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在广州

在今日广州老城区越秀区光塔路深处，怀圣寺的邦克声已经响了1300多年。斑驳的白塔，低矮的大门，市民每日在清真寺前来来往往，或许并不会留意，但在中国广大的穆斯林心目中，怀圣寺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与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一道，并称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创建的四大著名清真寺。

传说唐代初年，穆罕默德派遣“四大贤人”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位叫宛葛素的来到广州，成为中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怀圣寺的“伊玛目”（穆斯林做礼拜时的领拜人，又称为带拜人，众人礼拜时的领导者）。宛葛素去世后，他的墓葬所在地被后人称为先贤古墓，也成为广州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方之一。

千年光塔矗立珠江古航道边上

据广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光星介绍，目前大约有20万穆斯林生活在广东的土地上。追溯广东穆斯林的历史，还得从唐初说起。

公元7世纪，唐王朝的崛起标志着中华文明进入鼎盛时期。而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穆罕默德正在传播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商人将伊斯兰文明的种子传到四方。

两大文明曾碰撞出火花。在西域，怛罗斯之战被写入世界军事史；在广州，阿拉伯商人聚集的番坊也正在快速繁衍。富甲一方的伊斯兰商人都居住在番坊，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得以流通。

在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清真寺是中心所在。穆斯林聚居的特点是围寺而居。随着广州的穆斯林人数日趋增多，他们先是建立了便于宣礼又能导航的光塔，之后又建立了清真寺，也就是怀圣寺。

实际上，穆斯林每到一处就尽量先建立清真寺，不管有多么简陋。在一块异地文明的土壤里，怀圣寺正如其标志性的光塔一样，成为穆斯林群众的导向标，商贸的往来和文化交流借此得以展开。

怀圣寺俗称光塔寺，寺内建有一座高达35.46米的灯塔。清真寺前即为当时的珠江航道，满载货物的中外商船远望光塔就知道如何驶入广州的码头。据专家考证，怀圣寺的光塔可能为全世界最早的伊斯兰教唤礼塔之一，顶部装有金鸡信风仪，世界罕见。

每天5个不同的时刻，伊斯兰教礼拜的唤礼声就从塔顶响彻整个番坊，让忙碌的商人们停下来，获取心灵的宁静。

伊斯兰教对广州古代对外贸易的影响很大。唐代天宝年间，有记载说：“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这些船大部分都为来自哈里发帝国的穆斯林商人所有。一船船的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牛角等物品远涉重洋来到广州，而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则搭载空船返回。

是哪个富人捐建了怀圣寺呢？有人认为怀圣寺是当时生活在周围的穆斯林商人共同捐资建立的，也有学者推测，怀圣寺很可能是名振一时的蒲寿庚家族出资建立的。

在这些穆斯林富商心目中，怀圣寺的第一任“伊玛目”宛葛素阿訇是番坊里的精神导师。明代史学家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穆罕默德圣人的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8年)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这就是中国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贤人的掌故，其中来广州传教的一贤即为宛葛素。

宛葛素的故事也成为广州穆斯林民众集体记忆中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广州的回族群众习惯称宛葛素为“大人”，其位于广州先贤古墓的墓庐为“大人坟”，其忌日为“大人忌”。相传，在先贤古墓宛葛素的墓庐中诵经，回声洪亮，余音不绝，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响坟”。

唐代末期，广州的番坊已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怀圣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宋代穆斯林主要葬在广州大北门外流花桥北一带。当时随着朝廷对广州港贸易的限制，番坊逐渐稀落，蒲寿庚家族于南宋年间北迁，热闹一时的怀圣寺也开始冷清下来。

广州穆斯林将领抗清殉节

今日广州的清真寺中，除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怀圣寺和先贤古墓之外，小东营寺、濠畔寺两座清真寺以及消失了的南胜寺，也各具特色，代表着广州伊斯兰教历史的另一段故事。

元、明、清时期，广州穆斯林与军人结缘。元代穆斯林得到重用，回族地位仅次于蒙古族，高于汉族和南人。元皇室不信任汉族，让回族将士领兵冲锋陷阵，镇压广东路的民族起义。

明代成化年间，上千名回族将领士兵再次被调往广州，以应付两广少数民族起义。浴血一战，起义平定。皇帝虑及长远，要求这些回族将领士兵不再返回南京，而是留守岭南，并建立大东营、小东营、西营、竹筒营4座回营进行安置。

又是异乡来客!在军营附近，清真寺迅速建立起来，小东营寺、濠畔寺、南胜寺3座清真寺与唐代的怀圣寺比肩而立，奠定了广州穆斯林的居住格局，崇拜真主安拉的唤礼声传得更远。

与唐代不同，此时来到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已经开始穿汉服、说汉语，彻底走出番坊。在大一统国家的熏陶下，广州穆斯林家国认同感愈浓，“忠君爱国”思想也由此萌生。学者认为，这种“忠”已经上升到神学思维层次，与忠于安拉联系起来，“忠君爱国”也成为穆斯林的生活信念。

明末清初，当清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之时，坚持抗清的广州回族将领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断然拒绝弃城，并率军奋力抵抗。城破之后，三人以身殉国，家人被俘，史称“教门三忠”。在先贤古墓，至今仍有他们的墓地和牌坊。

在“教门三忠”和广大穆斯林眼里，穆斯林为正义之战而死是“舍希德”(烈士)，如果弃城而逃是对真主安拉的背叛。

今日穆斯林融入大都市

时代改变了一切，宗教亦无法脱离。近代以来，人们发现，广州城来了越来越多的云南阿訇，讲述新的教义，倡导新的仪式，也有不少人从滇边学成归来。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广州穆斯林所创办的学校、孤儿院等相继停办。经过商议，留守的穆斯林集中到郊区的白鹤洞躲避炮火，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广州穆斯林纷纷进入本地的工厂、机关工作，围寺而居的格局逐步开始改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怀圣寺重新开始了小范围的礼拜。2000年左右，以怀圣寺王官雪等为代表的一批阿訇恢复了“五番拜”仪式。

商业贸易的发展也让穆斯林的组成更加丰富起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俗称广交会）确立了广州在整个亚洲的商贸地位，广州街头和清真寺里重新涌现了大量阿拉伯商人的身影。千年流转，往日的丝绸、瓷器已经被服装、电子产品、工艺品等替代。一些穆斯林也变成了生意人或者阿拉伯语翻译，其中部分年轻的翻译还聚在白云区陈田村等地居住，形成新的穆斯林聚居区。

国内西北等地的大量穆斯林来到广东打工，清真餐馆、清真牛羊肉、皮毛贩运以及地方特产等丰富了广州的物质文化生活。穆斯林开办的“兰州牛肉拉面馆”已经成为广州食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河南、河北的穆斯林则是大的皮毛商人，等等。

凭借自己的双手，广州穆斯林有的已经成了商人和职员，有的成了公务员、教师、学者等等，过上了文明富足的生活。