民国初期各地回民再度兴起了办学热。对于中等教育，重点是维持原已建立之回民中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高等教育则提出了“筹设回教大学一所”的设想，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在唐柯三与马宗融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垦殖修科内增招回生班，几期垦殖回生班造就了数十名回族农业技术人才。由于回民学校师资缺乏，师范教育也受到了回协及唐柯三的重视。不仅成达师范学校是由唐柯三等人创办并长期苦心经营的回族师范学校，为回族和伊斯兰教界培养了一批人才。此外，在唐柯三及回协同仁的关怀下，各省分、支会还创办过一些职业学校、民众学校和各类识字班、补习班等，对提高回民文化教育素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关心、支持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支持回族文化发展、促进文化的沟通方面，唐柯三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在他的关心指导下，回协成立了教务委员会、青年生活指导委员会等专门文化机构，如青年生活指导委员会即以“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协助本教青年身心之日趋健全为宗旨。”战前，北平的回族大学生及知识青年曾成立伊斯兰学友会、回族青年会等组织，开展“回民运动”，这批人到重庆后，经薛文波、艾宜栽、王农村等十多人筹商决定成立青年组织。在唐柯三的支持下，他们于1940年2月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唐亲临讲话，并给予经费补助，出版了《伊斯兰青年》刊物，并邀请名人演讲，进行抗战及教义宣传。抗战后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该组织为争取回族政治权利，于1945年底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改伊青会为中国回民青年会，改会刊为《回民青年》，唐柯三当年提携之功于此可见。

　　复旦大学回族教授、回协常务理事马宗融在文化界有广泛联系，在唐柯三的热情支持下，他于1939年春在重庆组织成立了隶属于回协的回教文化研究会，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促进中国与阿拉伯文化的交流。该研究会邀请了数十名教内外学者参加，并出版了《回教文化》季刊。为了宣传回汉民众团结抗战，回教文化研究会特请文艺作者老舍、宋之的二氏，编著《国家至上》四幕国防话剧，由著名演员张瑞芳、魏鹤龄主演。经唐柯三、王静斋等人审查后，该剧1940年4月5日在重庆公演，“连演六日，场场满座”，收到了化解回汉隔阂、增强民族团结的效果。

  三、尽毕生精力、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中。

  1937年7月7日日寇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大部分国土陷于敌手。唐柯三，王静斋，时子周，达浦生，王曾善，艾沙及武汉回族企业家陈经畲和商会会长马汉三等人于1938年初开始筹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并于当年8月28日在汉口万寿街清真寺召开“回协”成立大会，发表宣言：“现正值国难当头，凡我同胞均应同心同德，发扬爱国爱教精神，共济时艰，同赴国难。藉以挽回劫运，保卫世界和平。”

　　从回协筹建之初的1938年初，到1942年秋唐柯三因病休养的近五年时间里，尤其是自1939年1月在重庆主持会务以来，他实际上一直担负着回协主要领导责任，他是回协几乎所有重大事务的策划者和监督执行者，起着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从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来看，他的工作是紧紧围绕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和当时回族社会的实际而展开的。在他的参与领导下，回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领导全国回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被当时社会誉为四大民众团体之一，为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唐柯三个人的思想与行为而言，他首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与家庭熏陶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父亲外争国权的民族气节与良好政声对他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他生长于乱世之中，目睹国家的积贫积弱与任人宰割，使命感与日俱增。在他入仕为官后，尽管政治上并不得志，但他并不悲观失望，而是抱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矢志不渝。他虔诚信仰伊斯兰教，并对伊斯兰教教义及其精神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他经常引用古兰经与圣训有关爱国的训示，强调穆斯林所应有的爱国立场。早在1936年，面对日寇的侵略危险，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他以自己坚定的信仰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真正爱教的人，决没有不爱国的，若不知爱国，不但是国家的败类，抑且是宗教的罪人，……盖不爱国就是不遵教义，不遵教义，尚算得起是个回教人么？”这段话未免有过激之嫌，但其挚诚却令人动容。

　　1938年3月，针对日寇欲拉拢西北回族上层成立“回回国”的阴谋，在白崇禧的支持下，筹建中的回协即由唐柯三等人积极筹划、组织，派出以王月波为团长的甘宁青救国宣传团。该团以“宣传抗战和民族团结”为使命，由汉口出发，途径陕、甘、青、宁四省39个市、县，跋涉13000多公里，开会125次，会见西北回胞60多万人次，揭露了日寇“帮助回民自治”的险恶用心。通过宣传教育，“回族同胞已不愿再回味过去回汉仇杀惨痛了”，“河州的阿洪慷慨地表示，愿率三十万回民为抗战效力”，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宣传目的。

  1938年2月，北平敌伪组织为向伊斯兰国家进行反宣传，特由北平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派遣唐易尘等5人前往麦加朝觐，以宣传“华北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的欺世谎言。回协获知后，唐柯三即联合达浦生、孙绳武、马松亭等速电留埃学生28人前往麦加朝觐，严密监视日伪“华北回民朝觐团”的活动，并借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战争。留埃学生在庞士谦、马坚的带领下，到达麦加后即与日伪朝觐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严密监视日伪朝觐团的一言一行，使日寇阴谋未能得逞。此外，1938年1月以王曾善为团长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1939年9月以马天英为团长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1939年10月维吾尔族人士艾沙偕同新疆回族人士马赋良对中东、南亚诸国的访问等，也都得到了唐柯三的积极支持。这些访问团在国外揭露了日军侵华所犯下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同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沙、马赋良访问土耳其期间，得以晤见土总统，并促成了1940年底中国与土耳其建交。土第一任驻华公使席拔希来华时，唐柯三代表回协会同外交部等部门政要去重庆机场迎接，此后又与土公使互相拜会。这是国民外交促成国家建交的典型事例。

  唐柯三先生一生，与马松亭阿訇合作治理成达师范学校二十年，不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人材，书写了现代回族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教育文化遗产，他们之间、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负责的真诚合作事迹，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楷模形象。

  唐柯三是旧中国回族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回族上层人士抗日救国的楷模，是回族爱国爱教的典范，是新型教育的倡导者，宗教教育的革新者，实践者，回族教育的一面旗帜。

　　今天我们正处在我国历史上伊斯兰教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应当万分珍惜，百倍努力，把握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促使我国伊斯兰教事业沿着老一辈穆斯林开创的爱国爱教之路继续更好更健康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